新民周刊2010009期封面：有蛋糕，有尊严
有蛋糕，有尊严
温家宝总理说：分好社会财富“蛋糕”是政府的良知。
他还说：“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
我们为这样真诚、浅白而直接的表述鼓掌。
虽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古训，但对普罗大众而言，“蛋糕屑”里找不到尊严。更合理地分配收入，更有力地调控房价，更扎实地推进医改……这些都是一个好政府的当务之急。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更大的“蛋糕”只是更多尊严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有蛋糕，有尊严――这就是幸福。
风险倒逼共富
许多年以来，这是第一次，财富的分配超过财富本身，成为中国人最关心的话题。
记者/汪 伟
2010年中国“两会”召开之前，总理温家宝照例和网友进行了在线的交流，其间用他独有的语言风格表达了对现实的看法，当说到“要让老百姓生活得更有尊严”的时候，在线的网友颇多赞许之声，当他说到“一个社会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它是不公平的，这个社会也是不稳定的”，赞许的热情达到了高潮。
几天后，3月5日上午，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做2009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再次提到了收入分配的问题。“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他说，“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温家宝两谈“收入分配”，用语高度概括，没有展开，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可以有不同的观察角度，理解出来的东西可能完全不一样。如果说这件事在中国特别值得注意，那是因为，许多年以来，这是第一次，财富的分配超过财富本身，成为中国人最关心的话题。
中国的乐观年代
在过去15年中，一些改变了世界经济版图的改革，把中国从一个沉默的大国变成了世界舞台上的明星。2005年，中国的经验得到了描述和命名。曾为《时代》周刊工作的记者乔舒亚・库珀・雷默将这种模式称作“北京共识”，并阐述“北京共识”的三个主要内容：混合所有制，保护私有财产，以及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始终保持着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的控制。
“北京共识”描述的情景中，经济强劲增长为中国提供了发展的动力。2亿多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了工业部门就业，城市在扩张，中国人亟待抓住任何一个改善物质生活的机会。这种对财富和成功(这两个词开始成为同义词)的渴望，将使中国社会保持稳定。
从政府对“保八”的重视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官员和普通民众都接受了一种观点：经济增长是社会稳定的前提。只要经济保持增长，即使不能消除人们的不满情绪，也可以推迟危机到来。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自顾不暇，中国因为经济保持了增长势头，在国际间更加引人注目。危机带来的出口下降没有使中国政府放松对经济增长率的追求，而是越发巩固了“保八”的首要地位。
乐观的观察家并不在少数――甚至变得更加乐观。由于西方的衰退，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将变得更加强大。一种流行的预测认为，到2030年左右，中国GDP总量超过美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普通中国人进一步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
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上进行的大量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确有意义。90年代末期，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为后来的增长奠定了基础。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重温了10年前的经验，展开了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
这次建设的重点是高速铁路干线和三线城市的机场，重要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和快速铁路系统也得到了完善和增建。改善交通的同时，政府通过产业规划的形式，提倡产业转移。高能耗、污染程度严重和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逐渐从东部向中部的安徽、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份转移。西部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能源基地地位。
东部地区将继续城市化，容纳更多的人口，并逐渐进入一个环境治理的时期。政府会进一步通过税收、土地等政策，推动这些地区的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型，并逐步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
只是国企的盈利状况仍然不容乐观。根据全国政协发言人赵启正提供的数据，中国的国企在过去一年中的总利润下降了4.5%。尽管大多实现了程度不一的股份制，并改善了管理状况，但它们仍然是国家调控的工具，其中尤其以金融和能源行业为甚。但这没有妨碍少数超大型国企扩大市场份额，实现了更多的利润，并通过在国内和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投资，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无一例外，这些国企在中国享有垄断的特权。它们集中在能源、金融、大型设备制造等领域。政府投资和采购从两个方向巩固了它们的地位。
中国只得到了部分的承认，同时还引起了全球范围的争论，但无论如何，“北京共识”带来的乐观情绪远远要高于怀疑――尤其是在国内，乐观的情绪被这个词带上了顶峰。甚至，一个更加本土化、更富有倾向性的词――“盛世”――开始取代“北京共识”，标志着一个乐观时代已经到来。
这些情形鼓舞了看好中国的人们。两年前，北京大学教授姚洋在宁波天一阁演讲时盛赞了“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他认定，四个因素导致了这个奇迹的发生：
第一，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也即政府以社会长远利益为追求目标。第二，用财政分权的方式解决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第三，中国探索了一条新的缓步进展的新的民主化道路，避免了在民粹主义和右翼独裁之间摇摆。以上三个内容多少都取决于第四点，也即中共在意识形态和对待现实变化上的务实态度。
很多人认为，只要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党将继续保持对中国的有力控制，主导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并且维持现在的政治结构。大的趋势不会改变。
“北京共识”的前景
经济增长有它好的一面，但不是所有人将经济增长看作万能的灵药。在现实面前，乐观主义者也不一定会永远乐观下去。
接替林毅夫和周其仁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后，姚洋近年来的观点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最近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警告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人权、环境和维稳方面的――变得越来越高。政府变得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并和国有控股企业正在形成强有力的排他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通过操控政府的政策，阻碍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
经济增长显然正失去神奇的色彩，甚至不再能够平息一些民众的不满情绪，因为“越是经济增长，他们越感到穷”。姚洋解释说，政府将占到GDP50%的钱用于投资，使得居民收入减少了。
这篇新文章的标题是《“北京共识”的终结》。随着国内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国内外部平衡的出现，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在姚洋看来，已经走不下去了。
收入分配状况格外令人忧虑。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000~8000美元时，经常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停止增长，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冲突爆发。这正是今天中国所面临的现实。姚洋说，“强有力的特权利益集团和商业化的地方政府正在阻碍整个社会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的公平分配”，如果不加以纠正，将导致民众的对抗。
15年来中国财富版图的变化，能够证明这种忧虑并非空穴来风。
19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以“抓大放小”的方式退出了大多数竞争性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数以千万计的工人改变了身份。他们本来享有各种福利，包括政府承诺的养老和医疗保障，为此忍受非常低的工资。这一切都在改制中化为泡影。在买断工龄或提前退休的前提下，工人得到了很小一笔的补偿，其中很多人后来长期失业，家庭陷入贫困。相比于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个体户和幸存下来的国企(许多后来成了垄断企业)员工，制造业工人的地位迅速跌落。这深刻地改变了城市家庭的财富对比。
世纪之交的房改促成了中国城市的“再城市化”。大学扩招后，越来越多受高等教育的人在城市扎根，加上其他各层次的人力流动和资本流动的效应，房地产成了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地方财政的支柱，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有传奇色彩的财富故事。房价在此后的十年里大面积改变了城市家庭的财产状况。拥有住房的家庭――尤其是在房改中以较低价格得到房屋产权的家庭，普遍享受到了房产升值带来的财富效应，而那些购房较晚的家庭，存款迅速被急剧飞升的房价所稀释，相当于经历了一次货币贬值。
2001年底，中国加入了WTO，由此带来的外需使得出口制造业有了长足发展。私营企业主和农民工分享了这一轮出口经济的红利。尽管增长速度和幅度都低于城市居民，但大量农民通过在东南沿海的制造业中工作，改善了家庭生活。数据显示，2001年之后，中国农民家庭收入有一个缓慢但是持续的增长，显然得益于中国加入WTO后的贸易扩张。WTO红利和人口红利互相作用，中国的出口贸易达到历史性的规模。在这个背景下，2005年，中国取消了农业税。中国结束了从农业中汲取剩余价值来发展工业的时代。
但农民增收很快遇到了瓶颈。显然，农民初次进入工业部门的时候，经济收入会有非常明显的变化，但此后却几乎不增长。耶鲁大学教授黄亚生和《南方都市报》共同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从1993年到2005年，扣除通胀因素，深圳农民工的工资只增长了9.5%。还有一些调查显示，扣除通胀因素，在广东一些地方的农民工工资15年中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而同期中国GDP的平均增速是每年9%。
由于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不得用作建设和工业用途，农民被排除在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升值的收益之外。地方政府将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不过举手之劳，却立刻可以与开发商分享巨大的利益。
工资增长缓慢与土地收益外流，导致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越拉越大。现在后者是前者的3.5倍，城乡差距是全世界最高的。黄亚生的调查显示，由于不能在城市里落户，广东农民工的储蓄率要比城市居民高15%到20%。他们在消费上更加谨慎。这是导致中国家庭消费占GDP比重很小――并且越来越小――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基尼系数――用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数(0代表绝对平等，1代表绝对不平等)――已经达到0.47。这是2008年的数据，与美国相当，超过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
为这个指数做出贡献的因素，可以罗列出一大堆来：比如税负过重，比如垄断企业享受的特权，比如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联手获取高额的房地产利润……
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历史高点，但个人所得税的起点仍然非常低，并且不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结算，这打击了中产阶层对政府的信任，后果的严重程度远远不能用实际从他们手里收走的税金来衡量。垄断企业利用行政和金融上的特权，与民企进行不平等的竞争，严重压缩了后者的生存空间。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平等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让国企变得更加强大，以至于有人说，中国正经历15年来最严重的“国进民退”。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教授赵晓都认为，这是中国改革的倒退，将降低中国经济的效率，国企的体制将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源浪费。
相对于其他社会成员，一部分垄断企业员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的薪酬要高得多，并且很不透明。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4日透露，从2005年到现在，中国的行政经费每年要增加1000亿元。和个税以及房价的问题一样，这不仅实际上拉大了人们的收入差距，还让一般民众丧失对权力的信任。
对危机的试探性反应
即使是蜗居的滋味，在不同的年代，也是不同的。
总的来说，从90年代到21世纪之初那个常常听得到传奇故事的乐观年代，已经过去了。那时候的中国，人们勇于追逐财富梦想，相信通过个人奋斗可以改变命运。到了今天，在经济压力之下，许多中国人正在经历无法改变现状的沮丧情绪。
收入差距拉大加深了人们的挫败感。低收入群体觉得自己受到了高收入人群的剥夺，人们如果不能从经济增长中持续获得好处，就会失去对现行增长模式的信任。最近三年以来，中国每年发生9万多起群体事件，证实和加深了人们的危机感。
接下来要做的是应对危机。政府的第一反应是在维稳上投入更多的钱。有报道说，辽宁去年的维稳费用达到200亿，是其财政收入的15%。
在维稳上消耗太多的资源，必然要降低中国经济的效率，并进一步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当政府一再提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时候，人们的热情立刻被召唤起来了。
根据已有的经验，《政府工作报告》上的表达，有时候是对已实施方案的总结，有时候是为将要推行的政策吹风，也有可能只是表达某种寄托较为高远的政治理想。中央政府是否已经酝酿着收入分配制度上的重要调整，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作为一种假设的事实，没有任何人对这种提法表示有异议。今年“两会”期间的北京，不管是全体会议期间，还是代表委员分组讨论阶段，甚至在见缝插针的采访当中、觥筹交错的私人场合，会里会外，“收入分配”四个字都是各种谈话的重点。
人们对含蓄许诺的改革理解各异。它可以被理解成给低收入人群发红包，也可以理解成给工薪阶层“涨工资”；可以被理解成国民要求分享国企的红利，也可以被理解成监督政府的不合理开支；可以理解成工人要求工会和企业就薪酬进行谈判，也可以理解成农民要求改变土地征收模式，获得土地升值的收益；可以被理解成中产阶层减税，也可以理解成对特权人群“限薪”；可以理解成政策调整，也可以理解成制度变革；可以看作是推动消费的技术手段，也可以理解为进行政改的方法路径。
人心所向和莫衷一是，似乎都以此为甚。但这种对危机的试探性反应能够走多远，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
医改一年话得失
公立医院的改革回归公益性，是汇集了13亿人的利益。但是这个利益是分散到每个人的，和特定集团抱团所取得的巨大利益是不可比的。谁来替13亿人的利益说话？这就是公立医院改革背后最难的问题。
记者/汪 伟
医改方案是本次两会的瞩目焦点。记者专访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研究专家、国务院医改协调小组北京大学课题组负责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
改革是否可持续？
《新民周刊》：从去年4月到现在，医改方案出台一年左右时间了，各种改革措施都在推进，公立医院的改革方案最近也已提交讨论。我们看到，这个过程中，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正处在金融危机中的美国、澳大利亚等等，都在探讨改革自己的医疗制度，可见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没有一条现成的道路可以让中国去模仿。你觉得问题主要在哪里？
李玲：现代医疗技术和医疗制度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产物，现代医学虽然发展了两百年，但对人体和疾病的了解还很有限，往往忽略了人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长期进化的产物，本身有抵御疾病和康复的能力，医学要做的是促进人体自身的恢复能力。现代医学常有过度治疗的问题，人变得越来越依赖这个体系，越来越多的钱投进去，如果医疗制度安排不好，医院、药品生产和流通企业、保险公司就会变成吸金机器，最后拖垮经济。
美国是世界上医学最发达的国家，医疗费用占GDP17%，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人均用在医疗上的钱也是最多的，达到8000美元，但国民健康水平落后于英国等其他发达国家。这么昂贵的医疗成本，总要有人来承担，要么是家庭，要么是国家，要么是企业，但是谁承担就要把谁拖垮，所以奥巴马要力推医改。
美国的失业率这么高，跟医疗费用太高有关系，因为企业买不起保险。我去年在美国的时候，觉得很奇怪，一方面当时美国的失业率很高，差不多要到10.7%，政府的压力很大，但是你在机场看不到几个工作人员。企业不愿意雇人，能搬走的把厂搬到国外去了，搬不走的他就使用外包，或者广泛使用机器，这造成美国经济没有竞争力。
我们看到奥巴马医改折腾了这么大半年，最后提出的方案基本上是个非常折中的方案。美国医改有两大障碍，一个是利益集团，一个是意识形态，加上它现在的政治体制，就注定它基本上没办法改了。对于奥巴马来说，医改失败是致命一击。他挺有历史感的，医改是考虑到美国长远利益，医疗就像一个黑洞一样，把老百姓的钱、企业的钱、国家的钱，都吸进去，但它给老百姓的福利是有限的。所以他把医改放到美国国家战略高度的，想要为美国未来发展奠定基础，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美国人看病的问题。
但奥巴马奋斗了这么一阵之后，基本上是以失败告终，在参议院他遭到共和党的反对，已经无能为力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对于总统、议会、选民来说，都是短视的，它不可能考虑很长远的。医疗是个长远问题，现在不解决，会越积越大，将来会是这个国家的致命伤。通用这样的企业为什么会破产？你回头看看，通用的老总从克林顿时期就不断在国会说，政府一定要改医疗，不改企业都要拖垮了。通用去年宣布破产，金融危机不过是最后一击，它的问题已经由来已久，已经被掏空了。
相比较而言，中国有自己的优势。医改方案去年出台后，推行力度非常大。尽管还有很多的问题，但还是要看大势。基层表现非常明显，我最近去各地调研，大街小巷、到基层、到山沟沟里都能看到统一标志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所、社区医疗服务中心，过去都没有的。当然内涵，包括人员素质、服务质量，还有待改善，但就这些一下子出来，也很了不起。
现在很多偏远地方，当地最好的建筑就是卫生院，或者是卫生室，因为它很新。农民实实在在感到变化非常大，过去完全没人管，什么都没有，现在尽管报销的比例、手续都需要改善，但他们觉得这看病件事算是有盼头了，加上政府每年都在增加投入，这件事有希望会越变越好。
《新民周刊》：改革有成本，政府要投钱进去，近两年虽然有金融危机，但我们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是非常快的，已经达到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未来这种投入是可持续的吗？
李玲：投入是否可持续，要看我们现在所投的钱用得有没有效率，是不是真正给老百姓带来福利了，有没有流到别的地方去，浪费掉了。这些年我们反复提控制总费用问题，但最后出台的医改方案没有这一条。这次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终于把控制费用写进去了。费用能不能控制好，关系到医改能不能持续。
“低成本、广覆盖”的原则，中国必须持之以恒。要用最省的钱保证老百姓的健康。高成本、高技术的路，美国都走不下去，中国怎么可能走下去？
《新民周刊》：中国人口较多，在一个低水平但是广覆盖的系统里，我们可以增加人力服务，提高医疗的可及性，这是西方国家很少会考虑的一条道路。
李玲：但我们现在正在走向他们的系统。我们的教育越来越走向技术化的方向，医学教育中，我们过早学习了西方的高技术的、分科特别细、教育时间特别长的这条教育道路。上一次教改以后，所有的医学院和附属医院都归教育部管，它是培养人的单位，但是与医院和社区，即用人的单位完全脱节。医学院愿意把学生越往高里培养，因为这样经费多，但问题是卫生部门是不是需要这么多高端的人才，或者说需不需要所有人都这么高端？中国一年培养大约有50万的医学毕业生，但是50万学生中，大概只有10%的人能真正从事医学。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浪费资源，因为培养一个医学院的学生，成本是最高的，这是巨大的浪费。
一方面，我们的医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基层医院一个大学生都招不到。为什么不能给基层和地方培养一些能够才尽其用的人才？一次性教育的时段是不是一定要那么长？专业划分是不是一定要那么专？收费是不是一定要那么高？
我们的培养要分层。有些就是培养村级卫生所、县级医院的，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按大医院模式培养。这样培养出来再让他下去，就下不去了，心理落差在那里。培养的时候应该与整体的医疗服务模式相吻合。
我想，医改之所以难，就难在它涉及到各个方面的改革。
《新民周刊》：以前您算过，医改需要投入的费用是6000亿，现在费用投入的情况如何？
李玲：现在投入的费用远远超过这个，又补供方，又补需方，两个水龙头都开着，漏水的地方太多。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政府在建很多基础设施，比如乡镇卫生院、县级医院。同时投了这么多钱建各种保险，保险费用增加的非常快，温总理说，今年又要增加百分之五十，两级政府投给农村和城镇居民每人的保险费用要达到120元。同时城市增加也很快，因为大家收入增长了，中国医疗保险的筹资比例是很高的，最高的上海是14%。100块钱工资，要交14块钱做医疗保险。
国家和个人、企业投了大量的钱在保险里，但是医院的经营机制还是要挣钱，没有费用控制，你辛辛苦苦在保险投的钱，三下两下就被它挣走了。这就是我说的两个水龙头都在放，没有控制力。
《新民周刊》：这些投入达到目的了吗？
李玲：投钱是要老百姓切切实实感觉到他的负担轻了。所以一边向保险里投钱，一边要迫使医院改变它的经营机制，但是现在公立医院的改革是滞后的，还在试点，没有控制医院收费的手段。
去年这么多钱投到医疗上去了，进一步刺激了医院想去盈利的动机。过去的老百姓支付能力还有限，现在有这么一大块医保，它更赚得来劲了。所以在医疗上的投入效率不高，没有达到医改预想的目的，钱真正落到老百姓头上不够。
《新民周刊》：一直有人在担心两个问题，一是医改会因为投入跟不上丧失动力，二是医改的过程中会不断扭曲，最后解决不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只是让有些人再次从中得利。
李玲：有这两个端倪，但我对医改还是充满信心。牵扯到这么多利益的一个大调整，医改不会一蹴而就的。信息化给了中国的老百姓能够表达要求改革的意愿。医改从头就是老百姓推动的，不断在诉求于民意，政府所做的不过是顺应了民意。形势比人强，改革的动力不会消失。
至于扭曲，宿迁卖成那样，现在政府在收回，也就是几年的工夫。犯点错误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
政府要把投资和服务整合起来。不能两头分，让医院拼命从两头掏钱，既掏政府的钱，又掏老百姓的钱。财政部早先反对把钱投到医院，要投需方，说是花钱买服务，不是买人。但是你看这次公立医院改革，它不得不迫于压力，提出来社保的钱要直接补医院。为什么转变？因为公立医院去掉15%的药品加成，这笔钱财政部得补，它一算，拿不出这笔钱来，所以要把社保拉进来。趋势就是这样，最后，政府的投入、社保的钱要统起来用。在不断的操作过程中，他会发现什么是最省钱的、最有效的方法。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抗拒不了的。
公立医院向何处去？
《新民周刊》：公立医院的改革，您认为应该是什么方向？
李玲：公立医院的改革是重大的利益结构调整。你没有雷霆万钧之力是动不了的。它有纵横交错的利益，比如说药的问题。取消加成的方向是对的，但是这个加成只有15%，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从生产到流通到医院再到消费者手上，这一条产业链你还没有能打断。现在医院这个15%没有了，医生呢？他可能继续开大药方给你，因为他的灰色收入仍然存在。
这条利益链为什么存在？就是我们药厂出厂价与药到医院后的价格，差距太大，虚高成分太多，腐败的空间太大。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方案在最初不是这样设计的。原来设计的是定点生产，集中配送，强制使用。把中间流程彻底拿掉，现在改成了以省为单位的招投标。发改委定的价与出厂价相差甚远。
我一贯的观点是给药定价很难，因为药的价和它的量联系在一起，产量越高，成本越低，有规模效应，所以要集中生产，降低成本保证供应和质量。
这一行的利益链是很长的，我们医改方案为什么会在中间征求意见的时候完全变了形？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原来不是这样的。从前年的十月征求意见到去年四月份出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动，没有谁来交代一下？
我们现在没有防范利益集团的机制。公立医院的改革回归公益性，是汇集了13亿人的利益。但是这个利益是分散到每个人的，和特定集团抱团所取得的巨大利益是不可比的。谁来替13亿人的利益说话？这就是公立医院改革背后最难的问题。这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存在于各个领域，医疗领域更尖锐。
《新民周刊》：据我所知，很多大城市里的三甲医院欠银行的钱都是数以亿计，为什么会这样？
李玲：很早我就提出，医疗市场的竞争，就是医疗设备的竞争(medical arms race)，就像军备竞赛，你可以把它换成医备竞赛。我们这种没有转诊机制、保险没有约束性的情况下，患者肯定是往好医院走。什么是好医院？好的设备、好的医生、高楼大厦。
没有哪个国家的医院能在这么短短十年不到的时间内如此突飞猛进。我们现在三甲医院设备的装置以及硬件的条件，绝对赶英超美，走在世界一流。所以它们负债是 我们医院的发展超过了社会的承担能力。
接下来的问题是要遏制大医院扩张的冲动。大医院走的就是高成本、高技术的路。你现在到医院看病，医生其实不问你什么，一切先检查再说，我不觉得这是中国可以走的一条路。一些常见病，望闻问切就完了，感冒了，问一下什么情况，可能不需要吃药就可以回去了。现在不由分说，通通一通检查。中国老百姓在抱怨看病贵，这个抱怨很大成分不是它真实的费用到底多贵，关键是贵的不合理。一个感冒没有几百块钱下不来，老百姓不是傻子，过去不需要这么多钱，现在凭什么要给我吃这么多药，做这么多检查？
人们的直觉很对，你给我的这套治疗体系不正常，贵的不是地方。中国病人支撑了大医院的高速发展。
《新民周刊》：回到农村基层，你刚才说到，“新农合”给中国农村带来非常实在的影响，但它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又被医院的盈利冲动抵销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李玲：效用不能说完全抵销，但的确削弱了。医疗服务机构一定要改革。政府一手拿着新农合筹上来的钱，一手必须抓住医院，控制医疗费用，承担维护百姓健康的责任。医院改革回归公益性，就是不能把医院变成在市场上挣钱的主体。一旦变成市场主体，医院就是脱缰的马，控制不了它。它必须是维护百姓健康的一个机构。
宁夏模式值得推广：一块钱看30种病。宁夏将政府投在公共卫生方面的钱、新农合的钱还有其它跟卫生相关的钱，综合起来用，主要用来支付乡镇和村级医生的工资。每次看病，病人只付一块钱，用74种药。宁夏做药品改革是最早的，药很便宜。老百姓感觉看病负担很小，医生也得利。以前医生为了挣钱拼命打吊针，现在宁夏在村一级不允许打吊针，而且医生也不会去打，不用靠此挣钱了。这个是非常好的。中国就是医生过度滥打吊针，这个吊针里激素、抗生素，什么都有，没病都给治出病来。
《新民周刊》：这种模式技术上、医学上评估怎么样？会不会造成治疗不足？
李玲：这种模式还没有来得及全面评估。它实行了一年左右的时间，现在可能面临夭折的危险。过去新农合的钱是在卫生部门管，现在要把这个钱并到社保中来，钱分了家，用法不一样。卫生部门可以将钱打包，走社保就是报销了。报销会刺激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
大量的病是常见病多发病，宁夏模式针对常见多发的疾病应该是能保障病有所医。
《新民周刊》：但即便是三甲医院里，医生也在抱怨收入低。
李玲：你以前写过《医改，医生为什么沉默》，这篇文章提得很好，医改应该听取医生的意见，但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医生是有不同的层级的。医改应该听取哪些医生的意见？
医生这个职业非常特殊，不能把它混同于一般服务业。现在对医生的激励和对饭店的服务员的激励，机制是一样的。这是不对的。所以，医改的另一个关键是医生的激励机制要对。
医学发展到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人体很复杂，他们能解决的问题是很有限的，你去求医问诊，在某种程度上，你是寻找一种慰藉。医生对病人应该是医者父母心，仁心仁术，是一种对人的关怀，你关怀病人，而不是冷冰冰的开条，检查完了，对着结果判定病人的生死。
病人对医院很大的不满是，他作为一个弱者去求医问诊，他没有得到他所要的东西。当病人生命有危险的时候，他是不惜代价的。但他没有从医生那里得到对抗疾病的信心和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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