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上的粟裕与林彪，可谓一时瑜亮，常常令人有“千载谁堪伯仲间”之感。两人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不是一母所生的孪生兄弟，却也几乎就是对方的影子。
他们都生于1907年，只有月份的细微差别。
一个生于洞庭湖以南，是“无湘不成军”的“南蛮”;一个生于洞庭湖以北，是“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楚才”。他们的老家，隔八百里洞庭遥遥相望，两千年前就是一家，都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楚国。
他们都不够“帅”，个头也不高，“状若妇人女子”，与汉代貌不惊人的张良有得一比。久闻其名不见其人的老部下见到他们，几乎都会彻底摧毁早先高大威猛的想象，放下几许敬畏之心。
他们不只面相文弱，而且多半时间里也都病歪歪的。
林彪曾偶然雅兴，战后穿着缴获的日军军服遛马，被阎锡山的小兵蛋子当做日寇误伤，留下了一辈子的后遗症，怕风、怕光、怕声音。头疼的时候，头直晃，只好用一条小毛巾捂着头使劲揉。
粟裕更是负伤六次，两次伤在头部(三块弹片终身留在头颅内)。头疼的时候，头发都不能碰，也不能摸。他的脸总是异常通红，经常说脑袋发胀。后来还不能左右环视，吃饭时，要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直线上。
他俩的怪病还都曾差点耽误毛泽东的军国大事。1950年9月3日，国难思良将之际，毛泽东不无遗憾地电告急盼东北边防军统帅尽快到位的高岗：“林粟均有病……暂时均不能来。” ①
国内战争创造了最好战绩，蒋介石的五大主力各自“包干”了两个的林彪、粟裕，“卧龙凤雏左右得一”，随便哪一个不病，毛泽东的心就不用那么提到嗓子眼上。可他们偏偏都上不了朝鲜战场，毛泽东只好让他们先后前往苏联治病，另请老将彭德怀出马。
他俩早年都加入叶挺的“铁军”，参加了南昌起义，一个是连长，一个是班长。因为级别低，都没做成人民军队的创建者。朱德带他们走上井冈山，一同吃红米饭，喝南瓜汤。他们也一起跟着朱德，在井冈山弯弯绕绕的小路上，用扁担一次又一次挑粮食。
后来，他俩奔赴抗日战场，奇兵设伏，痛击日寇。虽然斩获均有限，却各自为中共仅有的两支军队来了个漂亮的开门红，振奋了中国人抗敌的决心。
一个“平型关大捷”，为主力红军改编的八路军露了脸，威名天下扬。名义上的最高统帅蒋介石不得不发来贺电：“有日(9月25日)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指挥得宜。捷报南来，良深嘉慰。”
一个打了韦岗处女战，大长南方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志气，威震大江南北。蒋委员长又只好字斟句酌，驰电嘉奖：“所属粟部，袭击卫(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
再后来，他俩一南一北砥柱中流，横扫千军如卷席，都是毛泽东最倚重的爱将，掌管两支最大的野战军。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想到他们。
他俩也都让毛泽东打破了不迎送党内访客的“潜规则”，乐颠颠地亲自迎出门外，给足了面子。
蒋介石也将曾亲自嘉奖过的他俩看成劲敌，却又徒唤奈何，无计可施。他说关内的粟裕“诡计最多，肃清最困难”;关外的林彪则是“战争魔鬼”。
真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他们俩，毛泽东的觉自然睡得安稳踏实多了;而没有他们，蒋介石的头上大概也会少不少白发。他们两人职务虽有差异，却其实都主要只管打仗。
一个虽然是东北局书记、野战军司令员，却对与军事无关的大小之事，一概不予过问，被老搭档罗荣桓称为“林总的重点主义”;一个虽然只是野战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却被毛泽东明令负责战役指挥，掌管全军征战事宜，被老搭档陈毅称为“华东军事主要靠他”。
他们还都吃过“豹子胆”，敢于直犯“龙颜”，向毛泽东“斗胆”进谏，甚至和他老人家来来回回“掰手腕”。
林彪情急之时，会说：“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①
粟裕虽不这么直白“无礼”，但也一身“牛”脾气，“犟”得很。毛泽东屡次三番叫他过江南下，他情知不妥，便一而再，再而三的“斗胆直陈”，不到黄河心不死。
毛泽东虽然起初颇为恼火，说：“林彪不南下，粟裕不过江，我们这个大戏难唱喽!”但他最后还是听了他们的话，成就了他们的美名，也成就了自己的美名。
他们的爱好也是一个模子。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下棋，不跳舞，没半点世人最津津乐道、喋喋不休的“儒将风度”;又都沉静好思，不喜欢抛头露面，夸夸其谈。每天的必修课就是看地图，一坐一站就是老半天，动作神情都像一母所生的双胞胎。
粟裕的特型演员谢伟才，为拍摄影片《淮海战役》，登门造访他的夫人楚青，“打探”粟裕生前的“特殊动作”，以便让观众过目不忘。
楚青说没有。一位秘书说，粟司令员有时候把椅子倒过来骑坐，双手趴在椅背上。
这当然是开国将帅群里一个极为难得的“特殊动作”，但影片《辽沈战役》拍摄在先，早把它用在林彪身上了。虽然粟裕实有其事，但艺术上雷同却不可取，谢伟才只好忍痛放弃，嗟叹不已。
林彪与粟裕，尽管像复制或者克隆出来的人，军事上的他们，却从不忌恨争宠，有些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惺惺相惜。
终林彪一生，只与粟裕及老部下陶铸两个人谈得来，尤其和粟裕谈军事时，话匣子就如同拧开的自来水龙头，滔滔不绝，欲罢不能。
吴法宪回忆说：“林彪这个人自视甚高，但他非常看重粟裕，很重视粟裕的意见和建议。”②林彪之女林立衡也回忆说，林彪在高级别的军事干部中，与粟裕来往最多。
他们的相识，应该是大庾整编的1927年10月，朱德将南昌起义余部编为七个步兵连，林彪、粟裕都是连级干部，一个是连长，一个是连指导员。
不过，粟裕是才连跳两级上来的新手，到底有些稚嫩。林彪则是“老”资格的连长了，而且他还有两个过硬的条件，一是怀里揣了张黄埔军校文凭;二是有两位中共党内资历不浅，比他大十岁的“老革命”堂兄：林育英与林育南(林彪原名林育蓉)。他能顺利进入黄埔军校，就是这两位老兄引导、支持的结果。
林育英更是了不起的人中龙凤，后来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回国，解决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之争，“腰斩”了张国焘的最高领袖梦，迫使他取消了“第二中央”，不得不带部队北上，与毛泽东再度会师握手。
毛泽东对林育英的感念是不言而喻的，不仅任命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即后来邓小平接替的职务)，而且在林育英病故后，他与朱德等人一起亲自为他抬柩送葬，还极为罕见地亲笔题写了墓碑之名。林彪有这些得天独厚的外因，再加上自己“九头鸟”的因素，能比粟裕早一步脱颖而出，少年得志，“官”运亨通，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时候，既然都是连级干部，才二十来岁的青年人，难免有与战友比拼战功的心思。林彪总随身带着一个神秘的小本子，常常独自写写画画。聂荣臻回忆说，他曾看到本子上尽是历次战斗歼敌和缴获的数字。
多年后，林彪对自己与粟裕的这一段经历还记忆犹新，也很服气。他回忆说：“南昌起义之后，从南征路上开始，及至井冈山时期，就数我们两个打得好。” ①
但林彪很快就从小小连长“高升”而去，营长、团长、纵队司令员、军长、军团长，一路高歌猛进，成了毛泽东的第一干将，也成为粟裕的上级。
这除了上述外因，还有两个内因，也都与他“九头鸟”的精明强干有关。
一个是他的确肯动脑，会打仗。
但井冈山上会打仗的人不能说少，正如天下从来不缺千里马，只是缺少相马的伯乐一样，别的将领就没有林彪这么幸运，有一个接一个的上好平台展示自己。
这就牵涉到他的第二个内因：会来事。
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林彪，是在1928年5月。当时，红四军在井冈山的茨坪开会，军政首脑济济一堂。
林彪主动在会上发言，慷慨激昂地说：“敌人来进攻，红军集中打敌人;敌人打走了，消灭了，红军就分散做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赤卫队，建立苏维埃。”
这几乎都是毛泽东常说的话，也是他秋收起义后不断思索的建军经验。见这个年轻干部领会得这么透彻，毛泽东很兴奋，忙问身边的陈毅，这是哪个?
陈毅告诉说，这是二十八团一营营长林彪，树林子里三只虎。
毛泽东对这只“虎”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不久就了解到了林彪的黄埔军校以及他竟然是自己旧相识林育英、林育南堂弟的背景。
三个月后，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马失前蹄，不幸殉职。毛泽东就提议林彪继任团长，使其成为仅有的四个团之一又是绝对主力团的一把手。
林彪由此跳过“资历”的束缚，步入红军高级将领的行列，按实际作用来说，军中也就只有毛泽东、朱德在他之上了。
此前，毛泽东就有过林彪担任这一职务的提议，因为朱德的反对，认为二十八团是主力团，团长必须是得力的人，最后只好折衷，由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兼任。如今终于得以“天遂人愿”，心想事成。
毛泽东没有看走眼。
八个月后的红四军七大前后，他与朱德、刘安恭等人围绕建军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甚至赌气提出请辞前委书记。
林彪表现了异乎寻常的主动。
他不但在多次会上言辞激烈，明确支持毛泽东，还给毛泽东写信，说朱德“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①。
他甚至找到毛泽东，当面恳切地说：“你今天提出的你个人要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 ②。
可以想见，毛泽东这个上井冈山不到两年，尚未确立绝对权威，对全国其他地区而言，“红太阳”也还未曾冉冉升起的人，耳闻目睹林彪这一番真情对白，是怎样的深深感动。
更令他难忘的是，随之而来的红四军七大上，他的请辞之举竟然一谶成真。不过，是大家选举之后的落选。黯然离别之际，林彪不但上门安慰，还凑了二百块大洋送给“山穷水尽”的他(但他没有接受这金灿灿的光洋)。毛泽东后来多次说：“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①
他十分感慨地提起林彪：“那时，林彪同志和我一道，赞成我。他在朱德领导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秋收起义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 ②
有这份感慨，要林彪的仕途不畅达也难。
一年后，林彪就接替升为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朱德，成为红四军军长。从此，他跟着朱德的脚印，开始亦步亦趋的升迁之路：
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他就接替为红一军团长;朱德成为不再兼职红一方面军的全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他就接替为一一五师师长(也就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
当然，林彪也越发争气，没令毛泽东失望。他打了不少荡气回肠的漂亮仗，成为红军里除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之外的赫赫名将。
粟裕也参加了红四军七大的全过程，亲眼目睹了毛泽东的窘境，却显得木讷多了，也就只好继续等待被毛泽东发现的眼睛。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又碰到王明这个“克星”，再度“下岗”。
这次比前一次更惨，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 ③
这个门可罗雀的情形不假，但也有些夸张。林彪尽管前线战事吃紧，还是在1934年9月长征前夕，与搭档聂荣臻一起“担着天大的干系”，到梅坑云石山的住所看望了他。
林彪的分量自然又增加了一份。
这只“九头鸟”，的确是一个善于把握机会的人。这些或许是他人生经验的意外收获，并非早年的他刻意的追求。
但尝到甜头的他，后来逐渐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崇尚起“勿讲真理而重迎合”④来，成为了军事以外的“政治林彪”。
他的仕途也开始超过朱德，成为再也无法超越，仅次于毛泽东之下的副统帅与接班人。
林彪担任红四军军长的时候，粟裕曾做过他的参谋长，同在一个司令部共事，虽然时间很短，但一个锅里吃饭的情谊，无疑为后来的惺惺相惜打下了基础。
抗战期间，林彪一一五师师长的“交椅”还没坐热，打了平型关、广阳两仗之后，就因一次误伤离开了前线。
大概伏击的是日军的辎重部队，自己损失又大，他似乎并不以平型关之战为荣，说“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①。将主要的责任推给了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反过来，如果这一战役的确有“惊天动地”之功，似乎也只能是任弼时领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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