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场制度性的灰色

　　都说中国人喜欢亮色，大红、大黄。但是，在官场上，人们真正喜欢的颜色是灰色。以收入而论，如果说正当的工资奖金是白的，贪污受贿是黑的，介于两者之间的收入，则是灰色的。当今之世，恪守本分，守着自己那点工资奖金的官员固然凤毛麟角，但真正意义上的贪污受贿者，也未必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多。更多的人，实际上是进了灰色地带。这个地带，亮在太阳底下，话是不好说的，但实际上大家都在里面，司空见惯。很多官员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其实就是来自灰色。比如官做到一定级别，逢年过节，就会有下属单位给你送礼，不是求你做什么事，更不是为了买官。绝对是单纯的礼尚往来———他礼来你无需往。无论谁坐在这个位置上，下面都这样送。这几乎成了一种雷打不动的规矩，但是，如果你不坐在这个位置上，一分钱也没有人给你。这样的礼，专门是为某个官位预备的。这样的礼，不存在交易，算不算贪污受贿呢？还真不好说。

　　在古代，官员的灰色收入，往往是被默许的。明清两代实行官员低俸制，七品知县，一年的俸禄，才40两银子，一家人如果吃糠咽菜，倒也够了。可是有哪个官员心甘情愿过这样的日子呢？有倒是有，可惜太少了。让代表国家的官员过这样的日子，作为王朝政府而言，也不大人道。所以，朝廷往往默许官员为自己捞灰色收入。一县之长的知县，亲民之官，弄钱的机会多。亲理诉讼可以弄钱，征收钱粮更有机会。到了清朝雍正之后，征收的耗羡归公了，知县另发大笔的养廉银，但如果知县依然想灰色，也一样有机会。因为耗羡归公，只是一个平均的额度，在这个额度之外多加一点，也不是不可能。连最穷的各县的训导、教谕，也被默许私下弄点外快。每逢新科秀才发榜，按惯例都得给这些教官一点银子，尽管他们对秀才们考上考不上，没有任何关系。每年春秋两祭孔庙，他们也可以揩一点油。在那种低俸制的情况下，人们之所以乐于当官，只有稀少到白乌鸦那样的人，才会抱着修齐治平的心态来的。大家竞逐官位，如果单从钱财上看，似乎就是冲着那灰色收入而奋斗。因为，大小是个官，灰色收入的部分，都大大超过白色部分。正常的官俸，往往成了一种象征。

　　古代的中国，官员不多，明清两代尤其如此。一个县，正印官只有一个，杂佐官基本没有。虽然书吏加上衙役，“机关工作人员”也不少，但这些人都不算正式官员。所以，朝廷完全可以高薪养廉，多给官员一点俸禄。但是，朝廷偏不，即使清朝雍正之后发养廉银，也是一种补贴，不是正俸。低俸，保证不了官员过一个优裕而有尊严的生活需要，同时，朝廷也无法通过道德教化，让官员甘愿自我牺牲。更重要的是，朝廷还得需要官员为维持统治而卖命——— 国家机器的运转，全要靠行政体系，靠官员自身的努力。所以，低俸制的结果，就是默许官员进入灰色地带，用灰色收入，让自己过得舒服。人们竞逐官位，朝廷控制官位的授予废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着灰色进行的。做官，就意味着可以有捞取灰色收入的某种特权。

　　显然，存在着这样广阔的灰色地带，官僚制的现代化，是无法完成的。一方面，官员的行为不好规范，另一方面，官员的收入也不好规范。古代没有官员财产申报的问题，但作为现代国家，官员财产申报，是一个注定无法绕得过去的关口。不通过这个关口，不仅民众不允许，越拖，民怨越沸腾，官僚制的制度化也难以实现，我们的行政体系，则一直会有一只脚，留在中世纪。

　　当然，官场灰色地带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牵扯官僚制的根本改革。中国的官僚制，必须走出官本位的陷阱，把更多的职能让给社会，管的少一点，人就少一点，人头财政的现象就会减轻。更重要的是要确实建立监督机制，不能像现在这样，存在世界上最多的监督机构，却在监督上最为无效。只需激活人民代表的监督，以及媒体监督，让媒体网络以及每个人的眼睛都成为纪委，那么，官员的违法违规牟利，是可以被遏制的。这样的话，官员的高薪养廉，也就可以提上议程。省得人们担忧，在提高官员白色收入之后，却依旧灰色如故。（作者：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