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江青坐下，慢吞吞地对着维特克：“我讲的战争故事，不是非常有趣吗？你不愿意听？这就是我的事呀。西北战场的战争，就是我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呀。”
本文摘自摘自《外交风云亲历记》增订版 作者：张颖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饭后，大家又回到客厅。我悄悄走到江青身旁说：“刚才维特克女士向我表示，她听不懂战争，希望你能讲点别的，有关你自己的事。”
江青坐下，慢吞吞地对着维特克：“我讲的战争故事，不是非常有趣吗？你不愿意听？这就是我的事呀。西北战场的战争，就是我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呀。”
维特克：“江青夫人，我非常有兴趣，只要是关于你的一切，我非常愿意听，听不懂，我可以学，是不是？这是你刚才对我讲过的……”
江青：“这就对了。（指图）这个图是毛主席的行动路线图，当时中央和野战军不在一起。那是1947年，斗争很尖锐，斗争从1946年开始，到《双十协定》撕毁后斗争更激烈了。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我们主动撤离一些城市，留给敌人，这样敌人背上包袱，而我们的主力就有了主动权。我们集中主力，敌人不得不分散力量。我们尽可能在内线作战，也就是说在我根据地作战，诱敌深入，然后指挥敌人到一个地方，搞个口袋叫它钻进去。现在谈起来很容易，但当时转这个弯很不容易。那时撤离张家口不容易，撤出延安也不容易。很多人不愿意，这些人都是好人不是坏人，当然也有坏人的捣乱。中央那时决定要撤到后方去，那个决定是在王家坪作的。有些好心同志动员我去向主席讲讲，留在这里多危险呀，我也很傻瓜，就去说了。毛主席说，你是胆小鬼，你就走。我很冤枉，这不是我的意思，我是坚持留下来的惟一的女同志。我认为在艰苦的战争年月，应该有人照顾他，应该与他同甘苦共患难。开始毛主席和我带着李讷行军，李讷与你同岁，带孩子行军以示坦然。李讷当时六岁，白天还好，夜里行军孩子睡了，就不好办了。软了，甚至几个人都没办法对付她，更甭说一个人了。后来我就求毛主席，带着孩子不行，后来就让她与邓颖超同志一起过黄河，所以李讷一直叫她邓妈妈。我事先做好工作，她答应过河，但过去后，睡醒一觉，哭起来要回来。我就跟你讲这么多。
“撤退以前，敌人对我们进行所谓战略轰炸，动员约50架飞机，都是美国的B24、P52，都是轰炸机。我们一个人都没死，我的孩子还在防空洞里唱歌。直到炮火已能看见了，所有人才都走了。当时敌人两个拳头进攻，一个兵团叫刘戡，有七八个师，另一个兵团叫董钊。两个拳头都向着延安。在宝塔山上，天已经黑了，我们能看到炮火，敌人距延安只有15华里。我们从飞机场穿过，还唱着军歌，你感到枯燥吗？刘戡是二十九兵团的，董钊是一兵团的，后来这两个人都被我们打死了。毛主席那时有一辆吉普，第一天宿营，汽车伪装不好，车被子弹打穿，从此丢了汽车。在那个地方搞伪装很困难，敌人的飞机俯冲，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没搞防御工事，他们往下看到有东西就轰炸，连续丢了3个这么大的炸弹（用手作比）。一个是穿甲弹，一个是爆破弹，一个是燃烧弹，都是美国人送的。我才不怕飞机呢，躺下就行了。扫射没有掩体，危险。敌机轰炸很厉害，一次孩子找不到了，不知道哪儿去了。轰炸过去后，发现李讷好好地在老百姓家里玩呢。李讷与李敏的名字是对着的，‘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
维特克：“好名字，个性是否符合？”
江青：“不完全，李讷像你一样是学历史的。在学校是全五分的优等生，越学越蠢，所以我把她赶到乡下去，后来到军队造反去了，叫她做了军报负责人。她说不愿当阿朱别依，又造反，到乡下去。林彪集团迫害她，差点没把她绑架走，绑走了另一个像李讷一样戴眼镜的。李敏也是造反派。对李敏我尽量避嫌，她是‘九一六’的头头，国防科委的。去年到青岛我见了她，又是罪名，罪上加罪了，我只好都不见。”
维特克：“为什么叫犯罪，什么罪？”
江青：“他们说她告了王秉璋的状。王秉璋是林彪的干将。其实她没告谁的状，她讲了聂荣臻的事，我说聂荣臻同志是保护对象，是爸爸保护的人，我们都要保护。但她回去后，大家都说她告了王秉璋的状。李讷去军报时，说李讷夺了他的权，因为军报是他们的一个重要阵地。”
维特克：“他们是谁？”
江青：“他们是指林彪一伙。总之这两个孩子跟随父母干革命。我说男孩子更好。我的女孩子吃醋，说我偏心，重男轻女。家里事谈多了没意思，还是谈西北战场吧。”
“敌人在西北战场是23万人，我们的军队是2.5万人，包括两个纵队，八个野战军旅。纵队司令一个叫王震，一个叫张宗逊，都是一野的，一野的司令员是彭德怀。我们撤离是主动的，有计划的。每天夜行军，很冷，冰有一尺多厚。我们是在1947年3月18日下午6点开始行军的，每天有记录。19日我们住在刘家庄，吉普车中弹。3月21日到高家涧，每天夜行军，毛主席在这里组织青化砭战役。这时毛主席决定把中央分为前委、工委、后委。前委为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同志和陆定一（陆定一不是好人）；工委负责人是刘少奇，他是个坏人，你已知道了；后委负责人是叶剑英同志。那时周恩来同志也过了黄河去安排这些机关。毛主席向西跟敌人周旋。每天夜行军，我们与敌人隔一山，叫隔山行军。中央机关代号‘三支队’，我是中央直属大队的政治协理员。中央机关有4个大队。每天夜行军，十几岁的青年特别想睡觉，甚至站着都能睡着。我有匹马，小通讯员拉着马尾巴走走就睡着了。每到晚上3点就想睡，条件反射，一到3点就支持不住了。把所有革命歌曲都唱了，不让自己睡着，以免跌下马来。因为我要下了马就成了别的同志的包袱了，所以一直坚持在马上。我有高酸胃炎，行军中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山，变成了低酸胃炎。这里要提一个人，应该纪念她，就是斯特朗。斯特朗要求与我们一起行军，由于她年纪太大，就劝阻她。全国解放后她又回来了，这说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没有间断过的。
“3月31日到邱家坪。每小时行军有10分钟休息。休息时我看见警卫战士不仅戴国民党的帽子，还戴国民党帽徽，我非常生气，说‘摘下来’。我从来没有戴过国民党的军帽，毛主席也没有戴过，我只是戴八角帽。为戴这八角帽子还大吵了一次。有一次我戴了好几天了，别人强迫我摘下，我非常生气。在延安党校别人要我取下了，我大哭了一场，后来只好组织上服从。我不明白为什么国共一合作就不能戴八角帽。”
维特克：“为什么他们要你摘下这种帽子？”
江青：“因为党内有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说既然国共合作了，就应该戴国民党的帽徽。他们没想到我们是共产党员，八路军、新四军不同。当时党校校长不是康生同志，而可能是罗迈，就是李维汉，他不是好人。咱们接着谈帽徽的事。我让摘下国民党帽徽战士们说他们不敢。我说国共都打起来了，内战已经爆发了，你们还不敢？我负责。大家把国民党的帽徽摘了，生气地扔了。但行军中找不到红星来代替。那时警卫部队属于正规军，中央警卫部队不到两个排。
“这以后都是和敌人隔山行军。严寒，非常冷，我们向三边走，中间休息10分钟，战士们都得踏步。我穿皮衣、皮裤、皮大衣都冷得发抖。做饭的同志拿小瓶酒给大家每人喝一口，我一喝浑身都热起来了，但不久又冷了。每天傍晚行军，拂晓宿营。
“4月5日到达青羊岔，接近三边了，这是古战场。三边有三宝：咸盐、皮子、甜甘草。
“4月9日开会，毛主席向全党发出通知，即《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指出蒋介石占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业已异常深刻化。
“《通知》号召全党全军坚决以战斗精神保卫和扩大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这时毛主席改名李得胜，周恩来总理改名胡必成，就是一定要胜利，一定要成功。中央机关改为‘九支队’，还是4个大队，中央后大队是其中之一，我是这个大队的政治协理员。
“4月12日到王家湾，距敌人只有20华里。在这里我们住了将近两个月，直到6月7日。几个人挤着住两个窑洞，我和毛主席住里面，总理、任弼时同志和陆定一住外间。他们一开会，我就到驴棚里。有好多虱子，别人都知道怎么抓，但我不知道。我更多时间是在做群众工作和找别的工人做，所以长虱子。那张照片说明毛主席怎么接近群众，我们住在老百姓家里。在王家湾时，我又瘦又黄，肩上老肿，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做群众工作回来，毛主席说，啊呀，不得了。警卫员把炕沿揭开，发现好多臭虫，臭虫把我咬肿了，吸了好多血，后来我们把它的大本营消灭了，但不可能全消灭，因为那个地方不久又有了。当时在中央有斗争，即陆定一老要到河东去，任弼时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同意他，但任弼时同志是个好同志。他们一直吵架，我不知道为什么。毛主席总对我生气，我不知道怎么好，但我感到气不是对我发的，逐渐也就习惯了。在王家湾开始组织几个战役。羊马河战役全歼敌整编135师，俘虏旅长以下4000余人。5月4日蟠龙大战，全歼敌整编167师欠一个团，俘敌正副师长以下6700余人，是胡宗南的嫡系，缴获白面1.2万多袋，军衣4万多套。这时毛泽东主席曾派周恩来同志，当时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代理总参谋长，到蟠龙祝捷。在王家湾毛主席写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指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包围之中，蒋介石政府的强大，只是暂时表面，其进攻是能够打败的。中央直属支队从一开始行军就有两派，一派坚持相信毛主席的指示，一派认为敌人力量强大。我是这一派的头，那一派认为国民党地大物博，人数众多，又有帝国主义帮助；我们地区很小，尽在山沟里转。我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强调改造世界，也就是说我们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样的东西，不论是棉花还是铁，是钢还是别的东西，在不同的人手里效果不同。蒋介石的军队打仗没有目的，他们只是国民党的炮灰。他们虽然东西多，但到头来还得送给我们，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虽然我们人口少，但一个顶一个，有时一个顶十个，所以我们必胜。当时两派辩论非常激烈，在中央直属大队里，大家还是瞧不起我，这个斗争一直到河东。
“6月7日到小河，这时敌人向我们运动了，我们住了很长时间。那天下雨，主席不进窑洞，看到每个战士都宿营以后他才进，也没有雨衣，只有我有件雨衣。6月8日这晚的行军可以描写一下。从小河向田茨湾走，都是山，下大雨，走了一整夜，脚下几十里，实际只有几里，因向导迷了路。国民党军队胆怯，他们宿营在山上点篝火。我不想给主席和他的警卫员增加负担，故意落在后头，在马上不下来。因为我下来就给别的同志增加负担。很多同志说山这么陡，多危险，同志们把我拉下来。我们怎么行军呢，我们手拉着手，排成一行，因为什么也看不见，又是风又是雨。扑通，我的头碰到一个同志背上。扑通，另一个同志的头碰在我的背上。连说话也得小声，因为敌人离我们非常近。天还不亮，雨小了点，前面传口令说毛主席找我，在山边等我。行军以前我求毛主席同意了穿我的雨衣。我穿一件斗篷，是战利品，是日本大衣，可当雨衣穿。我告诉毛主席，这可以当雨衣，你就穿我的雨衣吧，你一定要穿，否则要感冒的，我怕他感冒，他同意了，那天穿上了我的雨衣，这是我的胜利。在山边见到毛主席。当时我身上有个搪瓷缸子，拴在皮带上，一个战士有个热水瓶，倒水给主席喝，给我喝，再给警卫战士喝，都在一个杯子里。天亮了，我们找破窑洞休息。我们人很少，周恩来同志笑着问我怕不怕？我说这算什么，有200多人，还有枪，我在白区工作都是单独一人，有什么怕。9日黄昏到田茨湾，这里住了一周，敌人退却了，不敢再接近我们。6月16日我们又回到小河。敌人到了王家湾、小河就不敢前进了，刘戡住在我们住过的窑洞里。”
维特克：“你们为什么又回到小河？”
江青：“因为敌人已撤退了，我们要去坚守，我们去慰问王家湾的群众，帮助他们坚壁清野，帮他们撤退。还是有些老百姓给国民党抓去了。王家湾的老百姓到小河去要我们回王家湾去，他们哭着说待我们不好。我们说怎么不好，他们说没让我们吃白面。白面是陕北最好的饭了。行军前王家湾附近的老百姓来到我们窑洞里，都要跟着我们走，其实我们已安排政治部负责这项工作了。他们一定要跟我们走，因为当时很恐慌。有个还乡团的老头，儿子在榆林，见了敌机就鞠躬，他藏了很多粮食，后来老百姓给他捆上带走了。谁想到他藏了这么多粮食，过去谁也不知道他这么反动。”
维特克：“窑洞是给你们准备好的，还是房主让给你们住，部队走后房主再回来？”
江青：“他们给我们腾出来的，因为已经土改了，农民分得土地和窑洞。我们住在一个贫农家里，他有三孔窑洞。这家夫妇有两个孩子，他们自己用一个窑洞，给我们两个，我们每人一块床板。我们采取了下面的措施，我们一部分向东（佯动）把敌人往东引，并有中央警卫队派出小分队到安塞打游击，这是敌人心脏。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游击队。有个后家沟，我去过。当时我们要分散，必须找住处，所以我去了，地形很有利。一个人俘虏了七个敌兵，这一定是真的。我见过这是真事，报纸登过。山沟里有个地方像地道，两个山连在一起。一个民兵干部，看到山沟里有七个敌人，都带着枪，正赶着老百姓的牛羊，他看到敌人抢老百姓的东西很生气。他很勇敢，喊缴枪不杀，然后又轻轻跳到沟的那边变个声调，喊缴枪不杀，敌人吓破了胆，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就举手投降了。一个人俘了七个人七支枪，还缴获了许多东西。这是一个典型的故事，可写小说。敌人很多得了关节炎，因为他们不敢睡窑洞，睡山顶上。我们一直睡窑洞，游击队也住窑洞，谁愿睡山上。
“群众不向着他们，为我们保密。他们分析我们这个军队有几多：短枪多、马多、手电多、皮袄多，此外还有个女的。他们分析了一阵后，看到毛主席：啊，这是主席。为替我们保密，他们从那时起就称毛主席为‘他’。所以毛主席的代号是他。不管你怎么说，他们不说话，就说他。群众就这样替我们保密。他们见了我什么也不问，如果谁问‘他’是谁，他们都不说。敌人打瞎子仗，因为群众不在他们一边。而我们对什么事都很清楚，因为群众在我们这边。上次有没有给你说过毛主席为什么能同时指挥两个军队？群众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条件。
“开始你认为谈军事很可怕，现在不觉得那么可怕了吧？你看我不是走过来了吗？
“我住在这儿你应保密，因为这是边界，广东省负责同志要对中央负责，我不在乎。上次我是4月份来的，一下飞机腿很不舒服。那时人不多，我就下车走走。不久一辆公共汽车开过来，他们喊呀，喊呀，糟了，我被发现了。我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都是中学生，他们后来走了。事后没有人传我在这里的消息。‘五一’我公开露面了，报纸也登了，这以后香港报纸才报道了这个消息。群众会保密的。
“我们在田茨湾住一个星期，那里有7户人家。我住那里做过群众工作，有一件事印象很深。有个雇工，分到30垧地，一垧是3亩，但还是个雇农，他没有牛，没有农具，什么都没有。陕北群众生活很苦，不出棉花，一年收获的粮食2/3花在穿上面。他们没有见过这种线，我们纺的。群众看见我头上扎头发的线高兴极了，因为当地群众都用羊毛纺线，他们习惯用羊毛线。结婚的妇女梳髻，未婚的梳辫子，女的见我老摸我，摸一身虱子。陇东的妇女很漂亮，我们去过的地方的妇女都很漂亮。”
维特克：“他们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
江青：“都是汉族，我们没有去过少数民族地区。根据她们的习惯，妇女总爱在脸左或右边留一撮头发。我们住的那家有个姑娘叫兰兰，他们还有个女儿叫桂花，桂花的父亲是个招郎，实际上是长工，土改分给他很好的窑洞不敢住，怕老丈人。
“地主讨了许多小老婆，实际上都是奴隶，解放后每个小老婆都分得了一份地。“6月16日，我们从田茨湾又回到小河，一直住到8月，约一个半月。这个时期我们一野先后在陇东、三边打了两个战役，这两个战役给宁夏、青海马家军（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奎）以沉重打击，收复了陕北甘宁边区西部广大地区。这时全国各战场也取得重大胜利。我军经一年作战，从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共歼敌正规部队97.5个师，连同部分非正规军共112万人。”
维特克：“你们对这些人怎么办呢？”
江青：“多数补充到我们的军队。首先进行思想教育，然后通过忆苦三查，他们不愿回去了，让他们回他们也不回，因他们的家乡还在国民党统治区，他们愿跟我们军队去解放自己的家乡。他们打仗都有个明确的目的，解放自己的家乡，推翻土豪劣绅，分土地报仇。大多数国民党的兵都是劳动人民。他们是给绑着抓走的。”
张参谋：“俘虏兵什么也不要，只要顶帽子，就参加我们的部队打仗。”江青：“边区人口很少，前方需要补充，所以俘虏经教育，一周以后他们就上前线，打得很勇敢。那时我们军装不够，所以供不起军装，只给他们一顶帽子。我们的战士打仗时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有。”
维特克：“上边提到的三马和你们行军有没有关系？”
江青：“有关系。他们非常顽固。比国民党的兵更厉害，更凶。我们把他们的后方扫荡以后他们就没法了。他们有很多骑兵，行动很快。”
维特克：“红军去过的大部分地区都得到支持，他们为什么反对红军？我记得在《红旗飘飘》里读过三马的事。书里说他们也支持红军。我不明白他们反对的基础是什么，他们是反对汉人还是由于宗教或其他的原因？”
江青：“什么都不是，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这是个阶级关系。不是所有的回民都反对我们。三马的军队是向着蒋介石的。”
维特克：“他们是不是和国民党合作？”
江青：“他们有关系。”
维特克：“国民党给他们军事装备？”
江青：“他们不太听话，他们要独立，是杂牌军。国民党给他们一点东西。因为国民党要控制他们，所以他们要独立。宗教是次要问题。他们军队的头子是反动的，都是大资本家。
“《红旗飘飘》大都不可靠，读时要小心，要分析。”
维特克：“我把《红旗飘飘》当参考资料。”
江青：“不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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