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清向组织上征求了意见，在得到组织的同意后，徐明清去了小俞的大妈妈家。她记得她家住在静安寺路的一条弄堂里，房子颇豪华。在那里，徐明清见到了俞启威和刚出狱后的江青。当时江青无处落脚，无奈之下只得在这里借住。
徐明清见到江青时，她的身体状态非常不好，正在发低烧，脸色很难看，还有点神经质，说话声音忽高忽低，时快时慢。显然，她是在狱中受到了刺激，精神有点不大正常。因刚刚被保释，她还得定期向公安局汇报自己的情况。
就在这时，徐明清接到了家中的电报。她得知母亲病重，就向组织上告假，回乡探望母亲。组织上说，你把李鹤也带上吧，避一避风头。徐明清不知江青是否愿意去山窝窝里，就跟她说了，谁知，江青很乐意地表示愿意去，因为当时江青在“大妈妈”家的日子十分难熬，正巴不得能换一个栖身之处。
江青本来就不受俞家欢迎，这次保释出狱后，是俞启威硬磨着才让她住了下来，但不久俞家人就对江青下了逐客令。此时俞启威也感觉束手无策，毫无办法。江青爽快地答应和徐明清一起到浙江临海，让俞启威也觉得是解决目前窘境的好办法。
于是，徐明清买了两张船票，带江青离开上海。走的那天，俞启威到十六铺码头送她俩上船……
徐明清的家乡，在浙江临海县的南坳村。那儿离县城有几十里地。小村子只有几十户人家，一幢幢平房散落在绿竹丛丛的山坳中，是个山清水秀的江南小山村。
小村子里的人差不多都姓徐，南方农民见到了这位讲一口标准“国语”的北方姑娘，都非常好奇，徐明清说江青是她的同学，村里的乡亲都对她友好相待。
徐明清的父亲是中医，家中有几亩薄地，几间小屋。母亲虽得了伤寒病，但精神尚好。在故乡，徐明清和江青同住一间小屋。
江青从小生长在北方，对秀丽的江南山村风光很感兴趣，加上这里环境幽静，无人来打扰她，心情逐渐好了起来。
江青初来时，每天仍发低烧，双颊红晕，不停地咳嗽，很长时间也没有月经。徐明清就请父亲为江青看病，经父亲诊断，说她得了“肺痨”。
徐明清父亲给江青开方用了一些中草药后，江青的身体渐渐有了好转。正巧，徐明清有一堂侄回家结婚，他是北平医学院西医专业的学生，徐明清也请他为江青看病，他说江青确实得了肺痨，要徐明清到县城里给江青买一些西药。就这样，经中西医结合的精心治疗，江青的低烧渐退，月经也恢复正常，身体很快康复了。
在南坳村那段日子，徐明清每天中午陪江青出去散散步，晒晒太阳。江青闲时就打打毛衣，聊聊在上海的人和事，江青还和徐明清谈起了许多她小时侯的故事，也讲她学戏演戏的辛苦和趣事，还讲到了她和俞启威如何认识和热恋的，还有在上海的一些人和事，就在这样散淡娴静的日子里，江青的心情一天天开朗起来，身体也完全恢复了。
俞启威不时给江青寄来书信，谈他的想法和打算。从信中江青得知俞启威已从上海去了北平，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
一天，江青又接到了俞启威的信，信中说，如果她身体精神比较好的话，希望她赴北平和他一起过年。江青看到这封信后显然很愉悦，她找徐明清商量，说自己现在身体已经恢复了，想离开这里去北平找俞启威，还希望徐明清能和她一起先去上海。
当时就要过年了，母亲的病还未痊愈，因此徐明清想着，还是留下来照顾母亲，并陪伴母亲过完年再说。
这样，江青只好单独离开临海，她没有路费，俞启威也没有寄钱来，徐明清从家里给她拿了一些路费和路上吃的干粮，并一直把她送到了临海汽车站。
对徐明清的照顾关切，江青很是感动，说了不少感激的话。她说：“要不是到你家，有你父亲和亲友的诊治照顾，我的病哪能好呢？” 徐明清拍了拍江青的肩膀，嘱咐她路上小心，她点了点头，踏上了开往上海的汽车。
江青走后，从北平给徐明清来过信，告诉了她在北平的地址。
一个多月以后，徐明清见母亲的身体已基本康复，便也离开故乡前往上海。
如果说，徐明清和早年的江青确实有一段密切关系的话，是因为在徐明清眼里，那时的江青，还是个热情向往革命的进步青年，当她两度遭遇挫折和磨难时，徐明清向她伸出了援手，帮她度过了难关，让她得以休养生息，重振旗鼓，这是徐明清做人的品性，为人的品德。
其实，无论对江青，还是对夜校的女工，徐明清都尽己所能地帮助别人。而对于江青来说，徐明清可以说是有恩于她的人。对于这一点，在“文革”前徐明清从来没有自己张扬过，而当江青后来自身的地位发生变化后，也很不愿提起她在上海期间的往事，因而她们两人的交往历史长期不为人知。
1935年春节后，徐明清从家乡回到上海，继续主持浦东女工夜校的工作。当时，她是“教联”的领导成员之一，不仅与小朋友书店、徐家角工学团、新安小学、无锡新犊桥小学保持着联系，还主要负责着浦东、兆丰路、杨树浦三个女工夜校的工作。在夜校，她们不仅教女工识字，还利用组织午间读书班，搞演讲会、故事会、唱歌、排演戏剧等多种形式，向女工们介绍进步书刊，传播进步思想，在徐明清的主持下，女工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甚嚣尘上，地下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革命者随时会有被捕和生命危险。“教联”就有多名成员先后被捕，有的同志已牺牲在了敌人屠刀下。
尽管党组织考虑到徐明清的公开身份和对外工作方便，已尽量减少了她的秘密工作，与夜校女工们的良好关系，也对她起到了一定的掩护作用；但由于叛徒的告密，徐明清还是遭到了特务们跟踪，并在1935年4月，突然被捕。
那是4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徐明清前去参加“教联”常委会。“教联”的负责人之一丁华告诉她，“老莫叛变了！” 徐明清这才想起在晨更工学团时，曾跟老莫有过工作联系，但他后来自动脱离了“教联”，回浙江老家了。
为防万一，警觉起来的徐明清很快采取了行动，她将女工夜校的工作，以及党的关系做了移交，并把一些进步书籍转送到夜校女工徐佩玲的家里，准备随后迅速转移。
然而，就在徐明清转移的前一天，老莫露面了。他亲自带着上海市公安局的人员来到徐明清的住处，他说“徐先生，跟我们到公安局走一趟。”就这样，徐明清被这一伙人押走了。
在被押解的路上，徐明清心里暗想，一定得设法把自己被捕的消息传递给组织。由于她平日里和夜校的女工们打成一片，对这一带的地形、环境也非常熟悉，当路过吴家弄59号的夜校女工学生何淑君家门口时，她佯装肚子疼，要上厕所，趁机敲开了何家的门，她悄悄告诉何淑君，由于叛徒老莫告密，自己被特务逮捕，要她赶快转告党组织。
被押解到公安局后，面对老莫一口咬定她是中共党员，徐明清矢口否认，并大骂老莫陷害好人。说到气愤处，竟扑过去与老莫厮打，特务们一拥而上，将徐明清架走毒打了一顿。
从此徐明清被关进了拘留所，与一批妓女、吸毒犯同押一屋。囚室里面苍蝇、蚊虫叮咬，马桶恶臭，一关就是3个月，但敌人始终没有查出徐明清与上海中共党组织有什么关系。在此之后，徐明清又被转押到了杭州。
上海一别转眼就一年了，徐明清发现江青的气色好了一些。江青说她此次北上就是专为找她而来的。徐明清遂让她先在幼稚园住下。
安顿好了行李，徐明清和江青细谈起来。她问江青，怎么会知道她在西安的地址的？因为一年多来，徐明清从未与江青联络过。
“是王洞若告诉我的。”江青把茶杯放在桌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似乎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和感慨要说。徐明清这才想起，派自己来西安的正是王洞若，她来后一直与王洞若保持着通信联系，好像王洞若曾在一封来信中提起过江青要来西安一事。
没聊几句，徐明清问起了唐纳的情况，“一言难尽呀！”江青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情况糟得很。我与唐纳闹翻了，他市侩气十足，简直令我无法忍受。”其实，那时江青在上海先后与唐纳、章泯同居，桃色新闻纷传，受到了不少社会舆论的议论指摘。
见江青不愿意多说，徐明清也就不便再问，她又换了一个话题：“你现在还经常演电影吗？”
“唉……”江青又叹了一口气。“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局势动荡不安，大家哪还有心思看电影啊！现在，电影市场一直很萧条，我呆在上海也没有什么事可做啦！”
“那你现在怎么打算？” 徐明清又问。
江青这才道出了自己的真正来意：“一冰，说真的，我来西安是想请你帮个忙。”尽管那时徐明清的名字已由一冰改为徐明，但江青还是习惯地叫她的老名字“一冰”。
“帮什么忙呢？ ” 徐明清问。
“我想到延安学习，想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徐明清知道，当时有很多左翼文化工作人员和一批进步青年，纷纷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寻找光明。可江青当时一心要奔赴延安，恐怕还另有原因，但还是把她当作一位心向光明和进步的青年来看待。
“你从上海带介绍信来了吗？”徐明清问道。她所问的介绍信，是指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可江青摇摇头，说：“有你在，会有办法的。”
“听说小俞到过延安？”江青又问徐明清。
“是的。听说他5月去延安开过会。” 徐明清说。
俞启威这时已改名为黄敬。对于他的消息，江青仍十分关注。虽说江青在上海演艺界的生活，闹得满城风雨，众说纷纭，但她的内心对黄敬依然怀有别样的感情。
黄敬当时是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1937年2月，当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调离北平，柯敬史(柯庆施)随即宣布，由黄敬、林铁和陈伯达组成“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中共北平市委的日常工作。
不久，黄敬又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作为苏区代表前往延安参加中共苏区代表会议。会议定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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