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主张中国调整“独生子女”政策的言论日渐增多。有人认为，现在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时候了；还有人试图从根本上否定“一胎化”政策。
杨支柱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法学副教授。他不仅在理论上否定官方的计划生育政策，而且还身体力行，以自己生育二胎的实际行动挑战这项“基本国策”。
他说：“这个生育许可本身就是很荒谬的。生孩子需要它许可？没有任何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实行许可呀。实行许可的话，逻辑上，它是政府在先、个人在后了。个人生命都取决于政府啊。”
杨支柱的第二个孩子，从怀孕到出生，都没有得到官方许可。现在，他的二胎孩子出生已经60多天了。他说，当妻子怀孕三个月的时候便有告密者向校方进行检举，于是各级官员纷至沓来，进行劝说。
杨支柱说：“系主任也找过，学校管计生的也找过，居委会也找过。都找过，有的找过N次。反正是书记找得最多了，尽管我并不是共产党员。”
中国是从1979年起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中国官员说，这项政策的实行使全国30年来整整少生了4亿人。
官员说，中国的人口计生政策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国家发展，也促进了全球人口的稳定、资源保护和能源节约，甚至为全球气候变化减压不少，并建议把人口问题写进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成果文件。
但是，这项政策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争议，特别是在执行过程中。一些野蛮做法，比如扒掉超生家庭的房子、捆绑超生妇女去卫生院结扎等，招致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
最近，一些学者提出了调整人口战略的设想。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指出，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情况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发生逆转。进入21世纪后，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极低的国家之一，200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五，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8以下，属于“少子化”类型国家。
胡鞍钢博士说，中国现在面临新的人口问题，需要及时调整人口政策。他提出，花上一代人的时间，向“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软着陆和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从人文科学的角度提出，独生子女政策对人的精神生态不利。他说：“孩子父母的疼爱代替不了从兄弟姐妹玩乐当中取得的欢乐。父母的疼爱容易造成负面的影响，就是溺爱，溺爱就造成孩子的'唯我独尊'、'小皇帝'这样的现象，造成孩子精神人格的缺失。”
中国环球网援引美国一篇文章说，到2006年，解放军里，独生子女士兵已经占到半数以上，而他们的存在会削弱中国军力。
叶廷芳认为，国家应该尽快采取更加宽松的政策。叶廷芳退休前曾经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并在2007年联合20多名其他委员提出相关议案。
他说：“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亚洲人口普遍地膨胀。周边的国家都提出了计划生育，它们都没有实行一胎政策的，最多就是限制到两个。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它们人口普遍都下降到平均生育率以下、更替水平以下，所以他们基本上多停止(计划生育)了。”
叶廷芳表示，“一胎化”政策从一开始就不应推出，而70年代实行的“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方针要更好。
中国曾经从1985年开始在山西省翼城县进行二胎化试点。结果显示，自2000年以来，这个县的人口出生率连续低于千分之十，接近零增长。
中国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现实也凸显出调整计生政策的必要性，因为“一胎化”造就了“四二一”式的家庭结构，也就是说，一个孩子长大成人后可能要赡养父母二人以及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四人，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
男女比例失调也是鼓吹放弃“一胎化”政策的理由之一。中国官员透露，目前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8个男性比100个女性。
尽管如此，当下敢于挑战“一胎化”政策的人，将遇到种种麻烦。他们或者被开除公职，或者面临巨额罚款，他们的二胎子女也无法上户口，甚至无法上学。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说，只要承认错误，交上20多万元罚款，他可能就没事了。但是他认为，交罚款，也就是所谓“社会抚养费”，是没有道理的。
杨支柱说：“一个人幼小的时候，肯定需要父母养育，也需要占用一些社会公共资源，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长大以后，他就不交税了吗？这人一生到底是交的税多呢，还是他占用的公共资源多呢？所以这个费交得没有道理，不能交这个钱。我认为抚养费是个邪恶的制度。”
杨支柱在他的博客中公开了二女儿的照片以后，一些学者和网友纷纷向他发表贺信。不过，他自己也说不敢再生了，倒不是怕开除，而是因为北京房价太高，两居室养两个孩子还凑合，再生就没住的地方了。
面对调整人口政策的种种讨论，一些地方也表示正在考虑放宽生育二胎的控制标准，不过国家计生委最近明确表态，5年内计划生育政策不变。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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