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毛主席的夫人贺子珍，林彪的第一个夫人张晓梅……战争一爆发，就把她们两个人疏散到我们国际儿童院，她们作为一般的侨民住在教师那个楼，生活相当苦。贺子珍脾气不好，就打李敏，我们都去劝过她，玛尕洛夫说贺子珍疯了，把她弄到疯人院去了。
1949年，刘少奇访问苏联时同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在一起。
《纵横》杂志
一
这是一群幸运的孩子，他们一出生就远离战火硝烟，吃得饱穿得暖。这是一群不幸的孩子，他们尚未长大成人就背井离乡，没怎么见到过祖国的河流山川，人情冷暖。这群在二战期间，被秘密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抚养的孩子，是中共革命烈士和高级干部的子女。具有特殊背景的他们，见证了中苏两国蜜月时期亲如兄弟的友情，也经历了中苏反目时相互间的憎恨和嫌恶。然而这些有着地道的中国面孔却时时透出俄罗斯民族性情的孩子，他们少年时的经历，给他们的一生打上了无法抹去的特殊印记。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些孩子中间的一位，已经80岁高龄的陈祖涛，讲述他们的留苏生涯。
陈祖涛，1928年出生，红军早期将领陈昌浩之子。陈祖涛记得，1939年父亲带着11岁的他和周恩来一起，从延安出发，到苏联治病。到了莫斯科后，在共产国际的安排下，陈祖涛离开父亲，到离莫斯科60公里外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学习生活。之后，他们又集体转到伊万诺沃的第一国际儿童院。
陈祖涛（以下简称陈）：在这里，全部是中国同学，大概有三种小孩，一种是中国领导人的子弟，如毛岸英、毛岸青，还有朱德的女儿朱敏，蔡和森跟向警予的儿子、女儿，李富春跟蔡畅的女儿李特特，烈士里面除了蔡博以外，还有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一是高干子弟，一是烈士子弟，还有就是在苏联生的，我们那里一共有大概二三十个人吧。
陈祖涛记得，当时和他一批来到国际儿童院的还有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高岗的儿子高毅。陈祖涛回忆说，国际儿童院里的生活环境相当优裕。用他的话说，和延安时期相比，这里的生活就是天堂。从衣食住行到教育，无一不让陈祖涛大开眼界。
记者：吃什么？
陈：我们开始吃洋面包了，所以有人到现在还有人说，你是吃洋面包、吃奶油长大的。当时，我在延安吃小米，到了苏联，完全是全新的，穿的也是新装，叫做少先队的服装，一个是穷得很，一个是富得不得了。
衣食住行解决了之后，语言障碍成了困扰孩子们的大问题。在国际儿童院虽有中国教员安排学员们的生活起居，但教课考试还都是用俄语。
陈：俄语，是我遇到的第一件事情，因为当时我们到小学里去学习，不懂俄语，根本就不行，所以我们到儿童院，他们给我们指定了一个俄语老师，教我们俄语。我跟刘允斌不会讲，我们每天差不多5点钟起床，苏联冬天很冷，就到室外去练习发音。
学了一年以后，陈祖涛和小伙伴们基本上都能听懂俄语了，学习成绩也进步神速，就在生活格外宁静安逸的时候，一场变故突然袭来。1941年6月，苏联卫国战争全面展开。由于战势紧张，国际儿童院的供给得不到保障，师生们需要靠自力更生解决生存问题。
陈：儿童院里面，地很大，种菜和别的东西。苏联冬天很冷，取暖都是靠柴火，苏联森林大得很，我们自己去放树。开始不会放，往哪个方向倒，我们都不会，慢慢地学会了，把枝子砍掉，把树锯成一截一截拉回来劈，解决了烧的问题，有吃有烧，穿的衣服呢就没办法了，仓库空了，虽然有国民党的大使馆，当时很清楚，不能去的。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国际儿童院的主管上级转为苏联红十字会，是一个很穷的单位。
陈祖涛回忆说，尽管当时生活上很艰苦，但是住在国际儿童院里，毕竟是后方，比起另外一些小伙伴的景况来说，他们就已经很幸运了。朱德的女儿朱敏由于治疗哮喘病，被转到了白俄罗斯一家疗养院，结果遭到厄运。
陈：战争一爆发，很快白俄罗斯被占领了，6月22日德国不宣而战，11月5日左右，就打到莫斯科附近。朱敏被俘虏了，她年龄应该跟我是同年的，还有两三个小孩吧，她们被送到德国去，当童工，当奴隶，好在她们没有说自己的身份。到了1943年、1944年，苏联军队已经打出边界了，上面就开始找，一个上校找到了朱敏，还有几个小孩。
陈祖涛记得，每一天，他都能从收音机里或者老师的嘴里听到紧张的战斗和残酷的阵亡数字。这里是他们的第二故乡，陈祖涛此时已经十五六岁，他和他差不多大的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都想参军上前线。但是，上面有命令，国际儿童院的学员禁止参军。据说这还是周恩来几年前在苏联治病结束，临走时和苏联方面谈好的要求。
陈：斯大林签的命令，不让我们参军，而且只要你是大学、高中毕业，给你苏联国籍，这很优惠呀，因为在苏联的外国人、侨民很多，能拿到这个苏联护照，就是我们这批人。
陈祖涛记得，在国际儿童院里只有一个人，没有遵守斯大林的命令，破例参加了苏联红军。这个人就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1942年，18岁的毛岸英得到特别批准，参加苏联红军，并进入苏联的最高军事院校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学习。
陈：原来我们国际儿童院有一个共青团组织，书记是毛岸英，除了共青团外，还有一个儿童院的委员会，儿童院委员会的主席也是毛岸英。1942年离开时，他就建议我代替他，大家一选，把我选上了。
毛岸英走后，作为国际儿童院委员会主席的陈祖涛，遇到了从没有过的困难情况。
陈：来了一个院长，叫玛尕洛夫，这个人，大国沙文主义特别严重，特别对我们中国人不友好。当时吃得很困难啊，我们都是半饥饿状态，我们那个厨房柜子里的东西很宝贵的，有一次，不知道谁，把柜子打开了，拿了不少东西走，他就公开地讲，这是中国人拿的。我当时是主席，我就问他，你有什么证据啊？他说：“我知道你们中国人就这个样。”蛮横无理，我在儿童院就跟他很对立。第二个原因，吃的很紧张，食堂天天给他跟他的老婆伊莲格丽娜送午餐到办公室，汤上漂着一层油。上面给我们几百个人的一点油、肉他都吃了，所以我对他很反感。第三个事情，他对中国人不友好，把我们四个同学，一个是黄健，后当过国家田径队总教练，还有一个罗西北，罗亦农烈士的儿子，还有一个，他父亲是谁，我不知道，苏联远东来的，还有一个王继飞，四个中国人，他就把他们撵出儿童院，说在苏联学校，七年级算一个阶段，七年级毕业以后，就找各种借口，把他们开除了。
陈祖涛记得，除此以外，他和他的同学们对玛尕洛夫院长非常不满的重要原因，来自他曾粗暴地对待了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
陈：毛主席的夫人贺子珍，林彪的第一个夫人张晓梅，当时是共产国际管她们的，她们身体都不好，结果战争一爆发，就把她们两个人疏散到我们国际儿童院，她们作为一般的侨民住在教师那个楼，生活相当苦。贺子珍脾气不好，就打李敏，我们都去劝过她，玛尕洛夫说贺子珍疯了，把她弄到疯人院去了。
记者：去了没有？
陈：去了好几年，进去时是1945年，我刚好上大学的时候，一直到1947年才被解放出来。
二
194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陈祖涛和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正在接受红军教官的反法西斯军事训练。在枪械训练之后是男孩子们更喜欢的冲锋训练。在这个训练里，孩子们要发疯似地用最快的速度冲向假想的敌人阵地。但是在一次冲锋时，意外发生了。当他们正高喊着“乌拉”冲过小河边的一所磨房时，恰好一位挑水的老太太从里面走出来，由于没有防备，这个老太太登时被吓昏了过去，倒在地上。当时谁也没有上去救护她，因为他们得到的命令是：红军在战场上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打倒法西斯，军事行动不能受任何干扰！
陈：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在这以前，联共中央派尼古拉耶夫来到儿童院，他是联络部的一个科长，要从我们中间选一个对日本搞谍报工作的人，刘允斌、我、罗西北符合条件。罗西北1940年来的，中文比我们好，第二是学无线电的，这两个条件，最后把他选中了，所以他1945年就离开了，到了哈尔滨，1948年他又跟李鹏等21人回苏联继续学习。
陈：后来我才知道他回国以后是一个有名的水利专家，他跟林汉雄都是搞水利工程的，中国大水利工程都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把他说成是“苏修”特务。
记者：从哪个时候开始知道了？
陈：把他斗疯了，总理知道后说，他是对中国革命有贡献的人，结果就把他调到北京来了，治了几年，神经正常了，这时候他的爱人就跟我讲，为什么给他扣了这么大个帽子。
陈祖涛记得，战争时期在国际儿童院里不仅要学习工作，还要和歧视中国人的院长作斗争。由于不喜欢这个院长，陈祖涛急于离开国际儿童院，于是自学了九年级的课程，并通过考试，成功跳级进入十年级。1945年，卫国战争结束前不久，17岁的陈祖涛以优异的成绩中学毕业。他回忆说，当时国际儿童院里的中国学生，成绩都很不错。
陈：我们这些人要从小就有个信念，要学工，回去参加建设，所以一定要到莫斯科去，莫斯科大学多。当时鲍曼最高技术学院非常有名，我就选中了它。
鲍曼最高技术学院是苏联最高级别的综合性工科院校。有人说它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清华，陈祖涛记得，包曼最高技术学院的报考分数很高，考试很难。因此也有人推荐他考别的学校。
陈：当时，蔡和森的儿子蔡博已经在莫斯科冶金学院学习，他就建议我、刘允斌，还有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进他的冶金大学。张琴秋的女儿在航空大学，她建议我到航空大学。蔡畅的女儿李特特在鲍曼大学，她就建议我到鲍曼，说了很多鲍曼的优越性，它是半军事半民用的，有大炮系、坦克系、仪表仪器系，都是军工的，我就进了机械系。
陈祖涛怀揣着报考军事学院的想法考取了鲍曼最高技术学院，没想到却进了机械系，就此开始了在莫斯科难忘的大学生涯。
陈：我们生活相当艰苦，衣服从离开儿童院就是那一套，当时在大学里也吃不饱，苏联学生都有父母照顾，可我们谁管啊。 1947年，刚好是罗荣桓、王稼祥在莫斯科治病期间，蔡畅来了，她是路过莫斯科到布拉格去参加左派妇女大会，她见到我们那么个样子，瘦瘦黄黄的，穿的破破烂烂的，心疼得流泪。
陈祖涛回忆说，在鲍曼最高技术学院读书的日子里，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常去码头替人装卸土豆，工作一整天，换来半袋土豆用来糊口。这样朝不保夕的日子直到蔡畅第二次来到莫斯科，情况才有了好转。
陈：第二年她又路过莫斯科，带了一批金子，为了救济我们，弄在裤腰带上，因为过边境，海关不管你是谁给你没收的呀。我们商量要我去换成卢布，当时我们已经是大学生了，懂得社会的一些情况啊，三个地方可以换，一个是苏联银行，那里不值钱；一个是黑社会，那是高价；第三个是有专门的店，有的比黑社会高一些，有的比黑社会低一些，又比银行高一些，这个我们当时很清楚，既不能到银行，也不能到黑社会，只能到那些商店，主要是当铺。
记者：当铺？
陈：哎，结果第一次去换，很顺利，我拿到了很多卢布，分给大家，都很高兴，可以买东西吃。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换，一下子把我抓住了， 把我带到莫斯科民警总局，问我，你这个大学生，从哪里来的金子啊，我当时头脑很清醒，我就一五一十地讲了，是中国的领导蔡畅带来的，联共中央联络部负责接待她，我说你们要查我，去问联络部，问联共中央，结果他们打电话问，说我说的情况真实，把我放了。
虚惊一场后的陈祖涛回到了学校，日子还是很清苦，但是庆幸的是苏联当局并没有没收这批违禁带来的金银首饰。
记者：您有没有问这批金银首饰哪儿来的？
陈：当时东北已经解放了，东北局书记是林彪，高岗、李富春、彭真都是东北局的领导。东北解放了，你说从哪里来？党关心我们啊，这很自然的。蔡畅不只是带了这些金条，还带了很多关于中国革命和解放战争情况的文件、资料，以后定期给我们。1948年，来了半火车皮的大米，还有火腿、皮蛋、绸料，把我们吃的穿的全部解决了。
三
在一些留苏老人的回忆中，陈祖涛是个活跃的人，不论是在国际儿童院，还是到了鲍曼最高技术学院，陈祖涛都是中国学生圈子里的核心成员之一。1947年，王稼祥和罗荣桓一起来苏联治病。陈祖涛、刘允斌等人前去探望，并向他们汇报了苏联的中国留学生的一些情况。陈祖涛说，当时他和刘允斌几个人对另外一些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的一些做法，还是忧心忡忡的。
陈：儿童院是一个集体，大家在一起生活，学习，到了莫斯科进大学，都是每个人自愿想进什么学校就进什么学校，有一些人，尤其是生在苏联的，有的谈恋爱了，有的准备在苏联建立家庭，他们对祖国很陌生，思想比较乱。这种情况之下，罗荣桓跟王稼祥他们治病的时候，把我们找去了，我们汇报了情况，他们就说，你们这样像一盘散沙不行，一定要有一个组织，把大家团结起来，为着一个目标，学成之后一定要回祖国。
于是在陈祖涛和刘允斌、张芝明三个人牵头下，苏联中国留学生会成立了。他们定期地给留苏中国大学生寄送各种国内发来的材料，包括解放战争的进展等。留学生会成员一度达到20多人。
陈：我们起码一个星期活动一次，主要学来自祖国的文件，因为中文有很多人不太懂，而我跟刘允斌，我们年纪大一点，中文还能够念，给大家翻译。另外，逢过年过节，一般都是我们自己组织，大家见面，再加上生活上面，就我刚才讲的，蔡畅一来，大家就很自然地在一起了，因为每个月领卢布，我们换卢布，这很重要。
但是让陈祖涛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个自己牵头成立的苏联中国留学生会，后来竟然会给自己惹下了大麻烦。陈祖涛回忆说，20世纪60年代末，他就因为组织成立这个留学生会，被认为是发展苏修特务组织，受到反复调查。
陈：他们给我们扣了很多帽子，1967年下半年被关起来，到了1971年跟我摊牌了，说这就是证据，你是苏修特务，我一看，笑了，我说恰恰说明我不是特务，因为这个笔记本，记的是我们每次开会讨论什么问题，学习什么问题，俄文记得非常清楚，用俄文写的，所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把它翻译成中文，就可证明我们不是苏修特务，以后他们没办法了，就把我扫地出门，押送到农村当农民。
在陈祖涛的回忆里，除了成立留学生会这个所谓的“特务组织”之外，曾经为所谓的“4821”集团提供帮助，则是另外一桩不小的罪名。
陈：“文革”期间，中央成立“ 4821专案组”，为什么立呢？1948年派去苏联学习的那一批一共21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都挨整了。
陈祖涛回忆说，他们的父辈不是中央领导就是革命烈士，像李硕勋的儿子李鹏，张浩的儿子林汉雄，叶挺的儿子叶正大、叶正明等等。他们当中很多人后来成为国家的领导干部。
陈：他们到了以后，没有一个单位主管他们，红十字会把他们转到儿童院去了，他们年纪比较大一点，玛尕洛夫还是院长，把他们弄到一个很小的旅馆住，他们来了就是为了上大学，可当时没办法。
情急之下，他们想到和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会联系，收到求助信的正是陈祖涛。
陈：因为我们都比较熟，在延安很多人我都认识的，他们就给我写信，因为我是学生会的头之一嘛，说现在我们住得很糟糕，吃得也很糟糕，很多人有病，我们想进大学，我就赶到那去了，他们跟我把这情况一讲，我就回莫斯科商量，刘允斌、我、张芝明，我们三个人联名写了封信给马林科夫，把我们这些人父母的名字都写进去了，很快苏共中央就派了个人来找我们，我就把这个情况详细说了，此人就赶到伊万诺沃，他们都转到莫斯科了，他们学了差不多一年的俄语，大概是1950年，全部进了大学，李鹏、林汉雄、罗西北进了水利学院，叶正大、叶正明进了航空大学。
在陈祖涛的回忆里，他们在苏联的生活是随着国内战争的形势一步步转好的。最早是蔡畅的接济，然后是罗荣桓命令的，从东北发来的半火车的食品，到了1949年的年初，第一任大使王稼祥来到莫斯科，新的使馆成立，王稼祥做的最早的一件事，就叫参赞曾涌泉给中国驻苏的留学生发放伙食补贴，每个人每月提高到了800卢布。
陈：从那以后，我们情况就好多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等驻苏联的大使馆，都是在1946年左右成立的，我们总参加人家的庆祝，所以我们一直盼望中国使馆赶快成立。社会主义阵营中我们中国最后一个在苏成立大使馆，以后我们就好了。
1949年10月1日，远在莫斯科的中国学子们得到消息，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陈：中国人全部集中庆祝，喝了很多酒，跳舞，唱歌，就这种情景。
记者：当时心情怎么样？
陈：那当然不一样。我们很自豪，因为盼了多少年啊，我们能有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使馆，有人管我们，生活苦了多少年啊，从1941年到1949年，差不多8个年头，8个年头处于吃不饱的状况。
四
陈祖涛说，他和毛岸英有着割舍不断的缘分。从国际儿童院开始，毛岸英就是他的兄长和榜样。尔后他加入苏联红军又让陈祖涛羡慕不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毛岸英脱下军装，就读于莫斯科斯大林学院政治系，陈祖涛又能经常见到他了。1946年的一天，毛岸英把陈祖涛叫到自己和弟弟毛岸青的住地，激动地和他谈起自己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参加工作的请求被父亲和中共中央批准了。
陈：因为是毛泽东的儿子啊，苏联当局给他们一间房子，高尔基4号，靠近红场，很不容易的事情，还有朱敏，也给了一间房子。他走的时候，他的弟弟就神经不怎么好，因为我们两人关系很好的，他说，我走了，你住在这里，照顾我的弟弟，这样我住进去了。所以我们在莫斯科的大学期间的所有活动，开会、宴会、唱歌、跳舞，都在那个房间里。
陈祖涛回忆说，毛岸英走后，他在这间房间里找到了一些毛泽东父子往来的书信，回国时，曾把这些信件装了一个手提箱，一起带回来，打算还给毛岸英。没想到，1951年，他却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于是陈祖涛把这个装着信件的箱子寄放在继母张琴秋家中，直到被造反派搜出，并给张琴秋加上了窝藏主席信件的罪名。
记者：您当时怎么发现毛岸英的这些书信啊？
陈：我们在一个房间里啊。
记者：为什么他不带走啊？
陈：他走得匆匆忙忙，一说要回国，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事，谁会想到这些东西。我去的时候有时间，就都详细看了。
陈祖涛记得，1951年初，他向鲍曼最高技术学院提出了提前答辩的申请。虽然再过4个月他就可以正常毕业，当时的陈祖涛却已经是归心似箭，一天也不想再耽搁了。
陈：当时，像我们这年龄的，很想早点回来参加建设，因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苏联捐建的156个项目，都有代表去了。我是汽车厂的代表，以后汽车厂还派了两个人来，我们三个人一个小组。很想早一点回来参加建设，不止我一个人，别人也是那么一个心情。
一边准备毕业答辩，一边给苏联援华的156个项目中的汽车厂项目做翻译，那段时间，陈祖涛忙得不亦乐乎。1951年2月，陈祖涛答辩顺利通过，和同来自国际儿童院的好友赵施格一起踏上返乡的路途。
陈：他是学冶金，1950年的6月份就毕业了，他不会讲中国话，在苏联生的，我说你等等我吧，很快我就提前毕业了，我说我们两人回去吧，我给你做翻译，虽然我中文不好，但是我还能够听啊、说啊。我一毕业，我们两个人买了飞机票就回来了。下了飞机人都走了，就剩我们两个人，机场的人就很奇怪，哎，你们找谁啊。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们在苏联大学毕业了，回国参加工作。他们才理解了，说，你们认识谁呀，我想了半天，比较接近的是伍修权，当时外交部的副部长，我说我认识他，因为他跟董必武到联合国去过，给我们使馆作了报告，我还跟他谈过话。他们马上联系伍修权，汽车把我们接到外交部了。
回到北京后，周恩来亲自给陈祖涛落实了工作，让他去参与当时的苏联援华项目――长春第一汽车厂的建设。他也由此被后人认定是“一汽”的第一名员工。
陈：“一汽”是一个代表厂，代表建筑，到了60年代，尤其“文化大革命”，把苏联骂得一塌糊涂，但是从经济上讲，没有156个项目的基础，中国是不成的。一直到去年俄罗斯年，普京访华，在人民大会堂胡锦涛主席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能忘记苏联当时对我们的援助。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中苏关系逐渐恶化直到破裂，给陈祖涛这些成长在苏联的留苏学子以强烈的震撼。
陈：极“左”的一些东西，把苏联骂得一塌糊涂，苏联是有缺点的，大国沙文主义，但是它在当时对我们是无私的援助，这个我可以证明。“一汽”全部是苏联搞的，从设计到设备供应，到派专家，接受我们的实习生，给我们做了很多苏联第一制造的设备，手把手地教啊。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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