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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藏了太多秘密:奇女子黄慕兰的潜伏人生(组图)

www.sinoca.com 2010-02-11 南方都市报

　　陈志皋离开之前，十分不安。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夫妇两人的判断并不一样。陈志皋问她：1942年的整风再来一次，你还能忍受吗？“我能。我怕什么？”黄慕兰认为，人证物证皆在，没有什么好担忧的。但她没有料到后来发生的事。

上世纪30年代初，以学生形象从事地下工作的黄慕兰。
　　

上世纪30年代，以职业妇女身份从事地下工作的黄慕兰。
　　

黄慕兰近照。
　　

1938年7月3日，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举办的“生产杯”足球赛。中立者为收容所负责人黄慕兰。

　　1992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学博士候选人王政，正在为博士论文寻找五四之后参与女权运动的口述史对象。有人告诉她：“你得去找一个老太太，八十几岁了还在到处演讲妇女解放。”

　　黄慕兰简介

　　原名黄彰定，又名黄淑仪、黄定慧，1907年生于湖南浏阳一个书香之家。北伐前夕，19岁的她只身来到武汉投奔革命，成为著名的妇女运动领袖，不久加入中共。国共决裂后，赴上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营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人。后来奉命脱党，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身份，参与“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新中国成立后，因潘、杨冤案而牵连入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重见天日。著有《黄慕兰自传》，记述了党史上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今年103岁，现仍健康地生活在杭州。

　　◎她出身名门，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却选择了血雨腥风的革命道路

　　◎她为了革命而“潜伏”，机智地营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等中共领导

　　◎她天生丽质，郭沫若、茅盾等都曾将她化身为作品的女主人公

　　◎她周旋于社会各界，与宋庆龄、何香凝、董必武、瞿秋白等国共高层都有直接的接触

　　◎她历经革命的激情、解放的自由，也饱尝斗争之磨难，跨越百年，至今依然健康地活着

　　1992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学博士候选人王政，正在为博士论文寻找五四之后参与女权运动的口述史对象。有人告诉她：“你得去找一个老太太，八十几岁了还在到处演讲妇女解放。”

　　在1993年第一次见到上海市政府参事黄慕兰的时候，王政发现这个86岁的老人思维清楚，声音甜美而爽朗，看起来只有60岁。“精神状态惊人地好，说话眉飞色舞。”而她超乎寻常的记忆力和口述能力，给王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

　　王的著作有关黄慕兰的章节，是其第一份完整生平史稿；而黄继而在将近百岁的时候，出版了她40万字的自传。2005年，已经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的王政，再次去杭州看望从大病中恢复过来的黄慕兰。晚半个世纪出生的王政由衷地说：您脸色比我还好。

　　即便在现在，黄慕兰的离休生活也非常惬意和健康。她的家人告诉记者，她与两名保姆单独居住，平时读书看报打发时间，甚至会看看电视连续剧，打打两人的小麻将。也许，她也会看到最近热播的、以地下党情报人员为主角的电视剧《潜伏》。

　　电视连续剧《潜伏》里那些看起来过于戏剧化的故事，其实是曾经是许多人，包括黄慕兰―――亲历的真实历史。难能可贵的是，黄慕兰，这位生于1907年的老人，在1920年代就参加革命，“潜伏”地下，活过那样戏剧性的历史和更加错综复杂的续集之后，仍然在杭州安详地享受着静好岁月。

　　她是革命的中国人，也是追求解放的妇女。在超过一个世纪的生命中，她经历了革命的激情、解放的自由，但也饱尝斗争之痛苦。她说：我到底是不是女英雄，历史会作出判决。

　　风云激荡的时代

　　“你若是个男孩，定能光宗耀祖。”从小，黄慕兰的父亲就常对原名“彰定”的长女这么说。黄出生于长沙浏阳县，父亲黄颖初曾经是谭嗣同幕友，并且与许多民国政坛人物都有交往。父亲疼爱女儿，思想开明，慕兰少时，没有裹脚，并成为县里女子小学的第一批毕业生；而学校的名誉校长，是谭嗣同夫人，老师们则是一群立志独身主义的留日女“海归”。

　　“她们那一代的女性能够参与国民革命，跟女子教育的兴起，有非常大的关系―――她念的周南女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黄慕兰一位要求匿名的亲人对本报记者说。

　　1919年，黄慕兰被父母送进长沙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是满清显宦之后，与夫人都是留日学生，1908年捐出私家园林，毁家兴学，创办周南女子学校。朱剑凡夫妇立志通过教育，培养一代独立女国民。12岁时，黄慕兰便在校长鼓励下参与新文化运动。毛泽东、蔡和森组织的新民学会会员中，19位女性便有向警予、蔡畅等13位来自周南学校；杨开慧、丁玲等都曾在该校就读。

　　不过，中学辍学之后，黄慕兰还是按照旧式家庭的传统，与世交之子“盲婚”。“丈夫”是抽鸦片、打丫鬟的二世祖；黄给父亲写纸条，要求以母病为由回家，从此再未回过婆家；而父母支持她为上大学做准备。70年后，她跟王政说，“如果我的父母不是如此开通慈爱，或者我遇上一个好男人，也许我的故事就此结束了。”然而故事刚刚开始。

　　大革命时期的重生

　　黄慕兰在包办婚姻中煎熬的时候，外部世界却在激烈变化。在革命的中心广州，1924年3月8日，在何香凝的主持下，中国各界妇女在广州西瓜园(现广州日报所在地)第一次举行纪念“三八”妇女节的集会；在她倡议之下，各级国民党组织皆成立妇女部，负责动员妇女参加国民革命。

　　“20世纪初，‘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是同现代化主旋律融和在一起的，没有哪一个声称要将中国带入现代文明的政治力量，敢于躬抛弃这些女权主义的口号。”王政说。在黄逃婚的次年，1926年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一份《妇女运动决议案》提出为“助进女权之发展”，提出在法律上给予妇女继承权、保护结婚离婚自由、保护被压迫而逃婚的妇女以及同工同酬、妇女劳动保护等主张。“这个决议案完全照抄了1922年女权运动同盟会成立时的宣言，这是因为有大批的女权主义者加入了大革命，更是因为两党都需要以妇女解放这面旗帜动员广大妇女的参与。”王说。

　　此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开始，“决议案”的提交者，除了宋庆龄和何香凝，还有成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的共产党领导人邓颖超，年方22岁。邓已经与周恩来结婚；他们确定爱情的方式非常独特：周从法国寄来明信片――― 印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画像，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这一对“革命伴侣”，后来深刻影响了黄慕兰的生活。

　　呼唤妇女参与社会的革命阵营，成为黄慕兰欣然投奔的地方。她认识共青团和国民党汉口党部妇女部长章蕴的当天，就剪掉长发，搬出家门，与同志们一起住。

　　黄慕兰进步神速，脱稿演讲、演话剧、主持会议，毫不怯场，深受重用。在一次集会上，她充当了宋庆龄的扩音器，宋每说一句话，她都重复一次。1926年，她先后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入团时，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慕兰”，即仰慕花木兰之意。

　　“她们还受晚清才女文化和上升的国族主义(国内一般称民族主义)影响，渴望成为中国历史中的女英雄。当时许多人把名字改为‘慕兰’。”王政说。那一年，19岁的慕兰接手章蕴，成为妇女部长。她差点被国民政府派往莫斯科学习，但因肩负三个职务和十几个头衔而无法脱身。“我如果去了，我就是蒋经国的同学了。”黄慕兰说。

　　王政认为，当时的革命，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事业，更提供了新的生活方式的庇护所。“当时的共产党内确实聚集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人物；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男女，怀着做大事业的愿望而来；对于他们来说，社会不改变，他们个人的生活也不可能改变。而共产党提供了一种亚文化，让他们得以逃脱儒家传统社会的控制，寻求自己的独立和解放。”左派作家茅盾多年以后，还在文中提到自己住处的街对角，住着黄慕兰等三位最能干和漂亮的女干部。黄慕兰忙个没完，她懒得去看的情书也塞满了抽屉。

　　1927年，20岁的黄慕兰成为国民政府在武汉举行的三八节庆祝活动的主席，那次活动很轰动，宋庆龄、何香凝和民主人士柳亚子都来了。在会后的游行中，因一群娼妓穿内衣裤加入游行队伍而引起轩然大波。然而黄慕兰迅速而妥善地处理了这一危机。

　　当天活动之后，是黄慕兰与革命家宛希俨的婚礼。宛是大学毕业的大地主子弟，也逃离了包办婚姻。他们简单地作了登报启事，董必武为这门婚事召开了一个小聚会，如此结婚，开一时风气之先。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宛希俨任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处主任秘书和警卫团政治指导员，并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汉口《民国日报》；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在这份报纸上首发。他被称为“无冕之王”，聪明强干、娇小娟秀的黄则被戏称“皇后”，这对夫妇当时非常有名。

　　为了革命而“潜伏”

　　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民党“分共”、宁汉分裂、宁汉合流，南昌起义，接踵发生。国共分裂之后，宛、黄夫妇被命令转入地下，与中共一大代表、当时江西省委书记陈潭秋夫妇留在南昌城进行地下工作。

　　黄慕兰的工作是省委秘书和机要交通。身怀六甲的她，向陈潭秋学会了半夜在圣经上用米汤密写文件、去旅馆对接头暗号、在码头晃荡等待交通船。1928年，她的孩子出生才三天，宛希俨就被调往赣西南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4个月之后即牺牲。

　　“服从组织安排”，从1926年就成为黄慕兰的宿命。在同志劝告之下，她把刚断奶的儿子送回宛的父母家，自己则被地下党组织调往上海，任中央委员会机要秘书。

　　1929年，在上海，她与中央委员贺昌结婚。这位长身玉立的英俊男人，跟宛希俨一样，对于黄慕兰都是革命的导师。贺昌如此劝说黄慕兰嫁给自己：“无产阶级妇女没有从一而终的观念……我相信你没有这种封建思想。你和宛希俨……是反对封建婚姻的先锋。”如同他们秘密的身份，这次婚姻也是秘密婚姻，只是给组织部长周恩来写了汇报。

　　当时的共青团中央秘书长饶漱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被作为“高(高岗)饶反党集团”主犯批判)也是黄慕兰众多未成功的追求者之一。一次接触中，饶讽刺黄慕兰“攀上高枝了”。这对于黄那样独立工作的女子，是奇耻大辱。黄因此忿忿不平，竟在回家路上，将一本密写会议记录弄丢。情急之下，她投江自尽，却被警察局救起，被送往收容机构济良所。

　　“出走的娜拉”如要逃脱“回去”和“堕落”的命运，必须忠诚地跟党走。在“回家”和“回到组织”之间踌躇良久，她却在回答警察问询的时候瞬间编好了故事：失恋少女寻亲不得。她告诉当地报纸的记者，一位地下工作的同志的化名，是她“表哥”的名字。看到“妙龄女子失恋自杀被救”的社会新闻，周恩来派“表哥”将她接回了“家”，并好好地对她进行了一番思想教育。

　　黄慕兰慢慢适应了秘密工作。她扮成女工，买通那摩温，冒名顶替去丝厂工作，发动工人罢工。1929年，她因工运而入狱，被关了100天，且当时已经再次怀孕。不过，即便是在狱中，在同时在押的海陆丰农民起义领袖彭湃安排下，她们甚至成立了一个党支部。但是，在紧张焦虑的状态中，加上缺乏营养，她的胎儿患上了心脏病。

　　生出孩子，却被贺昌安排送给了另一对夫妇。“我们都是抛弃了家庭加入共产党的，谁能来负担孩子和家庭呢？”

　　这时候，工人罢工接连成功，党内出现了在城市冒进起义的“李立三路线”，李的密友贺昌也是这一路线的执行者。武装暴动在各地流产或失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李立三被派往苏联。贺昌检讨错误之后被降职，他希望能回苏区打游击，将功赎罪。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叛变，导致地下党联络网被破坏，许多地下工作者被捕。黄慕兰坐过牢，且黄家在南京政府有很多社会关系，于是她被任命为中共的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营救部长，负责解救被捕的共产党人。这个工作安排，是她丈夫贺昌亲自推荐的。

　　这一次，黄慕兰哭了三天三夜，不愿意服从分配，她希望与丈夫同去苏区。擅做思想工作的丈夫留下这样的话语：“资产阶级的爱才是你属于我、我属于你的，你是属于党和人民的……”组织上告诉她不能去的理由是：“皮肤太白”。去苏区要走农民家的地下交通站，必须打扮成底层人。

　　1931年，她与贺昌诀别。

　　救了周恩来

　　黄慕兰的第一个任务，是营救被捕的工联领导人关向应。为此，她需要去结识上海租界的进步律师陈志皋。陈志皋是海宁望族之后，其父陈其寿在法租界会审公廨当了18年的刑庭庭长，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

　　营救关向应的工作刚刚开始，已经成功打入上海社交圈的黄慕兰，却在与陈志皋看电影的路上，意外得知：码头工人出身的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已经被捕、并且叛变吐实。

　　黄慕兰马上借口身体不适放弃观影，打电话约见上海地下工作负责人潘汉年。而潘则马上通知周恩来、李富春、蔡畅等领导人转移。当时，向忠发和周恩来夫妇同住，住处的钥匙，就有一份在向忠发手中。果然，当日午夜，向忠发领着巡捕前往抓捕，扑了个空。因为黄的高速应变，党的核心人物安然无恙。

　　不久，因顾顺章叛变，国民党在上海各大报章刊出造谣的启事：“伍豪”(周恩来的化名)及200多人宣布联名脱党。在黄慕兰斡旋之下，请一位外国律师，刊登了笔名“伍豪”的“周少山”的辟谣声明。

　　营救关向应、保护了党主要领导人的名誉与安全，“奇功”已建，黄慕兰去苏区团聚的计划却杳如黄鹤。随着形势恶化，党中央、潘汉年等都撤出上海，她不再能与周恩来、康生和潘汉年等人见面交流工作，只能与“组织来人”保持单线联系。

　　黄旧体诗写得很好，书法也不错，陈世皋家认为她是标准的书香大家闺秀。“组织上”认为陈志皋全家对她的好感，是一个接触上海上流社会、取得社会网络的机会，于是，党组织出钱，让她宴请陈家亲友，拜陈家父母为干爹干妈。她两次拒绝了陈志皋的求婚，但组织上屡次要求她再去找陈志皋――― 总是有新的人需要营救；而她的工作，必须通过与陈的交情来完成。

　　1935年，29岁的贺昌在游击战争中牺牲。灾难在黄慕兰个人生活中重演：与前后两位丈夫生离即为死别，襁褓中的孩子不能亲自抚育。

　　同年，黄慕兰与陈志皋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这是一次标准的上流社会婚礼，蔡元培、陈的老师沈钧儒和柳亚子等名流证婚、做介绍人。她已对外宣称脱党，上海社交圈皆以为她是初婚。她已经改名黄定慧，这来自父亲希望女儿历尽磨难之后，能“安定”、“福慧双修”的遗愿。

　　“我嫁给志皋是因为我决定牺牲自己。因为志皋曾经救出一位中央委员，而且为党做事花了很多钱。”对于第三次婚姻，黄慕兰在1990年代初，对王政如此解释她的心路历程。

　　“上海名媛”

　　黄慕兰与陈志皋感情深厚。陈是有声望的法律人，在抗战爆发前是司法界“全国冤狱赔偿运动”委员会委员，推动通过立法来保护被羁押者的人权，也因此让没有口供的政治犯更容易被保释。他们曾通过集体到岳飞墓致祭，抨击“爱国有罪，冤狱遍于中国”。在营救政治犯的工作上，夫妇俩配合默契。而在婚前，陈志皋答应了黄慕兰的三项约定：一是继续支持黄的工作；二是互不干涉个人行动；三是准许共产党胜利之后，让黄与在宛家生的孩子相认。

　　“黄慕兰绝对是一个‘人瑞’”，王政说，“她是一个绝不平凡的人。无论是长相、身体素质、口才、文采还是待人接物，到哪里都很难不出类拔萃。”从1930年代到1949年，黄慕兰交结的圈子，无论政治人物、文艺界还是帮派，都是一时之顶尖名流；在作家茅盾和郭沫若的作品中，都隐约有她的影子。已然是“上海名媛”的黄慕兰，开始进入金融界，以副总经理的身份，主理当时的已经破产的上海通易信托公司的调停复业事宜。成功之后，她成为上海最上层的银行家俱乐部的一员，与上海当时的众多头面人物，如虞洽卿、杜月笙等都有交往。

　　从此，黄慕兰的资源可以游刃有余地帮助上海的地下工作。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抗日刊物《文献》，就藏在通易公司办公；机密文件和珍贵手稿，都能安全地保存在通易的保险箱中；当时的进步社会运动，很多都得到黄慕兰出面办妥的无限透支户头的资助。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一文中提到，“大革命时代十分活跃的黄慕兰此时已经改名黄定慧，他的丈夫是《每日译报》的负责人，不过实际上出面活动的是黄定慧，因此，《译报》与上海进步文化界的关系搞得很密切(此报纸事实上全由共产党员编辑，其主编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汉译第一人梅益。记者注)。她知道了出版《鲁迅全集》遇到的困难后，就提出由她来担保向银行开个支付户；这样就解决了排印陆续付款的问题。”而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还提到过自己跟着母亲许广平去向“上海抗日妇女中经济实力最强的黄定慧女士”筹借款项的情形。

　　黄与陈志皋生了四个孩子，却不能对夫家坦白自己的党员身份和与贺昌的婚姻。她知道丈夫的秘书也是地下党人，但陈却蒙在鼓里。政治工作和感情生活在她内心冲突剧烈。夫妻之间难免发生矛盾时，黄的想法就是：去延安。

　　“沙龙”女主人

　　上海沦为孤岛之后，黄慕兰去延安的请求再次被否决。新的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带来周恩来的亲笔信，表扬她营救工作的成果，并要求她继续留在孤岛，支持和配合中共在上海的抗日统战工作。

　　孤岛的工作，甚至包括遵照毛泽东亲笔写的购书单，购买《孙子兵法》等线装书运到延安。她成为民主人士进步抗日的沙龙聚会“星二聚餐会”的召集人，而按照上级刘少文的指示，这个沙龙成为抗日时期共产党“三三制”(为反对一党专政，抗日民主政权中，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以及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约各占三分之一)试点的一个范例。

　　身为“名媛”，黄慕兰兼职甚多。杜月笙系统的上海市地方协会和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办的流亡学生补习学校，多请她做校董；她还任国际救济会总干事；许广平任校长的中华女子职业学校(后改为国共合作的抗日特工培训机构)，黄慕兰负责经济支持。基督教女青年会进行抗日劝募，也请她作报告。她以豪门女主人、银行家和大律师夫人的身份，穿梭于各种政治光谱、斡旋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之间，保密纪律让黄慕兰难以出面澄清误会，这也造成她日后一再被怀疑和审查，甚至，一些1949年后的传记作者，将她写成“国民党政治掮客”。

　　在《文献》编辑部被日伪特务破坏之后，刘少文和黄慕兰接到命令转战香港。此时，她的丈夫陈志皋已经是国民政府的中央赈济委员会，主管福建和广东的赈济工作。另一方面，他们暗中支持八路军东江纵队，并在香港沦陷之后，抢救何香凝、柳亚子、田汉等大批社会贤达回到陪都重庆，这就是著名的“省港大营救”。

　　1942年，黄慕兰去重庆，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阔别11年的周恩来夫妇。她当时备受流言困扰，担心暴露与东江游击队的关系，因此，希望离开陈家，回到延安。但周恩来劝她和陈志皋一起，继续掌握中央赈济会这个重要据点。然而不久出事。影星胡蝶在被护送期间，发生大宗行李失踪案件，陈、黄夫妇被胡蝶指控包庇杨惠敏(1937年四行仓库保卫战中给“八百壮士”送国旗的女童军，后加入营救护送工作，负责胡蝶护送)，私通“东江游击队”抢劫了财物。就在当年，陈志皋与产后重病的黄慕兰同时被军统秘密逮捕。

　　黄慕兰被军统反复讯问，重点是此前社会活动中与共产党的关系，她在狱中没有吐露任何机密。她在抗辩状写道：“我如反共，他年(与宛希俨)遗孤长成，将何颜相见呢？如以联共有罪，请处极刑，裨获从先夫于地下，虽死犹生。”她被草草判决，服刑两年之后被保释出来。此时已是抗战胜利前夕。

　　抗战胜利，黄慕兰家又成为沪上文艺界的“民主沙龙”。但不久之后，通易被南京国民政府勒令停业，继而宣布破产。经济挫折之下，黄还面临家庭危机。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黄慕兰等来了自己的老上司潘汉年和刘少文，却迟迟未得到任何工作安排。她去面见成为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饶却告诉她，她的党组织关系不会被承认。而由于当时台湾尚未收回，黄慕兰做过的很多事情也不便躬，刘少文推荐黄氏夫妇任全国政协委员，也被否决。

　　在新中国找不到位置，而在海外有很多社会关系，陈志皋决定离开大陆。黄慕兰选择让丈夫带着“统战任务”跟其初恋情人结伴离开，而她带着四个孩子，等待自己奉献了二十多年的革命，给自己一个结论和新的未来。黄相信定有重逢之日。“我天真地以为十年后他就会回来的，那时候台湾也解放了。”没想到，这一别又是永诀。

　　她埋藏了太多的秘密

　　前半生，黄慕兰为了革命而“潜伏”；后半生，她为潜伏的历史得以昭雪，等待了漫长的时间，付出沉重的代价。

　　陈志皋离开之前，十分不安。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夫妇两人的判断并不一样。陈志皋问她：1942年的整风再来一次，你还能忍受吗？“我能。我怕什么？”黄慕兰认为，人证物证皆在，没有什么好担忧的。

　　但她没有料到后来发生的事。1953年，她不得不写信单方面要求跟在台湾的陈志皋离婚。1955年，她受到“潘杨案”(潘汉年、杨帆的“特务”冤案)牵连而锒铛入狱，之后的25年，她在总共达17年的监禁、8年出狱和进京上诉之间辗转。当1980年，她在邓颖超直接关怀下，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参事，此时她已经73岁高龄。

　　在新形势下，黄、陈两家在美国和台湾的家人成为新的统战工作的对象，她的冤案才得以昭雪，并得到法院的致歉和致敬。1991年，她最终获得承认连续的党龄。

　　王政惊诧于这个老人孜孜不倦写自传的热情，“她是将余生当成新生的。”她最长的自传是为组织写的，仍然遵守纪律不躬，里面有着大量也许永远不会被人知道的秘密内容；其次才是要出版的。她说：“我到底是不是女英雄，历史会作出判决。”

　　本文史料主要参考黄慕兰《黄慕兰自传》、王政《W 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Oraland TextualHistories(中国启蒙时期的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

　　密歇根大学妇女学系教授王政：

　　应该用她们的人生来反思我们的人生

　　黄慕兰这一代，五四的精英，算是第二代女权运动者了；第一代是辛亥革命前后的，如秋瑾。

　　这批人，后来的道路主要有四个：加入共产党的，或去了根据地，或在敌后；加入国民党的，在国统区推动妇女参政。还有一些人做妇女团体的工作，但跟政治保持距离。此外，以前女人不能涉足的领域，在这一代人中有了很有成就的职业女性，女科学家、医学家、校长、律师、主编……很多人主动地选择终身独身。

　　在很长一段时间，五四到1949年的女权运动在大陆被遗忘了，国际上有不少做这方面的研究。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宣传是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妇女。到现在，就连一些学者，如李小江也说，中国妇女是“被动解放”的，这种说法，对不起那么多女权前辈的付出。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尤其是妇女史学者，我有责任把被历史遮蔽和掩盖的女性重新挖掘出来。在当时的历史过程中间，她们是很重要的人物；遮蔽是后来的政治运作的结果。研究黄慕兰这一代人，我希望把1949年以前的女权运动揭示出来。

　　这些人跟我们现在是有关系的：这些人的奋斗与身体力行，她们几代人的奉献，打破了中国社会的性别隔离，推动了中国妇女的进步。她们是新旧学交替时代的女性，受传统‘士’的文化影响，她们都有很强的历史感，希望英名永垂。这些人该保留在公众记忆中，还应该用她们的人生来反思我们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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