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文强背后的畸形官场:下属都叫他老板(图)

细析文强沦为黑保护伞、成为一个巨贪的过程，可以让很多人警醒。

　　文强自案发以来，吸引了媒体高度关注，有关文强的点点滴滴都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庭审之前，由官方渠道发布的消息极少，一些未经证实、以讹传讹的信息开始通过各种方式传播，一些媒体也加入了传播的队伍。

　　媒体对独家新闻的强烈渴求，也一直延续到了此次文强案的公审之中。近百家媒体赶至重庆参与庭审，但目光多集中于文强的种种花边、他贪婪与跋扈的每个细节上。在疑似将文强“妖魔”化的过程中，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现实：文强只是一个高级公务员，他道德沦丧有着明晰的路径，他所处的环境也是他堕落的深刻根源之一。对他个人的罪恶刻画过多，会淡化社会背景和体制因素。

　　现代快报指出，细析文强沦为黑保护伞、成为一个巨贪的过程，可以让很多人警醒。

　　文强的朋友们和文强熟识的警务人员都称他为老板，社会上的朋友则喊他叫大哥。

　　文强的身上有一股匪气。在抓到悍匪张君时，他一只脚踩在张的头上——当时，张君被一帮警察死死按在地上动弹不得，文强喊道：“你服不服？”而抓获了一名20多刀杀死警察的歹徒时，他坐在歹徒的对面，先默默看着他，然后突然将手机砸了过去。现在，法庭上瘫坐着的文强毫无生气，没有了昔日的强横。他的面色苍白而疲惫，看起来似乎有点浮肿，显出了明显的老态。

　　由一名打黑英雄，变成一众重庆黑社会组织的最大保护伞，他面对着难堪的现实。据重庆当地媒体记者介绍，文强的堕落几乎是必然，这既是文强本人的性格使然，更因为他所处的官场环境已经越发畸形。

　　文强自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公安系统工作，早期一直在刑侦一线工作。复杂的工作环境，使他从学校毕业后很快就“融入了社会”。1992年，他升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位高权重。

　　这时，各色人等就贴了上来。

　　曾维才，是文强案中的一个重要当事人，他是在重庆开发房地产的商人。他这么多年来，几乎没有请文强帮过什么忙，却不间断地给文强送钱。和文强结识，曾维才的主要目的就是“以防万一”，万一以后自己有麻烦要解决，文强届时必定能起到作用。于是，曾维才就把文强“养着”。而自我感觉很好的文强认为，曾维才是把自己当成了好朋友相处，在法庭上，他一再为自己辩解：“曾和我是好朋友，他没有找我帮过什么忙，我收他的钱又怎么能算是受贿呢？”

　　这只是文强的一厢情愿，曾维才的真实想法，就是把他当成了一个留待以后能用得上的靠山。

　　文强对这个口中的好朋友下手很狠。他多次出国考察，以及去看望在加拿大“留学”的儿子——文公子的那次留学更像是时间长一点的旅游，只待了九个月就辍学回国，都会有意无意地打电话给曾，就等着对方问：“最近在忙什么？”

　　每到这时，文强就会透露自己将要出行的地点，而曾维才则会因文强的需要而送钱。

　　像这样的“朋友”，文强有很多。这些朋友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找文强，他们多是地产商。这些商人所从事的行业并不涉及犯罪，但却要和方方面面接触，而且都要走政府路线。

　　他们围绕在文强的周围，没事就吃饭，有事还是吃饭。过年过节的打点少不了，而外出消费，买单的永远是他们。文强到案发前显然已经习惯了这种病态的关系，他将别人的贿赂当成了理所当然，以至于当他买了一套房子要装修时，曾维才没有给他送钱，他都觉得不正常：“我搬家了，你什么时候到家里来坐坐。”曾维才，这个文强口中的朋友，真的像朋友一样前去文强的新居祝贺乔迁，也带去了礼物——50万现金。

　　陈万清，是文强的另一个朋友，也是在重庆发展的商人。他接近文强也没有明确的事项，更多的时候，他的身份是文强与行贿人的中间人，替文强介绍贿赂。

　　而文强案中从头至尾都出现的另一个关键人物叫周红梅，她是比较成功地接近了文强，并从文强身上赚了很多钱的人。她经营着一家装潢公司，因为是个女人，她无法和文强出入声色场所，所以她走“夫人路线”，通过文强妻子周晓亚，她成功地说服文强给自己拉了多笔装修工程。

　　作为回报，周晓亚拿出利润的部分，作为好处费送给了文强夫妇。

　　不仅仅是装修工程，周红梅最后乾脆把自己公司35%的股份白送给了文强夫妇，进而，她以共同投资的名义和文强夫妇出去投资。看似公平，周红梅实质上沾尽了文强的光，因为无论是接道路工程，还是出去买地投资，别人都是冲着文强的面子。这么多年来，周红梅就像是文强家的一个附庸而存活着，她最终成功地做了文强儿子的乾妈。成为了“一家人”，而这个文家“第四人”的真实想法是：“有文强做靠山，很多事情就好办了。”对此，周晓亚心知肚明，所以对周红梅送来的股份、好处，她从不拒绝。

　　这些所谓的朋友、“家人”，各怀鬼胎奉迎文强夫妇，实际上都是想着自己的利益，文强夫妇则乐见其成，一步步滑向了无法回头的犯罪深渊。

　　“老板”文强的地下组织

　　“老板找你。”一次和陈涛的通话中，黄代强大声喊着。老板，是文强的警局下属们对他的称谓。

　　作为“老板”的文强确实是在经营一个像公司一样运作的警方地下组织，在这个组织里，他和手下的几个同是高级警官的主要成员将权力变成了商品，将之估价后“出售”，满足“客户们”的非法要求。而他的手下，就像一个个项目经理，经营着各自分管的范围：经济案件、治安管理、刑侦……

　　而这些身份是警局各条线的“总队长”们，就运用各自分管的领域，充分挖掘其中资源，将利益最大化。每到年节，他们要上交“收益”——方式是拜年，或是文强过生日时的礼金。

　　一个直辖市的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权力还是很大的。

　　重庆的每个区都有数以千计的娱乐场所，不管是这些场所的经营者，还是文强及他的手下都很清楚一个现象：重庆的娱乐行业涉黄、涉毒非常普遍。

　　“重庆的娱乐场卖淫嫖娼，非常普遍，是一个顽疾。”陈涛说。他曾是重庆市娱乐场所的总管理者之一，在最初时他曾是重庆市公安局治安一支队的支队长，这个支队的主要任务就是主管全市的娱乐场所。

　　而那些从事骯脏勾当的老板们迫切地需要保护，他们知道，三天两头有警察登门的场所，面临的前景只有倒闭。所以，陈涛还有更高阶的警官，就是他们的行贿目标。这是在很多地方都存在的问题，娱乐场所与警方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既为公众所诟病，也是个毒瘤，屡治不愈。而接受别人请托，去打听案情、帮助捞人、帮助已归案的犯罪分子从轻处罚，则是文强等人热衷也一直在做着的事。文强本人收了别人的钱去“捞人”，事没办成，钱也不会退。有一次，他收了一个人的钱答应帮他哥哥从轻处理，但最终不了了之。

　　赵利明被指控收受一家大型企业35万元现金，去帮忙“救”一个人。另一次，赵带着别人去找一个区的检察长，检察长收了12万元钱，当事人受轻判。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职务之便使得他们在这样的事情中如鱼得水。而那些家里有人被抓的家属，在遇到这样的事情时往往不顾一切，不计成本地投入，给了文强们极大的空间。而担心被报复、被讹诈的家属们也无计可施。

　　这些生财之道，让文强和同伙迅速积累了大量财物，扰乱了纲纪，也把整个公安队伍搞得乌烟瘴气。因此，在重庆市公安局内部，便有了“找文强办事，没钱不行”的说法。

　　爱送礼的警察们

　　“找文强办事，一定要送钱。”向法庭提供了证词的，是重庆市公安局的一名处级干部。他本来和文强并无深交，但为了自己的前途，在一次过年时向文强送去了十万元现金。

　　他说，文强的贪财在局里是出了名的，他亲眼见过两个能力一般的同事给文强送礼后，很快做上了科长。

　　有一个派出所的户籍民警，自己的孩子刚毕业，想在分配时留在主城区。虽然自己也是警察，她还是通过熟人给文强送去5万块钱。而想做政委的、想调副厅的、想到区县做一把手的、转业想分配的，这些人只要找到文强，就得送钱，事不一定办得成，但钱一定不退。

　　也有强硬的，一个普通民警竞聘副所长，给文强送了20万。最终并没有成功，他和父亲不依不饶，最终拿回了这笔贿款，这是文强口中的唯一一次退赃。

　　“这个单位怎么乱成这样？”旁听的人们在听到文强手下与文强复杂而混乱的经济往来时，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上面所述的那个处级干部第一年送了钱，就一直送了四年，每年10万，直到文强调走。

　　文强喜欢过生日，不管大小他每年都过。因为和过年时间很接近，文强每年初必有大批现金入账，而行贿者以他的手下为主。有的警察想躲，只要被文强想起来，就必定要被穿小鞋——赵利明被他勒令向自己下跪，就是一例。

　　陈涛总受贿金额约26万，却向文强行贿了40多万，收支没有“平衡”。而另一位被他欺骗恐吓的劳教局副局长冉从俭，不得不向别人举债10万送给文强。

　　“没有监督，长期没有有效的监督，自己又把持不住，是文强这帮人烂掉的根本原因。”重庆一媒体的记者说，他说，现在重庆某些警局的做法还让人费解：“车被偷了，警方破了案，如果你要去取车，就得交一笔五千元以上的钱，他们叫‘线人费’。”这在外地不会发生，发生就会被举报纠正的事情，却在重庆延续多年。

　　在这次打黑之前，网上对亮点茶楼、白宫夜总会的恶评如潮，分管治安的陈涛、包括文强本人也都在网上见到多次，但他们视如无物。因为他们本人就是那儿的常客，而每年也都收受着大量的进贡。在他们的庇护下，普通警队不敢贸然上门。

　　这次的打黑除恶，对重庆警方来说更是一次吏治。一些恶疾通过打黑正在被慢慢移除，相比较文强的生或死，这个结果要有意义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