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病榻上的毛泽东和他的妻子江青等人，全国上下都不想再折腾了。解放军曾经是毛发动“文革”的主要依靠力量，但此时的军队却是批邓的阻力……如果是十年、二十年前，这些军人断不敢如此轻慢对待毛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
1975 年10月，毛泽东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
单世联，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文化管理系教授。
1962年12月26日，69岁的毛泽东以“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的诗句表达了与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的胜慨。但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标准来改造党、改造中国，仍然任重道远。1975年10月1日上午，毛自言自语：“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这一年的12月26日，是毛82岁、也是他最后的一个生日。
老朋友朝鲜的金日成、阿尔巴尼亚的霍查都派专人送来寿礼，邻邦越南和菲律宾也有表示，家乡湖南送来长达10米的面条，对这些礼物，毛泽东看都不能看完。女儿李敏、李讷来了，妻子江青来了，以前在他身边工作的护士长吴旭君、护士俞雅菊和李玲师来了。毛的居处有了生气，他由张玉凤、孟锦云搀扶着来到大厅，坐在沙发上。
小孟说：“今天是您的生日，按我们家乡的习惯，孩子要给老人磕头。”主席听了高兴地说：“你的意思是要给我磕头，我可不敢当，我承受不起噢！”小孟听了，很随便地说：“您都不敢当，还有谁敢当，我先给您磕。”说着还没有等大家反应过来就跪在主席面前，郑重其事地磕了三个头。主席也不时向前起身表示回敬。见小孟磕了头，吴旭君、李玲师、张玉凤也都先后去磕头。
看来，毛泽东这时是很高兴了。他说：“记得小时候，在我的家乡，母亲常带着我去庙里烧香拜菩萨。那时，我比你们现在小多了，我很信神。一边给菩萨磕头，一边嘴里念叨着要菩萨保佑。你们今天给我磕头，我不是成了神啦，你们也让我保佑吧！”
“我们当然心里也想着让您保佑啦，只不过没说出声来。”张玉凤抢着说。
“现在不是我保佑你们，而是你们保佑我噢！”
(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107-108页。)
晚餐后，毛又躺回床上。“1975年12月26日这天，毛泽东的家里有欢声笑语，但也有平时的沉寂。”(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第 109-110页。)此后更多的是沉寂。以至于1976年春节，毛特意要小张、小孟等放鞭炮来增加些热闹。
李敏回忆说：“1976年的春节，爸爸是在悲伤与凄凉、孤独与寂寞中度过的。我们兄妹三人没有去和爸爸团聚，没有去给爸爸辞岁拜年。据说也没有客人到爸爸身边陪他辞岁迎新。陪伴爸爸的，还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0页。)毛是喜欢 “独”的：“独立寒秋”、“独有英雄驱虎豹”、“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但那些“独”所表达的是一种“胜似闲庭信步”的从容和“今日长缨在手”的自信，甚至是“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霸气。而在1975年，他是真正的孤独了。
崇拜毛泽东的人当然不会知道：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是这样孤寂地度过最后一个生日的。
“每逢这一天，单位、家庭、个人都要在中午吃长寿面。这已是不成文的规矩，没有成文的信条。虽然，没有文件，没有布置，但人们都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祝寿’氛围之中。这是‘文化大革命’后形成的习俗。”这一说法略显过头。比如本文作者所在苏北农村，虽然都有为毛祝寿的愿望，但一般农家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来祝寿，“吃面”对很多家庭来说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吃寿桃的更少。不过无论如何，举国为毛祝寿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至少，“12月26日，每个中国人，无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幼，都不会不知道这是什么日子。”(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第105页。)
史学家顾颉刚1949年后即响应毛的号召，认真学习毛著、积极改造思想，在毛生日这一天也有表示。其1963年12月26日日记中即云：“今日为毛主席七十寿，阖家吃面以祝。”次日还写诗“祝毛主席寿”：“扫尽人间虎与狼，伟人伟略起东方。昆仑三载犹难压，要把河山一担装。”经过长期的学习和改造，这位受过“五四”新思想启蒙的知名学者，已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对毛的崇拜。据其1967年6月8日的日记，他还梦见过伟大领袖：“予梦见毛主席已不止一次，而昨夜之梦特长，毛主席来我家，温语良久，同出散步。此固幻象，但足徵予参加运动十个月，对毛泽东思想已渐渐接受，思想改造已有端倪，弥可喜也！孔子以不梦见周公而自叹其衰，予今体已就衰而志则甚壮，是则闻道虽晚，当不至朝闻夕死，不措之于实用也。”(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103、104页。)
对一些高级领导人来说，在毛的生日这一天吃面吃寿桃具有政治意义。1971年12月24日，正在日坛医院治疗癌症的陈毅一早醒来就问：“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吧？”护士告诉他还没有到，他说：“我要吃点寿面、寿桃。”26日，吃饭已十分困难的陈毅还是勉力吃了一点寿面、一个小寿桃。(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23页。)显然，为毛祝寿之于陈毅已是一种习惯，即使在生命垂危之际也没有忘记。这一点，成为陈毅无限忠于毛的重要证据。当陈夫人张茜在陈毅追悼会上告诉毛这一点时，毛感到高兴。
岂有豪情似旧时
在现已公开的材料中，毛泽东在生日之际接受磕头，1975年是唯一的一次。在萧瑟的晚年，毛显示了作为普通人脆弱的一面。小孟有次对张玉凤说：“张姐，我都快三十了，我真想要个小孩呢，你跟主席替我说说。”毛的回答是：“再等一年吧，等我死了，她再要。”(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第 118页。)
岁月无情。一个痛斥“独立王国”的领袖、一个追求“天下大乱”的斗士，现在已是一个希望年轻人“保佑”的老人。毛晚年喜欢和小姑娘来往，喜欢回忆往事，喜欢看老电影，有时甚至迷信。他常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1976年4月21日，小孟读完有关吉林陨石雨的报道后，毛在窗前伫立良久，感慨而又激动地对小孟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变动，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 “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要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小孟反问：在大人物死的时候，天上会掉下大石头，您真信吗？毛沉思后说：“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第133页。)唯物主义不相信什么生死预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更是无所畏惧，但此时的毛泽东，却似乎不再有往日的壮心和豪情了。
这不仅仅因为毛泽东老了。1966年在给江青的信中，毛说过：“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他以最高领袖的威望和权力发动了“文革”，“文革”又极大地增强了他的威望和权力。1966年7月27日，陈伯达在北师大说：“党的领导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同年10月1日，张春桥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领导。”(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65、100页。)如果说延安整风确立了他在全党的独尊地位，那么“文革”又使他凌驾于党之上，由“党中央、毛主席”而“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实际上成为他的办事机构，除他之外的所有领导人都只有贯彻落实“毛主席指示”的责任，全国上下基本上步调一致。
然而，“天下大乱”也严重损害了毛泽东，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空前灾难不说，他本人也并不轻松：多年的战友、同志大多被打倒，两个接班人(刘少奇、林彪)死于非命，对新提拔的王洪文不满意，对忠心耿耿的周恩来有疑虑，江青又不争气，毛实际上成了孤家寡人，只有几个亲戚(毛远新、王海容)和秘书兼护士小张、小孟受到他的信任。对于一位志在万里江山和千秋万代的革命家来说，这是怎样一种难堪？
还好，毛喜欢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无数情调沉郁苍凉、喻意隐晦深刻的作品成了他晚年的心理寄托。当时，北京、上海一些学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毛提供各种文史选篇的注释本；一些优秀的艺术家的工作之一，就是为毛演唱古典词曲和其他国人不允许接触的作品。
1975年5月，毛三次要人诵读庾信的《枯树赋》，还要听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秦观的《鹊桥仙》等作品的演唱。当时的演唱者岳美缇回忆：“要我重唱张元干《贺新郎》，因为词中结句‘举大白，听《金缕》’改成了‘君去了，休回顾’。我不懂为什么要改动原词？大家也不知道改动的原因。一次江青找我们一起听录音，在放重唱《贺新郎》时，她自言自语：‘这是 毛 主 席 改 的 ，特 地 说 给 我的。’”(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290页。)而另有论者介绍：“据工作人员回忆，197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老董必武逝世的那一天，他整天都在听这首词，不时地拍床击节，随乐咏叹。不久，又让演唱人员重新录制，说是最后两句太伤感了，改唱为 ‘君且去，休回顾’。”（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91页。）无论如何，毛对张词作了修改是确定的。张元干的全词是：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河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月，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此词确实悲凉伤感，特别是“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和“雁不到，书成谁与？”两句，但从“目尽青天怀今古”开始，情调转向高昂。“大白”是酒盏，《金缕》即《贺新郎》的异名，“举大白，听《金缕》”可简单地译为喝酒听歌吧，所以不能说“最后两句太伤感了”。张另有一首《贺新郎》是送给李纲的，结句是“风浩荡，欲飞举”，也是雄心勃发之意。反之，“君且去，休回顾”则有痛苦的诀别之意。如果以上理解大致不错，似乎可以说毛把张词改得更伤感了。也许是人生暮年的无奈，也许是对身后事的不放心。
1974年3月20日毛给江青的信有“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一句，1976年向华国锋等人交班时也有“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一句。（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86、1782页。）因此，毛晚年的孤独沉寂，是其斗争哲学的必然结果。从根本上说，仍然与他 1965年与刘少奇发生的冲突有关。毛认为他坚持的是社会主义、是符合人民要求的，但他也明白，这一理想以及为实现这一理想而采取的行动并不为大多数人民和官员所认同。改造中国的宿愿还没有完全实现，自己却已老迈衰弱，真是“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
病榻上的毛虽有伤感、有迷信，但壮心未因衰年减，豪情依然伴白发。1975年8月，毛和身边人一起看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故事说的是两个男青年都去救落井的小姐，因为谁救出小姐谁就可以娶小姐。两人商量后，一个下去把小姐放进筐内，一个在上面把筐拉上来。小姐被救上来了，上面的这个人为了得到小姐，就用石头盖上井口，抱着小姐成亲去了。她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井下的人好井上的人坏，但毛却秉其一贯的斗争哲学，认为井上青年好一些：“那个井下青年，对问题的考虑太简单，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早就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这一招儿，他太愚了，还是井上那个青年聪明噢。”“老实，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这是鲁迅先生的见解，我很同意。”（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第167页。）这种观点与毛一贯提倡的做老实人、说老实话是矛盾的，却真实地表达了毛的思想：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突破任何行为规范，“无法无天”，重要的是实现自己追求的目标。也就在发表这段宏论之后不久，毛又发动了他一生的最后一个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并且以更加霸蛮的语气设问：“八亿人民，不斗行吗?”
“文革”大势已去
毛泽东是虎又是猴，何时是虎、何时是猴，取决于条件、环境及身体状况。1975年过最后一个生日时，毛权势依然，雄心依然，但毕竟老了，他不可能像批刘少奇那样，畅游长江、接见红卫兵，绕过官僚系统直接动员群众，也不可能像批林彪那样巡视大江南北、策动地方大员。1976年的运动固然举国响应、轰轰烈烈，但“文革”毕竟大势已去，气息奄奄，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杀伤力了。
除了病榻上的毛泽东和他的妻子江青等人，全国上下都不想再折腾了。解放军曾经是毛发动“文革”的主要依靠力量，但此时的军队却是批邓的阻力。萧克上将时任军政大学校长，对批邓运动“不明着反对，但也不积极行动，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搞些面上的学习和批判。当时，北大、清华和一些地方单位把邓小平当作敌我矛盾批判，我们也收到两本所谓批判的靶子，但没有印也没有传。……奉命到清华大学去听‘四人帮’的同伙迟群、谢静宜的所谓教育革命介绍，我们派人去听，但根本不表态，回来也不传达，不宣扬。”（萧克：《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529页。）“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原北京军区司令杨勇上将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对“批邓”运动先是硬顶，然后是在2月28日在中央召集的会议上与新疆的领导同志统一口径：“硬顶当然不是办法，发言时我们可以绕开‘批邓’，避实就虚，多检查自己，实在避不开，至少要按中央文件的口径坚持三条：一、要称同志，二、人民内部矛盾，三、不给戴任何帽子。”（杨菁、张作光：《往事》，济南：明天出版社，1987年，第323页。）从6月到9月，新疆军区召开过21次常委会，没有一次是专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如此等等，运动实际上没有按照毛的意愿开展起来。
如果是十年、二十年前，这些军人断不敢如此轻慢对待毛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但现在，将军们关心的不是“批邓”，而是毛之后的政治较量。据陈再道上将说，1976年“四五事件”后，一些军队领导人“几乎每天都在招待所罗瑞卿同志住处，议论形势的变化，研究党和国家大事，对万一主席不在，形势恶化，我们都作了最坏的打算，准备和‘四人帮’斗争到底。”（冯征：《我所了解的陈再道将军》，载《纵横》1999年第7期。）也就在毛躺在床上的1976年1月，原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对张爱萍上将之子张胜说了“大逆不道”的话：“毛主席身体不行了。你爸爸知道吗？请假回去一趟吧，叫他一定挺住啊！”（张胜：《从战争中走来――― 两代军人的对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第399页。）
即使毛泽东知道了这一切，他又能如何呢？他已经过完了最后一个生日了，他也承认：“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几个月后，江青等人被抓，两年后，“文革”被彻底否定。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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