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初春的一个上午，即将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的刘阳，来到西单，拐进西单明珠东侧的一个胡同里。
在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胡同里，刘阳发现了两件出自圆明园大水法的文物。
胡同里的石鱼
“我那是去扫胡同呢。” 刘阳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痴迷于老北京风土人情，拥有着“北京史研究学会会员、北京实地民俗学会会员”等多个头衔。他没事就喜欢到北京的老胡同里转转，拍些老北京风情照片。
那天，他去的是大秤钩胡同。这条胡同位于西单华南大厦东侧，西起西单横二条，东至钟声胡同，北与兴隆街相接的胡同，虽然在繁华的西单附近，里面却相对清静，胡同里有不少大院，多是各部委的单位宿舍。在过去，胡同的空中还飘荡着“磨剪子嘞，戗菜刀”的吆喝声。
刘阳喜欢这种极具老北京特色的胡同，一个上午他就在这里慢慢地走着，看着。走到胡同中段11号院的门前，他看到门前高高的门墩上坐着一位大妈，白发灰墙大红门。就在这个时候，原本关着大红门开了一半，有人推自行车进去，刘阳借着开门关门的的机会，向院子里瞅了几眼。红门开关不到十秒，他瞥到院子当中的树下有一对硕大的石鱼。
“鱼是平躺的，嘴是圆的，非常大，脑袋也非常大，有些像胖头鱼。”刘阳很少见到这种造型的石鱼。后来他还去过大秤钩胡同几次，一直想给石鱼拍张照，但看门的老太太说那是机关宿舍，不让随便进。
刘阳一直有点遗憾。
毕业后不久，刘阳到了圆明园管理处文物科工作。2006年初，为了撰写一本圆明园的书，他开始系统地查阅自己常年来收藏的圆明园老照片。
当他在翻看法国著名的传教士亚乐园1930年代拍摄的两张照片时，他眼前一亮，照片拍摄的是圆明园大水法，上面有着似曾相识的硕大的石鱼。
记忆终于锁定，照片中的石鱼与大秤钩胡同里的石鱼非常相似，有没有可能那对石鱼就是圆明园的呢？
刘阳决定带着照相机再去西单。要拍照还是不容易，很多次，刘阳连门都进不了。后来，他才知道，因为之前有好几拨贼都打这对大石鱼的主意，曾试图偷走它们，院里的居民不得不对陌生人提防着。
又过大半年。终于有一天，再次去碰运气的刘阳，终于趁着看门老太太开门忙着打扫院子时，鼓起勇气，“强行”闯入，没想到，老太太听说他只是拍拍照，就没怎么管他，刘阳对着大石鱼一次拍了个够。
通过实地考察和拍照对比，刘阳确定，这对石鱼就是亚乐园照片中的石鱼。这个重要的发现让刘阳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异常，要知道，在过去所有有关圆明园流散文物的记载中，根本没有这对石鱼的存在。
他立刻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圆明园文物管理处。
很快，圆明园文物管理处会同专家对石鱼进行了鉴定，专家一致同意刘阳推测，这对石鱼就是出自圆明园。而大院的居民也说，上辈人也曾说过，石鱼是圆明园的。
大秤钩胡同11号院(即西单横二条34号院)是中组部的职工宿舍，居民们一致同意让石鱼回到圆明园。
尽管如此，因为涉及到两家单位的沟通，事情开展顺利，协商过程依旧漫长，前后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2007年6月，这对每只身长125厘米高58厘米重达一吨的石鱼终于回到约16公里外的故地。
散落的文物
在石鱼被要回的同时，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3号的北京教育网络和信息中心(原北京电教馆)也主动捐献了八件石刻文物：六件西洋楼景区汉白玉石雕建筑构件和两件中式建筑构件――这些每个重达千斤的石构件从“文革”期间被拉到电教馆，就一直散乱地堆放在馆里一个狭小的院子里。
这十件文物是圆明园管理处自1976年成立以来，首批成功回归的文物。为这，圆明园管理处在圆明园建园300周年纪念日上好好地风光了一把，还藉此发起了一个圆明园流散文物回归工程。不过，直到现在，这十件文物仍然是回归工程中分量最足的“业绩”。
“石鱼成功回归，有太多的偶然因素了，不具备可复制性。”刘阳说，一些广为人知的拥有着圆明园文物的单位，却几乎从来没有联络过圆明园。
圆明园学会的资深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原副所长王道成给《中国周刊》讲起这样一件事：前几年，圆明园学会会长张文彬到北京大学去做了一个讲座，讲的就是关于圆明园流散到国内的一些文物。
到北京大学去讲，张文彬也是用心良苦。因为就在北大校园里，有着不下十件东西来自于圆明园。这其中包括：北大正门(西门)的一对石狮子、主楼前的一对石麒麟、未名湖西岸山坡上的“山高水长”土墙诗碑、未名湖里的翻尾石鱼、未名湖上的西式平桥、燕南园的莳花碑、流水槽、西门办公楼前双龙戏珠图案龙云石、办公楼前一对华表?
北大校址现在很大一部分是过去燕京大学的校址。北大在一份《北大校园引导参观资料》中也对校园各处的圆明园文物大大方方地进行了一一介绍：石麒麟、翻尾石鱼、龙云石都是当时的燕大向这些物件的拥有者――光绪帝的四弟载涛买下的?
那对华表，北大也说明，是当年燕大强行从圆明园拉走的。
1925年，燕京大学的翟博牧师派人跑到圆明园强行支架起运安佑宫前的两对华表。当时的北郊警察分署署长亲自到现场阻拦，无效。安佑宫两对华表被运走，三根到了燕京大学，还有一根却被运到城里，一度被闲置在天安门前南。后来北京图书馆建文津新馆，才将燕京大学多余的华表和天安门的那根一块搬到了那里。有意思的是，因为搬运时候阴差阳错，两对华表都没成对，现在北京大学和国家图书馆文津分馆的华表都是一根粗一根细。
张文彬在北大演讲中提出，希望北大能够将这些原本属于圆明园的文物归还给圆明园。在担任圆明园学会会长之前，张文彬是国家文物局的局长，这个讲座级别和分量都足够。
但让张文彬颇尴尬的是，一个北京大学考古系的教授当场反对。这位教授反对的理由是：北京大学现在也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事最后也不了了之，直到2006年中国的第一个文化遗产日。
历史难题
2006年3月23日和4月14日，圆明园管理处拿到了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文物局先后正式批复，同意他们开展“圆明园流散文物回归圆明园遗址的征集工作”。
这个来自国家文物局的批复，不但强调征集范围应以国内为主，征集方式应以捐赠为主，不应采取购买，还特别强调在宣传上要把握分寸，少说多做，尽量不要采用“大型文物保护工程”之类的措辞，避免给征集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批复是非常小心的，生怕触动一些单位的利益，给文物回归工作带来麻烦啊。”王道成说。没多久，他和22名国内著名专家学者，联合签署《圆明园散落文物回归圆明园遗址倡议书》。
倡议书的措辞也是相当谨慎，对于征集的重点讲得非常清楚：“不构成存放地现有建筑物构件的”、“不影响现存放地整体景观风貌的”、“在现存在地随意弃置散落的”。
看上去，这几乎算是一份收集“废弃文物”的倡议书。即使如此，回收也极难顺畅进行。
这两年，圆明园管理处一直在和北京西交民巷 87 号院和北新华街112号的产权单位――石化机关服务中心协商，希望他们能将那里所收存的二十件散落的圆明园文物捐赠给圆明园。
西交民巷87号院是北京双合盛五星啤酒厂创办人郝升堂的住宅。 1913 年，郝升堂从圆明园拉走了许多太湖石、汉白玉石雕栏板、石笋、石刻匾额、石雕花盆等，建成一座仿苏州式花园宅院。1961 年该宅院由化工部使用，现由石化机关服务中心作为居民住宅管理使用。现在院子里很多来自圆明园的文物要么风化浸蚀得厉害，要么被随意放弃一边。目前，有9件回归圆明园，还有11件目前仍在协商。
更多存放圆明园文物的地方，有颐和园、中山公园、北京大学等地。
虽然从历史的角度，这些文物都属于圆明园；从道义的角度，文物当年被拿走也并不都正常，但时日已久，要回文物，已经并不现实了。
“这些单位拥有的圆明园文物，年限最短都超过了60年，很多也早已成为这些单位的一景了。”王道成说。
王道成拿中山公园的兰亭举例。英法联军将圆明园焚毁后，兰亭和兰亭八柱这两件重要文物被弃于荒野。至1914年，北京城内社稷坛改为中央公园，为充实公园内的文物，于1917年将该文物运到中山公园，并在“绘影楼”前建前厅三间，四出廊，作为陈列碑石之用。
1971年，中山公园又利用这八根石柱，建起了“兰亭”，同时也将原来的石碑置于亭中。今天，兰亭碑仍完好，字迹图像清晰，八根柱石之兰亭帖虽有风化，但仍可辨读。这座重檐八角的兰亭碑亭，成为中山公园的重要景观之一，甚至也是人们凭吊圆明园沧桑的重要地方。
被忽视的国内拍卖
除了在几个著名的公园和大学，圆明园的文物还有多少流失在国内，这几乎是一个空白。
“圆明园文物国内流散情况的摸底工作根本就没开展起来。” 76岁的王道成老教授告诉《中国周刊》，真正对圆明园流散文物进行关注，也就是近几年对圆明园兽首的拍卖引发的。
兽首拍卖之所以广受关注，是因为拍卖公司在外国，收藏者也是外国人，潜在的买家也可能是外国人。
“有谁真的关心国内的流散文物？”刘阳越说越生气。国外拍卖圆明园的东西，不管是不是真的值钱，大家都一窝蜂地去谴责，国内拍卖，哪怕是稀世珍宝，也没人说什么。
尽管没有同伴，刘阳这些年也一直没有间断去收集圆明园流散文物的资料。从2004年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他开始购买拍卖行过期的拍卖画录册。
一旦有国内的拍卖公司拍卖，他就可以确定，至少这段时间，又有什么样的圆明园文物流散在国内了。但这个时间太短暂，一旦拍品拍出，购买者通常都是保密，他就无从得知它们是否还在中国了。
即便是这样，刘阳依然每年花上至少一两万元，在各种拍卖会结束之后，去购买相关拍卖会的画册。希望能知道，还有哪些文物流散在国外，哪些是在国内。
拍卖会进行之前，刘阳是买不起画册的，国内拍卖行的画册定价也在数百元以上，且印量都很少，刘阳只能托相熟的书商想办法去收购。
最近，刘阳就花200元买了一本北京翰海拍卖公司2009年秋拍会的清朝宫廷宝贝拍卖的画册。里面有一对来自圆明园的嘉庆宝玺，翡翠质地，交龙钮，印文为阳文篆书，分别为“凤麟洲”和“水净沙明”。
如果不是相熟的朋友告知，瀚海秋拍会上有清朝宫廷宝贝，他其实不会那么巧就买到这本拍卖画册的。鉴定两方宝玺的是故宫博物馆鉴定印章的首席研究员。这两方宝玺出自圆明园，史料上正好都有记载。
根据《嘉庆宝薮》所载，这组存放在绮春园的凤麟洲景群内的宝玺共三方，印文琢刻于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年初，印文皆经过嘉庆皇帝钦定，印文分别为“凤麟洲”、“水净沙明”和“麟游凤舞”。 “水净沙明”所指正是凤麟洲的自然环境，而“麟游凤舞”则是嘉庆帝治国理想的完美体现。令人遗憾的是，现在另一方“麟游凤舞”玺和紫檀木匣已经佚失，不知所在。
就是这样一对确定无疑的圆明园流失宝贝，既在工艺上精美绝伦又在意义上无比深刻，在国内的拍卖公司悄无声息地拍卖出去了，买家是谁，不得而知。
刘阳有些想不通，2009年年初在法国佳士得拍卖的鼠首和兔首，因为是从圆明园被掳到海外，外交部都声明不能拍卖。而这些在国内拍卖公司拍卖的圆明园宝贝，很明显也是从圆明园流散出去的，显然，他们也应该是不能拍卖的，而这些国内的拍卖，都是经过了国内有关部门的审查。
“如果拍卖，是不是也间接承认了当初的劫掠是合法的呢？”刘阳反问。
圆明园海外寻宝路
2009年底，一支前往美国寻访圆明园文物的队伍，吸引了中外媒体的关注。虽然美国并非当年掳掠圆明园的国家，虽然寻宝团再三强调，此行只为建立档案，而非追讨文物，但圆明园在国人心中的特殊情结和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还是让此次寻宝行为变得意味深长。
“寻宝团”的成员有预感，在美国，他们可能接受怎样的对待――出发前，国内一些媒体报道说，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追讨文物。
“我们明明强调的是收集档案和资料，他们还是报成了我们去追讨。外国人一听到，不紧张才怪呢。”寻宝团成员刘阳说。
首次海外寻宝幕后
刘阳，80后，既是圆明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也是圆明园学会的学术委员。
早在三年前，他就谋划着要自筹经费前往国外做圆明园流散文物的资料收集。
刘阳做圆明园研究有个特点，非常重视收集文献资料，包括老照片，各种书籍画册。他认为圆明园文物的文献和照片，有时候对研究圆明园甚至比文物本身更有价值。而且他早就了解到，如果是学者出于学术研究，和国外的那些收藏人士和博物馆并不是很难打交道。
现在，圆明园管理处出面“海外寻宝”，刘阳当然愿意加入。
这几年，一提起圆明园海外流散文物，大家都提出一定要让它们回归，又是诉讼，又是回购，又是外交追讨，各种方法都用了，但到底有哪些文物流散在海外，却并没有人做过详细调查。
远赴海外调查圆明园流散文物是为了什么？这似乎是不太容易解释的问题。
2009年12月17日，《纽约时报》一篇名为《中国寻宝团美国搜寻文物记》报道，让人觉得寻宝小组的人此行就是带着追讨文物的目的去的，这让寻宝团颇为尴尬。
刘阳说，出发之前，他前前后后接待了很多记者，每次他都强调，此行是去做学术研究的。他希望在报道的时候弱化官方色彩，强调民间行为。
圆明园学会的一名工作人员也证实，出发前，多名圆明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都突击加入学会，以学会会员的身份出访，也正是为了让寻宝团具备更多民间和学术的色彩。
2009年11月30日，寻宝团“低调”赴美。“但是，人家美国人才不管那么多，咱们都大张旗鼓地报道了，人家认定我们就是来追讨的，对我们提防着呢。”刘阳说。
美国人确实应该不用提防，圆明园浩劫制造者的名单没有美国，美国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圆明园文物也都是通过各国合法的拍卖得来。
刘阳不会忘记2009年12月7日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遭遇。寻宝团那天早晨乘车到达大都会的时候，博物馆大门口庞大的媒体采访阵容让刘阳大吃了一惊：“我对自己的行程都不是特别清楚，那些外国记者怎么就知道我们每天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呢？”
刘阳后来才了解到，大都会博物馆甚至已经出台了应急预案，以防出现意外，而接待他们的博物馆负责人态度也有些倨傲，“真有些剑拔弩张的味道。”
寻宝团在大都会博物馆的活动基本是在媒体记者的陪同下开展的。以至于刘阳都担心自己和其他成员是不是会穿着有些随意，会影响外国人误解他们此行的学术目的。
美国人会对刘阳他们产生抗拒情有可原。在组织寻宝团赴美收集资料之前，圆明园管理处关于圆明园流散海外文物的态度一直都是比较强硬的。2009年4月28日，鼠首和兔首在法国佳士得拍卖风波过后，管理处再次发出措辞非常强烈的声明，强调“圆明园所有流散文物理应归还中国”。
或许，美国人真的是还不能适应，来自圆明园故乡的寻宝团，是为学术而不是追讨文物。
更远的寻宝之旅
按照计划，在美国之行后，圆明园方面还将组织赴欧洲和日本寻访，那些国家也都拥有大量的圆明园文物。
这其中，英国和法国的圆明园文物可能最令国人关注，当年，正是这两个国家洗劫了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
其实，早在圆明园管理处筹划海外寻宝之前的很多年，流失在各国的圆明园文物就已经深受关注。
《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彩色底片的回归，就是一个小小的缩影。
1860年，圆明园罹难，被认为唯一能反映圆明园原貌的诗歌绘画珍品《圆明园四十景图咏》被侵略者掠走。
全盛时期的圆明园有长春园、绮春园、圆明园，共计一百多处园林风景群，四十景是指园内独成格局的最漂亮的40处景群。
四十景图是根据乾隆皇帝旨意，由当时最知名的宫廷画师唐岱、沈源、冷枚等历经十一年于乾隆九年(1744年)绘制而成，40幅分景图，为绢本彩绘，各幅分别附有工部尚书汪由敦所书乾隆《四十景对题诗》，字体一律为大臣奏章所用的宫廷管和体。所绘建筑、泉石等景观都为写实风格，题诗意境深远，书法隽永飘逸，诗、书、画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全图安设于圆明园奉三无私殿呈览，人称殿本彩图。
掠走它的，是法国军官杜潘上校。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成立了战利品挑选委员会，以便挑选最漂亮的礼物晋献给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三世皇帝。杜潘是这个委员会的法方代表。杜潘是个人品和名声不佳的军人，他利用这个机会，“先为自己挑了一份”，《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就成了他的私人财产。
回到法国，杜潘把自己的收藏品进行了拍卖。1862年2月底到3月初进行的四场拍卖，当时的《箴言报》上做了报道。
《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在拍品目录上编为329号，配有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的说明，保留底价被定为3万法郎，但拍卖上叫价没有超过1万法郎的，拍品被收回。
1862年5月2日再次拍卖，仍没有达到预期价格，最终，他以4000法郎将这个稀世珍宝卖给了一个巴黎书商。
此后，法国国家图书馆版画部主任从书商处，以4200法郎买入。这件孤品就这样进入了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2500号，这是版画部当年最昂贵的入藏品，一直保存到现在。
在《圆明园四十景图咏》被掳掠走的五六十年来，中国风雨飘摇，国家和个人都没有能力去关注这些珍宝到底流落何处。
直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才有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图册的踪迹。当时，留学法国、获得考古研究院博士学位的安徽人程演生参观巴黎的国家图书馆，偶然见到了这套《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不禁“叹为国工胜迹”，且因该图“在我国建筑外交上皆具有很大之痛史，尤非寻常书画名迹可比”。
任法国考古院研究员的程演生，经多方活动，终于请得馆主许可，“用摄影术全部传实而归”。后由中华书局用玻璃印刷成《圆明园四十叶》，于1928年向全国发行。当时印刷的这套图册，既有图也有诗，保持了原图40对幅的原貌。虽然图幅大为缩小，且是黑白色的，但中国人却是借助这40幅图，才又重新“结识”圆明园。
1981年5月，当时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知道国内圆明园学者苦于没有更清晰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做研究，就让外交部驻法人员出资从法国国家图书馆购得《圆明园四十景图咏》的80幅黑白底版，赠给当时的圆明园学会筹委会。
1982年5月，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中法文化交流进一步通畅。第二年的9月，三位法国学者来到中国和圆明园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这是关于圆明园研究第一次国际级的学术交流。法国学者没有空手而来，不但带来他们自己的研究圆明园的著作，还带来了“圆明园四十景”彩色照片底片，赠送给圆明园学会。
2003年，北京一家专门利用专业技术复制古画的民营文化公司――华采博古文化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法国大使馆，花了10万美金请一个法国人用反转片到法国国家图书馆翻拍了《圆明园四十景图咏》，然后用最先进的技术复制成原大，在中华世纪坛进行展览。之后还印制成精美的画册全国发行。
至此，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资料交换和收集，中国人才真正有机会知道，原来北京西郊的那座废墟，原来是那样的极致梦幻。
超越爱国主义
就在中国人努力寻访海外圆明园文物时，在西方，也发出了将圆明园文物主动归还的声音。
2003年8月，法国历史学家伯纳・布里赛给总统希拉克写信，希望法国主动将《圆明园四十景图咏》还给中国。此前，布里赛刚刚出版了一本名为《1860：圆明园大劫难》的书。2005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这本书被认为是目前西方人最全面客观反映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历史著作。出版后，在法国以及欧洲都引起极高的关注和评价。希拉克读后，也表示非常欣赏这本书。
部分西方人的反应，50岁的圆明园学院副秘书长要砾闵非常熟悉。从2007年加入圆明园学会后，一般有外国学者和来访圆明园，都会由她代表学会出面接待。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接待的每一个到过圆明园、了解了圆明园历史的外国人，都会说，想为中国做点什么。痛哭流涕的人，也大有人在呢！”
长期以来，圆明园一直被定位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这里，人们重温国耻，激发对当年强盗的愤怒和仇恨，而不可避免，这种情绪也会延续到对当下世界的理解。
圆明园学会一直有想法，要把圆明园推向全世界，让更多人都来保护和研究圆明园。那些拥有着圆明园大量流散文物的国家，无疑最合适参与这项工作。
但是这谈何容易。2009年10月18日，来自欧洲的民间和平组织――“欧洲和谐之路“的负责人腾・诺依(Gaetan Roy)在演讲中，说起他关注到的这么一个调查：在2005年，北京大学针对500个学生做了一项关于将来在经济、学术及政治领域未来管理者的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关于1840年到1900年间的历史问题。91%学生的回答是他们不仅清晰地记得这段历史，而且他们仍旧对外国人有敌对感。76%的学生回应说这个情怀至今影响到他们和外国人打交道。
来自未来中国精英阶层的北大学生的情绪，让腾・依诺很不安。
要砾闵也有这个困惑，直到2009年春天碰到爱新觉罗・宝的时候，她才得到了开解。爱新觉罗宝・是嘉庆皇帝的曾孙，他在1980年代曾是个演员，后来出国留学，现在是国际家睦和平中心的主任――这是一个国际间的民间和平机构。
在那次的交流中，宝告诉要砾闵，照理说，他应该是最恨当年入侵中国的外国人才是，如果不是他们，原本属于他们家族的圆明园也不会成为废墟，但他觉得 “圆明”喻含的世界和谐大同的向往，圆明园建筑及其珍藏文物本身也体现了中西合璧，是中西交流和友谊的见证，放下仇恨，才会更凝聚人心来做有意义的事情。
2003年，圆明园学会资深专家、原副会长汪之力就曾经给温家宝总理写信，提出八条建议，其中一条是希望能将圆明园建成“人类文明特殊纪念地”。温总理亲自批复，让北京市政府深入研究。
现在看来，正是实施这一想法的时候了。
宝开始联络到更多的外国友人一同参与这件事。来自法国的欧洲和谐之路负责人腾・诺依、来自美国的环球希望协会副总裁Dr. Donald O Young?为此来到中国。2009年10月18日，圆明园学会牵头组织圆明园国际文化日举行，“将圆明园建成人类文明和谐纪念地”的倡议发出。
就在会上，腾・诺依当着在场中国政府官员的面表示，要想尽办法在2010年10月18日，让一批圆明园流散文物回到圆明园。那天的午宴致辞，这位个子不高的德国人又干脆直接表示，最希望把《圆明园四十景图咏》替中国人要回。
要砾闵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幕。“以前，我们追讨也追讨了，回购也回购了，还发起了诉讼，但效果都不是很好，现在，我们退一步，反而海阔天空了。”
《圆明园四十景图咏》能不能回国，还是个疑问；圆明园海外寻宝之路也仍将面临尴尬和困境，不过，或许有些情况，已经发生改变。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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