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地到杭州务工的魏晓松不得不放弃自己租住数年的10平方米小屋，搬到工厂的4人宿舍中。因为在外租房每月要花费500多元人民币，而宿舍每个床位花不到租房费用的十分之一。
“3年前，我的工资是1700多元人民币，现在收入也只有2000元人民币左右。”36岁的魏晓松说。但与3年前不同的是，他出生1年多的一对双胞胎给生活又增添了压力。
低收入必然导致低消费，中国如魏晓松一样的人们显然难为国家拉动内需做出太多贡献。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此前在一次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等内容为主题的中央高层学习会议上，强调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加城乡劳动者劳动报酬，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
中国财政部部长谢旭人10日部署2010年财政工作时也表示，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其中包括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诸多迹象表明，正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寻找经济增长新引擎的中国，更加注重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努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无疑是这项工作中无法逾越的一道坎。
研究人员注意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连续3年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末，这一会议更是强调要“加大调整力度”。
“对201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而言，关键是从现在起就加大启动国内消费的力度，而这取决于政策的进一步调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教授说。
王小鲁认为，除了通过改善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和教育服务、建设保障性住房拉动消费外，非常重要的就是通过推进相关改革，调整收入分配政策。
在这些观点的背后，有一个似乎曾被忽视而现今日益显现的问题：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有巨大的调整空间。
资料显示，从国民收入分配看，近十几年来，居民收入占中国的国民总收入比重不断下降，政府、企业比重则不断上升。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0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68％降至60％，政府和企业部门分别由16％、16％升至17％、23％。
此外，再次分配中，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69％降至59％，政府与企业分别由19％、12％升至21％、20％。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国家和企业分得多，居民分得少，是现有分配格局的最大特点。”
如果综合多个部门测算，目前在政府、企业、居民三大国民收入的分配主体中，分配比例是33：30：37；而改革开放初期，居民收入分配所占比重是政府的两倍以上。
致力于提倡加快推进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王永昌注意到，1990年到2006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53．4％降为40．6％，16年间下降12．8个百分点。
从国民收入支出来看，中国投资率近十几年来持续攀升，从“六五”到“十五”期间，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一倍，而消费率持续下降并严重偏低，尤其是国民消费结构中居民消费比例下降，政府消费比例上升。
相关人士表示，世界金融危机给中国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必须坚持内需与外需相结合，消费与投资、出口协调发展。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是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和预期不足，经济增长长期依赖投资、出口的根本原因。”王永昌说，必须加快推进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国民消费能力，实现中国从“生产大国”向“生活大国”、从“制造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变。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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