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名地方政协高官落马 成为政坛一道新景观

　　2009年12月17日下午，政协山东省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九次会议，决定免去孙淑义山东省政协主席职务，并撤销其省政协委员资格。

　　新华社当日发布的消息中，并未披露孙淑义被免职的具体原因。随后，记者登录山东省政协官方网站发现，涉及孙淑义的相关信息已被关闭。1945年11月出生的孙淑义，如果按正部级干部工作到65岁才退休的原则，还有一年时间；按政协一届5年的规定，也还有三年任期。

　　多种迹象表明，孙淑义被免职，不排除是组织对“问题官员”所采取的常规措施。孙淑义成为新中国建国以来山东省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也成为2009年内第三个落马的省政协主席。

　　此前，2009年4月，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同月被免职并撤销其委员资格；11月，原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被免去贵州省政协主席职务并撤销委员资格。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协官员因腐败落马，被视为政坛的一道新景观。

　　在一般人看来，我国地方政协就是一个清谈机构，任职官员又多为接近退休的官员，与书记、省长、市长、县长相比，政协官员拥有的公权力和资源甚微。但是，为何还见那么多政协官员因腐败落马呢？

　　在政协岗位上“落马”

　　在地方党政机关“四大领导班子”中，政协排名第四，不被人作为权力中心，政协主席也并非权力核心人物。政协给人的印象是参政议政机构，具体工作就是在一年一度的例会上“建言献策”。

　　就是这样的一个机构，近年来落马的地方政协官员人数却日趋上升，职务也越来越高，政协官员似乎成为了一种“高危职业”。

　　据不完全统计，以往落马的省级政协官员，除陈绍基、黄瑶、孙淑义外，还有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原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原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孙善武、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潘广田、原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王昭耀、原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刘维明等。

　　在各地市县级别的政协官员中，也不乏出现震惊全国的腐败案例。比如原吉林省白山市政协副主席李铁成，在任靖宇县委书记时大肆批发“官帽”被判15年；原湖南省常德市政协主席彭晋镛因犯受贿罪、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等。

　　“政协作为权力监督机构，却不断有官员腐败落马，不但给政协声誉造成巨大损害，也会给公众加剧一种‘无官不贪’的错觉，影响公众对反腐败的信心。”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指出，“从反腐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多数属于东窗事发

　　“根据以往发生的案件分析，政协官员落马多数属于东窗事发，真正导致他们下台的，大多与其主政政协期间无关，而是在之前领导岗位上的违法乱纪行为。”张鸣认为。

　　在采访过程中，大多受访者持有张鸣这样的观点。而这种观点的形成，来源于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

　　据有关资料显示，黄瑶被揭染指扶贫项目，是与其十年前曾任贵州黔西南州委书记有关；韩桂芝是担任黑龙江省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时大肆卖官而获罪；王昭耀是在担任安徽省省委常委、副省长位置上成为巨贪；庞家钰是在担任陕西省宝鸡市市长、市委书记位置上涉贪获刑。

　　据了解，这些因腐败而落马的省级政协官员有一个显着的特点:在到政协任职前，大多曾任省(市)委副书记、副省长，而各地区市县落马的政协官员，获罪前也是一些权力部门或地方一把手。

　　这些官员到政协任职前不但权倾一方，而且大多长期处于不受实质性监督的失控状态。有个别官员转任政协后，甚至还不离原位或仍兼低一级的实权职务，使自己余威犹存，继续搞腐败。在这样有腐败“惯性”的政协官员中，宋平顺可谓典型，其官升到正省级，还把住副省级政法委书记、厅局级公安局长、市委副书记的职务紧抓不放。虽然名为天津市政协主席，但实是天津市政法系统的“大哥大”。

　　“大多数政协官员在之前显赫的岗位上犯事，却在政协任职后才被查处，与政协官员身份相关联的政协，不应为此负责。”张鸣表示，“当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就是有关部门已发现官员有腐败迹象，但为了排除干扰调查的各种因素，才把其转任政协岗位当作一种权宜之计。”

　　政协北京市十届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广宇分析认为:“很多官员大权在握时，因为人脉关系很深，监察部门一般不敢查，也没法查。这些官员到政协任职后，其拥有的权力小了。随着问题的相继暴露，这时再调查，自然就容易得多了。”

　　多种信息显示，这些官员大权在握时，尽管已经劣迹斑斑，并被屡次举报，可他们凭借自身权力关系网，不但能摆平上下左右的关系，而且还能在保住官位的同时又在政协新岗位上获得升迁，能量总是超乎常人想象。

　　不该成为腐败官员“藏身之地”

　　不可否认，目前公众对有些地方政协官员颇有微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类政协官员非但不能反映民意民声，高质量地参政议政，推进社会民主进程，还搞腐败，在社会上造成恶劣的影响。

　　地方政协官员频繁落马，与近年来有些地方在政协官员选拔任用工作中降低了标准有关——有些因年龄、政绩、口碑等原因，不能继续留任或提拔到党委、政府任职的官员，往往会被安排到政协岗位上。

　　多位受访的地方组织部门工作人员也坦言，目前不少地方对政协在我国政治体制中的地位认识并不到位，政协往往被认为是一个“无权、无为、无用”的“陪衬”机构。“随着官员退休的制度化，近年有大批官员退‘二线’，如果不重视政协工作，就很容易把政协变成官员安置场所。如果选人用人把关不严格，会导致一些官员被‘带病提拔’，使政协沦为腐败官员的藏身之地。”北京市委组织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年轻干部认为。

　　由于对政协工作重要性缺乏正确认识，有些地方把政协职位当作一种荣誉或奖品随意乱送，在降低了政协成员基本标准的同时，也降低了参政议政质量。更严重的是，也给了一些腐败分子可乘之机。

　　“有些地方的企业家或富人，只要做了一点公益事业，在社会上博得一些名声，通过一些关系就可进入政协做政协委员。”曾广宇告诉记者，“如果运作得好的话，有些还可直接成为地方政协常委。”

　　“一些地方政协官员落马人数急增，其中还与官商勾结、利益输送和地方黑恶势力作祟有关。”南开大学教授齐善鸿表示，“有些地方为了经济增长，热衷从政治上拉拢利税大户，以至一些道德低下、富而不仁的私营企业主或富商老板混入政协成为委员，甚至政协常委，而这些头衔，又为他们从事非法活动提供了保护伞。”

　　据报道，在重庆“打黑风暴”中，不少黑帮人物就在政协任职。比如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黎强，有一个显赫的头衔——巴南区政协常委；重庆今普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天伦，任重庆市大渡口区政协委员；重庆市华厦建筑公司总经理贺伦江，任渝北区政协委员。

　　选任政协干部要风清气正

　　多位受访专家都认为，政协不仅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而且还是公众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的政治舞台。因此，要像把好重要部门、关键岗位一样，把好政协“入口关”，这应当引起自下而上的高度重视。

　　“要加大整个社会查办案件的力度，继续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一旦发现官员搞腐败，不管在哪个职位，不管职务多高，功劳有多大，都要排除一切阻力，坚决查处，不能让问题官员‘边腐边迁’转任到政协岗位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尹韵公直言。

　　中央一向重视官员选拔的“入口关”。2009年5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全国干部监督工作会议上指出，以最坚决的态度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防止干部“带病上岗”、“带病提拔”。

　　“要加大对政协官员的反腐倡廉力度，也很有必要把反腐重心继续前移。”针对地方政协官员纷纷落马的现象，曾广宇强调了自己的看法。“应在党政领导干部转任政协官员前加强审计，进行严格的离任审查，不把有问题的干部提拔或转任到政协岗位上去。”曾广宇建议，“审查的内容除经济审查外，要按照干部管理制度进行民主测评等，包括述职、群众鉴定和公示，整个过程重点考察干部的德能勤廉；建议采用无记名方式，这样更容易得出客观、真实的结果。”

　　“关键是要激活地方政协的职能，避免政协成为一个闲衙门。”张鸣认为，“这种制度性的设计，必须对官员的素质有严格要求，不能随便安排一个现任官员就进政协任职，更不能把政协当作安排官员半退休的一个台阶。既然有政协这个机构，就应赋予其相应职能，让其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作为政协自身，平时要加强对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认为，“既要让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充分酝酿，把那些有民主思想、有参政议政能力、高素质的人士选配进政协，也要对那些不合格的委员或政协领导干部建立明晰的考核退出机制。”

　　“具有公共传播责任的媒体，在对地方政协官员腐败案件的报道上，应更加严谨，力求表达更加准确，更加客观公正。”齐善鸿认为，“如果有政协的官员案发，应在报道上标明犯案时所任职务，媒体的报道不应为了噱头而不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