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简介]
王楚英，1923年11月生于湖北黄梅县。1937年8月任国民革命军11师33旅准尉译电员，参加淞沪抗战，被18军军长罗卓英誉为“不怕死。会打仗的娃娃排长”。1939年考入中央军校第17期，1941年毕业后任54军军长黄维的警卫连长、军委会驻滇参谋团团长林蔚的机要参谋，后随中国印缅军事代表侯腾入缅，任华侨抗日志愿队队长，1942年3月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上将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1945年8月以警卫负责人身份，亲历了中国战区日军从芷江洽降到南京签降的全过程。解放上海战役时，任国民党第52军副参谋长兼296师参谋长：1949年5月去台后，任国民党陆军总部办公室主任、总政治作战部设计委员会秘书长、52军参谋长、陆军少将。1954年满怀报国赤忱，毅然经香港起义回归祖国大陆。2005年9月，以抗战将领代表身份应邀赴北京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现任南京市政协委员。著有《军碑一九四二――王楚英亲述中国远征军滇缅会战全过程》、《铁血光荣――从芷江到南京：受降日军亲历记》、《史迪威的军事思想与精神艺术》、《抗日名将叶佩高》。
1949年5月27日这天
1949年5月27日，对曾经苦难深重的上海人民来讲，是个令人欢欣鼓舞和难忘的日子；而对于我这个曾经镇守上海的国民党军队的中级指挥官来讲，同样是个令人暗自庆幸与刻骨铭心的日子。就在27日凌晨二三点钟的时候，我终于接到了上级要我部从宝山月浦阵地向吴淞口撤退的命令。当时我在国民党52军任军副参谋长兼296师参谋长，那时我们师长不在，我已实际上行使着师长的职权。终于可以从宝山月浦这个既熟悉又可恶的阵地上撤下来了，我赶紧下命令：不要发出任何声响；也不要破坏任何东西；以最快的速度向吴淞口撤退。此时部队的官兵们都巴不得能立刻“飞”到吴淞口。
赶到吴淞海军码头，天已蒙蒙亮了。说是撤退，实际上四面八方都是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军队，都朝码头方向涌去。地上白花花的银元，也没有人去捡，大家可能都只有一个想法：尽快上船!越是挤，人流的速度就越慢我身边的几个卫士灵机一动，将我高高举起，从人头上抬了过去不然筋疲力尽的我无论如何也穿不过这 “溃不成军”的人山人海。船要开了，还有当兵的要往船上挤；岸上有人眼看上不了船，急得向船上开枪；船上的人也不甘示弱，开枪予以还击……就在船从吴淞码头离开时，船上和岸上还火拼了几个弟兄，有的还被挤进了黄浦江。
船山吴淞口，上海如何一步步失守，又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往事真是不堪回首……
曾经拥有最坚固的“盾”
上海战役有得打还是没得打?进而言之就是上海能否守得住?其实当时我们这些国民党官兵心里都非常明白：长江天险，解放军一个大步就跨越过来了，更何况上海本身没有什么“天险”可依。
从军事观点来讲，上海这座城市，是不能作战的。把城市打烂了，任何一名指挥官、士兵、老百姓都不会答应。当然，城市的巷战只能作为具体的战术来讲作为战略来讲，是绝不能以上海这座城市作为依托来展开战争的。关于这点，名义上下野的“蒋总裁”心里明白，我们心里也十分清楚，不然真的要成为中华民族的 “千古罪人”了。因此，上海守卫战，注定是要在相对较为开阔的郊区展开。
我当时作为国民党52军副参谋长兼296师参谋长，参加了几次会议，都是关于如何“守”上海的。
对于蒋介石为什么要守上海，我当时想恐怕有这样三个目的：第一是“牵制”，促使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不能迅速地向两南干¨东南方向推进。当时我们在上海的守军，对外一直号称有30万人，后来我核实下来，恐怕只有20来万人。即他这样，解放军要解放上海，起码要拿出60万兵力。那时依我们掌握的情报，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也不过六七十万人，如果能在上海牵制住他们，就能够减轻西南和东南方面的压力。第二是“搬家”，因为从经济上考虑，上海毕竟是当时远东最大的城市、中国的经济中心。解放军的渡江战役实在太快了，国民党在上海的很多资产还来不及运走。所以守上海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搬家。在上海打一仗，说白了，就是为了多争取些时间，能争取一天是一天，能争取一小时是一小时，目的是为了多运些东西到台湾。第三是“妄想”，妄想把美国和英国这两个“伙伴” 一起拖下水。因为上海同时又是个国际化的大都市，美国和英国等在上海有很多利益。当时英国人已经为兵舰事情同中共发生摩擦，虽然我们知道“蒋总裁”不喜欢英国人，可当时，他是非常乐意把英国人拖下水的。同样他更想把美国也拖下水。虽然蒋介石在美国总统竞选时，是支持杜威而不支持杜鲁门的。杜鲁门上台以后，自然也没有给蒋介石好脸色看。即使这样，蒋介石还是幻想上海的守卫战，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高度关注，尽量把他们拖下水，幻想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
结果三个目的，第一、第二个目的算是基本实现了，而第三个目的，没有起到丝毫作用。墙倒众人推。特别是美国的杜鲁门总统，巴不得蒋介石快快退守台湾。
从军事理论的观点来讲，上海的地形是一个背水阵。还有上海的纵深太小，很容易让解放军变成一个全线攻势，东边沿着浦东，两边沿着七宝、真如、大场、刘行、罗店一线，一下子到吴淞口，把两边口子一扎，时间一长，袋子里面必定着火。后来解放军的确采用这样一个攻势，叫做“钳击吴淞口，解放大上海”。
渡江战役打响以后，国民党在南京、镇江、苏州沿线的部队，陆陆续续，共有第123军、99军、54军、5l军、21军退到上海，算上上海原有的 4～5个军，加起来整个上海名义上有9个军，其中12军在高桥，另外一个37军就是沿着浦东的北蔡东西线，他的前(南)面还摆了一个51军，在51军前 (南)面还有一个支队，就是江苏的保安队。他们在奉贤、南汇这些地方担任警戒，在松江那边还有一个123军，有两个师在松江守卫，还有一个师在太仓守卫。当时上海分了三个守备区。第一守备区从大场一直到宝山，有21军、52军两个军，实际上21军归我所在的52军指挥。第二守备区是从大场以南一直到七宝、莘庄这一线，有75军、54军、99军三个军。第三守备区是浦东守备区，有37军、51军再加上12军三个军。另外一个123军作为前线的侦察掩护部队，分别据守在松江和太仓等前进据点上。守备区保卫下的核心阵地就是市区里面整个苏州河和黄浦江的中心地带，这个就由交警部队还有宪兵部队防守，由上海警备司令部陈大庆负责指挥。由石觉任淞沪防守司令，指挥i个守备区专门负责市郊和外围的防守与作战指挥。守卫上海还有三个炮兵团，另外还有四个工兵团，两个汽车团，还有一个技术总队，对外号称30万人，我算下来实际上只有20来万人。不知道汤总司令是如何算的。
国民党的几个军，虽然还保留着军的番号与建制，但像54军原有的三个师，当江阴要塞其中一个师起义后，汤恩伯马上命令54军的29l师，去反攻江阴。在反攻过程中，这个师的师长廖定藩就被打死了，Fh黄埔12期的吴世英继任师长，这个师消耗掉一半，所以54军实际上只有一个半师。
为了实现前面所说的三个目的，在这之前国民党在上海郊区构筑了大量的碉堡、碉堡群、铁丝网、壕沟、高地等军事设施，以阻挡解放军进攻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当时国民党光碉堡就修筑了3500多个。这些碉堡4月23日以后就能投入使用了。这3500多个碉堡，从沪西一直到宝山这一带，大概有2000多个，在浦东地区大概有1000多个，另外在龙华、七宝、华漕这些地区还有一些。
我所在的296师原来驻守在苏州，4月23号才从苏州调过来，最后被摆在宝山，所以对宝山乃至上海郊区的那些碉堡我太熟悉了。我可以将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枪眼洞口朝东的，那是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留下的，是为了抵抗日军入侵而建造的。我14岁在国民党11师33旅任准尉译电员和排长时就曾经使用过那时使用它们是为了捍卫民旅的尊严和国土不受侵犯，觉得非常光荣战斗也打得非常惨烈。唉，不提了。而另一类，绝大多数的碉堡的枪眼是朝西、朝西南西北的，那是为了抵抗解放军从西、西南、西北方向打进上海这些碉堡的坚同性是不用说的，对于守卫上海而言，我们已经拥有了最坚同的“盾”――碉堡和碉堡群。同时我们还拥有美国最先进的进攻武器：当然进攻性武器，不少已被解放军缴获r。可我们这些正规部队，武器弹药是从来不缺的还有粮食也是不缺的，上海本身就是一个补给基地。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当时凭着这些碉堡，的确让进攻上海的解放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每当想起这些，我都非常揪心：同是炎黄子孙，都是手足同胞啊!
蒋经国曾两次到月浦阵地“督战”
我们都知道两军(兵)相遇勇者胜的道理可在守卫上海的那些日子里，我再也没有看到国民党军队北伐统一中同和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战斗风貌了。不瞒你们讲，为了鼓舞官兵们的士气，当时我这个军副参谋长和师参谋长还真的动了不少脑筋呢。
当时，我提了几条建议：
第一，要改变军心。当时大家都明知国民党军的致命伤是军心不稳，厌战、怕战。要把这个态势转变为敢战、敢死。这么一个转变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就提出一个建议，把所有被俘放回来的官兵集中起来，组成报告团，让他们进行所谓的“现身说法”，利用他们来做教员，让他们来“揭露”解放区所谓的黑暗。我知道这是在颠倒黑白和混淆视听，我也知道这些被放回来的人，私下里都讲解放区和解放军如何如何好。但在高压政策的威逼下，他们只能讲解放区和解放军如何不好，如何恐怖，这样让那些没有被俘过的人，听到这些被俘虏过的人所谓的“现身说法”，久而久之就产生了一种“仇共”的心理。
第二，加强政工和民主管理。过去国民党军队里，对政工一向是轻视甚至是歧视的。军队政工干部和军事干部之间长期处于一种不合作的状况。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呢?我提议让带过兵的官来当政治指导员，因为他知道当兵的最渴望什么。加上前面说的。让被俘放回来的人员讲政治课，现身说法，我还提议，每个师办一个政工干部训练班，师、团以上的建立政工制度，营、连以下的建立政治指导员，排里面副排长叫辅导员，班里面要建立政治战士。政治战士就是比班长权威还高，他在班里面是起核心作用的。还有建立保防战士和监察战士。监察战士可以监督连长、司务氐是不是贪污，希望达到囝民党军队提出的几大公开：经济公开、意见公开、人事公开和赏罚公开。我想这些制度本身肯定是好的，但在当时国民党部队，已经很难实行了。当时我们在苏州，就举办过一个洲练班，政治战士有了，监察战士有了，保防战士有了，几大公开也着手认真贯彻，部由战士监督执行。为此其他部队还都来参观，问我怎么会想起搞这些民主与公开?我说不是我发明的，我是跟共产党、解放军学的。除此，我根据国民党军队的现状，还提出了以下三项改革措施：
一是将银元直接发到士兵手中。当时在军队里面，最头疼的是，南于物价的飞涨，金圆券变成“废纸”了。后来部队也改发银元了。但国民党军队里，长官贪污是一种风气，当时我们也想通过上海守卫战把这个坏风气改掉。前面提到的每一个班里面的“三个战士”都要起作用。上面给每一个士兵发银元，就要直接发到他们的手中，不能经过层层剥削，要杜绝贪污。同时，吃的也要好，一定要定量、足量，中间不能有揩油。这样士兵吃好了，钱到手了，没有人贪污了，他们打仗就会勇敢了。
二是整肃内奸。我们不少官兵是解放军放回来的，有些人是带有任务的，这些人要查出来。对动摇分子，他虽然不是放回来的，但是看到了发现了也要查。实际上我自己就很动摇，我是不想来上海的。因为刘玉章一个电报接一个电报把我要回来了，起先我的家属没有来。那个时候还指望和谈能够成功。刘玉章左一个电报右一个电报，甚至还想给我安排飞机，要把我的家属电接来。表面看是对我的关心，当时能够享受到这种“待遇”的也确实不多、实际I：我心里非常清楚，那是把家属作为人质，逼我更好地为他们卖命。
三是后勤供给一定要跟上去。过去国民党打起仗来，前面的连长要派人后面去领弹药。我当时下令前面的人不再到后面领弹药了，改由后方往前方送打伤的、打死的，都由后面的人上来处理，阵地前沿的只管守卫和打仗(轮换除外)，弹药要送上去，饭也要送上去。这样前沿阵地就能无后顾之忧了。我的这个做法，也得到了“蒋总裁”的赏识，他曾批示要推广开来。但在围民党的部队里各搞各的，根本没有推广。
当部队进入月浦阵地以后，我曾三番五次地督促手下官兵熟悉和熟练使用每一处防守的工事和每一座碉堡。那些工事是雇老百姓挖的，那些碉堡是我们工兵建造的。我要求他们很好地利用这些工事和碉堡。特别是那些碉堡，用得好可以当作自己的盔甲；不会使用就会变成囚禁自己的牢笼。“死”碉堡如何“用活”，发挥好作用，这里面学问很大，包括：从碉堡往外看，400～500米发现解放军与200～300米发现解放军分别如何处置?步枪、机关枪何时进入阵地，如何进行急袭射击和狙击?碉堡与碉堡之间如何联络、协防等等。要从攻与守两个方面谋划守卫战。
我心里非常清楚，我们52军原来在东北只是支二流部队，但到上海却成了蒋介石手里的“王牌军”。5月lO日，我带了一个团到太仓西边的直塘镇，暂时抵挡了解放军29军一个搜索营的进攻，回来就说是“直塘大捷”；5月12日，我们从浏河撤退了，又说是“浏河大捷”。从12日晚上到13日白天，我们在月浦的好多碉堡丢掉了。13日我们组织反攻。因为这些碉堡的枪眼都是朝西方向的，已经失去了掩体作用，解放军撤退了，我们又吹是“月浦大捷”，汤恩伯还专门在国际饭店设宴为我们“庆功”。反正好像每天宣传都有“大捷”。
或许因为我的战绩，或许因为月浦阵地的重要性，实际上是为了能更拖延一些时间，当时的“皇太子”蒋经国就曾经先后两天两次到我所在的月浦阵地上名为视察，实为督战。
5月15日下午，蒋经国穿着一件夹克衫，自己开着车子来到月浦前线阵地。车上只有两名卫士。蒋经国对我说：你带我到前面去看看。我就带着他来到了月浦的最高阵地上。当他看到阵地下面的壕沟里还有几具尸体没有清理干净时，就马上批评我，这个工作你做得太差了。我回答说那是共产党的。他说如果是共产党的，你也应该清理干净；如果是国民党的，你就更应该清理干净。我心里想，没想到蒋经国还蛮有人情味的。在回来的路上，他对我说，你这支部队打得不错，是什么原因?我说就是先安定军心和建立一些必要的制度。蒋经国叹了一口气，然后说，现在看来已经晚了。不过大陆以及上海的失守，对蒋经国乃至整个国民党还是有很大触动的。蒋经国上台以后，又对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改造。这是后话了。
5月17日下午，蒋经国第二次来到月浦阵地视察和督战。这回他除了察看防守情况外，更多的向我宣传上海是个大染缸，共产党红的进来，说不定会染成什么颜色。蒋经国还告诉我，他父亲蒋介石对他说，还有好些东西没有运，还在抓紧时间运，所以他还没有走。言下之意，要我们这些炮灰还要抵挡下去。事后我知道，蒋经国是5月23日才离开上海的。
就这样，为了达到上面所说的三个目的，上海守卫战，说是要坚守半年的，实际上只打了16天。虽然从上海运走了不少东西，可战死了几万人，被俘的也有十来万人，逃走的约有七八万人。我能在5月27日早晨从宝山月浦撤退到台湾，也算一种侥幸吧!
历史的沉思
退守到台湾以后，不论大小国民党官员，还是普通的国民党党员，包括蒋介石、蒋经国，都曾进行过反思。其他不说，就说1949年8月17日我在台湾参加“革命实践研究院”第一期受训时，蒋介石给我们作“军人魂”报告，他在总结溃败大陆的历史教训时，就在我们面前哭了三次。第一次是骂桂系逼他，不让他背水一战，连他与南京共存亡的机会都没有，说着说着就泪流满面哭起来了；第二次是哭美国人逼他去流亡，他说他是一个中国人，连在大陆生存的条件都不具备了，搞成这样；第三次哭，说是为我们而哭，他说：“你们都是败兵之将，就这样跟着我，我有罪啊!”那时他还痴人说梦般地说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所谓“反攻大陆”计划。我心里就在嘀咕：大陆的大好河山四年不到的光景就给丢尽了，“反攻”谈何容易啊!
我想起1945年去南京参加接受日本侵略军投降，老百姓真是把我们当作亲兄弟一样。飞机场外面有一条壕沟，老百姓趟着没到胸口的河水，头上顶着茶壶和篮子，篮子里面有山芋和熟玉米来送给我们吃；我们也顾不上他们身上的河水、泥巴，将他们抱起来。我们和老百姓抱成了一团、哭成了一团。我们也把部队发的美国罐头和香烟拿出来慰问老百姓，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可是没过一二个月，当我们参加完日本侵略者受降仪式离开南京时，老百姓都纷纷摆出了香案来送我们。开始我还以为是老百姓在欢送我们呢。我们的军长对我两眼一瞪说：“你傻呀，那是老百姓在把我们当‘瘟神’一样送啊!”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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