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中国最隆重最欢乐的传统节日。然而近代史上，西方列强的打击，使一些国人失去自信心，连春节也要改在阳历1月1日过，此举在长沙激起了轩然大波。
革春节的老命？长沙人不来神
1905年2月7日，旧历新年刚过，上海《时报》即开辟《风俗谈》专栏，热切呼吁：“我中国之衰弱，不仅政治上之失调已也，我中国近日之改革，亦不仅政治上之改革而已，风俗又宜急焉……政治者，由风俗酝酿而成……故但改革国政而不改良风俗，无益焉。”
当年2月19日，上海《时报》上即刊载《长沙度岁风俗记》，指出长沙风俗中存在的不良问题。
两年后，即1907年，天津和上海已开始改革过年风俗。1907年春节前夕，天津巡警局即发出通告，禁止市民在过年期间燃放烟花爆竹。这是中国官方首次在一个城市内全面禁止燃放烟花。而北京、上海也已开始废除拜年习俗。中国年俗革新的曙光初显，并向中国腹地的湖南省会长沙开始渗透。(《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
此后数年过去，在杨昌济等名人日记中均可看到，长沙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呼吁和践行过年新风的倡导和实行。有一年杨昌济即在春节等重大节日中，杜门谢客，闭门读书，减少无谓的拜年应酬，这是后话。
坡子街土地公土地婆竟然各过各的年
1911年辛亥革命后，鉴于独立各省纪年方法的混乱(有用黄帝纪年者，有用干支纪年者等等)。孙中山建议以中华民国纪元，实行新历。此提议为临时参议院审议通过。在1912年1月2日，即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孙中山正式通电改用阳历(格利历)，以阳历的1月1日为新年元旦。
但阴历在中国已经沿用数千年，年关结账等都与阴历“捆绑”在一起。鉴于此情形，南京临时政府曾承认“新旧两历并存”，“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
由此，在民国初年，新历之新年成为“政治之新年”，旧历新年成为“社会之新年”。
不过，事情没有完，到了民国二年，即1913年，当时不少人，仍坚持在旧历新年隆重过年，当年一些以革命自诩的“愤青”便以商人作为靶子，称商人对于包含政治意义的公历新年漠不关心，而热衷于阴历新年，他们“不曰顽固，即曰反对民国”。
因为在“愤青”们的眼中，旧历新年是前朝满清们过的节日，现在进入民国，而民国改用公历，怎么可以过前朝的节日？
湘西慈利人吴恭亨在民国时著有《对联话》一书说：“反正(即辛亥革命后)以还，一律改行太阳历。康次由为吾诵长沙一土地庙春联云：“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吴恭亨说，在长沙城内，土地庙都合塑有男女像，男像为土地公，女像为土地婆，所以有人就以土地公婆，作出上联，来影射当时有人强迫人们过公历新年的时事了。
吴恭亨《对联话》中并未指出这副对联出自哪条街的土地庙，但近年来，竟有人坐实此联出自坡子街的土地庙，可发一谑。
八十年前，公历新年冷火秋烟
到底是过阳历新年，还是阴历新年，在八十年前，仍然是当时人们争论的话题。
1926年1月的《大湖南日报・报余》载有公午先生所撰《不过年要你过年说》一文。称：“不过年，要你过年，此长沙至普通之俗语也。在前清时闻之，似乎不求甚解。至今日而此情此景，昭然可见矣。自民国改用阳历，而又不能废除阴历，两历而俱存之，各行其是，双方敷衍，自实际上言之，大有‘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之势。分而言之，阳历之年，一般普通人心目，大都视为不算过年者也，例如商界不结比期，而五色国旗一律高挂。是商界不过年而要你过年者也。学界不必举行年终考试，而通行放假一天，是学界不过年，而要你过年者也。报界亦并不结束，扯五色国旗而贺新禧，是报界不过年，而要你过年者也。”
推之于政界、军界，由内容而观表面，莫不皆然，而一种有名无实之年，真有所谓过其所过，非吾所谓过；年其所年，非吾所谓年者矣。
负我则在1926年元旦后写有《过阳历新年赋》，这篇赋中说：国号共和，铸成大错，未见安宁，尽出烙壳。一年不如一年，哪个肯服哪个……你要推倒他要抬，闹得起簸，竟把民国来好玩，这样的日子实难过。又是十五年(指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也，照旧历还差月半周末，正仲冬就改春正，牌坊扎得满门绿，轿子抬起一色黄。互相拜贺，大家颂扬，光华复旦，冠冕堂皇，中华从此万岁，天道复始一阳。尔乃只要鞠躬，不必作揖。新年之希望无非欲革除旧污，报馆之感言，也只想改良恶习……庆祝升平，究竟能过了几日，神经昏乱，不知朝市是何时，恭贺新喜，且看墙上的挂历。假放两日，节只一天，守岁并无除夕，玩灯又非上元，官场虽然欢天喜地，民间仍是冷火秋烟……三十晚讨账要出月，恰是团圆。总之百姓不来神，冒得好多兴。再等一个月，就热闹，那才真过年。
与阳历新年相对应的是阴历新年。1924年2月11日(阴历正月初七)长沙《大公报》中《旧历新年之长沙社会写真》有一则批评报道说：各机关原奉省座命令，从(阴历)元旦日起，至初三日，放春假三日，初四日仍照常办公，时虽一律开始办公，然为习惯所缚，除军事机关及榷运局等处照常办公外，其余均不过略支几件照例公文，无甚要事可办，故各职员，多不报到，惟各处门丁、夫役相聚牌赌，颇足为各机关之点缀。至警厅刘厅长，连贺年陋俗，亦并免除，(在此之前)其谕令云：“明日为阴历元旦日，本厅内外职员，应免庆贺，以省繁之，当由值日员通令各队署分所知足矣。”也就是说，到了阴历正月初四当时的一些“公务员”们该上班了，可他们却还在家里热热闹闹舒舒服服地过着旧历的新年。
想革“春节”命者，出了四条馊主意
鉴于长沙人并不热衷公历新年，而对旧历新年，即春节如痴如狂，当然就有站在“正义”立场者，要出革“春节”老命的四个办法。
1925年1月1日(阴历十二月初七)长沙《大公报》就在显要位置刊出《实行阳历新年的办法》。
该文说：今日又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阳历元旦日，可是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个日子，还没许多的感觉，既不有“驹光易逝，徒与老大之悲”的，又不见有“桃符换新，共庆阳春之喜”的。仅只几面五色国旗，飘扬在那政府机关与学校门前而已，像这般冷冷清清的景象，真是“将缣比素，新不如故”了。有人说“阳历之不易通行，阴历之不易革除，其原因是在农商各界，农人利用阴历节气耕种，促行改革，必不方便。商人么阴历三节(即端午、中秋、除夕)为大比，每月十五及月末为小比，结束账目，若急促更张，也于势难行”。
由此看来，那么，想要改革阴历的习惯，普及阳历的习惯，就非用一种方法不可，在下不揣固陋，拟有数条分列在下面。
(一)政府只颁发阳历，不准人民印制阴阳合璧的月份牌等。
(二)债务者，到阳历三节，及(阳历)每月终或十五。不理债务者之索付。
(三)刊载阴历节气和清明、谷雨等于阳历中，使农民有所遵循。
(四)阴历新年之拜年庆祝等，均移在新年举行。
像以上这几个办法，一方面由政府负责任，一方面由人民大家负责，那么只要行使二三次，包管数千年的旧习惯，可以全体改革，使之不存了。
以这模样的小事，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尚因循不能改革，即此足见中国人真无改革的本领，无进步的精神，只算是一个老大病夫了？
以今天的眼光看八十多年前的说法，也许人人都可以当“事后诸葛亮”。而如今我们大力倡导“过旧历新年，中国人过中国节”，只能说明，我们有了更多民族的自信，传统的节日当有传统的东西来维系，而传统并不能与不改革、不进步完全画上等号的。把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与进步、改革、政治挂钩，上纲上线，全面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显然也高明、进步不到哪里去。
74年前过年贴门神都要管
曾霞
74年前，何键主湘期间，过春节，这位“湖南王”管天管地，居然连春节贴的门神都管去了。
1936年的《湖南省年鉴》中说，在新年要改良湖南的门画名称。
年鉴中说：我国民间旧例，新年悬贴神像于门，相沿已久，通都大邑，穷乡僻壤，无地无之，考门神之称，始于礼记丧大祭注：“君释菜，以礼礼门神”。此泛言门之神也，后世乃举人名来坐实门之神，有人传说门神是古之勇士成庆(见《淮南子》)，有人又传说门神为荆轲(战国时人，因报燕太子丹之恩，假充燕使入秦，刺秦始皇不中，为秦始皇所杀)，也有传说门神是神荼、郁垒兄弟二人，这两兄弟能“执鬼”(见《风俗通》)。又有传说说，春节所贴门神亦是唐代名臣魏徵及武将尉迟恭。
年鉴中说：以上数种传说，除神荼、郁垒较为荒诞无稽外，其余诸人，不是侠烈义士，就是贤臣良将，由此可知人们在春节悬挂的门神含有纪念忠义的深意，后来流传日久，以讹传讹，渐失真意。
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就说，今日，我们要改良春节风俗，就应当先从恢复门神的当初真意开始，改正其名称错误，并规定名称、题材、式样各项。湖南省府并通令各县市政府暨省会公安局，遵照推行。由此可见，当时政府对于春节，除了管赌博、玩花鼓的外，更管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门神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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