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主政广东两年:信奉多干少说 不允许不改革

　　他强调执行力，有时甚至爆粗口。他不时“微服私访”，搞得有些官员很有些狼狈不堪。

　　他也有宽容的一面：“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允许他讲错话。”

　　他不喜欢新闻单位对他逢事必报。他说，自己外出调研很平常，没有新闻性，新闻单位不要每次都报道；还说，一个出色的党委书记要为新闻舆论部门撑腰打气。

　　对外部世界，他保持了广东官员一以贯之的开放心态。他聘请洋专家把脉广东经济。他喜欢美国作家弗里德曼撰写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并邀请弗里德曼到广东作客，还把“广告”做到了美国《纽约时报》上。

　　农民送给他一个石头雕成的南瓜，他说这份礼很“重”。

　　全球金融危机，使广东成为重灾区。对此，他语出惊人：“政府不救落后的生产力”，引来激烈争议。

　　当改革遭到质疑、遇到阻力的时候，他说，“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2007年12月，汪洋主政广东，至今整两载。

　　“不争论，允许试”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开，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汪洋，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两个月后，他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上任第一天，在与广东官员的见面大会上，汪洋说：“改革开放是广东的魂。广东靠改革开放起步，也靠改革开放起飞。广东要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首先必须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

　　在他第一次主持的广东省委会议上，两小时的讲话，汪洋22次提到“解放思想”，说广东官员应重拾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这一表述，被舆论评价为明确回应了当时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争论。

　　这场始于2004年的争论，由“郎顾之争”即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发端，从经济学界迅速扩展到整个学界，并通过网络等媒介，上升为全社会关注的一场大讨论。

　　在2006年3月全国“两会”上，胡锦涛和温家宝相继作出表示，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胡锦涛更在十七大上强调，改革开放顺应时代潮流，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早在1991年，作为安徽省铜陵市市长的汪洋，即在《铜陵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醒来，铜陵！》，呼吁“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

　　后来，汪洋先后担任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国家发展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在重庆市委书记任上，他的强调的即是“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汪洋入粤之后，随即发动了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大讨论。

　　2008年春节前夕，汪洋和省长黄华华通过网站给网民拜年，发表了《致广东网民朋友的一封信》，欢迎网民对他们工作和决策中的不完善之处“拍砖”。

　　《南方都市报》主办的奥一网立即推出民间议政栏目《捎给汪洋书记的话》。此后，该报选择其中富有建设性的10篇文章出版专刊，取名《岭南十拍》。

　　刊出的当天，汪洋就在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将《岭南十拍》的主题念了一遍，还对报社的记者说，“你们‘拍’得不错。”

　　这一年的1月到3月，《南方周末》连续发表关山、笑蜀、刘洪波撰写的有关思想解放的7篇评论，被称为“南周七论”。其中《解放思想从哪里杀出血路来》一文提出，要营造一个宽厚、宽容、宽松的舆论环境，思想本来是自由的，只有言者无罪，自然言无不尽。

　　这篇文章引起汪洋的注意，他在思想解放领导小组召开的会议上念了几段。

　　会上，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林雄告诉汪洋，这是省委宣传部的干部关飞近写的，“关山”是关飞近的笔名。

　　汪洋问：他在不在场？

　　林雄示意关飞近站起来。关飞近因为剃了个光头，显得十分尴尬。

　　事后，关飞近告诉媒体的朋友，汪书记肯定这篇文章，他有点意外，他还担心观点太解放了呢。

　　后来，关飞近随汪洋进京参加全国“两会”。整个春天，关飞近都忙着给报纸撰写专栏，参加媒体主办的“思想解放讨论会”，有人戏称他是“解放军”。

　　2008年初的一场雪灾，使广东这个流动人口大省遭到重创。很快，国际金融危机向广东这个世界工厂的主营地袭来。

　　在处理这一系列事件的过程中，汪洋的处事风格发生了微妙变化。

　　“金融危机办到了政府想办但办不到的事”

　　2008年11月，他在广东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全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表示，坚持不争论，坚决试，多干少说或只干不说；不争论，允许试，错了及时纠正，努力降低改革成本，确保改革成功。

　　一直和媒体走得很近的关飞近婉拒了《财经国家周刊》的采访。他说，“前不久汪书记特别嘱咐他，在广东，要少说多做。”

　　“改革开放30年，广东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对《财经国家周刊》说，这种惯性就是利用外资，通过“三来一补”搞起来的世界工厂，产业链低端，再加上广东对国外市场的依赖过高，使得广东看起来像个流大汗、挣小钱的超级打工仔。

　　丁力举例说，东莞一家工厂，一个旅行箱的成本9美元，出厂价仅为10美元。运到香港之后，以20美元一个卖给沃尔玛，沃尔玛在美国销售，40美元一个。

　　丁力描述了广东面对的问题：大多数工厂无自己的核心技术、无品牌、无市场渠道，企业老板只能赚到微利；当地农民靠出租土地、出租厂房，坐收渔利；地方政府“求稳”，只要工厂在这里，只要出口，就可以增加财政收入。

　　丁力对广东的判断，得到了汪洋的认同。

　　2007年12月底，在汪洋赴任广东的当月，由丁力撰写的6万字的《2007广东区域综合竞争力报告》，作为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的会议材料“之一”发放，书记汪洋和省长黄华华的讲话，作为“之二”和“之三”。

　　对丁力提出的问题，汪洋提出的应对办法是“双转移”、“腾笼换鸟”，就是将珠江三角洲的低端制造业和劳动力转移至粤东、粤西、粤北，把高端技术产业引入到珠江三角洲。

　　2008年3月底，在未事先通知当地官员的情况下，汪洋突访东莞。当天下午，他当着闻讯匆匆赶来的东莞镇以上全体官员的面说，东莞必须将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制造环节转移出去。他的另一句话，日后被媒体广泛引用：“如果东莞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

　　在结束对东莞的考察时，汪洋还留下一句话：“只要下决心迈出第一步，把笼子腾出来，不愁引不来金丝雀。”

　　两个月后，2008年5月底，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双转移”工作会议召开，广东省决定在未来5年投入500亿人民币，调整结构、升级产业、优化劳动力素质、提高人均GDP。

　　巨大压力之下，中共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提出要建立产业转移倒逼机制，使企业转移低端生产环节。

　　“当时，有人形容这种做法是‘赶尽杀绝’。”丁力向《财经国家周刊》说，“双转移”在基层曾经遇到相当大的阻力。企业走了，集体分红怎么办？房子租给谁？等等，等等。

　　就在启动“双转移”、“腾笼换鸟”的当口，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广东一下被置于暴风眼上，“倒闭潮”和“民工返乡潮”二潮同现。有人说，这是对“双转移”的沉重打击，企业都死了，看看还怎么转？

　　2008年11月，汪洋来到湛江调研。他说，现在广东经济遇到困难，让人有天塌了的感觉。有人说，今年以来广东有5万多家企业倒掉了！数据是否真实另当别论，但大家要认真分析一下，现在倒闭的是什么企业？有著名的大企业吗？没有！我判断，这些企业总体上讲，都是落后的生产能力。

　　他说，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去救落后的生产能力。

　　汪洋的话引起了一些争论。2008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扩大就业须善待中小企业》的文章，说一些地方在“腾笼换鸟”的过程中，显得有些急，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被压缩。“腾笼换鸟的地方”，不言而喻，指的是广东。

　　汪洋自然也不乏支持者。“汪洋一定要挺住，‘双转移’这一步要坚定地走下去。”中国政经问题研究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今年 7月被邀请到广东演讲，演讲中他对“双转移”战略表示赞赏：“某种意义上是金融危机帮了汪洋的忙，被动关掉许多企业，否则要主动关掉企业会更痛苦。”

　　“金融危机办到了政府想办但办不到的事。”汪洋的话更为直白。在郑永年呼吁“汪洋一定要挺住”半个月后，汪洋接受“世界媒体看广东”记者团采访，快言快语。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双转移”，正是广东经济结构调整迈出的第一步。

　　“然而形势并不乐观。”丁力说，“现在笼子是腾空了，但同样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金丝雀还没引来，广东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008年4月，湛江市下属的11个市、区、县的党委书记作述职报告。其报告先在新浪网发表，让网友“拍砖”，并把“拍砖”的内容印成册子在会上散发，有些难听的话也没有回避。

　　在述职大会上，与会的市委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人数更多的市党代表，对各人述职打分，然后据此评出等级，一一公布。排在末位的官员，留给一定时间改进工作。全部会议过程都由湛江电视台直播。

　　这是湛江市根据汪洋的指示开展的“阳光行动”。参与这次活动的中央党校代表，对这次公开述职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在全国范围内的一次创新”。

　　2008年10月中旬，佛山市顺德区接到省委通知，汪洋要到顺德调研。区委书记刘海按照惯例，准备了顺德近期的工作情况汇报。但省委却要求他准备1992年和1999年顺德两次体制改革的材料，“汪书记要了解顺德历史上体制改革的试验结果”。

　　“当时我还不太理解省里的意图。”刘海事后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

　　汪洋考察之后，今年8月，顺德深化体制改革的方案实施工作全面启动，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赋予顺德区行使地级市管理权限，“强区扩权”。

　　在顺德推开的还有“大部制改革”：将41个党政机构减为16个；16个党政部门中，党委部门6个，政府部门10个；党委的5个工作部门，同时加挂政府牌子，列入政府工作部门序列，这些党的部门被赋予了新的职责。顺德朝着“小政府”和权力下放的改革方向跨了一步。

　　同一时间段，在汪洋的直接部署下，东莞推行“强镇扩权”：向下辖的镇放权，使镇具备县级管理功能。

　　今年5月，《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下称《总体方案》)获得国务院的批复。深圳重新启动2003年大张旗鼓开始后又悄无声息的“行政权三分”的改革，将政府职能部门分为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三大板块，各自运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总体方案》提出探索城市行政区划及管理体制改革，即“适当调整行政区划，推进精简行政层级改革试点”，“创新现代城市管理模式”。随后，深圳准备探索取消区级政府的消息传出。

　　“顺德强区扩权、东莞强镇扩权，深圳取消区级政府，说到底都是一回事，就是要减少行政层级，减少中间环节。”刚刚从中山大学调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的任剑涛对《财经国家周刊》说，“用大政府带动发展的行政体制，已经很难再继续维持GDP的高速增长了。”

　　任剑涛认为，最近10年，有些地方由分权性改革走向集权性改革，这是丢失了改革的根本精神。“汪洋让东莞把权力下方给镇，让佛山把权力返回给区，目的就是要调动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给基层政府以决策的活力。”

　　任剑涛说，他还注意到汪洋强调社会力量的动员。

　　今年9月，在汪洋的促进之下，广州市委出台《中共广州市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规定今后广州市的重大问题必须事先经过政治协商通过，才能提交广州市委和人大。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一位了解内情的官员向《财经国家周刊》透露，关于政协规程的酝酿起草，汪洋曾给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当面交任务，明确提要求”。

　　海外媒体认为，广州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在全国尚属首次，反映出“内地改革的最新动向”。

　　“这是政协功能的回归，”任剑涛认为，长期以来，有些地方的政协功能有所退化和弱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广州政协改革“具有爆炸性”。

　　“十七大强调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广东省政府参事、原广东省政协常委王则楚对《财经国家周刊》说，“广州政协改革其实是贯彻十七大精神。”

　　“汪洋在广东的改革，表面上看是一片一片的，似乎不衔接，”任剑涛说，“其实是有内在逻辑的，这个逻辑就是一定要以改革促进创新，以改革促进发展，但在不同的地方，要结合实际，采取不同的方式，安排不同的重点。”

　　任剑涛在广东任教期间，多次被省委省政府邀请参加座谈会。

　　汪洋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乐于倾听，也善于倾听，并善于在不同的意见中作出取舍。”

　　在一次和汪洋面对面的交流中，任剑涛提出了“大胆建议”。汪洋当即表态：“你们专家可以大胆设想，我是小心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