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是文化历史大省，文物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却远不如陕西，一个重要原因是河南没有挂帅的东西”。
被确认为曹操高陵的东汉大墓发掘现场，已成当地人游玩热点
根据历史文献确定的曹操墓大致范围 图/CFP
“河南是文化历史大省，文物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却远不如陕西，一个重要原因是河南没有挂帅的东西”。
河南省文物局前局长常俭传写下“军令状”：请市领导“暂不视察”，如果发掘失败，责任由他一人承担，与领导无干。
“魏武王”石牌现身黑市，安阳市据此决心发掘曹操墓，市长办公会就一次性加拨发掘资金100万。
2008年12月12日，上午10点，河南安阳安丰乡郊，一座东汉大墓的发掘现场。两条简单的蓝色长桌上，摆着两个红色的暖水瓶，河南省文物局前局长常俭传站在桌前拿着扩音器，如同祷告一般神情严肃地与共墓主人对话：“魏武帝啊，我们今天来挖你们这个墓，是为了保护您，如果再不挖，就会被盗墓分子盗完了……”
常俭传和他的同事们相信，这里就是他们寻找多年的曹操高陵。
这个讲话是他即兴发挥的，现场没有其他领导，河南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潘伟斌站在他身后，让他讲几句。常俭传觉得魏武帝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他们，墓里一定会留点东西给他们。
开掘仪式简单且低调，“只干不说”是他们开挖前确立的原则。除了常俭传提到了魏武帝，他们对外一致称为“东汉大墓”。按照国家政策，帝王墓一律不许开挖，他们的申报也是打了个擦边球。
发掘历时一年，在2009年12月27日，考古工作队对外宣布，曹操高陵被发现。
河南需要一座帝王墓
“河南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篮子里却没有东西”
时间回到4年前。安阳市殷墟申遗刚刚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现场考察，忙碌的常俭传闲了下来，他开始琢磨寻找曹操墓的事。
这位退休仍不“安分”的局长一直将在河南找到帝王墓作为一生的心愿。河南是文化历史大省，文物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却远不如陕西，“说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篮子里却没有东西。”在常俭传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河南没有“挂帅的东西”。他在任期间曾下拨资金在新郑机场附近开挖一座战国大墓，他猜想那里是韩王墓，可花费了十几万元经费后却发现墓室被偷盗一空。
一个文物官员来说，考古失败风险是很大的，可能会被扣上“好出风头、冒险”的帽子，并要承担决策失误的责任。常俭传带着这个遗憾退休，但仍不死心。
这也是曹操墓开掘仪式并没有一位现任领导在场的原因。常俭传作为老领导，站出来发言“其实也是挡箭牌”。
2005年10月，他和安阳市考古所所长孔德铭等人一同先后4次考察了邺城三台遗址、西门豹祠遗址等地后，开了一个内部讨论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常俭传外，还有5个人：安阳甲骨文协会会长党项魁、中国古都协会理事焦智勤、安阳文物局局长段振美、副局长张才军及安阳文物队队长孔德铭。
他们一致认为应当在安阳寻找曹操墓。对常俭传来说，除文献推断外，其中最充分的理由是，在渔洋村村支书龙振山的家里，他发现了“帽钉”，“这只能是帝王用的，别人用要杀头，这个地方帝王只有曹操。”
谁出头担这个风险？常俭传说，“反正我也退了，我应该干这个事。”经过几个月的起草和准备，他以个人的名义给河南省委领导写了一封信，请求省委下拨资金支持寻找曹操墓。
常俭传在任期间曾申请在河南重修楚长城，但没有成功，“由此明白，只有省的领导重视、支持，才能把事情办好。”他在给河南省委的信里写道：“寻找曹操墓‘万事俱备，只欠经费’。”
因为担心省委主要领导收不到信，他还专门托一位省委常委亲手转交这封信。尽管他没有收到任何回复。然而，这个发出信件的日期――12月12日，则被他选为这次开掘曹操墓仪式的日期。
寻找墓地
“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
开挖之前，考古人员私下一致认为这座东汉大墓就是曹操墓，这来源于历史文献研究进行的“外部确定”。
将时空隧道向前拉伸一千八百年。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专权，各地诸侯群雄并起，一个强盛的汉王朝面临土崩瓦解之势。
公元196年，曹操将汉献帝从废墟洛阳迎接到许昌，史称“挟天子以令诸侯”。此后，一胜（官渡之战）一败（赤壁之战）两大战役确立了曹操长久扎根于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一带的基础。前役，曹操以少胜多，战胜了北方霸主袁绍，并将自己的据点定为冀州邺城。后役，曹操败于孙刘联军，三国鼎立之势正式确立。
曹操志在统一天下，故一生南征北战，并在驻地发展经济。公元220年农历正月，66岁的曹操病逝于洛阳。在其去世前，他自封为魏王。死后被追认为魏武王。同年底，曹丕称帝，称魏文帝，追称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曹操虽逝，他却是一千八百年来民间谈论至今长盛不衰的话题。南宋以后，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开始丑化曹操，至明朝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出现达到了顶峰，曹操由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演变为小说《三国演义》里的乱世奸雄形象。
对曹操墓葬的研究亦是热门话题，以民间流传的“七十二疑冢”传播最广，而这一说法却基本上被史学家否认。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郝本性说，“所谓的曹操七十二疑冢是南宋以后才有的说法。”1988年3月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了《“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谜揭开》一文，证实了曹操疑冢实际上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并指出其确切数字也不是72座，而是134座。
曹操墓归何处？如何确立其位置？河北省邯郸历史学会会长刘心长一直研究这一问题，并出版专著《曹操墓研究》，这本书里收集的文章曾在当地媒体连载，引起了当地人关注的热潮。
公元218年，曹操生前留下了《终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曹操在临终前又作《遗令》，内容为：“吾死之后，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
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曹丕曾写过《武帝哀策文》，具体描叙了曹操丧葬过程，“弃此宫廷，陟彼山阿”。
刘心长根据这些文献综合确立一个外部推断曹操墓地位置的证据链条：邺城、西门豹祠和铜雀台，他大胆推断划定了一个跨河南、河北两省面积达5平方公里的“曹操墓园”说。
直到1998年，曹操墓的具体位置仍模糊不清。1998年4月，安丰乡西高穴村村民徐玉超在挖土时意外发现了一块石碑，这块石碑对于寻找曹操墓来说是惊人的发现，上面详细记载了曹操墓的位置，“（鲁潜）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
如果鲁潜墓志的发现地距离鲁潜墓不远，那么这里离曹操墓也就不远。这不仅引来了史学家，也引来了盗墓贼。
2008年，考古人员第一次进入曹操墓前，打开通道后，担心里面有毒气，等了两天才进去。让人吃惊的是，里面却是被盗被毁的惨状。
发现曹操
“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文物黑市上的石牌在墓中出现了
12月份的河南天寒地冻，土地坚硬，挖掘工作进展并不顺利。
开挖不久后，2008年底，安阳县长徐辉前、安阳市委书记张广志陪同河南省副省长张大卫悄悄前往考察，但安阳市委并没有决心投入资金进行挖掘，而是指示安阳县自行解决，“一开始，市里面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真正开挖到了2009年3月，当时安阳县已经投入了40万元资金，但仅仅搭建大棚就要花200万。
2005年12月份，常俭传写给省委的信没有回音后，他继续四处寻找资金。当时，河南省每年的文物保护经费只有882万，省内有国家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就达763处，每处的年经费只有1万多元。而同期，北京的文物保护经费达1亿2千万、陕西有5千万、河北有4千万、山西有1900万。他知道，依靠河南省这些文物保护经费寻找曹操墓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况且他已不是在任领导。
2008年11月6日，常俭传给安阳市委书记张广志及市长张笑东写了一封信，寻求安阳市政府支持，信中说，“如果一旦发生我的建议失误，而导致您的决策失误，我有勇气向您二位和安阳人民作检讨。”他当时并不知道，书记和市长的信是分开的，书记并没有收到这封信。
2009年2月2日，曹操墓已开挖，他再次给安阳市的领导写信，这封信中他建议安阳市的领导“暂不要视察”，并书面承诺，如果发掘失败，“我愿向安阳市委、政府作出深刻的检查，并在安阳电视台向全市人民公开道歉，您和广志书记是没有一点责任，我们也不会连累任何人。”
2005年启动的南水北调中线文物普查工程，河南省境内的11处文物保护项目并不包括现在开掘的曹操墓，但负责南水北调安阳段文物保护工作的潘伟斌却被同样关心曹操墓的安丰乡党委书记贾振林找到，拉着他去看望民间传说的曹操墓。他们后来成为推动这次发掘事件的最主要推动者。
正在急需资金时，2009年3月，安阳市考古所所长孔德铭的一个朋友拿了一件从黑市上买的文物让他鉴定，孔德铭看到文物后非常兴奋，劝说他的朋友将其让国家回收。这就是与后来在曹操墓中发现的7块“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一模一样的石牌。
安阳市文物局副研究员孔德铭、安阳县县长徐辉前、安阳市文物局局长段振美和常俭传4人马上拿了这个从黑市上流传的文物送给安阳市市长、市委书记过目，他们还打了电话让潘伟斌一同前往，潘正好在郑州。这次见面，安阳市市长、市委书记下决心拨款支持挖掘曹操墓，在一次市长办公会上就一次性加拨资金100万。常俭传对记者讲述了这一经过。
安阳市为了支持发掘工作，专门在新大地宾馆为潘伟斌常年预留了两间房，解决吃住问题，安丰乡则把刚建好的敬老院先让给考古工作人员住。
石牌的发现终于推动了曹操高陵的发掘工作，也将曹操高陵推向了公众视线。
但外界对曹操墓的质疑随即声起。河南省文物局因此收紧了采访，已有要求，所有人员不要私自接受采访，发掘队长潘伟斌也只在每天早晨将与记者联系的那个手机开机。在与记者多次联系后，潘伟斌仍以繁忙为由婉拒采访。
真实的曹操：一代强人的爱和怕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杨继斌
公元220年，曹操于邺城西郊出殡 图/梁伟驰
葬礼：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
公元220年二月二十一日，汉魏王曹操在邺城的西郊出殡。一代强人在自然力面前，被迫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次进退。
曹操是在一月二十三日于洛阳去世的，年六十六。《资治通鉴》记载，应在稍早一些时候，东汉的末代王朝更改了最后一个年号：“延康”。但曹操的健康每况愈下。曹操离世一个星期后，中原出现日食。按照当时的传说，曹操在洛阳“起建始殿，伐濯龙祠而树血出”，曹操自认为“不详”，随即一病不起。在此之前，他已经被偏头痛折磨多年。
按照曹操的自述，他的人生愿望原本是“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而在他离世之前，他已是位居诸王侯之前的魏王，更是汉王朝的实际控制者。
他的遗体被运到了黄河以北的邺城。墓地的位置是曹操自己选定的。作为一个农耕社会的统治者，他在遗言中流露出对于土地的尊崇：“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因此我择定西门豹祠的西原作我的寿陵，可在高地建坟陵地基，暂不封土，也不必种树。特别不允许占民良田，破坏生产的葬俗，切记！切记！他的遗言无疑是真诚的，因为即使贵为魏王后，六十多岁的曹操仍然拖着偏头疼下田躬耕。
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间隔，我们已经无法还原葬礼的具体盛况。曹丕曹植兄弟的诔文记载的细节包括，高搭灵棚，卤薄齐整的礼仪装饰有羽葆的车（丧车）。帝国的最高官吏带着排列有送葬的节、挽歌、鼓吹、幢、麾、曲盖、介士（手执武器仪仗的武士）等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甚至，连帝国名誉上的最高领袖、40岁的汉献帝刘协都从遥远的许昌赶来。
按照记载，这一切都发生在“邺以西30里”，即如今河南省安阳县地界。而刚刚发现的“曹操墓”，根据测算距离古邺城直线距离28里。这里，是否就是一千八百年前那场宏大葬礼的发生地所在？
可以确认的是，年轻的汉献帝在曹操的灵柩前哭了。这个庞大阴影的倒下，却让阴影下的傀儡更加地恐惧。当然，也许汉献帝是真的因为感激曹操对这个没落王朝的贡献而落泪。在为自己一生的政治生活所做的辩护总结陈词《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曹操以睥睨天下的语气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确是事实。
但现在这个保护自己以及挟持自己的老人溘然长逝了。刘协的身后，跟着的是比他年少6岁的新晋魏王曹丕以及他的兄弟们。曹丕是刘协帝位的收割者。这一切发生在曹操去世仅9个月以后。
曹丕是一个不善于控制感情的人。当初获悉自己被立为魏太子时，他当场情不自禁地搂着辛毗的脖子哈哈大笑，辛毗的女儿辛宪英由此判断魏政权必然短命；在听到父亲死亡的消息后，曹丕又痛哭流涕，不能自已，于是再次被中庶子司马孚嫌弃：怎么能像一个普通百姓一样呢。
下葬的时辰，是占卜确定的。在送葬的官员里，应该有吴国的使者梁寓。在曹操去世之前，恰是吴魏两国从未有过蜜月期。因为关羽的死亡，曹孙被迫形成了短暂的联盟。曹操死亡前一个月，曾上表汉献帝，推荐孙权为骠骑将军，授符节，领荆州牧，封为南昌侯。孙权投桃报李，上书向曹操称臣，并劝曹操顺应天命，即位称帝。曹操当时笑着把孙权的信拿给陈群等人看，说这小子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呢。曹操内心所畏惧的“火”是什么呢？在后世司马光看来，权倾天下的曹操当然有不臣之心，但他畏惧的是内心的“教化”。曹操说，“如果上天让我当皇帝，我还是当周文王吧。”
在曹操的内心深处，是否存在一个皇帝之梦？我们已无法确定这一点，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王朝的实际控制者，更喜欢以“齐桓”或“晋文”自况。他说，“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评价，东汉末年政治虽然污浊，但忠孝的风俗依然存在。所谓的“教化”何以如此强大，居然使强人曹操有所进退？我们姑且回头看看曹操的成长。
治世：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
少年的曹操伙同袁绍干过一段时间的古惑仔，但绝大多数都限于恶作剧而已。曹操出身显赫，父亲和名义上的祖父都是朝廷重臣，政声很好，他和“四世三公”的袁绍一块，都属于“大院子弟”。他从小就受到当时名人的重视，太尉桥玄和名士许劭将都对他有过极高的评价。桥玄甚至说：“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显然是对他寄以治世的重望。
这段浑浑噩噩时光应该很快就过去了。和曹操年龄相仿的夏侯14岁时，杀死侮辱自己老师的人。曹操指责他的这个堂兄弟鲁莽。夏侯很郁闷，平时比自己还鲁莽的兄长，凭什么指责自己鲁莽。
曹操后来做官，不畏豪强，当洛阳北都尉（相当于区公安局长）任上，杖杀犯法的宦官蹇硕的叔父，是广为传诵的历史故事。
史书没有记载曹操少年时期是如何提升自己的文学修为，但作为一个武官，他的文采享誉一时，并且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也许归结于那个奇特的年代。和曹操同时期的罗马皇帝马克奥里略，也是著有《马上沉思录》的“哲学家皇帝”，此人是斯多葛派哲学的主要阐述者。
青年的曹操，洋溢着针砭时弊的文人气质。他多次上书为宦官的死对头窦武、陈蕃说话，在宦官权倾朝野的时候，这是可能掉脑袋的。曹操在后来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回忆，“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这应该是曹操年轻时的理想。
和马克奥里略一样，曹操面临的是一个衰落的帝国。他很快就对当政者彻底失望了。“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曹操很快辞去了公职，把自己关在家里。
曹操复出是因为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董卓得势后，曹操表现出了他的政治洁癖。拒绝了董卓推举的骁骑校尉，改名换姓，逃回故里。
当时，他的铁哥们夏侯已经在老家陈留攒了一票人马。随后曹操仍以一副“热血青年”的形象，参与了18路诸侯讨董卓之战。在一帮政治老油条和投机者组成的盟军中，三十多岁的曹操是不多的慷慨激昂者：
“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
但没人搭理曹操的义愤填膺，包括后来指责他是汉贼的人。曹操便自己带着人马往西进攻，但被董卓打得大败，如果不是曹洪，几乎连命都丢了。败逃的路上，士兵哗变，“太祖手剑杀数十人，余皆披靡，乃得出营”。
史书没有交代曹操败后的“政治苦旅”。但他“热血青年”的坦荡历史，就到此为止了。再往后，他所呈现的，便是一个职业政治家的奸诈、冷酷形象。
离世：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
曹操预感到死亡的临近，是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6月。他提出了自己陵墓的几个原则：必居瘠薄之地；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
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曹操在疲病交加中，西征刘备，无功而返。这是他最后亲自参与的一次战役。就像官渡之战确立了他的基业、赤壁之战确立三国的版图一样，最后的汉中之战，确定了曹刘两国的西部边界。
曹操死亡前的一年，即建安二十四年是魏国历史上战争失败频繁的一年。曹仁被围，夏侯渊阵亡，于禁救曹仁不成被淹。好在徐晃解围曹仁给这年的战争一个光明的尾巴。曹操拖着病躯出城7里，去迎接得胜归来的徐晃。
这一年在百忙之中，曹操封了卞王后。在死前四个月，给了这个女人一个正式的名分。卞王后出身娼门，曹操25岁时纳之为妾。在原配丁夫人负气出走后，卞夫人一直打理着曹操的家事。卞夫人甚至开了一个幼稚园性质的抚养班子，曹丕曹植兄弟、曹真等曹氏晚辈包括何晏等大臣幼子，均在这个幼稚园被卞夫人养大。曹操曾叮嘱卞夫人，班子里的所有孩童，要一视同仁。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杀人无数的曹操暴露出他温情的一面。他曾在病危中唠叨：“我这一辈子，想来想去没有几个对不住的人。但是如果我死了，到了阴曹地府遇到子（曹昂），他如果问我，‘我妈妈在哪里呢？’我将何辞以答！”
曹操原配正室丁夫人没有生育，曹操另一位刘夫人生了曹昂和清河长公主后就死了，曹昂就归丁夫人抚养，母子们感情很深。曹操在宛城召张绣的婶婶侍寝，激怒了张绣，曹昂在兵乱中为保护曹操战死了。丁夫人为此又伤心又气愤，成天哭个没完，说：“将我儿杀之，都不复念！”后来就跑回娘家去了。
过了些日子，曹操想念丁夫人了，就主动到岳父家去找。丁夫人正在织布，不搭理曹操，曹操径直走到丁夫人身后，拍着丁的肩膀，轻声的说：“跟我坐车回去吧！”丁夫人是既不回头，也不搭理曹操。曹操陪了很久小心，仍见夫人不理，就退了出去。走到门口，还是不忍心，又叫道：“真不回去了？”丁夫人还是不理他，曹操只好说了一句：”真诀矣！“失望而归。
曹操的临终温情，还表现在他对小儿子曹干的惦念上。曹死时，曹干才五岁。于是曹操又专门给曹丕下了一道遗令：“此儿三岁亡母，五岁失父，以累汝也。”因为有这道遗令，后来曹丕对曹干，颇有些“长兄如父”的样子。
但这种温情，是伴随着残酷的政治绞杀的。在确立曹丕的政治地位后，为了削弱曹植的势力，曹操先是寻找机会清除了曹植的心腹杨修，又采取了一系列象征性的手段击打曹植，曹植的妻子因为穿着华丽的衣服去铜雀台，被曹操赐死。
身后：超世之杰，酷虐变诈
曹操最后所享有的声誉，便是他提倡的简葬。他在临终前的《遗令》中，以“天下尚未安定，未得尊古也”为由，从自己做起，对古时丧葬之礼提出了挑战。
“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时，勿遗。百官当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戌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
生前的衣服都不让丢，要分春夏秋冬装在四个箱子里，并叮嘱“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
曹操一生节俭，不好华丽，这是见诸史书的。《魏书》说曹操后宫很少穿着华丽锦绣，鞋子都只有一种颜色，帷帐屏风坏了，也就修补一下继续用。他生前的节俭，和死后的简葬，应该是一脉相传的。
清人严可均曾将曹操告诫妻妾子女的话收编在《内戒令》中，再三叮嘱衣着简单。他甚至说，从前我从荆州（征讨刘表时）带回来的华丽鞋子，已经分给你们了，穿完了就可以了，千万不能学着做。《内戒令》大都是曹操的晚年所言，所以也和《遗令》一块被视作他的遗嘱。
在《遗令》中，曹操只字未提天下大业，而是就一些琐事的安排。比如婢妾和艺妓们平时都很勤劳辛苦，我死了以后让她们住铜雀台，不要亏待她们。余下的熏香分掉，不要用来祭祀，免得浪费。各房的女人闲着也是闲着，可以学着编鞋子卖。这甚至惹来了后世诸如苏东坡的嫌弃。但多年以后，这些细节反而让现代人觉得亲切。
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节俭，很难说和三国时战乱引起的民生凋敝没有关系。饿殍满地的时代，军费是第一位的。和曹操同时代的罗马皇帝马克奥里略，为了凑军费，甚至连自己皇冠上的宝石都卖掉了。
但如果联想到诸葛亮留给子孙们几亩桑田的遗产，我们就会发现这是那时政治家们在财富面前共有的一种气度。
当今人回头检视，会发现曹操的形象已经被一千八百年的时间模糊，扭曲，以至无法明辨。在中学历史课本上，曹操被称为“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而在这几个大大的称号后面，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魏书》着重称扬了他的军事才能，说他“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还“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裴松之在注释《三国志》时，则突出了曹操的多才多能，说他“才力绝人”，能“手射飞鸟，躬禽猛兽”，曾经在一次狩猎中射雉六十三头；同时“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瞒传》则为我们刻画了曹操的日常生活形象：“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与宾客欢宴时讲了一个笑话，就乐得头撞案几，头巾都沾上了汤汁。随和快乐的曹操同时又有非常危险的一面，下属中有谋划胜出他的，他就会嫉恨而借故杀害，一个昔日的仇人跪在他的面前请求宽恕，曹操却说，“跪可解死邪！”遂杀之。对此裴松之注释《三国志》时概括为四个字：“酷虐变诈”。
相较于形象和性格中的其他方面，“酷虐变诈”已经成为后世对曹操的主要认识。无论曹操如何多才多艺，如何勤俭随和，如何以“齐桓”“晋文”自况，他的形象随着《三国演义》一类民间文艺作品的流传，已被固化到了一个大奸大恶的脸谱之上。
这无疑是曹操最为害怕的，在他成功地成为国家的实际控制者之后他致力于消减自己的恐惧：他不敢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他自减食邑，以求“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在离世之前，他为自己做了“简葬”的安排，最后一次向世人表明了他追慕先贤的心思。他曾经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剖白过自己内心最大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在他身后却完全变为了现实。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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