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蒋介石终以兵败饮恨，挥别大陆，败退台岛。当其时，他内心情绪之复杂万端，绝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之际，有几项心理反应，与举止言行之具体例证，值得吾人注意。
蒋介石是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相当特殊的一个人物。他影响民国政治四分之一世纪，又主导台湾政局四分之一世纪。个人政治之路屡仆屡起，三次下野之间，更历尽无数次党内党外大小斗争。国共内战，蒋介石终以兵败饮恨，挥别大陆，败退台岛。当其时，蒋氏内心情绪之复杂万端，绝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提纲挈领，归纳而言，于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之际，有几项心理反应，与举止言行之具体例证，值得吾人注意。
羞愧欲死
败退台湾之后，蒋经国曾经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题曰《殷忧启圣，多难兴邦》，这篇文章充分彰显1949年撤离大陆败走台湾的生死存亡关头，蒋介石惶惑复杂的心境。蒋经国回忆：“三十八年底，我奉命到西昌去，临走的时候，父亲对我说：‘你去转告西昌的将领，人生必须要在国家最艰难的时候，选择最有意义的死’。父亲又说：‘你告诉他们，如果台湾不保，我是决不会走的’……”
初到台湾，蒋介石一直把类似“雪耻”的字眼，挂在嘴边，写在日记里。1950年3月，在一次国民党“扩大总理纪念周”会议的公开谈话中，蒋介石说：“老实说我实在没有面目见人。因为个人的成败事小，而本党的组织崩溃，国家纪纲的废弛，革命所以一败涂地，最大责任虽说不能完全由我担负，他人或能为我恕，而我自扪心能不愧怍？我认为这真是我作领袖的奇耻大辱！”
不舍故土
离开大陆，撤退台湾，蒋介石最大的不舍，除了权力，就是对故土山河的依依眷恋。1949年12月 10日，是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天。这天午间，蒋介石在成都陆军官校召见胡宗南、杨森、王陵基等开会。当天参加会议的文武官员一致要求蒋赶紧离开成都，返回台北，不要再前往西昌。下午二点，蒋介石在召见胡宗南后，蒋介石作例行的祷告午课，再与蒋经国合唱“国歌”。父子合唱“国歌”，这算是蒋介石父子与大陆河山道别的一种“仪式”。临出门，侍从人员劝告蒋介石走后门，勿走正门，因为刘文辉已经派了便衣人员，在成都军校大门附近布哨监视，蒋介石严词拒绝说： “我从那个门进来，也要从那个门出去。”蒋介石父子走出成都军校大门，随行的“中美号”座机驾驶衣复恩回忆录说：“12月10日，成都整个局面已难控制，当天下午，蒋‘总统’及蒋经国即由少数侍从人员，循着小路护送到凤凰山。……我们从此离开大陆，飞向台北。千山万水，不胜依依，这一飞，竟成蒋‘总统’与这块土地的最后一别！”
声东击西
台湾光复之后，蒋介石莅临台湾之次数屈指可数。国民党在大陆败迹初露，到底决定将中央机关安置于何处，蒋介石始终拿不定主意，其原因不一而足。但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大疑问是，国共内战败象愈趋明显之际，蒋介石始终不愿意张扬个人到台湾的行止，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1949年5月11日，陈诚致电蒋介石说：“总裁蒋钧鉴：职意钧座应即飞台。又钧座行动，似不必秘密，以示自由。且因我国一切组织松懈，与限于法令，亦无法秘密也。职陈诚。”四天后，陈诚又发一电给蒋，电文说：“乞钧座径飞台北，一切不必顾虑。……”
以陈诚和蒋介石关系之密切，都看出了蒋先生将赴台行动当成“秘密”的不寻常举措。然而，从蒋介石初到台湾那种踟蹰不前的情况观之，益发令人怀疑内情不单纯。
1949年5月17日，蒋介石从舟山搭机飞临澎湖马公。令人困惑的是，蒋介石何不直接到台北，而选择驻留马公？第二天，5月18日，俞鸿钧（已卸任之中央银行总裁）从台北到马公会见蒋介石。5月21日，陈诚、蒋鼎文等人由广州到马公见蒋介石。5月25日，上海解放，同日，蒋介石离开马公，搭座机飞抵台湾高雄。5月26日，于右任、阎锡山、陈立夫、吴铁城、朱家骅等人，携李宗仁信函，抵达台北。5月27日，蒋介石在台南召见于右任等一行。6月1 日，蒋介石巡视高雄要塞。
值得注意的是，从1949年5月17日，至6月20日止，蒋介石先在澎湖马公，继而在高雄，始终未曾进驻台北。6月21日，蒋介石从高雄北上，到桃园大溪。6月24日，蒋介石终于到达台北，主持东南区军事会议，并且从这一天起，移居阳明山第一宾馆。
从蒋介石移驻台湾的进程，起初是1949年5月11日，陈诚劝他“不必顾虑”、“不必秘密”，要他“径飞台北”直接到台北来，可是，蒋介石依旧坚持保持低调，坚决保持隐密，而且硬是不直接到台北，硬是在澎湖、高雄盘桓勾留了一个多月，才迂回从高雄，再到桃园，最后总算到了台北。蒋介石如此故作姿态、戒慎恐惧、踟蹰游疑的缘由何在？估计最主要的因素，是为了扰乱毛泽东的判断力，让共产党猜不透日后国民党当局，究竟是要把重心摆在广州、四川、或者台湾。证诸蒋经国1949年12月7日日记有云：“对于‘中央政府’驻地问题，曾经数度研究。其初，拟迁西昌，固守西南，俟机反攻，收复失土。到此乃知大势已去，无法挽回矣。因于晚间作重要决定，‘中央政府’迁台湾台北， 大本营设置西昌，成都设防卫总司令部。”
可以这么说，从1949年5月17日，初履台湾澎湖，到1949年12月7日，国民党当局决定“中央政府迁台北办公”，这半年间，蒋介石一方面犹抱一线希望，幻想兵败如山倒的颓势有逆转之日；另一方面似乎在和毛泽东玩一场高来高去的“游戏”，蒋介石故意让毛泽东猜不透未来行止，猜不透国民党要落脚何方。
当大陆几乎已全部解放，蒋介石已没有必要再和毛泽东打哑谜，蒋介石不但可以“不必顾虑”、“不必秘密”，而且还要台湾省“主席”陈诚举行盛大欢迎他的仪式。1949年12月7日，蒋介石给陈诚的密电中说：“中定明日飞西昌坐镇。政府决迁台湾，须特别欢迎。望台省民意机关多有精神拥护之表示。……”这下子，陈诚也终于搞懂了蒋介石的心思，12月8日他赶紧覆电表示：“西昌总裁蒋钧鉴：手启电奉悉。顷将政府迁台消息，向三十九年度行政会议大会报告。当即由黄议长朝琴同志，表示台省民众，一向拥护‘中央’，自当一致欢迎‘中央政府’来台。全体会员四百余人（各县市参议会正副议长及农工商各界代表均参加）热烈鼓掌，表示拥戴欢迎。除各民意机关团体另电公开表示外，谨闻。职陈诚”。
惟蒋独尊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国民党当局被逐出大陆后，蒋介石开启了他所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台湾时代，针对党、政、军、特务组织，作了全方位的整顿计划与行动，以开启其台湾时期的四分之一世纪政治历程。
以整顿党组织的计划观之，他首先在1949年7月1日，在台北成立了“总裁办公室”。从蒋经国1949年6月25号的日记中，似乎可读出幽微之处，“郑成功十九岁时，即下决心，从军创业，二十四岁已能率领大军，从闽、浙海岸攻至南京附近。…论其丰功伟业，赤胆忠心，诚中华民族之英雄也。父亲准备 ‘总裁办公室’之备案与成立，以及各组组长与设计委员之派定；并亲自分析毛之‘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一面研拟整党方案……”蒋氏父子何尝深思记取，郑氏小王朝在台湾三世而亡的历史明鉴。
然而，所谓“党的改造”，或者蒋经国称之为“整党”也者，何尝不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大整肃──把国共内战期间，被视为反蒋或者被蒋氏父子视为眼中钉的党内人物，藉此时机，逐出党的权力核心。同时也方便蒋氏父子，将国民党当局的党、政、军、特务四大体系一元化，冲击一切的非蒋派系，形成惟蒋独尊的独裁体制。
陈诚在1950年6月5日，一份名为“签呈处分违命乱纪及党政改造两问题”的报告中，建议蒋介石对包括陈立夫、谷正鼎、邵华等人，作出相关的处分案，即为一例。陈诚在这份报告中说：“对陈立夫，由钧座手令，停止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之资格，指定某地，令其闭户反省。对谷正鼎，由钧座手令，免去其组织部部长职务，指定地点，责其闭户思过……”
1949年6月21日的蒋经国日记说：“上午开会，商讨情报机构之统一与重建问题”。7月26日的日记又说：“父亲于24日由厦门飞返台北。本日决定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又拟定挑选党、政、军干部之标准，人数以二千人为限，训练以半年为期。课程分党务、军事、哲学、军政、经济、教育、人事制度及革命理论与目标等等。”各种迹象印证，一个新的独裁政治强人政权模式正在台湾形成。只是，这个强人政权的后面，还有一只更“强大”的手──美国对蒋氏父子政权的影响力，尤甚于抗战时期乃至国共内战时期。美国成为蒋介石的“太上皇”。
1949年12月4日，陈诚在一份密电（亥支申台电）中告诉蒋介石，‘外交部长’王世杰拿了一份台湾驻美军事代表郑介民和美方代表白吉尔的谈话纪录，谈话显示美国希望蒋介石任命吴国桢担任台湾省“主席”。陈诚建议，先让吴国桢做省府“秘书长”，为未来吴氏的任命案铺路。蒋经国在日记中，则暗讽吴国桢凡事必惟美国马首是瞻。美国因素笼罩着以两蒋为核心的新强人政体，形成国民党退台初期，特殊的政治现象。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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