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四年,中国民众对房地产市场的关注与日俱增。楼市在去年短暂下跌后,一直处于上升态势,民众的怨言也越积越深。
《蜗居》电视剧就反映了社会的不满情绪。不少人看了电视剧后对城市生活相当灰心。为了回应民众的需求,国务院出台了“国四条”,意图通过土地、金融及税收手段来遏制楼价升势过急。此后,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监察部、审计署等联合发文,要求加强政府土地收支的管理。其中最有杀伤力的条款就是,开发商的首次付款比例不能低于全部土地出让价款的一半,分期缴纳全部款项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特殊项目可以在二年内付清。
通知下发不足一周,上海和广州地王相继出现,因此人们无法相信上述政策的效力。甚至有人说,地王出现就是打了政策一记耳光。资金实力越来越雄厚的开发商之间,完全可以通过联合的方式来增强付款能力。
房价与收入不成比例
2009年12月23日,国有企业中国建筑的子公司中建地产,以37.2亿人民币买到上海新江湾城C6的住宅用地。当时起拍价是17亿元,拍卖的溢价高达119%。无独有偶,富力、碧桂园、雅居乐联手以255亿元人民购得广州亚运城项目。这块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拍卖底价是165亿元,拍卖溢价幅度是55%。在内地,一个地王产生往往意味着整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价格更上一层楼。一万元一平方米的房价现在内地的城市已不少见,但月入万元的家庭却在人口中占有极少的比例。
对内地楼市价格的走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不少不正常的事情。比如深圳部分地区的楼价已经与香港相差不远,而深圳市民的平均收入与香港相距甚远。最近《福布斯》发布了亚洲租金最贵的城市,北京和上海的排名在第三和第五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香港的人均年收入是北京和上海的七倍有余,但三地高档房子的租金却相差不大。《福布斯》列出全球七大金融泡沫,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排行第二。
从房价上涨来看,经济向上的预期是驱动力之一。中国的生产力在持续上升,相应的人均收入也在上涨,因此,许多开发商比较有信心:房价总体上不会大幅下跌。如果人们的收入继续上升,购房欲望也会随之回升,这样房价可以再度上升。这种预期在这几年也被证明是正确的。在深圳等地,虽然房价曾有短暂下降,但2009年的上涨远超过下降的幅度。
香港也曾经出现类似的情况。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商人争先恐后地投资于房地产市场,原因就在于当时的香港经济前景非常好。许多开发商的思路就是,既然后市很好,为何不多做些超前投资?因此,房地产市场价格上升也很快。不过,香港的房地产市场遇到了七十年代石油危机,很多公司因此倒闭,楼市价格也掉头向下。
今天来看,香港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房地产市场。香港政府比较明智的做法就是引入了公共房屋制度,一半人口居住在公屋或者居屋中,房地产市场的矛盾局限于收入较好的人群中。而这些人群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发动大规模的动乱就不大可能。但是,内地的情况有些不同。
土地财政的结果
内地从2003年开始推行廉租房制度。之后,中央要求地方政府将土地出让金中的一成用于廉租房建设。但是,廉租房建设的速度只是“蜗牛”级。之所以缓慢,原因在于土地财政。也就是地方政府的收入很大程度上靠卖地来维持。而这些收入对地方政府来说极其重要,不仅可以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还可以提高当地的医疗投入和教育投入,甚至还可能支援地方政府的各项娱乐开支。
中央的刺激经济政策就是其一。在刺激经济中,许多可能导致房地产过热的政策在短时间内集中出台,直接推动了主要城市房地产价格的上涨。2009年全国9万亿元新增银行贷款中,约有六分之一流到房地产市场。而且前11个月进入房产市场的信贷金额高达1.6万亿元,比去年的同期增加达60%。
此外,近年来为了解决农村问题,中央决策层就提出了城镇化建设。城镇化建设有一箭多雕的功能,其中之一就是拉动内需。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比农村高出许多,因此,只要能将农民转为城镇人口,内需的拉动就显得轻松许多。问题是,把农民变成城市人就会制造大量的住房需要,城市房地产价格自然就降不下来。
再次,城乡差距在近年来不断拉大,对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也产生了向上推动力。表面上看,内地近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指向惠农,事实上城市的各项投入仍然远远高于农村。而城市居民与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地扩大。城市生活的诱惑对农村来说是巨大的,这一切在《蜗居》电视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许多进城的人共同筹款购买城市住房,这些也会加大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压力。
在这种背景下,大量的热钱、闲钱流入房地产市场。虽然一些新建社区十室九空,但房地产价格仍持续上升。近期的“国四条”强调打击投机性购房,但数亿人口的实际购房需要让投机和投资均可找到光明前景。因此,若要有效调控房市,需要通盘考虑。(作者:吴木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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