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边境沿海的归难侨靠养殖海产品，成功实现了谋生方式的转变。
北京12月23日电／虽然同样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但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的名字：“难民”。
“以前在越南的时候，越南人说我们是中国人；后来到了中国，中国人又说我们是越南人……”在云南的一个难民村里，时年43岁的村主任孙文亮曾这样告诉前去采访的媒体记者。1978年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包括孙文亮在内、因为中越战争产生的20余万名越南难民潮水般涌入中国边境，开始了在他们看来前途未卜的生活。
《国际先驱导报》报道，29年后的2007年5月10日，联合国难民署对中国政府当年安置这些难民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赞扬，称中国近三十年来对境内越南难民的安置工作是“世界上难民安置和融入社会最成功的范例之一”。
“无条件接收”和“永久性庇护”
与其他国家“短时间”、“临时”安置难民的办法相比，中国政府奉行的“为每一个来到中国的越南难民提供永久性难民庇护”的承诺，在联合国救助难民史上绝无仅有。
按照上级指示，中国地方政府对所有难民都无条件接收，这些一无所有的难民，吃穿住用全部由政府无偿提供。据有关统计，到1978年底为止，中国一共接受了26.5万名越南难民到中国避难，其中不少为中国侨民。由于中国允许这些难民在中国永久避难，所以他们在庇护中心短暂休整后，就被中国南方的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和江西等省份的263个国营农场接收了。
“由于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难民很容易融入当地社会，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在安排难民生产生活的时候，往往按照他们原来的族群关系进行安排。”研究华侨问题的专家、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冠武说。
马冠武是广东潮州人，在他的记忆中，自己家附近的农场就接收过很多来自越南的难民，“这些难民其实多数都会说广东话、潮汕话，也有人会说客家话，语言上的优势使得他们很快就得到了认同，在当地站稳脚跟之后，要谋生和发展就容易多了。”
为难民融入当地社会铺路
1978年7月，联合国高级难民特使保罗.哈特林访问中国，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出了援助的请求。由于中国的难民安置方法不像其他地方的难民营那样只提供暂时帮助，而是提供一个长期的难民解决办法，要让这个办法更为有效，联合国的援助显然十分重要。
随后，联合国难民署在北京设立了分支机构，开始致力于中国的难民安置，关注中国难民社区。由联合国难民署和中国政府共同主持的项目，不但为难民提供即时救助(修建房屋等)，同时也为收留难民的农场提供经济援助--这些农场由于接受了许多难民而财政紧张，只有努力扩大再生产，才能更好地“消化” 新来的难民。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越边境东兴口岸人流日益旺盛。
同样是研究东南亚华侨问题的厦门大学博士张坚的研究显示，到1985年为止，联合国难民署已经援助了76个中国国营农场。根据计划，4年之内，所有的难民都将自给自足。这样，几年后越南难民在中国的安置问题就将告一段落。
“这种安置与其他国家安置难民截然不同之处在于：不仅仅是为难民提供足够的粮食、乾净的水源、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和教育设施，而是从安置伊始就考虑到如何让难民融入当地社会发展中，为难民第二代、第三代的生活奠定扎实基础。”张坚说。
多数难民选择定居中国
在国际上，对难民的主要安置办法是：战争状态或者紧急状态结束后，所在国政府将难民自愿遣返，或者吸纳为所在国的居民，或者转到第三国安置。中国政府也曾经与老挝政府协商，共同签订了《关于遣返在华老挝难民的议定书》，根据这一协议，1991至1997年间，3000多名老挝难民分17批顺利地返回了家园。
当然，也有不少在中国居住多年的越南、老挝、柬埔寨难民，最终仍愿意选择在中国长久居住下去。“中国非常好，我们做梦都想成为中国人。”一位难民表示，当年中国在难民进入之初采取的积极政策和措施，对处于水深火热的他们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
有报道显示，从1983年起，中国政府根据自己的国情，决定让难民们开展生产自救，不用交公粮，让他们通过劳动自己养活自己，每户人家每年都有不少的收益，有时候甚至超过当地的中国农民。
但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西方一些国家却将中国政府安置难民的措施视为为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采取的“怀柔”政策。张坚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他更愿意将其归纳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远人不服，则使之来，既来之，则安之”的“大同思想”。
当年难民已成投资越南主力
广东省的清远农场当年接收了6207名难民，这些难民大都靠养殖鱼虾和种植水果谋生。人口的不断增多，意味着人均土地资源的减少，但更多难民还是能在当地政府扶持下找到新的发展道路。
如果说当年的难民首要问题是安顿下来，养家糊口的话，那么，如今，随着中越关系正常化，原来就有浓郁越南情结的难民，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利用在越南的人脉、感情和土地资源，寻找自己发展的新空间。当年被安置在广西浪湾农场的吴祖致的儿子吴权佑，早在2001年就开始酝酿在越南、缅甸、柬埔寨等地种植木薯、剑麻等产品，充分利用当地土地广阔、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发展生产。
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加快，吴权佑成功地把木薯产业延伸到最初逃亡的越南广宁省。广宁省省府下龙市近郊的200多亩土地，已经被吴权佑担任法人代表的企业全部承包，承包期30年，全部用于种植木薯。
吴权佑算了这样一笔账：木薯套种每年每亩地投入800元人民币，收入高的可达4000元人民币，越南当地劳动力价格每年不过400元人民币，而且销路不用愁，大量的木薯全部提供给在中国境内的武鸣木薯加工厂加工，而且价格还将逐年上涨。
事实上，吴权佑的木薯计划还得到越南当地政府大力支持。所在地方政府的项目官员阮闽庸说：“我们土地多，木薯能够带动很多农民增收，还能上交不少财政税收，吴权佑自己还有越南血统，我们当然欢迎了。”
在感受时代变迁的同时，难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近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当年来到中国的难民，大都已经在中国繁衍了后代，儿孙满堂。而这三十年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各种新生变化亦纷至沓来。种种喧嚣和热闹的背后，不仅考验着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那些侨难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吴祖致：解放军帮我们安家落户
30年前，因为拥有中国血统，不到12岁的吴权佑与父母姐妹一道，在中越冲突中成为难民，被迫返回中国。
吴权佑的父亲吴祖致当时曾一度为家庭生存状态担忧。“由于时间紧迫，越南当地政府的遣返令下来后，很多财产来不及变卖，大部分土地只能交给远房的越南亲戚耕作，能够随身携带的只有少量的金银首饰，以及后来根本不值钱的越南伪币。”吴祖致回忆道。
土地在哪里，谋生的途径在哪里？这些都是当时困扰越南归难侨最大的问题。
然而，事实上这一切都没有成为他们的生活障碍。在踏上几代人都已略显生疏的中国土地后，吴祖致一家像其他难民一样，很快得到了政府和侨办的通知：被安置到距离南宁市中心37公里的隆安县浪湾华侨农场，从事农业生产，并完全享受城市职工待遇。
吴祖致回忆起当时的状况仍非常感慨：“最初我们住的还是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临时救援帐篷，短短1个多月时间，这些帐篷就被平房取代了，当地没有饮水设施，是解放军连续奋战几个昼夜，为我们打好了井，随后还建好了水塔，所有的饮水问题就全部解决了。”
更为重要的是，粮食问题尚未解决之前，在农场工作的难民全部享受城市职工的粮食户口政策。吴祖致的定量是20公斤大米，吴权佑是12公斤。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难民们享受着许多农民梦寐以求的粮食定量供应政策。
吴培良：期待更多致富机会
20多年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这片土地上的越南难民终于得以在此安定地居住下来，在中国的多方努力下，他们得以安居乐业，并进一步谋求更多的致富机会。他们不仅与当地社会融为一体，也在根据各自的情况寻找着不同的生财之道。吴权佑今年42岁了，他如今已是广西国营浪湾华侨农场的一名中方谈判代表的翻译。5月中旬正值中越边境农产品贸易的旺季，几天来，他操着熟练的越南话和中文，正在为出口到越南广宁省的30多万株木薯种苗项目工作着。
难民们的生产生活和致富之路也离不开国家关系变化的大环境。
随着2006年《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生效，广西北海市侨港镇的渔民面临着减船转产的压力。而开展近海养殖的办法，是很多难民解决减船转产之后面临生活问题的主要生产方式。
侨民吴培良就是成功转产的渔民。2003年，他把本想购买新船的钱投入到近海养殖生蚝上。经过认真的学习，不断总结经验，在3年多时间里，他养殖的生蚝年收入超过30万元。在吴培良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难民开始学习怎样利用近海丰富的海洋资源实现减船转产的目标。
休闲旅游渔业也是侨港渔民增收的新途径。北海爱浪休闲渔业旅游有限公司和侨港镇发展休闲渔业旅游项目，2004年以来，把捕捞渔船改为休闲渔业旅游渔船已经有20多艘，40多户渔家逐年向前来北海旅游的游客提供“休闲渔业”的旅游项目，旅游内容包括：拖网捕鱼、海上观景、海上垂钓，捕获鱼虾归客人所有、与渔民一起分享原汁原味的生猛海鲜、返航中聆听船老大讲述大海的神奇传说……这既解决了渔民转产转业问题，又为北海增加了特色旅游项目。
“如果休闲渔业能够与日益兴盛的越南下龙湾旅游航线结合起来，肯定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致富机会。”有不少亲戚在越南胡志明市的莫甘宁说。
走进中国最富裕的“难民区”
越南帽、越南菜、越南衣服、越南街……“五一”黄金周之后，走进广西北海市侨港镇，几乎随处可见带有越南风情的建筑、服饰、菜肴。
这里是中国安置越南归难侨人数最多的乡镇之一，现在人均年收入超过4000元人民币，被联合国难民事务官员认为是中国最富裕的“难民区”。
侨港镇位于北海市银海区的南边岭海湾，距北海市区7公里，是广西唯一以安置归侨为主的镇级行政区域。这个陆地面积只有0.7平方公里的小镇，30年前曾是全国最大的难民集中安置点，现在近1.73万人口中，归侨难民和侨眷占90%以上，主要产业以海洋渔业、水产品加工业和旅游业为主。
在侨港镇采访时，记者遇见了40岁出头的当地居民彭信伟，他拥有一家年产值超百万元的海鲜加工厂。在上世纪70年代，他作为难侨回到祖国的时候，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
侨港镇的主要产业是近海捕捞，差不多每户人家都有船，一家有好几条船的也大有人在。
走进侨港镇渔民家庭，聊起20多年前海上作业的情景，中年以上的归难侨都忘不了:刚回到北海的时候，他们每天只能在近海靠为数不多小船捕捉近海鱼虾谋生。曾经担任侨港镇镇长的归侨周玉富说：“我们跟父亲们一块来到侨港的时候，唯一的生产和生活用具就是500多条小木帆船。”
为安置好归难侨，中国政府为侨港镇的归难侨下拨了2900万元专项经费和大批物资，为他们建造了渔港、渔船、住宅、医院、学校、文化活动中心等生产、生活和文化教育设施。联合国难民署也曾于上世纪80年代先后提供700多万美元的援助。
小镇人开始赚大钱
随着当地经济的不断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侨港镇的归难侨们提出“造大船、闯远洋、赚大钱”的产业思路，当地渔业从近海捕捞逐渐转向外海发展。
老难侨简苹房的捕鱼“家当”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侨港镇经济的“三级跳”:1980年，政府扶持下，他贷款800多元买下了一艘旧的小艇出海捕鱼，1984年，用出海捕鱼的钱买回了机帆船，到1999年已拥有两艘价值100多万元的大船。如今，已经拥有4艘大船的简苹房，还想通过多种方式融资，实现自己开展远洋捕捞业的梦想。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侨务办公室介绍，目前小小的侨港镇共有九大渔业生产公司，固定资产达8亿多元，有大小机动渔轮860艘。2006年全镇捕鱼量14万吨，产值4.1亿元，分别是1980年的62倍和127倍。
“史无前例的一次难民安置”――专访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王若鹏
5月10日，中国成功安置难民的工作得到联合国难民署的高度赞扬。5月18日，记者专访了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王若鹏。这个在6个月前刚刚来到中国任职的泰国人，之前已经为联合国服务了26年之久。
“我个人完全同意联合国难民署对中国作出的评价。”王若鹏说。
记者：联合国难民署为何在最近对中国当年安置越南难民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赞扬？
王若鹏：1978年到1979年，二十多万难民背井离乡从越南北部来到中国，其中大部分是华裔，中国政府为他们提供了难民身份，并帮助他们把生活安定下来，中国是亚洲唯一帮助如此大规模的越南难民安家落户的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还接受了数千名老挝和柬埔寨难民。我们称以上的三个难民群体为 “印支难民”。
这些难民同中国民众一样享有大部分的公民权利，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至今，中国已经拿出了超过7.5亿美元帮助他们在中国开始新的生活。近30 年过去了，现在这些难民的生活水平几乎与当地居民无异。联合国难民署高度赞赏中国政府为使这些难民适应、融入当地社会而做出的努力。
记者：当时中国经济状况并不好，却仍大力安置了越南难民。
王若鹏：是的。我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90%的难民是华人。另外，当时的中国正越来越开放，希望能在国际社会扮演积极角色。越南难民到中国后不久，中国就在1982年签署了两项国际公约，正式承认并承诺向难民提供政治避难和保护的法律义务。
记者：你个人如何评价中国近三十年来对越南难民的安置？
王若鹏：我完全同意难民署作出的评价，中国的难民安置工作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项目之一”。
“中国成功的价值在于成效”
记者：具体说来，中国安置难民的成功之处在哪里？
王若鹏：解决难民危机有三种方式：自愿遣返、在避难国定居或在第三国定居。中国成功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安置难民人数庞大，还在于其安置工作的成效。难民们在当地人中间安定下来，而不是住在难民营，他们享受着大部分的公民权，这使得他们更容易融入当地社会，在中国开始新的生活。
记者：联合国难民署曾发起了一个低息贷款项目，鼓励广西当地农场雇佣越南难民，这次活动的效果如何？
王若鹏：到1994年，大部分在中国的越南难民自我生存能力已达到了当地社区水平。自那以后，难民署和中国政府发起了低息贷款计划，这是一项创新机制，旨在为那些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难民提供帮助。
该计划针对的目标人口大约占越南难民的15%，主要运作方式就是为雇佣一定比例难民的国有农场和企业提供贷款。难民署和中国政府已达成了共识，该计划应该实现资金的自给自足，将从贷款偿付中获得的收入重新用于新的贷款项目。如今，在该计划下，已经在6个省份和自治区实施了近70个项目。自 2004年起，难民署一直在与中国政府商谈该计划的移交事宜，因为我们通常不会涉足长期发展项目。移交协议已进行到最后阶段，我们希望在近期内结束这个为印支难民提供的帮助项目。
“希望难民国籍问题尽快解决”
记者：很多难民的国籍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难民署下一步有何打算？
王若鹏：的确，这么多年后，在中国的这些印支难民一直还没有加入中国国籍，他们的法律地位还是难民。
中国正在起草难民法，我们希望相关法律的实施可以给这些难民带来更多的便利。难民署盼望实现的目标是，促使所有难民一下子入籍，希望现已进入最后阶段的国家难民法可以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具体来说，难民署是怎样参与对该问题的解决的呢？
王若鹏：难民署一直积极协助中国进行难民法的立法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建议，组织研讨会和出国学习，让中国官员了解其他国家的做法。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在这个方面继续提供帮助，以促使符合国际难民协议的国家难民法能早日获得批准。
“难民署非常看重与中国的合作”
记者：目前，联合国难民署与中国政府的合作进行得如何？
王若鹏：中国是联合国难民署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共有72个成员国，职能是审议并通过高级专员署的计划。中国是一个迅速崛起的经济大国，GDP连续四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而且以一个世界大国的角色更多地参与到国际人权的行动中。难民署非常看重与中国政府的合作，并高度赞赏中国为安置印支难民作出的贡献。
联合国难民署正积极帮助中国政府起草国家难民法，我们希望能帮助中国作为《难民公约》的签署国，可以更好地完成其义务。
记者：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处的具体职能是什么？
王若鹏：难民署驻华代表处于1979年因大批印支难民从越南涌入中国而建立。我们的工作在90年代逐渐出现改变，从帮助在中国的印支难民融入当地社会转变为帮助那些设法到中国寻求避难的来自其他国家的难民。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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