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
1974年6月，文革发起了“批林批孔”的运动。江青当时在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借“评法批儒”之名，进行政治宣传。为了让小靳庄的民众了解她与林彪已经“摆脱”干系，在对待毛泽东口号问题上，她也有自己的一套说辞。
江青:小靳庄是我的“点”
小靳庄当时是天津市宝坻县林亭口公社的一个大队，不过是一个只有101户、582人的小村庄。那时的一份宣传材料说:1949年即中共建政前的小靳庄是地主的一个佃户村，“广大贫下中农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中共建政后走上了合作化道路，一直到成立人民公社。
在当时，尽管已经是“农业学大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上个世纪60年代，毛泽东发起了这一运动）的先进单位，小靳庄也还是比较落后，不用说在整个天津市，就是在全宝坻县，这个村庄也不算突出。但是，江青来到了天津，来到了小靳庄，这个藉藉无名的小村庄，也就随之开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974年6月17日，江青来到天津。此前，天津市委负责人解学恭、王曼恬诸人，按照江青等人的旨意，在天津的一些基层单位点起批林批孔的烈火。天津站的工人，成立了三结合理论小组，用儒法斗争的观点讲解历史，登上了史学讲台，甚至还编写了一部《儒法斗争史讲稿》。工人们的所谓“革命创举”，被反映上去，还写进了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江青得知这个消息，觉得大可利用。这样，江青便率领迟群、谢静宜等文革骨干以及“梁效”写作组等一批人马，乘专列赶到天津。此次出巡，搞得十分神秘。据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记述，他们上了专列，仍不知道将要去哪里，去干什么，到了目的地，看了站牌，才明白到了天津。住进招待所，又向他们传达了三条禁令: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上街。
6月19日晚，江青在天津发表了“六一九讲话”，大讲“儒法斗争史”。她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统统称为“儒法斗争史”，把党史上历次政治思想斗争全部归结为“儒法斗争”，把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诬蔑为“儒家”。同时，江青宣布天津站是她的“点”，她要通过抓这个点，推动全国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前后十几天的时间里，江青批发有关“批林批孔”的材料43件，总印数达78万份。
不喊“毛主席万岁”
当天的儒法斗争史报告会是一次漫长的大会，从晚上7时30分开到次日凌晨。江青等人此次来天津还跑了几个地方。据资料显示，当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批判“四人帮”时，解学恭揭发说:“江青第一次来天津时，听了介绍给她的几个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都不感兴趣，唯独听到小靳庄时，如获至宝。”
6月22日，江青一行人来到小靳庄。到了某个地方，江青一般会说，“是我们的主席派我来的”，“我带来了毛主席的问好”。那天上午11时许，江青照例如是说，小靳庄的社员激动得不知所措，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不料，江青却回应道:“不要喊这个，不要学林彪那一套。”
值得玩味的是，江青在说完这些话后，又补充了一句话，她说:“活到万岁也得死呀！”后来有历史学者说，江青来到小靳庄批林批孔，一开始即设计好了两重用意，一重是批林批孔批周公，另一重是批男尊女卑思想以力倡女权，为自己的夺权制造舆论。
为村民改名:周福兰变“周克周”
在小靳庄，江青还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不厌其烦地为人改名。面对每一个人，江青几乎都有“正名”的冲动。轮到又一个“半边天”王淑贤开讲，刚自报家门，江青就怂恿她造自己名字的反，说是又有淑又有贤，《三字经》里全有，要改成“王树先”或“王先”，由王淑贤挑一个。
又有“半边天”于瑞芳，江青觉得“瑞”字特别要不得，同样透着《三字经》气味，于是为她改名“于芳”。老贫农魏文忠刚报告“我叫魏文忠”，江青就批评他的名字太封建，后来，这个老农自己给自己改名为“魏文中”。
还有一个人叫王孝岐，这个名字把江青吓了一跳:“啊呀！你这个‘岐’字改了吧，周文王啊！”最终，王孝岐获得了一个完全革命化的名字，“王灭孔”。
江青在小靳庄最著名的改名，发生在一个名叫周福兰的妇代会主任身上。周福兰也是负责接待江青的人员之一，江青见面就问她的姓名，又问是哪几个字，周答:“幸福的福，兰花的兰。”江青说:“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我可要造反了。”周诚惶诚恐，江青就为她改名“周抵周”或“周克周”，说是要“抵抗奴隶主头子周公”，或者“克制周公”，“用咱们这个周，克制他那个周”。这些被江青命名的新名字，在随后公开出版的《小靳庄诗歌选》和《小靳庄批林批孔文选》里，都曾经反复出现。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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