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晚年的这一发问，在他逝世后短短半个月内引发巨大回响。
11月11日，安徽《新安晚报》，A6版。一封《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的公开信，直扑眼球。
公开信的抬头，标明收信者为“尊敬的袁贵仁部长”及全国教育界同仁。信末，有沈正赋等安徽本地高校11位教授的署名。
公开信不到千字，直指当今中国教育存在“许许多多让人痛心疾首的问题”，写信者认为这些问题使中国的大学 “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为此，公开信倡议，国人直面钱学森提出的这一疑问，为目前中国教育存在之种种问题寻求解决之道。
公开信经过网络转载，迅即引发各方关注。一场轩然大波掀起。截至当晚12点，仅新浪上的评论即达5505条。有网友写出长达500余字的回应性文字。
“没想到反响这么大。”11月13日，一位参与签名的教授告诉本报记者，公开信发表的11日当天上午，他的手机就一直响个不停，都是各方要求采访和面谈的电话，“没办法，因为在上课，后来我一看就给关机了”。
“信里的问题说出了心里话”
“写公开信的主意，最早是《新安晚报》提出来的，”签名者之一的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系副主任沈正赋教授11日告诉本报记者，“他们有想法，然后征求我们这些高校老师的意见。”
《新安晚报》总编室主任曹海峰，是公开信的幕后“操刀手”之一。据他介绍，这一策划起源于不久前的一次悼念会。
11月1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师生代表座谈会，悼念前一天逝世的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钱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创始人之一，曾任该校近代力学系首任系主任。
“在会上，大家提的比较多的就是钱老生前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出一些杰出的人才？平时和高校的老师聊，也经常提到现在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曹海峰说。
教授们所说的“钱学森之问”，源于2005年。那年的7月29日，病榻上的钱学森向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提出：“现在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会后不久，教育部高层变动，袁贵仁接替周济出任新一任部长。
两件事凑巧发生在一起，颇具敏感性的曹海峰觉得“机会来了”。他想到，不妨用“公开信”的形式来给教育主管部门一定的压力。“中国教育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这么多年一直在徘徊，是不是在往前走，大家心里都没数。我觉得还是要推着走的。”
有了初步设想后，就由《新安晚报》报社的内部人士执笔，写了公开信的初稿，并发给了平常多有接触的高校的教授们征询意见。
有些教授对这种联名上书部长的形式比较担心，怕有风险，不愿在公开信上签名。
征询了几十位教授，最后同意签名的有12位。
随后，参与的教授们就公开信的内容与曹海峰他们往返沟通，提出若干修改意见。
“通过电邮反复好多次，持续讨论了一周多时间。”一位参与签名的教授介绍说。
在公开信定稿，准备刊发时，又突生变故。此前应允签名的一位教授，在得知公开信抬头要写上致新任教育部长时，觉得不妥，选择了退出。
最后发表的公开信，共有11位安徽高校的教授签名。签名者来自安徽师大、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
“这几位签名的学者，我们过去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我也没有和这些老师在一起讨论过这个话题。”有签名的教授表示。
另一位教授则表示，自己之所以签名，是因为信里提出的问题“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们正想表达，这个就是一拍即合”。
此外，还有另一层背景――备受各方瞩目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定之中，因而被普遍认为是决定中国下一步教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在这么一个关头，给新上任的教育部长写一封公开信，我想是比较好的时机。”沈正赋说。
“孔子在今天能评上教授吗？”
公开信刊发后，赞赏者有之，质疑者有之。
很多网民表示，公开信仅仅提出一个人所共知的问题，没有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看着不过瘾”。
对此，主事者认为，公开信是想抛砖引玉，发动全民一起来思考，而非提出现成的解决方案。
“仅仅靠我们这11个人，要提出这么大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绝对不可能的！”一位签名教授表示，“我们仅仅是起一个导火索的作用，引爆大家对与这个问题的关注。”
但签名者们对于“钱学森之问”，也并非全无自己的看法。多位签名教授将答问的核心指向现行的教育体制。“中国教育系统的人才选拔制度、考试制度、高校评估制度都需要反思。”沈正赋认为。
“比如说，高校的学生都是缴纳了学费的，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学校的顾客，”参与联名的安徽大学出版社社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康建中说，“但现在他们没有作为顾客的消费权利――不能挑选老师，也不能完全按照兴趣来打造自己的专业基础。”
几位签名的教授将此问题归结为高校缺乏必要的办学自主权。他们认为，依照现行体制，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不仅管高校的人、财、物，还包揽高校的许多具体业务工作，比如重点学科评审、博士点硕士点设置、教学评估等。
“教育部成了全国最大的‘教务处’，有关职称评定的规定非常死板，”有参与签名的教授说,“假如孔子活到今天是不能评教授的，因为他光讲学而没有发表论文。”
沈正赋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认为，教育主管部门推行的教学评估变成了形式主义、造假，给高校造成负担。
“为了应对教育部的评估，一些高校会动员相关院系的教授上报假的评估材料。”一位签名教授举例说，“在评估组来之前的半个月到一个月，是最紧张的时候，很多老师都被要求参与‘做材料’。有的学校每年花在应对评估上的费用可以达到上千万。”
权力本位的体制设计，造就了高校系统自上而下的行政化倾向。
“校长管钱，教代会很少开会，学术委都是官员。”一位签名教授援引当前高校中流传的一段顺口溜说，目前的高校院系中，普遍存在领导过多，行政机构过于庞大、管理人员过于臃肿的状况。“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技干部一操场”便是形象写照。
“到底是专家治校还是官员治校？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当下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沈正赋表示。
“改革亟待进行，否则，在学术造假盛行、评价机制僵化教条、重研轻教、急功近利的环境和氛围下，怎么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怎么可能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乃至杰出人才来？”签名者之一、安徽大学社会学系社会思想史教研室主任徐华副教授说。
“希望袁贵仁部长能看到”
在公开信引发的大讨论沸沸扬扬的那些天里，长期关注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教授也在细读公开信，并注意网络上对这则新闻的各种评论。
他还关注到，在钱学森去世前夕的9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北京35中考察时说，要在中国教育的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的探索和改革。
“我们的学生是很优秀的，在各种国际比赛当中经常名列前茅,但确实很少有像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那样的世界著名人才。”总理说，正在研究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就是想通过改革来努力解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熊丙奇还留意到近两个月内高校系统发生的一连串新闻――武大的公寓工程贪腐案，以及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关于“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在官场”的言论。
在熊丙奇看来，高校长期积累的一系列问题都已经很明显了，“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针对目前问题的进行改革的非常迫切的时候了。”
“回答钱学森提出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不能最终走向娱乐化了。要有行动，行动胜于语言！” 熊丙奇说。
对此，公开信的策划者和参与者们也表示，希望这场讨论能切实推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更重要的在于行动”。
在报纸刊发了公开信当天，曹海峰他们就将公开信寄往教育部，“希望袁贵仁部长能看到。”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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