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逃嫌犯被轻判:能感召贪官回国,取信国际司法?

　　外逃生活很窘迫

　　邓心志在加拿大靠着一辆二手的丰田车拉活儿挣钱，一个月能挣两千多加元，勉强维持基本生活。

　　47岁的邓心志出生于北京的高干家庭。他和崔自力、陈泉山一起，以做保险业务的方式，对航天五院和中纺公司等实施合同诈骗。陈泉山逃匿16个月后投案自首，以合同诈骗罪获刑15年。而邓、崔二人携八百多万赃款，从新西兰潜逃至加拿大。

　　加拿大的难民上诉程序以冗长而繁琐著称，中国著名外逃嫌犯赖昌星、高山等人“赖”着不走，正是利用一次一次的诉讼循环拖延时间。邓、崔二人到达新西兰后，办移民时遭到拒绝，于是就去了加拿大多伦多市，意图也是申请难民资格永久留加。

　　邓心志在后来被遣返时，向北京警方及律师讲述了外逃经过。

　　在多伦多市，邓、崔两人找了一间民居租下来，一边学英语，一边申请难民资格。那段日子被邓心志形容为“过得窘迫而寂寞”。在多伦多住了一年多，“也没什么工作，就花带过去的那些钱”。

　　后来，邓心志搬出来独自居住，靠着一辆二手的丰田车拉活儿挣钱，一个月能挣两千多加元，勉强维持基本生活。

　　2004年底，加拿大法官判决两人可以申请难民，进入申请期，邓心志每个月都要去难民局报到一次。2008年8月6日，移民局打电话通知他，称不批准他的难民申请，要将他遣返回中国。邓心志前往移民局报到，接受遣返。

　　2008月22日，加拿大两名移民局官员将邓心志送至北京首都机场，邓一下飞机，即被北京警方逮捕。

　　据邓心志透露，促使他接受遣返的重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崔自力把持赃款，邓无力支付律师费再打移民官司。二是他对国内亲人的思念。邓心志外逃后，妻子与他离婚。他在中国唯一的亲人是年过八旬的父母和两个姐姐。85岁的父亲和母亲一个患有心脏病，一个患有肝硬化，对他思念成疾。

　　对于之所以接受遣返，邓心志在法庭最后陈述中沉痛表示，非常悔恨走上了犯罪道路，深感自己对不起被骗单位，对不起家人，即害人又害己，认为接受法律审判是唯一出路；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对年迈多病老父母和亲人的思念。

　　“让人吃惊”的从轻改判

　　此案终审判决，认定邓心志接受遣返属于自首情节，将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

　　2425万元的诈骗金额，又有携款潜逃国外的情节，按照现有法律规定，无论如何也是顶格判刑的重罪――无期徒刑。“连邓心志自己都觉得判无期是罪有应得。”邓的辩护律师赵小鲁说。

　　2009年5月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邓心志案。此案最大的争议在于邓心志被遣返回国是否算自首情节。公诉方认为，邓心志潜逃在外五六年，多次利用加拿大的法律程序申请难民身份，企图留在加拿大。

　　检方当庭抛出了一项新证据。2009年8月初，邓心志前往加拿大移民局报到后，又向联邦法院申请司法复核、遣返前风险评估。官司败诉，邓走投无路后才接受遣返的。

　　“公诉人意见很强烈，当庭建议判处无期。”邓的另一辩护律师苏衍庆回忆。赵小鲁、苏衍庆两名律师则拿出了中纪委领导的讲话为支持：对外逃贪官遣返的要争取按照自首处理。辩护律师认为，如果对邓心志从轻处理，中国法院就向外逃的贪官表明了一种态度：只要你们放弃无休止的上诉缠讼，接受遣返，依然可以争取按照自首处理。

　　另外，辩方认为，是利用加拿大的司法程序滞留不走，还是接受遣返，邓心志可以自由选择。“像赖昌星那样，遣返前在机场撞了一下，都可以找理由起诉。邓是主动到移民局报到的，他放弃了上诉。”赵小鲁说，这就具备了自首的要件。

　　邓在有关询问笔录中谈道：“我知道就是遣返，他们也没跟我戴手铐，我随时可以离开那儿的。他们不相信我会来，因为在中国涉嫌违法犯罪的人是通常不回去的。”“这也证明遣返是他自己选择的。”苏衍庆律师说。

　　但一审法院并未采纳辩方的意见。2009年6月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决，以合同诈骗罪判处邓心志无期徒刑。

　　数日后，赵、苏两位律师代理邓心志提起上诉，并向北京市高级法院发了情况反映，认为从轻处理邓心志可以感召更多的贪官回国，“使我们的法律具有更多合情合理的因素，这种情理因素，是和国际法治发展的趋向一致的”。

　　9月22日，此案终审判决，北京高院采纳了辩护律师的意见，认定邓心志接受遣返属于自首情节，将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

　　一审判决时各媒体以大标题报道“邓心志获无期徒刑”，连加拿大华文媒体《环球华报》都予以转载。但终审改判后，媒体悄无声息。南方周末记者试图采访该院，一直到发稿前都未获回应。

　　对于邓心志的轻判，邓的家人不愿意正面回应本报采访，但仍然透过律师转达心情：邓外逃时无法与家人联系，一家人都非常希望邓赶紧回国投案自首。经过7年的隔绝后，邓心志回国。在一年多的羁押期间，受法律规定限制，家里人仍然无法见他，只能通过律师获得他的信息。终审判决后邓心志即将“下监”，一家人应可很快见到他。

　　“知道这样我早回来了”

　　邓心志经历了一个从心灰意冷、猜忌怀疑到真诚悔罪的变化。

　　据赵小鲁透露，他们提交辩护意见时还呈交了一条请求轻判的理由：邓心志配合国家机关工作，真诚悔罪。

　　在赵小鲁眼里，邓心志经历了一个从心灰意冷、猜忌怀疑到真诚悔罪的变化。“第一次见到邓心志，他很迟钝。提问题他愣半天才回答，很怀疑他有反应障碍。”“能不能保住命？”当时邓心志问。在会见室的另一端，赵小鲁拿出法条紧贴在玻璃上给他看，说“没有性命之忧”。

　　一年多里律师会见将近四十次，远远超过的一般刑事案件的三五次水准。赵小鲁说，主要是要跟他建立信任，让他相信“回来不是进了屠宰场了”。

　　邓心志向律师介绍说，他在看守所的待遇很好。12个人一个房间，夏天有风扇，可以看电视，洗澡。看守所还有个小卖部，可以吃冰激凌。他一次只敢吃一个，怕得糖尿病。“我早知道是这样，早回来了。”

　　每次转看守所时，邓都不情愿，怕新地方条件差，去了之后又觉得新地方也不错，不愿意走。他的电脑和英语很棒，警方就让他组织在押人员学习。“他说他在看守所找回了尊严。”

　　有关部门还给他拍过录像，一是了解加拿大贪官不愿意回来的原因，二是让他介绍中国看守所的情况。应有关部门的要求，他还给崔自力写信，说这里很好，让他回来。

　　目前未归案的崔仍滞留在加，而这次邓心志的终审判决，是否能对他起到感召作用呢？这是法律允许内的轻判

　　时延安认为，能够对这类案件的犯罪人进行审判，予以刑事追究，肯定要比他滞留国外，无法对他行使管辖权要好得多。

　　身为第一个从加拿大遣返回国的犯罪嫌疑人，邓心志一直备受关注。邓被遣返当天，加拿大司法部部长戴国卫（Stockwel Day）发布声明，称递解邓心志出境，表明加拿大“不是逃犯的安全避难所”，此次遣返的实现，证明加拿大政府“对所有罪犯的容忍度是零”。

　　邓心志的遣返和判决结果不可避免勾连出各界对追逃贪官、中加司法合作、赖昌星遣返等问题的各色讨论。

　　如果仅仅将邓案情节放在国内，无论如何都难以认定自首。控方持有的这一观点也不为学者认同。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学者时延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邓案情节和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案类似。余振东在遣返前，与美国检方达成辩诉交易，并向美方递交《递解出境司法命令和放弃听证约定申请书》，承认自己在美所犯罪行应导致递解出境的法律后果，并且明确指定中国为其递解出境的接收国。

　　邓心志虽然没有这些具体情节，但是客观效果是一样的：即如果两人不想被遣返，都可以启动相关法律程序，进而长期滞留。而两人自愿被遣返，也意味着，两人知道被遣返回国后将受到刑事追究。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黄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追逃过程中，嫌疑人哪种情节属于自首，还没有具体刑事司法政策。判断是不是自首，一要他看是不是出于自愿，二要看他的行为是不是使司法机关的行动中止。

　　轻判邓心志，会不会间接鼓励贪官外逃？黄风认为，外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的主观意图是逃出去不回来了，避免受到法律制裁，而不是为了轻判才逃。所以对自愿接受遣返的贪官从轻处理，只会形成威慑和感召：一是你逃了也会把你追回来，二是如果你自愿接受遣返，可以从轻处理。

　　而轻判邓心志，也并不是法律上的倾斜。时延安认为，能够对这类案件的犯罪人进行审判，予以刑事追究，肯定要比他滞留国外，无法对他行使管辖权要好得多。更何况，这些案件的处理，虽然比同类案件处理的结果要轻一些，但仍是在法律基本框架内进行，应该说实现了“有罪必究”的要求。轻判能否感召贪官？

　　中国要想加大追逃力度，更应该做的是增进两国政府间互信，加强两国司法界的沟通。

　　“对外逃人员，追逃成本相当高，所以必须有相应的刑事政策，鼓励这些人自首。在个案中，对自首的认定掌握得都比较宽。”黄风说。邓心志和赖昌星案很类似，处理好邓案，可以感召更多的外逃贪官。

　　“赖昌星要改变非法移民身份，从法律上来说不可能，他只能拖时间。”另一名北京师范大学的刑事司法学者陈雷对赖的“回国”很乐观，“法律上没有障碍”。原因在于1999年加拿大修改《引渡法》，引入个案引渡机制。对于没有签署引渡条约的国家，加拿大司法部可以与请求国达成特别协议。赖昌星外逃时，加《引渡法》还未修订，所以中方使用的是遣返程序。

　　另外，我国的预防外逃机制和境外追赃机制也已经建立。像追赃机制，能将贪官抽逃出国的赃款追回，使他们在国外无钱缠诉，只能接受遣返。

　　和国内学者的观点不同，一直关注赖昌星、高山、邓心志遣返案的旅加学者陶短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邓心志案在加拿大的影响并不大，除《环球华报》外，其他加拿大媒体鲜有报道，因为“他没有进入加拿大的司法怪圈，是一个特殊的个案，触及不了加拿大的司法弊病”。申请、上诉、风险评估、重审，每个环节都可以拖数年，像菲律宾人罗德尔浮・帕西菲加德自1987年偷渡加拿大至今已20年，遣返程序仍未完成，成为国际司法界的笑柄。

　　“司法程序繁琐效率低下，造成大量问题，甚至加拿大政府也觉得不合理。但在联邦代议制国家，修改法律比制定法律难度大得多。”陶短房说，事实上自邓以后并无一例遣返。“只要这个体系不变，贪官们还有钱打官司，那么滞留加的诱惑就大于回国。”他认为，即使中、加双方达成双边引渡条约，赖昌星仍然可以利用这个体系赖着不走。

　　在他看来，中国要想加大追逃力度，更应该做的是增进两国政府间互信，加强两国司法界的沟通。

　　不过，报道赖昌星、邓心志案的《环球华报》记者黄运荣仍对此案持正面评价，“毕竟是同类案件的突破，加拿大华人社区也关心。”他认为，邓案如此判决，可以看出中国执法部门希望通过此案树立一个案例，让加拿大人及司法界，对遣返中国通缉犯更多正面观感。“对深化与其他国家的刑事合作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如此可以建立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良好互信。”时延安这样评价终审判决，“但是，对于赖昌星案是否会有直接影响，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