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媒体发表文章,披露中国不少基层政权因“无财行政”而成为一盘散沙、几近瘫痪。
新华社下属的《瞭望新闻周刊》最新一期发表系列文章说,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国家财政收入从1993年到2008年增长了12倍。
但分税制改革不彻底、公共事务增多,造成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不匹配的矛盾日益严重:财权大幅上收,事权层层下放,导致目前大部分县乡政府的财力,已无力承担由上级政府层层下压的越来越多公共事务。
而在“对上负责”、“GDP挂帅”考核体制的逼迫和驱动下,无论是省市还是县乡,地方官为了获得更好看的升迁“政绩”,不得不抢夺更多的纳税财源,不顾捉襟见肘的财政基础,不顾生态脆弱的地理环境,不顾宝贵有限的土地资源,举债建设、卖地招商、引污办厂、“土匪”施政、“刮地”敛财。
《瞭望》新闻周刊引述东北某农业大县的一名雷姓镇长说:“上边总说这个投钱,那个投钱,但政策性投入到我们这层,实际看到的非常少,就是投下来,大部分也配套不起。饭店菜再好,咱没钱进不去,吃不起啊。”
雷镇长说,去年他们申请了一个340万元(人民币,下同,约75万新元)的公共设施项目,上面投入160万,需要配套180万。而该镇去年全部财政收入也只有250万元。甚至连乡镇干部涨工资也得配套,配套不起就涨不了。该镇编制内加离退休人员一共38人,每月工资支出9万7000元,除了县里拨3万7000元,还差6万元需要自筹。至于村干部的工资,“我们13个村有10个村工资拿不到,有的甚至三年都没领到工资了。”
而江浙某省一个工业大县的黄镇长同样烦恼。尽管黄镇长所在镇年财政收入是雷镇长所在镇的8倍多,但面对的财政压力绝不亚于后者:“2008年经济发展困难,我镇财政收入2075.3万元,同比增长-10.7%;但上解(上交)1332.2万元,同比增长45%。”也就是说,不论经济形势好坏,上解收入旱涝保收,还要有较高增长。
据财政部网站公布,今年1月至9月份,中央本级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53.4%,地方收入占46.6%;中央本级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21%,地方支出占79%。这意味着,中央政府拥有较多的财力只负责了较少的事务支出,地方政府用较少的财力要处理大部分的事务支出。
这种财权上的集权与事权上的高度分权局面,集中暴露了一个当下中国政府治理的大痼疾——政府间财力和事权严重失调,正在将地方财政变成了一根只能越绷越紧的“钢丝绳”。
在“对上负责”的体制因素驱动下,财权层层上收,事权层层下放,财政压力直接下压到县乡基层。在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近十年,正如基层干部自我调侃的那样,竟然伴生了一个尴尬局面——“中央财政蒸蒸日上,省级财政喜气洋洋,市级财政稳稳当当,县级财政哭爹喊娘,乡镇财政精精光光。”
群体性事件和无财行政有关
而这样的社会后果尤其令人担忧。1993年中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8700起,2005年上升为8万7000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尤其是今年发生的恶性群体性事件显示,一些地方基层政权对社会稳定的控制力正遭到大幅削弱。有关专家认为,当前群体性事件频发,与地方财政的困顿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文章指出,中央财政的富饶和地方财政尤其是县乡财政的贫瘠,正在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绷紧到难以承受的地步。地方财政干涸贫瘠,县乡干部竭泽而渔,基层政权风险四伏。历史证明,地方政府轰轰烈烈的“带病发展”,大部分都以巨额的地方债务和银行不良贷款告终,“焚林而猎”的“短期行政”,无一不是酿成危害社会稳定的隐患因素。所有这些,最后都会转嫁到中央财政和中央政府的身上。因此,如果中国要建立公共财政性质的财政体系,中央政府就不能让地方财政继续“红灯运行”。于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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