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频仍，艰难时势唤醒了他的科学救国、科学强国之梦，于是越洋跨海，纵横求索。
●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使他看到了祖国振兴的希望，他毅然拒绝了美国同事请他参加的机密研究项目，放弃了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的优厚待遇，携妻挈女义无反顾踏上归途。
●强权敌国的核武讹诈、“友好邻邦”背信弃义，无不使他食不甘味，义愤填膺；从受命研制“两弹一星”之日起，他便作为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之一，呕心沥血，发足抢时，立誓拼命也要尽快拿出“争气弹”。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决定，对23位“两弹一星功勋”予以表彰，在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7名功臣中，有一个为许多人感到陌生的名字，他就是郭永怀。
为让后人记住郭永怀，今年他的家乡山东省荣成市为他建造了纪念馆。
郭永怀与夫人李佩早年合影
乡人盛颂“聪明娃”
在郭永怀的家乡――山东省滕家镇西滩郭家村，记者见到了郭永怀的亲属郭永进老人等几位老者。
今年82岁的郭永进，是郭永怀的堂弟。他回忆说：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于一个家境殷实的普通农家，这是郭文吉夫妇的第四个儿子。他聪明伶俐，从不认生，郭文吉夫妇将他视若掌上明珠。10岁的时候，郭文吉将儿子送到了本家叔叔所办的学堂里读书习文。17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青岛大学附中，成为四乡八疃第一个公费中学生。20岁那年，郭永怀考取了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
1931年7月，郭永怀预科班毕业转入本科学习，选择了物理学专业。
两年后，他来到北京大学，在光学专家饶毓泰教授门下继续深造。
1935年7月，郭永怀留在饶毓泰教授身边，做助教和研究生。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大学停课。1938年3月，郭永怀克服重重困难，辗转南下来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半工半读。
国难当头，科教兴国、科技报国的念头一次次撞击着郭永怀那颗拳拳爱国之心。他知道，一个没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将永远被动挨打。于是他改学航空工程，立誓要为我国的军事科学奋斗终生。
1938年夏，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留学委员会举行了第七届留学生招生考试，在3000多名参考者中，力学专业只招一名。而考试结果郭永怀与钱伟长、林家翘一起以5门课超过350分的相同分数同时被录取。
郭永怀一行在上海上了船，刚上船后就有消息传出，他们将在日本的横滨停船三日登岸“观光”，并接受日本政府的签证。面对这种莫大的羞辱，郭永怀与同伴义愤填膺，一致决定，一不登岸观光，二不接受敌国的签证――22名同学全体下船，拒绝出发，毅然返回了昆明。
1940年8月，他们第三次在上海集合，乘坐俄国的皇后号邮轮再度出发。经过28天的海上颠簸，他们来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成了该校第一批来自中国攻读研究生学位的留学生。从此，郭永怀开始了他的长达16年的海外求学生涯。
异域他国扬功名
在多伦多大学，郭永怀和钱伟长、林家翘一起选择了应用数学系。
郭永怀进步很快，仅用半年时间就获得硕士学位。
1941年5月，郭永怀来到了当时著名的国际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中心――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继续深造，在航空大师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开展研究工作。经过4年艰苦探索，郭永怀于1945年完成了有关跨声速流不连续解的出色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
此后，郭永怀留在加州理工学院继续学术研究。
当时人类虽已实现了飞行的梦想，但飞机的飞行速度并不理想。
声障是提高飞机飞行速度的难关。郭永怀和钱学森经过拼搏努力，不久就合作拿出了震惊世界的重要数论论文，首次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概念，并得到了实验证实，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此后，名声大振的郭永怀应聘参加了美国数学学会，并被加州理工学院特聘为研究员。不久，他便成为康乃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三个著名攻关课题主持人之一。
1949年，郭永怀为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的一个难题，探索开创了一种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奇异摄动理论，在许多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正是因为在跨声速流与应用数学方面所取得的两项重大成果，郭永怀由此驰名世界。
报国之心关不住
在中关村的一座普通住宅楼里，我们见到了郭永怀的夫人李佩教授。
谈起郭老，李佩教授久久无语。老人平静下来，打开了回忆的闸门……新中国诞生前夕，郭永怀在康乃尔大学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的进步组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大家谈论得最多的，还是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当然，还有一个非常秘密的话题，那就是通过什么途径，在什么样的时机，把他们学到的科学知识贡献给自己的祖国。他们在焦灼中等待着。
由于郭永怀在学术上的突出成就，引起了美国方面的高度关注。
1955年8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
不久，美国政府就把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取消。
在此之前，周培源、钱伟长等人已在1947年绕道欧洲回国。钱学森也在1955年回到祖国。
“禁令一旦取消，老郭就坐不住了，整天和我盘算着回国的事。
美国的许多朋友、包括已经加入美籍的华人朋友劝他，康乃尔大学教授的职位很不错了，孩子将来在美国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为什么总是挂记着那个贫穷的家园呢？郭永怀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我自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知郭永怀者，莫过钱学森。当时已任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于1956年6月写给郭永怀的信中，盼他回国的急切之情跃然笔端：“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今天是足踏祖国土地的第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第一天，忘去那黑暗的美国吧！”
郭永怀一回到祖国，就如愿和钱学森、钱伟长一起投身于刚组建的力学研究所的科技领导工作。
1956年年底，郭永怀受命出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1957年底，郭永怀参加制订了“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担任力学科技规划专业组副组长。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4月12日，苏联“东方”1号宇宙飞船首次进入太空……
在中科院组织的星际航行座谈会上，郭永怀大力提倡我国要发展航天事业，并就运载工具、推进技术等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不久，他当选为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
1965年，我国将研制发射地球卫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郭永怀负责人造地球卫星设计院的领导工作。
1967年，郭永怀参加了我国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的筹建工作，担任筹建组主管技术工作的副组长，参与建院规划。
他提出空气动力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应以航空航天为立足点，以理论研究、实验研究和模型自由飞行试验为三大研究手段。郭永怀作为一个奠基者，在这项伟大的建设工程中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了缅怀郭永怀的功绩，气动中心专门在中心大院的松林山上修建了一座纪念亭，张爱萍将军书写了“永怀亭”三个大字……
倾心尽瘁为“两弹”
1945年7月16日，美国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核试验。同年8月，日本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袭击，世界立即受到了震动！此后，美国、苏联的核军备竞赛拉开了序幕。
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捍卫祖国的尊严和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主席果断决定研制核武器，发展核工业。
1958年，负责核武器研制的二机部九局在京成立。
1959年6月，苏联方面突然致函中共中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技术资料。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和合同，给刚刚起步的我国核工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中央决定，冲破核封锁，研制争气弹，要快，要抢，就是不能让任何人敢于小瞧我们！
郭永怀临危受命，他与王淦昌、彭恒武形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的最初的三大支柱。1960年，我国自己的105名专家学者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队伍。郭永怀受命担任九院副院长。当时九院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原子弹的构造原理，开展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
在郭永怀的倡议和积极指导下，我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规划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
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潜――地导弹、地对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和反导弹系统的研究试验中，他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对核装置引爆方式的采用上，他提出了“争取高的，准备低的，以先进的内爆法为主攻研究方向。”
为确立核武器装置的结构设计，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最佳方案，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案不仅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投爆所采用，而且为整个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投爆所一直沿用。
在核武器研究只争朝夕的进程中，郭永怀既是一线科学家，又是科研活动的组织者。
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1963年，党中央决定将集中在北京的专业科研队伍，陆续迁往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两弹”研制基地位于海拔3800多米的高原地区，气候变化无常，冬季寒气逼人，经常飞沙走石，最低温度零下40多度。一年中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试验现场寂寞荒凉，寸草不生……
高原作业，加上要抢时间争速度，由于缺氧所造成的头晕、胸闷、心悸、厌食，再加上营养跟不上，不少科研人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浮肿反应。为工作的特殊性所决定，郭永怀必须经常奔波于北京和青海之间，这样就更加重了高原反应复发的频率。
1963年7月25日，美、苏、英签署了《禁止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所指十分明显，就是要妄图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党中央下达了更为明确的命令：作好一切准备，在1964年年内爆响第一颗原子弹。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是中国人民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在西北高原浩瀚的沙漠上，一声巨响，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炸响了！
当蘑菇状怒云扶摇升腾之时，郭永怀和他的战友们无不欢呼雀跃！
随之，郭永怀就满含热泪浑身瘫软下来……
1965年5月30日，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贺龙等7位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郭永怀等参加第一、二次核武器实验的专家和学者，并为他们设宴庆功……
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党中央的鼓舞激励，使郭永怀们士气大振，紧接着，他们又投入了新一轮战斗……
1965年9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再次启动，郭永怀受命参与“东方红”卫星本体及返回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在郭永怀牺牲不到两年，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昔日洒下了大把大把辛勤汗水，今朝收获着一串一串累累硕果。
对这一让中国人陶醉、鼓舞、振奋的历史，当年只有20多岁的现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四所科技委主任陈裕泽回忆说，由于工作繁忙，郭永怀教授每天一大早便赶到现场，了解装配情况进展和系统联试结果，一旦发现问题便及时研究处理。一天接着一天的飞快的工作节奏，让他这个年轻小伙子都有些吃不消。在将要进入正式试验阶段的那些日子里，郭永怀每天都要忙活十几个小时，有时是通宵达旦，吃饭也是大家席地而坐边研究边吃。其实，又何止是试验前后的那段时间是这样，从 1964年首次核试验到1968年底的8次核试验，在这4年多的时间里，郭永怀的大多数日子就是这样度过的。
他致力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 8年多时间里，从原子弹到氢弹装置再到核航弹、导弹核武器，郭永怀究竟倾注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又有谁能说得清楚！然而，郭永怀在生前谈及这些，经常挂在嘴边上的却是这样的话：“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
中国强大了，在世界事务中就会发挥更大作用……”这就是一个归国赤子的真挚朴实的心理写照。
蒙受空难天顿足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又一次来到试验基地，为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可谁会想到，这竟是郭老最后一次来到倾注过他4年心血的试验基地了。
1968年12月4日，在青海基地整整呆了两个多月的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要急着赶回北京，一刻也不等地要人抓紧联系飞机。
他匆匆地从青海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他还认真地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郭永怀拖着疲惫的身体登上了赶赴北京的飞机。
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在离地面400多米的时候，突然，飞机失去了平衡，偏离开降落的跑道，歪歪斜斜地向1公里以外的玉米地里一头扎了下去紧接着火焰冲天窜起……
当辨认出郭永怀的遗体时，他像往常一直穿在身上的那件夹克服已烧焦了大半。他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俩分开时，才发现郭永怀的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他们胸前。
中央领导震惊了，整个科技界震惊了！人们为这位惨遭不测的伟大科学家仰天顿足，扼腕垂泪！
郭永怀牺牲的第22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了成功！
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是举行了一个小型追悼会，但追悼会举办得非常隆重。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致悼词，钱学森、王淦昌等郭永怀生前好友参加了追悼会……
熟知郭永怀的人都知道，时间对郭永怀来说太重要了。为了保护像他这样的科学家的安全，周恩来总理还特地叮嘱不让乘飞机。但为了抢时间，郭永怀经常强行登机，这次由于时间紧迫，他坚持夜航，就在他临上飞机前，大家还劝他换个时间再走，郭永怀却平静地说：
“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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