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月娇一家在武夷山旅游。
子夜过后，家里的电话响起，大姐起床接电话，电话那头说的一些听不懂的话，大姐以为对方打错电话，就把电话放下。
第二天，还是子夜时候，电话又响起，又是大姐起床接的电话，大姐对着电话说了几声“对”后，她忽然激动地转身把还在熟睡的家人叫起来，她告诉大家，小妹找到了，她就在电话那头。电话的那头远在美国洛杉矶。
母亲顾不得穿好衣服，从房间里冲到了电话前，她捧起电话，用颤抖的声音说着她几十年来想说的话……
1
母亲生了我们9个兄弟姐妹，最小的两个妹妹很小的时候，分别送给了两个姨姨，因此她们就改成了姨夫的姓。
1966年，我们生活的城市――印尼亚齐省冷沙市出现排华浪潮，在准备逃离时，母亲想把两个妹妹接回来，可由于当时情况危急，来不及联系，就匆匆离开了那座城市，从此再无妹妹的音讯，这也成了母亲永远的伤痛。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和印尼恢复了正常关系，舅舅来到中国，找到了母亲，在舅舅回去时，母亲要求舅舅帮助寻找两个失去联系的妹妹，舅舅费了很大的功夫找到了大妹妹，但小妹妹怎么也找不到，于是舅舅就把寻找小妹的任务交给了大妹妹。
大妹妹没有辜负大家的希望，她打听到小妹正在美国打工，于是就写信告诉小妹母亲在中国的地址和电话。接到信后，小妹一时不敢打电话，就请一同打工的福建籍朋友帮助打电话，可她的普通话说不好，使得大姐误以为对方打错电话，于是第二天，小妹又请了另一个朋友帮助打电话，这次的电话将几十年分别的亲骨肉联系到了一起，总算圆了全家人的一个大愿望。
电话里，母亲问小妹在美国什么地方，小妹说，“在洛杉矶”。
母亲惊奇地说，“你哥哥现在就在洛杉矶啊！”
于是母亲急忙将大哥的地址和电话给了小妹，让她尽快和大哥联系上。
第二天，大哥按照约定到一家中餐馆见面，当他下车走进餐馆时，在一群妇女中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妹妹――尽管分别了近40年的时间，但凭着记忆中印象，最终还是丝毫没错地认出了自己的妹妹。
我们家就此开始了跨世纪、跨国家的团聚。
今年刚刚建成的小楼是母亲的新居，是由国家专门为归侨所做的“侨居造福工程”。
2
今年母亲86岁，她想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所有的孩子，于是大家约好在清明节时，到母亲的居住地――福建宁化泉上华侨农场相聚，这里也是父亲安葬的地方。
大妹妹在印尼一家工厂上班，她为了这次聚会，她向老板请假，可老板不同意她的请假，这时大妹妹焦急地对老板说，你一定要让我请这个假，我到中国去，不是去玩，而是要去见我分别了43年的母亲。
于是，她对老板说起了我们家的那段充满辛酸的过去。老板听了这段真实的故事后，不仅同意了大妹妹的请假，而且还是带薪的事假，同时还买了很多的东西，让妹妹带到中国，送给母亲。
4月15日的这天，我们9个兄弟姐妹从3个国家、5个地方来到母亲的身边，这时母亲除了笑，还流泪，尤其当她握住两个妹妹的手时，更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不仅是我们家，我们的邻居和朋友都认为这次的团聚太不容易，母亲在晚年能有这次的团聚是她老人家的福分。
那天的团聚更是一次深远的回忆，虽然我们兄弟姐妹，年纪大小不一，但大家都能依稀记着那段刻骨铭心的过去。
……
父亲靠着十多年的勤奋和节俭，建立了我们这个有着11口人的家，不仅买了一幢木房子，在冷沙的大街上还买了一间店面，店面不大，大约只有40平方米，卖的都是一些日杂小百货，全家人就靠这些生活。
可到了上世纪的60年代，我们的日子就开始变得不好，城市里充满着一股反对华人的气息，但无论遇到怎样的骚扰，全城的华人都是持“忍受”的态度，直到有一天，看到街上一家华人商店被砸，父亲才决定关门停业，几天后，我们的店也被砸，店里的东西全部被抢走。
也是从这天起，我们家的生活来源彻底地断了，只能靠以前的一些积蓄最低限度地维持生活，那时我们都还小，大家都体会到那种压抑的心情，家庭中原有的幸福和快乐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至少我每天都在问自己，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在福州北郊华侨家具厂工作的许月娇。
3
冷沙市是印尼亚齐省的一个大城市，城市中有两所华文学校，一所是中华学校，另一所叫育才学校，城市里亲近新中国的华人都把孩子送到中华学校读书，这所学校不仅规模大，而且很漂亮，学校里有篮球场、羽毛球场、大礼堂、图书馆等设施，学生多达2000多人。因为学校在亚齐名气很大，甚至一些省城的人都来到这里读书。
自从动荡开始后，社会上的人经常成群结伙地冲进学校，老师这时都会迅速让同学从后门离开安全回家。等第二天上学时，我们就会发现，学校的设施受到破坏。当我看到图书馆里的所有的图书被销毁时，心里有着一股说不出的难过，因为当时这里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很多的课外知识都是从这里得到，也是从这里我萌发了对未来的憧憬，对祖国的热爱。
9月的一天，同学们还像往常那样上学，但老师走进教室时神情非常的凝重，看到老师这样的表情，教室里出现了从没有过的宁静，许久后，老师才开始说话，他告诉大家，学校从今天开始停课，而且是永远的停课。
教室里顿时骚动起来，而老师却站在讲台上一声不吭。等教室再次安静时，老师又说，如果同学们还想学习，就自己在家学习。说完，他转身走出教室。
很长的时间，同学们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所有的人都不愿这样离开自己心爱的学校，但最终大家还是慢慢地走出学校，就在我走出学校的那刻，我还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是真的，我还在想，可以没有商店，没有住房，但绝对不能没有学校，因为这所学校是这个城市全体华人最大的财产，是大家一分钱一分钱捐出来的，是大家一块砖一片瓦建起来的，老校长就是为了建学校操劳而逝，在为他送葬时，沿街站满了几乎全城的华人。
2009年，9个兄弟姐妹从四面八方来到泉上华侨农场和母亲相聚。
4
以后的日子我们几乎都是在家度过，我们不敢出门，不敢上街，到了晚上更是感到恐惧，因为到了晚上不时会有人在家门口骚扰，或大声辱骂，或用棍棒砸门，有时甚至冲进家来。每当这时，母亲都会让我们躲起来，自己来应对冲进家里的陌生人。
尽管我们都躲起来，但担心的是父亲和母亲，因为我们这个家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不能再没有父亲和母亲了，万一没有了他们，我们这些孩子不知以后该怎样生活下去。
和我们同住一条街的一些华人开始离开，看到他们的离去，我们更是恐惧，更感到孤独和无助，但也看到了一丝希望，因为在这里已经没有任何生活下去的意义，离开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
1966年9月30日，全家人来到曾经的华侨总会前集中，几百人开始了逃难的路程。卡车载着我们向棉兰方向前行，可到了距棉兰不远的地方，就被拦下了，大家只好找个被废弃的烟寮住下。
所谓“烟寮”就是烟农凉晒烟叶的地方，充其量就是一座草棚，四面空空荡荡，而废弃烟寮的四周到处荒草丛生，虫蛇出没。几百人拥挤在这里就像在一座难民营里似的，这里不仅荒凉，而且没有水，没有食物，进城的两条道路被士兵把守住，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严重的事态让人担心不已。
此时，棉兰华侨总会得知情况后，立即派人和当局协商，同意让他们送食物进来，同时大家也行动起来，将烟寮边上的杂草除掉，并打了口水井。
就这样，我们生活了近3个月，虽然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但大家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毕竟这不是正常的生活，靠着棉兰同胞的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这时每个人都在祈祷，因为大家看不到未来的方向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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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经历过那种几乎绝望的境地，就不能体会得到救助的喜悦。就在我们最苦难的时候，中国政府派出了大型客轮来接我们回国，一听到这个消息，很多人都哭了，那是一种得救的哭泣、一种劫后重生的激动，更是一种幸福的流泪。
棉兰的码头上，人们涌向轮船，大家无论是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都在相互说：“祖国见！”
……
子夜，果真过去了。尽管我们一家刚回到国内也遇上了很多的困难，但与那感到恐惧和绝望的苦难日子相比，这些困难就显得非常渺小。
按照母亲的说法，在中国，好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多。因为像她这样的老人退休后，还可以领到国家给的退休金，不仅这样国家还专门每月发给归侨补助金，更让她高兴的事，前不久由国家资助建的“侨居造福工程”，她也有了自己一幢小洋楼，这是她做梦都想不到的事。
从印尼来的两个妹妹也感慨万千地对母亲说：“没想到中国这么好。”
这时，86岁的母亲只有一种感觉――幸福！
许月娇，女，印尼归侨，现年58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州华侨家具厂。(许月娇／口述 林小宇／撰文)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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