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陈寅恪精神不死 思想自由并非大逆不道

　　整整40年前，即1969年10月7日，79岁的中国国学大师、“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先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凄风苦雨中，于广州中山大学含恨离开人世。临终前，他的眼角不断流泪，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一代宗师陈寅恪的学人生涯极富传奇色彩。

　　他出身于清末官宦世家，传统学养深厚。1902年，年仅12岁的陈寅恪东渡日本，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国外游学。他曾在数所欧美名校拜师求学，不但掌握了英、法、德、日等欧亚大语种，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梵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多种古今语文的能力，尤精于梵文和巴利文。这为他后来的教书治史奠定了无与伦比的基础。　　

　　坚持中华文化本体论

　　身无一张洋文凭的陈寅恪，1925年回国后的次年，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在那个西风东渐的时代大潮里，陈寅恪却坚持中华文化本体论，“国可以灭，史不可断”，从西方带回了研究东方学的现代科学方法。史界论者公认，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从史实中求史识，“见真实而供鉴诫”，成就超越了乾嘉学者，开历史考据学一代新风。

　　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成果，影响早已远及世界。西方权威的《剑桥中国史》就引用了他的隋唐制度和政治史观点。苏联领袖斯大林50年代初曾对来访的毛泽东特别提及，读过陈寅恪的史学著作。

　　1948年底，陈寅恪离开北京，与大学者胡适同机抵达南京。但陈寅恪没有去台湾，而是选择留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从此终其一生，他既不跨海入台，亦不过岭南一步。

　　“党家专政二十年，大厦一旦梁栋摧，乱源早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灾”，陈寅恪对蒋家王朝已经完全看透，完全失望。然而在红色政权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他亦感觉到政治空气的压抑与不自由。他在诗中曾流露出彼时真实心情：“留命任教加白眼”；“剩有文章供笑骂”；“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心系文化中国存亡绝续

　　早前，北京当局1953年曾聘请陈寅恪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他却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毛泽东）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不识抬举”的陈寅恪终于不得不放弃了“传道授业解惑”的讲台，并在“大革文化命”的岁月里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迫不停地写检查。但是，他始终坚守着学者的风骨和气节，一以贯之，直至生命的终点。

　　晚年，早已双目失明后又膑足的陈寅恪坚苦卓绝，锲而不舍，穷十年之功，完成《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巨著。助手黄萱曾感慨：“寅师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不唯上，不崇洋，不媚俗，只唯实。秉持这种特立独行的品格和独立自由的追求，心系文化中国存亡绝续，陈寅恪便注定在这社会大动荡、价值大颠覆的岁月，在寂寞的精神世界里和艰难的人生道路上踽踽独行。诚如其诗所云：“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中国再无此等大师

　　近十数年来，中国大地掀起了一股陈寅恪热，各种传记、文集、研究文章如汗牛充栋，年轻学子纷纷以不知陈寅恪为耻，一时“陈寅恪现象”蔚为大观。

　　其实，真能读通陈寅恪学术专著乃至诗词者，包括笔者，恐怕百无一二。那么，陈寅恪的魅力究竟何在？这可从先生的传奇经历、学术精神、人格力量，以及对民族文化命运的终极关怀等方面寻找答案。对中华文化重新光耀天下的期许，对“大师之后无大师”的感叹和焦虑，对陈寅恪式的文化巨匠、思想巨匠重现神州的憧憬，大约都是这一文化盛景的注脚。尤其是先生那旷世罕有其俦的博大精神世界，更令无数后来人动容、景仰和崇敬。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陈寅恪固不可复生，然而他留下的学术著作、治学思想和精神追求却可传之久远；陈寅恪的身心痛史更足令后人时时警悚深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间，不但赢得了民族独立，捍卫了国家主权，而且初步实现了经济繁荣和国家富强。展望百年社会转型的未来，我们期待着，陈寅恪的后来人，人人能够永远避免陈寅恪式的悲剧重演，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不再被视为“大逆不道”或“异端邪说”；我们期待着，陈寅恪的后来人，人人能够真正享受制度保障下的各项公民权利和人格尊严，“独立自由”地探索真理并受到全社会的尊重，而不再遇到莫须有的阻碍或禁区；我们期待着，陈寅恪的后来人，更多的学者能够像陈寅恪那样淡泊名利，胸怀“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坚守中华文化的本原，使之发扬光大，实现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复兴。

　　整整80年前的1929年，陈寅恪为国学大师王国维撰写了被他自己视为毕生所持座右铭的墓志铭。在先生四十周年忌日之际，让我们再一次重温并牢记这字字千钧、掷地有声的黄钟大吕之言——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先生精神不死！

　　展望百年社会转型的未来，我们期待着，陈寅恪的后来人，人人能够永远避免陈寅恪式的悲剧重演，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不再被视为“大逆不道”或“异端邪说”。（仓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