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报今天刊登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石之瑜、中正大学战略所助理教授张登及的文章，深刻分析中美台关系。
文章说，北京的六十年大庆正在坐实大国崛起的印象，但主流国际政治理论说明不了中国崛起的过程。根据通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崛起国家与既有霸主会发生争夺，故在霸权转移过程中，霸权护持者与挑战者间应发生激烈冲撞。例外的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美国取代英国而崛起，其间转移大致是和平的，原因与他们同文、同种、同价值有关。言下之意，当前中国崛起不能摆脱拿破仑法国、威廉德国等崛起即意味冲突的模式。
若英国因与美国是“特殊关系”，所以可以容忍美国崛起，就避免了霸权战争，但中美“G2”关系绝非盟国则至明，因此崛起者必然是对现状霸主的挑战，不论挑战的形态是暴力的（如军事对抗或联盟政治）或文明的（如软硬国力或市场竞争）。症结在于，通行理论主要分析单位只有两种，一是国家行为者，二是联盟行为者（如二战的协约国或冷战的北约、华约），而这两个身分所构成的观念限制，就拘束了对中国崛起与中美关系的理解。
文章说，要充分解释目前中美关系、北京的对台政策与台湾的独立意识蔓延，在国家与联盟这两个典型身分之间，应加入一个“合伙行为者”过渡型身分。它并非传统联盟，但也不再能简单以两个疏离国家视之。过去佐立克曾形容中国为利害关系人，但这仍受到国家行为者身分意识所影响，不足以说明为何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从军事围堵与和平演变，到希拉里与胡锦涛“同舟共济”，亦即考虑分摊责任。
若是作为合伙行为者，中国的崛起便是以进入成本分摊与利益分享角色的方式登台，尤其是分摊治理成本。这包括，在政治上从抗拒联合国维和行动到积极参与，并在侵伊、反恐与压制朝鲜核试中，配和现状霸主；在经济上改革国内产权且开放市场。近来又提供资源协助全球景气复苏，在生态环保上提供承诺。
换言之，中国固然不是美国的盟国，但中国以行动支持现状霸权的秩序，其政经菁英的社会网络也在其中率先获益，这也有利于大陆的内部稳定。
可以把G2关系视为是共同维护霸主现状秩序的“领导网络”，如同全球股权最大的董事长华盛顿与合伙的副董事长之一的北京。正副相比虽仍大小悬殊，或恰使得中国在崛起之初加入西方创办的全球治理阻碍较小。一旦在环保与经济之类的新安全议题积极参与，将军事政治议程排后，中国崛起带来威胁感便比预期降低。
文章说，中美双边关系能否延伸到两岸关系？甚至让海峡现状中，股份较小的台北当主导的董事长，北京基于自信而担当合伙人，从而降低霸主在台海的治理成本？值得各方思考。相对弱小行为者台湾可先享和平红利，于是对霸主的现状治理机制感到满意。如此，台湾的独立意识的发展与G2关系不再息息相关，反而可以缓和现状秩序下，流失中的自我效能感，甚至有利于台北、北京、华府的正向关系。
最后，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就看中国的合伙人身分能否给北京带来认同上的自尊与物质上利益，从而愿意分担“后美国时期”霸权秩序延续所需巨大成本，并对台湾大方让放两岸关系的红利，进而改写现代国际政治的本质和假设。这对当事三方，是严峻的挑战，更是难得的机遇。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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