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所有孩子有学上?农民工子女上学依旧难!

　　中国教育部不久前透露，中国已基本实现让所有孩子“有学上”的目标，下一步将是解决孩子们“上好学”的问题。

　　不过，本报记者发现，仍有部分中国孩子上学难，就算上海等一线城市也无法杜绝此难题。这些孩子一般是农民工子女，这凸显了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中出现的社会不平衡一面。

　　暑假一过，上海闵行区育才小学的近700名学生首次享受到义务教育的好处，他们不再需要支付每月约600元（人民币，约133新元）学校运转和教科书等用途的学费。

　　这所农民工子女学校经过两年申请后，获批为民办小学，不但由政府负担起运转费，其教职人员的待遇也有所提高。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处副处长朱蕾通过电话受询时说，截至去年底，在上海居住的外来适龄学童约40万人，其中约34万人与农民工父母同住。

　　部分农民工子女学校转民办

　　她说，上海市政府去年与今年改造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学校设施，并把它们纳入民办教育管理。去年，当局把66所农民工子女学校纳入民办管理，5万多名农民工子女接受免费教育。今年有望完成“转制”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将达到86所，而在政府委托的民办小学接受免费义务教育的农民工子女人数，则比上一年增加8万余人，达到13余万人。

　　此外，农民工同住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学就读的比例也逐年增加，从2004年的43.21%增加到去年的61.61%，今年还有望超过65%，接近上海市政府定下的目标。

　　上海市教委给予本报书面答复时说，上海农民工主要在城郊结合地方和郊区积聚，在沪农民工同住子女八成以上集中在这些地区。但当地农民向城镇集中、中心城区人口因市政动迁导入，也给教委造成一些压力。

　　“人口的导入，造成这些地区原有的按农村地区人口配置的校舍、师资等教育资源供不应求，相当部分学校的班额已经超过定额标准。”

　　为此，上海市教委扶持民办学校发展，目标是在2010年把农民工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提高到70%，并把符合“基本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学校，纳入民办教育管理，不符合条件的就得关闭。

　　朱蕾透露，两年来被关闭的上海农民工子女学校有86所，目前未确定是否能在明年顺利转制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则不到十所，后者提供了约2万个学额。

　　闵行吴泾镇塘湾村爱心民工子弟小学就是一所未能“达标”的学校，校舍当中的713平方公尺被指是无证违章建筑，严重威胁学生性命。学校也被指“师资不足”，必须拆除。

　　开学前的两周，几十个农民工家长与老师聚集在该小学，与近百名“拆违队伍”和公安等对峙。上海市教委并未针对本报有关“爱心小学是否要拆除”的提问作出回复，但据本报了解，由于一时间没有其他学校能吸纳这里的600多名学生，因此爱心小学得以暂时继续办学。

　　农民工子女幼儿园也可能被关

　　除了小学，上海部分农民工子女就读的幼儿园也面对被关闭的厄运。嘉定江桥镇的小博士幼儿园在开学第一天就突然关闭了，有关当局指它由外来人员租用村里一处闲置的民宅擅自开办，属于非法办学。

　　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的报道指出，尽管该幼儿园条件不理想，农民工还是坚持把孩子往那里送，除了就近就学的原因，也考虑到其学费较低。而规范的学前班招生已严重超额。

　　报道作出这样的结论：“对于非法办学点，理应坚决取缔。而对于解决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问题，就不是一关了之这么简单了……毕竟让农民工子女享受到同等的教育权利，就是我们做好这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农民工子女学校遭受关闭厄运的现象，自然不限于上海，许多中国大小城市都频频出现因违法办学、设施与师资等不达标，被有关当局取缔的学校。

　　但中国教育部长周济不久前才宣布，中国已经基本实现让所有孩子“有学上”的目标，现有15岁以上人口和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超过8.5年和11年，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从业人数达到8200万，均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

　　此外，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同时要求“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农民工子弟“上学难”让不少人质疑，报告中的“人民”是否涵盖应予以更多关注的“弱势群体”，包括数以百万计仍受到种种不公平教育对待的农民工子女。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中国在培养阶级意识与不平等

　　农民工子女教育难其实反映出许多根本的问题，包括城乡的整合、国民待遇不平等以及教育资源投入不足。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受访时说，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反映出许多人还是没意识到社会整合的重要性，也没意识到城乡的区别其实可让新一代滋生阶级意识，威胁社会稳定。

　　他说，上海赶在明年举办世博会前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学校纳入民办管理，并关闭不达标的，容易让人觉得是为了照顾 “国家形象”，“想把所谓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

　　“但是，任何社会都一样，没有一个是完美的，实际上没必要这么做，越意图要呈现好的一面，就显得越虚假。”

　　他认为，更根本的问题其实是没能正视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性：“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是社会整合最重要的步骤，教育是消除人们阶级、种族观念的关键，但中国没认识到社会整合的重要性，中国社会最不稳定的就是这点——互相不信任。”

　　郑永年说，所有其他的社会（包括西方国家）都竭力消除阶级观念，中国反而在培养阶级意识与不平等，没把农民工问题当“重要的大事”看待。

　　“城乡整合也是很多国家领导人提出的，上海应当做个典范，把消化农民工做得好一点。”

　　他认为上海人口迅速老龄化，更需要依赖外来人口所做的贡献。他尤其不认同上海强行关闭所谓不达标的农民工子女学校：“上海那么大的财政，（农民工子女学校）质量不够，就帮它们提升质量，而不是把它们淘汰掉。”

　　农民工子女学校困境 在一些省市获得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也出现了许多积极解决农民工子女学校困境的实例。

　　据报道，贵州省会贵阳就安排了财政专项资金，招收一定名额的大学毕业生，让这些特聘教师到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任教，任期三年，他们的工资及社会保险由贵阳市、区财政支付。

　　此外，温州市政府及市、区教育部门联合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以公益理念，创办了龙湾区第一新公民学校，让500名外来民工子女“有学上”。

　　上海学者王晓渔同意，要解决农民工和其子女的根本问题，就要让他们享有国民待遇：“‘农民工’这种称呼的出现，本身就值得反思。留在上海工作的非上海生源大学生，没有‘学生工’一说，为什么会有‘农民工’呢？如果要解决‘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的根本问题，就要让他们享有国民待遇，填上市民和农民之间的鸿沟。”

　　他认为，被迫关闭的上海农民工子女学校，可能条件确实不如指定的公立或民办学校，但农民工愿意把子女送进这些学校，说明他们还有其他考量。例如，中国各省市的教材和高考不太相同，如果孩子们使用上海教材，却必须回老家考试，或许会给他们的父母带来后顾之忧。

　　为满足部分完成九年教育农民工子女高中学习的要求，上海正试行将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开放给他们，2009年招收了2735人，比2008年翻了一番。

　　其实，外来的劳工不一定是农民，还包括为单位打工以及做流动小生意等等的人，一些人因此以“外来务工人员”称呼他们。

　　财经评论员向松祚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相关访问时说，外来务工人员多数集中在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是有资源解决他们子女入学问题的，关键是教育方面的投入不足。

　　他以浙江宁波为例，指出外来务工人员对宁波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高达22%，但是该市对外来务工子女教育的投入，却占不到GDP的1%。“外来务工子女上学难，难在一些地方领导，或者是教育主管部门领导，根本没有公平教育的理念。”

　　他说，中国教育经费总投入占GDP的比例只有3.32%，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甚至印度、韩国等国家的超过5%。

　　上海那么大的财政，农民工子女学校质量不够，就帮它们提升质量，而不是把它们淘汰。 ——郑永年

　　（记者：何惜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