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新中国站在了新甲子的起点上。过去60年的荣耀与辉煌，在一场盛大的典礼之后将归于历史。什么样的力量可以引领中国走向另一个成功的60年？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别打土地私有化的主意
通过一次准确定位的股权转让，联想控股距离真正的民营企业只有一步之遥；联姻深圳发展银行，这桩超过200亿元人民币的交易，使平安集团金融混业版图更加清晰； 数以百计的中央企业，攻城略地，尽显王者风范......
回望60年，撬动中国经济社会崛起的支点，是开放与改革；未来60年，这一支点提供的撬动力依然有效，但是历经60年的转折，整个世界在新世纪走过了未曾体验的十年，包括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在这之后，无论改革或者开放，都需要更加切近这个世纪和他的未来的内涵。
站在新甲子的起点上，我们面对的一切并不轻松。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的进行曲已近尾声，中国的心脏已经无法承受更高或者更快的旋律，慢下来，如果这并非主动，也是必然的选择。但这也必然使中国面对愈加强大的就业压力。
我们应该问自己，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是在绿色的废墟中构建工业文明，并自得于经济增长的奇迹，却不得不同时面对百姓对自己生活水平“被增长”的疑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告别“带血的GDP”，并且在一场低碳的经济角逐中占得主动？
全球经济面对失衡后的重构，中国经济如何依赖内生的需求获得更稳定的成长？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如何让这些概念转变为经济均衡增长？因此而获得的国家财富又如何在国民和政府间分配？过去60年，利益的天平倾向于政府，乃至特殊的阶层，中国如何真正让国民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红利，并且，当危机真正来临的时候，保障国民不受到更大的伤害？
中国金融尚未完全开放而幸免于危机，从1998年到2008年，历史两度重演。我们应该选择保守还是坚信放开管制的必然性？中国经济的成长，需要什么样的金融血脉作为持续的支撑力？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姿态站立，才能在下一场金融危机到来时，依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未来世界经济舞台上最成功的那些中国公司和企业家，会带有怎样的基因？今天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全面出击，以庞大的资金实力攻城拔寨的中央企业，在世界500强中是否会占据更多的位置――不仅因为他们大，还因为他们真的强。类似柳传志缔造的联想那样的企业，是否会在一代代的接班人手中逐渐加速，在跨国企业的马拉松中最终跑在前面？当中国人再提到富可敌国、权倾天下的金融巨头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会是平安，而不是高盛或者花旗。赵丹阳这一代投资人中间，会出现世界级的投资大师吗？
中国会成为下一个日本么？这个近邻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崛起，却又令人叹息地，在世界再次起跑的过程中，沉沦于失落的十年。也许我们不该迷信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但是我们是否应该警惕，不去重蹈邻人的覆辙。
当世界都在谈论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正在重新崛起的时候，中国人应该以怎样的目光看待自己并且审视身边的世界，才能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和谐相处，并且获得足够的尊重？我们的自信如何不演化成自大，我们的自尊又如何远离那些狭隘的民族主义？
我们要寻找的那个理想国，只能从历史和现实的线索中去追问。过去和未来从来都有无法割断的血缘关系，为某种难以明晰的基因所左右。我们是否具备足够的反省精神，可以更加客观地认识自己，并把握整个世界经济社会的潮流，决定了未来60年中国的演进节奏与方向。
现在，站在新甲子的起点上，让我们一起上路，开始新的追寻。
寻找中国新的经济平衡点
被称为“休克疗法”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现在对中国充满了兴趣，他正在准备启动他的 “中国2049项目”。这个项目想告诉世界，40年后的中国将会怎样？是的，这是一个复杂而宏大的项目，但却让人充满遐想――关于未来，谁都想知道。
“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能够持续5-10年？我们是否能够继续过这种好日子？我们下一代人是否继续过类似的好日子？”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曹红辉心中也有着一系列不确定。
10年，20年，40年，甚至60年，中国经济会怎样？
基石
现实是未来的一块基石。
接受本报采访的众多专家学者都认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取决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这同样也是过去6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曾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研究院工作过，参与过多次经济体系改革工作，他为本报回顾了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发展的历程。
中国真正大规模经济建设是在1953年，“一五”期间中国在前苏联帮助下，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增长的方式。但此后由于发展中的一些失衡，出现了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不行的结构失调问题，1978年改革的初衷就是调整这种结构失调，乡镇企业在此轮结构调整中找到了空隙，于是从1978年到1990年，中国重工业比重开始下降，轻工业比重不断上升。
1993-1994年中国开始提出了两个转轨-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轨，之后政府和企业都为经济增长调整做了很多工作。
“我的评价是，第一，调整经济结构有一个必要性，第二是结构的调整靠政府手段并不是完全值得赞赏的。”回过头来曹远征评价。
2002 年中国加入WTO后，产能过剩问题突然消失，曾经担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现在是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的王建这样回忆：“在上世纪90年代末之前，已经有了两次全球化，但前两次都没有出现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情况，而在第三次全球化过程中，制造业开始向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转移。”
这次转移如此迅猛，导致中国出口导向经济发展迅速 ，“我们把别人全部打垮了,在全世界的案例中间，从来没有一个大国会是这样发展，这也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曹远征回忆。
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下，国际间收支越来越不平衡，中国出现资本项下和贸易项下双顺差格局，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第一个从学术角度提出，这种模式是不能维持的。
从2005年开始，中国就出台了很多政策，比如说降低出口退税率、提高劳动工资成本、提高土地使用价格等政策进行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2006年，国务院还出台了《敢于加快促进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调整的通知》，其中钢铁、电解铝、煤炭、汽车等行业就被列入产能过剩产业。
“事后由于金融危机，有人批评这些政策，但从历史角度上看，谁也没想到会有金融危机。”曹远征说。
问题重现
金融危机导致正在进行的增长方式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被迫推迟，为了应对危机，中国推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也使得目前产能过剩问题重现。
也因此，一些专家学者开始担心，中国是否正在逐步丧失经济结构调整的良机，重新回到过去依靠投资和外贸发展的老路上？
苏格兰皇家银行（RBS）中国研究部主管刘鸣镝女士观察到，虽然中国决策层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调整结构的重要性，但从实际步伐上来看，目前中国政府更注重保增长而不是调结构。
数据也可以说明上述问题。今年1-8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对经济的贡献率超过80%，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从1-7月的11.6%上升到了1-8 月的14.7%，反映钢铁业投资的指标――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从1-7月3.3%上升到了1-8月的11%。从贷款投向来看，上半年只有7%的新增贷款流向房地产， 7月份这一比例上升到54%。
在这种生产模式下，中国产能过剩问题重现。
8月份工信部发布《2009年中国工业运行夏季报告》就已经提出产业过剩问题，与此同时，全国人大财经委在报告中也提到，中国有19个产业已经出现过剩，19个产业中有很多是从2006年就已经开始调整的产业。
这些数字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真的遇到过去的“老问题”了？
“中国过去就靠投资和外资来维持高增长，如果把这两个东西拿掉了，新的增长没有培养起来的时候，就等于自毁其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说。
“实际上中国产能的升级和调整贯穿了整个经济发展的所有过程，是一个持续的、渐进的、长远的过程。”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曹红辉说，不过曹远征却认为，这60年期间有一点是一成不变的，都是一个靠各种要素投入量的发展过程，经济发展在质量上的转变并不明显。
必须面对的问题
如果看中国20年之后的经济，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肯定是悲观者。“现在我们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成本低，但最终经济发展要靠技术来拉动，这时候中国有比较优势吗？”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依靠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很简单，以前别人有需求，你可以出口，但现在别人需求少了，你自然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王建说。就此曹远征也表示，中国所谓转变经济结构不是要不要转变，而是必须转变，世界经济都在调整，要求你中国必须要变。
几年前，中美之间曾就全球失衡是中国责任还是美国责任争论，现在，9月底在美国匹兹堡招开的G20峰会上，美国再次暗示中国责任。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就明确指出，“要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以内需为主、特别是最终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但如何发展内需、进行结构调整？目前存在很大的争论，“很多讨论集中在两方面：一个是反危机政策能不能和结构政策相协调，要不要退出？现在这个判断还没做出来，这个政策全世界都有争论。”曹远征观察到。
这个讨论延伸到产业层面，就是中国现在是否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很多人还抱有幻想，认为中国会出现以前的那种幸运，未来的经济发展会解决现在一些产业产能过剩问题。但曹红辉认为，中国一旦错过此次时期，将错过了最好的调整机会，“因为世界经济不行，此时中国调整是比较容易调整的，如果别的国家经济起来时，中国再想调整就十分困难了。”
除了是否需要结构调整之外，另一个有分歧的问题是结构调整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各是什么样子?
曹红辉认为目前调整不仅是结构性的，而且是全面的、多层次的。王建认为，如果要解决整个结构调整问题，就不能只靠供给这一端，“而要提升需求，而城市化要提升需求，必须走城市化的道路。”而潘向东还认为，除了城市化之外，中国必须进行产业升级。
如何解决？
从政府角度上看，中国必须在摆脱经济衰退和结构调整之间、短期结构调整和长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找到均衡点。
短期来看，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政府也在努力减少经济刺激的副作用，例如工信部现在开始对产能过剩开始警惕，提出清洁能源、风能、太阳能出现了新一轮过剩问题，而对老的产能过剩，比如说钢铁、水泥、玻璃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
但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结构和产业调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教授有些悲观，“分权体系成为结构调整的障碍，在地方利益支撑和地方市场格局下，目前结构调整并不能带来结构优化。”他还举例，“目前我们为了产业调整而进行了一些购并，主要由政府主导性的，并不是企业本身行为，表面上整合的不错，但是产能的问题解决不了。”
不过曹远征却从目前结构调整中看到了积极的现象，“这个调整我们说80年代和90年代的调整不一样，”曹远征说，“首先，我们主要靠市场经济体系、依靠价格体制改革促进结构简化和经济进步。同时政府开始制订更严格的标准，比如制定环保标准、能耗标准等促使结构的转变。”
其次，目前的结构调整也出现一个重大的迹象，“金融危机把我们惊醒了，我们认识到靠出口导向维持不下去，而内需的核心问题就是收入，这次在反危机政策里面就也提出了保增长的目的是保民生和保就业。”曹远征继续说。
最后，调整结构也有新的方向，即鼓励产业结构和产业比例关系的调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整个三个产业之间的比重。
当然，曹远征也承认，目前改革还有一个误区，那就是调整产能依靠政府干预，这是计划经济的老思路，被经验证明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要进行改革，必须要进一步推行价格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财税体制的改革等。
“总体上，结构调整是持续性的工作，不能说一蹴而就就解决了，”曹远征说，对此刘元春认同，他表示，虽然中国增长方式转变还是朝良性的方向发展，但调结构的速度必须要完全建立在社会结构改革基础速度之上，所以发展过程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慢的多
未来的国有化猜想
按照所有权，中国的经济大致可以分为两块：国有的经济和非国有的经济。非国有经济主要包括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
在国有经济部分，基本构成就是国有企业。从1998年开始，这个领域一直在持续进行改革。
在3年脱困之后，以国务院国资委的建立为契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充分体现为三个特点：第一就是，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第二就是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制；第三，政府作为出资人代表，并在所有权与经营权方面进行了分离的探索。
到目前为止，基本建立了一个新的框架，前述两个特点已经基本形成，而第三个特点，则在目前已经出现了雏形。国有企业董事会正在建立，国有企业向股东分红的制度已经开始展开。
基本特征
国有企业布局的调整在目前还没有全部完成，但是基本的趋势已经确定。
国有经济正在向把握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目前，中央企业80％以上的资产集中在石油石化、电力、国防、通信、运输、矿业、冶金、机械行业。而在金融业，也主要被五大国有商业所主导。
国有经济的两个基本特点是：首先，在基础能源、原材料生产领域，出现了国有化趋势。
这充分体现在了钢铁、煤炭、电力等等领域，而在有色金属、稀有金属领域同样如此。随着中国对于这些产品出口管制、出口成本的提升，在这些领域，弱势企业面临或倒闭或被整合的命运。
其次，在已经形成的格局方面：国有经济基本掌握了整个中国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
在物流领域，中国铁路基本被垄断，在航空运输方面，民航运输周转量的80%以上，是国有经济部门承担的，在水运货物周转量方面，国有经济承担的比重也接近 90%；在信息流领域，全部的基础电信服务和大部分增值服务由国有企业承担；在资金流方面，中国五大国有银行拥有的资金占绝对多数，并决定了整个社会资金的分配。
财富流向
在上述两个基本特点下，在国有经济成分与非国有经济成分之间的交易关系，存在着两个关键的指标：一是资源价格；二是信息、资金和物流的 “过路费率”――国有企业掌握着这三者的供应。
如果资源价格相对于整体价格水平下降，那么国有部门的贸易条件就会恶化，这个时候整个社会的财富就开始流向非国有部门，体现出来的是整体经济的“私有化”。
如果资源价格相对于整体价格出现上升，那么国有部门的贸易条件就会改善，这个时候，整个社会的财富就开始流向国有部门，体现出来的就是整体经济的“国有化”。
在资源价格与下游产品价格上涨存在剪刀叉的情况下――资源价格涨幅持续超过一般工业品出厂价，并高于消费物价水平，整个经济体现出来的趋势是“国有化”。
“过路费率”也是一样，其相对于整体价格水平的变化，同样会出现“国有化”或者“私有化”的现象。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在未来将出现国有化或者私有化的周期性变化。
由于资源价格、“过路费”对经济周期的敏感度要高于一般产品。在经济景气时，上述价格将高于一般产品的上涨幅度；而在经济衰退，通货紧缩的时候，他们会高于一般产品的价格下跌。因此进一步说，在经济景气的时候，中国经济会呈现出“周期性国有化”，而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中国经济会呈现出“周期性私有化”。
整体经济在景气周期的推动下，出现了“周期性国有化”。而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另一方面的“结构性国有化”――不随着经济周期出现的国有化趋势，也在展开。
结构性国有化趋势的出现原因，主要是因为目前在资源行业的国有化程度，还有上升的趋势――这部分产业就是当前所说的“高耗能产业”。
譬如，在高耗能产业、节能减排的趋势下，一系列政策出台。这些政策可能被利益集团操纵，从而成为国有经济整合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契机。此前，钢铁行业宏观调控政策下，很多民营企业关张。
当前，中国经济处在“结构性国有化”和“周期性国有化”的双重趋势下。
走出去
对于国有经济而言，他们的获利主要来源于资源的交换。
为了实现开源，他需要拥有更好的竞价地位，这又需要防止外部资源的竞争。这引发了政府在能源、原材料领域进行管制。
另外一方面，实现开源，要掌握更多的资源，国有经济需要走出去，在海外掌握上游资源――一方面，这将有利于他们掌握更多可交换的资源；另一方面，有利于他们在资源定价中，处于有利地位。
国有经济的“开源”问题，本身就酝酿了这样的矛盾：资源 “管制”与“走出去”拿到的资源走进来的问题。这个矛盾，有待于“走出去”的规模的扩大。只有当中国国有经济在这些部门掌握的海外资源获得的收益，与开放资源管制所引起的损失，达到一定的平衡的时候。资源管制才可能全面解除。
所以，期望国有经济控制的资源性产品短期内解除控制，是不太现实的。当然，国有经济走出去的脚步，是必然要加快的，而这将带来一系列的国家外交战略的变化。
从目的看，国有经济走出去，就是去拿资源的。
这种对资源的争夺是全球化的。在实践中，冲突将体现为中国能源巨头与国际能源巨头之间，中国矿山巨头与国际矿山开发商的之间。这些冲突将体现在企业并购、矿山争夺、订单等等诸多方面。
如果顺利的话，整个故事的发展可能结局是：中国国有资本成功渗透到全球资源领域，并掌握定价权，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一个新的全球经济体系。
中国市场十大趋势:
1.市场竞争将由国内的、局部的、不完善的竞争转向国际的、全方位的竞争，将由国内市场的国际化变为国际市场的国内化；
2.市场竞争将由单体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向企业群之间的竞争。未来不仅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且是企业背后的集团与集团、供应链与供应链、连锁流通组织对连锁流通组织、物流体系对物流体系的竞争；
3.市场竞争将由生产能力的竞争转向生产能力和流通能力的竞争；
4.将由产品的竞争转向品牌的竞争；
5.将由行业存在形式的竞争转向商业存在模式的竞争；
6.将由单纯追求市场份额的竞争转向对市场快速响应能力的竞争；
7.将由直接争夺客户的竞争转向争夺销售终端、创造客户价值的竞争；
8.将由价格战、广告战等单一形式的竞争，转向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高层次竞争；
9.将由对货币资本投资的竞争，转向对人力资本获取的竞争；
10.将由完全决定于企业效率的竞争，转向政府行政效率的竞争和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的竞争。
即将退场的企业:
1.权贵资本企业（裙带企业）。它们习惯于浑水摸鱼，用权力获得买卖的时代将迅速消失；
2.产业结构和资本结构有问题的企业。也许他们的规模很大，但始终是“光着屁股在游泳”，而退潮又是必然要到来的；
3.增长方式有问题的企业。“做生意而不是做企业”，善于抓机会却疏于管理守业的企业，会发现赚钱越来越难；
4.不规范，不诚信，速度慢，信息不透明的企业，活着是一种折腾。
从世界工厂到定位中心
文国际大宗商品的买卖大多以期货价格为基准，国际竞争已经从传统制造业领域转化为金融衍生品领域的竞争。谁成为世界定价中心，掌握大宗商品、金融资产的定价权，谁就站到了财富创造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一边。
定价权的形成与期货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国际上主要大宗能源、原材料的定价权都掌握在欧美发达国家手中，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宗商品的需求大国，随着其经济的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对大宗商品的价格也开始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当前我国期货市场正在从国内定价中心向亚洲地区定价中心发展，一些品种正在成为国际性的价格。
欧美垄断定价权
现在，全球已经形成了以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农产品、LME（伦敦金属交易所）有色金属和NYMEX（纽约商业交易所）能源为主的几大商品定价中心。
1848 年，由芝加哥82个商人发起创立了CBOT。该交易所成立后，以现货为依托，同时为现货贸易服务，并不断创新交易模式，对交易规则不断加以完善，交易品种和规模不断扩大，玉米、大豆、小麦等品种的期货价格，不仅成为美国农业生产、加工的重要参考价格，而且成为国际农产品贸易中的权威价格，农产品的国际贸易价格逐步形成了以CBOT的期货价格为基准，CBOT也就获取了世界农产品的定价权。
LME 是一家有着130多年历史的世界最大的基础金属期货交易市场。LME交易所成立伊始，只交易铜和锡，随着历史的发展，交易所适时适势地逐步增加了新的交易品种和修改交割商品的品质。随着英国国力的增长和交易所自身的发展，LME逐步成为了有色金属的定价中心。到2000年4月10日，在铜、铝、镍、铅、锌、锡六个商品的基础上创立了LMEX――伦敦金属交易所期货指数，指数交易不能进行实物交割，与股指期货类似。
20 世纪70年代初发生的石油危机，给世界石油市场带来巨大冲击，石油价格剧烈波动，直接导致了石油期货的产生。石油期货应运而生，最先推出的是 NYMEX1978年11月上市取暖油期货合约，1982年上市含铅汽油期货合约，1986年被无铅汽油期货合约取代，1986年上市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WTI）期货合约，该合约推出后交易活跃，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商品期货合约，1990年上市天然气期货合约，这样基本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能源期货体系。在所有能源期货合同中，原油、天然气、汽油和取暖油四类产品的比重超过98％。
目前原油期货是最重要的石油期货品种，世界上重要的原油期货合约有4个：NYMEX的轻质低硫原油即“西德克萨斯中质油”期货合约、高硫原油期货合约，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的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新加坡交易所（SGX）的迪拜酸性原油期货合约。
中国因素
当代世界经济格局正在由美国一极向美、欧、亚三极方向发展，而其中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尤为令人瞩目。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年均 GDP增长率为10.5%，而同期世界平均GDP增长率仅为3.3%，美国的GDP增长率仅为2.8%。2007年，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整数据，我国GDP 已达33800亿美元，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而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08年世界发展指标显示，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份额的9.7%，而发展中国家目前则贡献了全球产出的41%。
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必然会导致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分配，作为近十年来年均GDP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工业化进程所推动，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仍然较大，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必然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尤其是基础能源和有色金属。比如2008年，我国铜消费量占全球的27%，铝、铅、锌的产量、消费量均占世界总产量、消费量的三分之一左右，是世界有色金属的生产和消费大国。
由于我国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的基本状况是铜资源严重不足，铅锌保证程度不高，铝资源数量不多、质量不好，所以我国约62%的铜、44%的铝、30%的铅和15%的锌是依靠进口生产的。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必然会对大宗商品的价格产生重要影响。
2001-2007 年间，CRB指数的走势与我国GDP的走势几乎是一致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也随之一路上扬，在此期间，我国GDP由 109655亿元上升至249530亿元，涨幅为127%，而CRB指数由190.61点上涨至476.03点，涨幅高达 150%。
但是，过去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广泛显现的“中国因素”并没有成为主导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国力量”，外贸大国的背后是我们进口高价的原材料，再利用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生产出商品出口。中国经济实际上在用廉价的生产要素价格补贴发达国家。随着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迫切需要从“加工中心”转变为“定价中心”，力争在大宗商品上有话语权和定价权。
在参与世界大宗商品定价权的争夺过程中，我们要善于利用品种分工与时区分工。所谓品种分工，是指世界上的定价中心各有自己的市场辐射半径，有其自己的市场环境优势和产品基础，当某些生产大量消费商品的市场基础与该定价中心的市场基础相重合时，该市场就会具有形成这种大宗商品价格的定价权威性，其他的市场可能会成为它的影子市场。
这就要求具有定价权的期货品种要本土化。因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要上市一些具有本土优势的品种，特别是我国大量生产消费的大宗商品品种，形成完整的商品期货品种体系。例如，我国的大豆、玉米品种虽与芝加哥的大豆、玉米品种属于同一类商品，但我国的大豆、玉米是非转基因产品，因而我国的大连商品交易所就会成为非转基因的大豆、玉米的定价中心。
所谓时区分工，就是几个重点时区的期货市场有所划分，都有一个形成价格的中心，为商品定价服务，这可以满足不同时区交易延续进行的要求，使得期货市场为经济发展服务，随时为套期保值者提供规避风险的手段。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国在形成世界商品定价中心的过程中，先努力把我国的期货市场建成亚洲时区的定价中心，正确体现“中国因素”。交易所要信誉良好、有吸引力，并具有不断地自我发展的能力，扩大市场的辐射力。
中国因素的影响正逐步显现。一些品种正在成为国际性的价格，以当前有色金属产品为例，上海的铜和铝的价格都有一定的独立行情，也对LME产生相当的牵引力，我国的橡胶品种所形成的价格不仅仅被国内的厂商作为定价的基础，也成为东南亚橡胶生产经营企业定价的基础。
从工厂到定价中心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现阶段，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从初级资源以及产品市场的竞争，发展到贸易金融定价权的竞争，只有把我国的期货市场建立成世界性的大宗商品定价中心，才能使其价格发现和规避风险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国内企业也可以利用期货市场进行更好的套期保值，从而避免国际农产品、能源、原材料价格剧烈波动。
首先，在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后，要成为世界定价中心，我们应该在尊重中国历史的前提下，从基本国情出发，决策部门要从战略的高度重视发展我国的期货市场，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有序竞争，集中资源壮大交易所力量和影响力，同时相关政府部门切实履行职责，比如发布权威信息，引导生产、加工和消费，使得市场正确反映中国因素，以形成中国价格，进而成为世界价格。
其次，要使交易规则和管理体制国际化。什么叫规则国际化？就是说在一百多年里国际期货市场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在尊重市场规律的情况下形成了很多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维护期货市场正常运转的规则，所以我们期货市场好多规则要与时俱进，不断适应市场需求，做到国际化。比如对上市的期货品种合约设计及交易、结算、交割、仓库设置等各环节进行调整和完善。
同时管理体制也要国际化，不仅市场本身，我们的监管也要按照市场规律来运行，这需要监管部门适当放松管制，放宽市场准入条件，这样有助于世界商品定价中心的形成。
我国当前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几大交易所的报价还是人民币报价，这样直接影响到报价的权威性和影响辐射力，进而影响到世界商品定价权的形成。我国期货市场参与者还仅限于国内的企业、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还没有对外开放，交易所的会员更是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些都影响到交易所形成的期货价格的国际影响力，因此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市场参与者和会员的国际化也将提上议事日程，LME会员的国际化促成了其成为世界有色金属的定价中心，当然首先要做的是市场参与者的国际化，我们设定好主场，让世界各国投资者参与，增强影响力。
最后，按照期货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来修改相应的法规，使其能够促进期货市场的发展，同时努力发展资本实力强大的本土期货机构和投资主体，不仅有资金优势，还要有优秀的管理团队和研究团队。培养机构投资者，发挥机构投资者的资金优势、团队管理优势，更好地发现供求关系，使机构投资者成为期货交易的主体，这样世界商品定价中心形成后，在世界金融衍生品竞争中中国才能占据一席之地。
（常清为金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农业大学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期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期货市场创始人之一。秦云龙为中国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中国农业在“镣铐下跳舞”
在思考半个多月之后，朱随兴决定加入龙大集团。
加入的方式是，朱以自己名下的1.6亩耕地经营权入股，成为龙大23000名农民股东之一。每年他将按照自己的股份领取分红，作为附加条件之一，他的一位儿子受聘于龙大集团，成为一名农业工人。
龙大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农业经营公司之一。在山东、河南和内蒙古拥有4000亩农田，每年加工150000吨食品，并有约30家子公司，出口菠菜、苹果和冻肉等多种食品。朱随兴，是山东莱阳的一位农民。
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一家公司，在70岁的朱随兴看来多少有些冒险。不过在目前的条件下，这可能是他最好的选择。毕竟，那块只有两个篮球场大的土地已经无法养活他越来越多的子孙。
这也是中国政府现在鼓励的一种做法。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农业公司，是政府允许的三种土地流转形式之一。通过农业公司这种现代化的生产组织方式，中国农业生产效率有望得到显著提高，在世界农业市场中更具竞争力，在农地不断减少的情况下，有效地避免粮食危机。
以公司形式存在、覆盖整个农业产业链的农场取代目前的家庭零散种植；农民退出历史舞台，转而成为农场的股东和农业工人，如果这两个转变成为事实，中国农业便有望迈入现代化的进程。
不过，这样一个变革的进程注定是一场带着镣铐的舞蹈。
过去60年，为了解决农业和农民问题，至少三代中国人进行了无比艰辛的探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现在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在农业和农民问题上，新一轮的博弈再度展开。
中国的政府部门尝试通过渐进的土地经营权流转，为规模经营腾出空间，就是希望农民都能像朱随兴所做的那样。
事实上，这种流转一直就是被允许的，到了2008年，中国开始为流转提供更多的便利，比如把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固定为“长久不变”。
但显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这种做法，以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部分经济学者为主体的一股力量极力主张把土地私有化。
在这些主张土地私有化的人士看来，政府应该把这块地的所有权出让给朱随兴。而朱随兴可以自己做出选择，出售或转租给大农场，也可以选择把地权卖给开发商，然后去城市中购置房产做一个城里人。
如果选择后者，去城里居住便需购买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这必然是一个刺激消费的过程，有助于扩大内需。与此同时，进入城市的朱随兴们将为中国的工业化创造新的“人口红利”……
不过，与此相伴生的是，除了一套房子和一纸城市户口，朱随兴们一无所有。朱随行们想知道，“一旦做了城里人，怎么讨生活呢？”
相比较之下，中央政府设定的路线更容易让他放心，政府承诺土地权益掌握在他自己手里，可以转租，也可以收回。
这种进退自如的弹性机制将给他安全感。像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农民一样，朱把土地看作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把土地私有化或许会让他高兴，但如果私有化只是为了剥夺他的土地则另当别论。
“他们只是盯上了我的地，却不管我的死活。”他拍着桌子说。
中国只需一亿农民
中国的耕地正在迅速的变少，农民却仍然还有8亿。这困扰着陈锡文等农业决策者们。陈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这些官员们发现，自己站在一个承前启后的紧要关头。旧的体制被摧毁了，新的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他们希望建立一个高效、富有竞争力的农业新体制，但这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
18亿亩耕地是中国8亿农民的生活来源，由于经营分散，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产品质量标准落后、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这已经形成了中国社会的一大危机症候。
中国决策者们希望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将更多仰仗现代化的生物、浇灌等农业技术。但让分散经营的农民投资购买并掌握这些技术，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可以预见，分散经营的现状必须要在今后数十年内逐步得到解决。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人往哪里去？
即便按照日本农业小农场的模式，中国18亿亩耕地也只需要1亿农业工人。如果按照大农场的模式，则需要的农业工人更少。
中国的农民作为一个经济阶层，为中国经济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作为一个政治阶层，则长期处于尴尬的境地。中国政府已经承诺要在未来逐步消除农民的身份区隔，给予农民国民待遇。但如何给几亿农民落实非农就业岗位，对于政府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政治家们担心，这些“新晋市民”在城市中如果没有稳定而体面的工作，仅仅依靠社会福利体系养活，他们将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不过，这已经是最乐观的估计，事实上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根本不可能覆盖到这个庞大的群体。于是，社会学者们担心，中国将会出现拉美和印度式的贫民窟，这些“新晋市民”将成为流民。
于是，中国政治家们的一个共识是，只要农村安定、农民安居乐业，中国社会就会稳定，一切的改革、发展才有可能。而保证农村安定、农民群体稳定的根本在于，确保农民掌握地权――哪怕仅仅是土地承包经营权。
反而言之，如果贸然推进土地私有化，按照农业集中经营的趋势，绝大部分的农民肯定会卖掉地权。而失去土地之后的农民，将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最脆弱的人群，一旦遭遇经济社会波动，他们的抵抗力是最弱的。
这并不是天方夜谭。就在去年的经济危机冲击下，一度茁壮的中国制造业突然萎靡，而受冲击最深的则是一亿多农民工。当时官方称，2500多万农民工失业回乡。
这个数字让很多社会学者倒吸一口冷气。“还好，他们在农村还有一份土地。且不说这份土地能不能养活他们，有这块地在，农民就有定心丸，就不会作出过激的举动。”一个学者说。
在这个镣铐之下，官方更希望强调稳健可控的农业现代化。因此，中国的决策层一再强调，不会实行土地私有化，而是会长期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制度。
陈锡文认为，这是当前唯一正确的选择，它既符合农业生产特点，也符合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其制度优势还将长期保持。同时，它极具弹性，允许经营权流转，“它就像一张安全网，政府通过这张安全网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不被以任何形式剥夺，同时也不妨碍农民自由尝试多种非农化的道路。”
走向资本强国的强石
2009年9月25日，10家创业板公司集中上网发行，这是准备十年之久的创业板推出的第一批 “成员”。
随着第一批创业板公司的集中发行，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已经形成蓝筹股市场、中小企业板市场、创业板市场以及整合后的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共存并行的局面，我国资本市场结构进一步完善，市场功能的发挥得到飞跃。
同时，中国资本市场仅仅历经二十载，规模便跃居世界前列，迅速跟上排名全球第三位的经济总量。多数学者也指出，中国股市已经开始体现出经济“晴雨表”的功能。
资本大国崛起
两年前的10月，上证综指成功站上6000点整数关口，深证成指则突破2万点大关。当月最高峰时，沪深两市总市值超过30万亿元。10月5日，英国《金融时报》刊文评价说：一个资本大国正在崛起。
根据彭博社的数据，截至2009年9月，中国股票市场市值达3.2万亿美元。
掌管着约250亿美元新兴市场资产的坦普尔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执行主席默比乌斯甚至认为，随着中国国有企业发售新股以及众多人口拿出更多的钱来投资于股票，中国股票市场的市值将在3年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
中国资本市场异军突起、突飞猛进的强力支撑来自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
在过去的近三十年中，中国经济发展成为全球亮点，GDP年增长率保持在9％左右。西方经济学家惊叹：“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10多亿人口的收入提高了4倍。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如此多的人，在物质生活方面经历如此快速的改善。”
然而，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表现曾经历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背离，因此备受争议。
在股改前，尽管宏观经济发展欣欣向荣，但上市公司盈利水平低下，A股指数持续下滑。在2005年之前，尽管GDP增速连续4年维持在10%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平均达到30%左右，但上市公司盈利增长始终低于工业企业，甚至出现了2005年工业企业利润增长高达24%，而同期上市公司盈利同比降低6%的不正常现象。
同样，股改之前，上证指数连续4年出现了与宏观经济走向背离的持续下跌，甚至在2005年一度跌落到1000点以下。中信证券徐刚在当时也指出，这些现象都充分说明了国内A股市场无力承当经济“晴雨表”的角色。
从2005年开始，随着股改的推进，中国股市从市场基础制度层面消除了与国际市场的基本差异，解决了上市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相悖的局面，中国股市在发展中第一次出现各类股东利益一致的价值取向，市场由此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摩根大通中国投资银行副主席龚方雄近日指出，股改解决了资本市场整个设计过程当中一个重大的结构性问题。资本市场经过这些制度建设和制度改革之后变得越来越成熟，在这一波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风暴中经受住了检验。
龚方雄说：“我们国家的股市在全球范围内是率先触底的，2008年底和2009年初就进入反弹，也是全球反弹最早的。很快，我们中国经济的反弹现实也得到确认，全球股市也随之开始反弹，现在来看，全球经济已经有从第三季度开始复苏的迹象。”
随着中国创业板推进，我国资本市场的结构也将变得更加完善。
“晴雨表”功能初现
过去，中国股民对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这句话一般不信。
高盛亚洲区董事总经理胡祖六认为，考虑现代金融理论，无论哪一个资产定价的模型，都会发现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应该是和国民经济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所以说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应该是有理论基础的，投资尤其是固定投资和股市的关系也应当是极为密切的。
在胡祖六看来，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的股市规模还太小，“我国的股市尽管经过长足发展但还是太小了，不成熟，不够发达。从市值来看，当时A股和B股市值加起来也勉勉强强占到GDP的50%，这当然是偏低的。”
不过，现在情况已经有所不同。不久前，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总结中国股市过去的变化时说，目前中国股市的市场规模、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功能不断健全，直接融资功能得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能力明显提高。“中国股市正呈现经济晴雨表的作用”。
“三年前我提出中国股市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晴雨表，还不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但是股改是重要的转折点，股改以后股市国民经济晴雨表的作用大大加强。”天相投资顾问董事长林义相说。
股改极大地改变了上市公司股东行为，以前大股东经常侵占上市公司资源，掏空上市公司的行为时有发生。但是现在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留在了上市公司，并且大股东还将大量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情况正好反过来了。
目前股市市值已经超过GDP，中国经济的证券化水平大大提高，资本市场对国民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随着许多大型国有企业上市，中国经济中的中坚力量基本都已经进入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更能体现国民经济晴雨表的作用，同时更能影响整个经济。”林义相表示。
不过，他也认为，关于中国证券化程度需要辩证地看待。股市市值虽然已经超过GDP，证券化率达到100%以上，这个比例已经不低，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也基本是这个水平，但是林义相表示，中国的这个比例有高估的成分，一是其中股市市值计算包括了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两部分，而非流通股部分市值被高估了；二是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中国GDP是低估的。
还有一些业内人士对于中国股市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身份依然质疑。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贝多广就表示：“（中国股市）不是晴雨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目前的上市公司只是代表国民经济当中的很小一部分。国民经济是由很多支柱产业，很多大企业，实实在在地构成的。”
贝多广举例说，比如移动通信运营商，即使中国联通已经上市，但由于中国移动尚未发行A股，股市就不能真正反映这个行业。另外，在汽车行业、进出口行业，实际上还有相当大量的资产没有进入股市，所以国内股市不能完全反映中国的国民经济。
不过贝多广认为，随着中国股市越来越成熟，规模越来越大，好的公司越来越多，晴雨表的作用一定会表现出来。
制度创新要坚持
中国资本市场虽然成绩斐然，但从广度和深度而言仍有待继续发展和改革。
龚方雄指出，“目前我国市场风险管理的工具仍然有限，我们的制度创新和制度改革仍然要坚持下去，千万不能因为这次金融风暴的影响而放慢了改革开放和对于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的改革及发展。”
中国证监会上市部副主任张新在不久前的一次论坛上指出，“解决资本市场存在问题的方案，第一个原则还是要高度重视资本市场的重要性。”
在张新看来，一个金融体系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的支撑，单纯是负债的金融体系，风险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要高度的充分的认识到”。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此次金融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创新过度是直接的导火索，但是中国的情况跟美国根本不同，美国是金融创新过度，而中国则是金融创新不足。
目前中国的主要问题是金融产品过于单一，金融衍生品基本没有。因此，必须坚持推进我国银行业的金融创新，不断丰富金融产品。金融创新不仅仅是产品的创新，也包含体制的创新。
有业内人士认为，在金融衍生品创新方面要坚持审慎原则，控制风险。中国的创新要依照中国的情况，找出创新点。从具体做法上，只要大力发展企业债市场，探索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形式，就可以帮助中小企业借助资本市场获得融资，为实体经济复兴起到直接作用。
中国社保：建构预防性体系
“都说养儿能防老，可儿山高水远他乡留……”一首令人心酸的歌曲《父亲》唱出了农村养老的无奈。
也许再过三年，这样的担忧将不再存在。再过几十年，“养儿防老”将成为阐释一个逝去时代的历史名词。
不久前，国务院刚印发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新农保”试点工作正式启动。目前，各地纷纷召开专门会议，布置试点这项惠及9亿农民的养老工程。
每月拿着社保卡，到银行领取几百上千元的养老金，这些只有城里人享有的待遇，农村人很少有人奢望过。人保部部长尹蔚民9月说，“广大农民在‘种田不交税’、‘上学不缴费’、‘看病不太贵’的基础上，又向‘养老不犯愁’迈进了一步。”
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式微的情况下，社会化养老正伸向广大农村。不仅如此，近年在农村领域进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低保制度、社会救助制度正让中国的社会保障这张网，越织越宽，越织越密。
“整个社会保障制度要前置，不仅要‘救火’，还要‘防火’。”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储福灵说。在学者看来，中央高层已经开始重视预防性社保体系建设，正在进行的新医改重点提出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正是基于 “防大病”考虑。
目前正处于制度建设阶段的中国社保，依然需要进一步的整合与改革。“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困有所济”，素有“社会稳定器”之称的社保将解决人们“后顾之忧”，以便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中国式社保
每月14日至18日，北京各工商银行营业厅会比平日繁忙很多。一大早，就会有很多大爷大妈前来排队，很多前来办理业务的人都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老年人聚集。一旁的保安笑着说，都是来领养老金的。
“退休后就指望这笔钱养活自己了。”在工商银行东直门营业厅一位大爷说。说完，小心地将刚领的1800多块钱折好，连同一张红色社保“存折”，一同放到口袋里，拍了拍后，缓慢走出银行大门。
据了解，北京市企业退休人员170多万，这些人正是通过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安度晚年。今年9月初，“新农保”试点启动，不远的将来，数亿农民也能像城里人一样依靠领取养老金，“养儿防老”将成为历史。
放眼到整个中国，养老正成为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据统计，中国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老年人口年均增加800万人。目前中国拥有1亿多65岁以上老年人，到本世纪40年代将达到峰值3.2亿。届时，平均每5个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
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险制度是中国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制度相继建设，构成了中国式社保60年急速建设和变革的图景。
新中国最初的保障由国家包办，发展到后来，由国家和企业共同承担，社会成员被分割在各个单位，这些成员的“生、老、病、死”全系于所在的单位。因此在那个年代，找个“铁饭碗”工作是件无上荣耀的事情。
90年代中后期，政府、企业、个人开始共同承担社会保障责任，社会保障作为一项社会制度被确立下来。在中国的社保改革历程中，199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这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时组建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一了社会保险管理体制。
有别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保，中国开始了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建设阶段，从此，各种各样的制度文件走出中南海，惠及民众。
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时，再次组建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首次将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企业人员的社保管理统一起来。在学者看来，若干年后再看，这一定又是个伟大的开始。
要“救火”，更要“防火”
“现在还是制度建设、完善阶段。”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社保体系目前并不完备，正在进行的制度框架讨论，这就好比建设一个大楼前讨论究竟应该盖方的，还是盖圆的。
在这个讨论过程中，人们对社保看法正发生微妙的变化：年轻人不再只关注自己工资涨了多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留意起自己的社保账户，关心起医药费能报多少，关心老了后能领到多少养老金。
随着政府财政在社保支出上力度加大，老百姓享受的待遇水平正逐步提高。在长期关注社保的学者看来，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经济是社保的基础，“没钱，谈何养老？”而通过社保化解每个社会成员风险后，又会促进经济的发展。
对于未来的社保体系，储福灵认为首先会实现“广覆盖”。政府在制度设计上时，应该覆盖全体国民，但是在实际执行中要做到 “广覆盖”，而不是“全覆盖”，因为有一些制度是自愿参加的。
更大的改变，将是统筹城乡社保制度。
在储福灵看来，中国的城乡差距大，长期以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主要针对城镇，这是个很大的 “误区”。他认为，城乡统筹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设计中，就是统筹规划，协调推进。不能只做城市的，不做农村的，避免“两张皮”。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孙树菡认为，现在的社保制度按照不同居住区域、职业人群等进行划分，这么多的制度，下一步肯定需要进行整合。
孙树菡主张建立普惠式社保，同时应该更多的向弱势群体倾斜。在她看来，过去是低水平的社会公平，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社保并没有相应实现较高水平的公平。现在应思考社会保障的目标定位究竟是公平共享的普惠型，还是维护底线公正的差别型，也就是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
一般认为，社会保障包括三个方面――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在储福灵看来，还应该在这之前加上“社会预防”。从预防角度，整个社会保障制度要前置，不仅要“救火”，还要“防火”。
“这样一个预防性社保体系构建，应当是未来设计的一个关键点。”储福灵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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