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家长共同投资“独二代”
未来价码：百万元宝贝
坦白地说，我相当讨厌婴儿经济这个概念。作为一个母亲，我非常抵触被人描述或自我定义为一个随时等待被不知什么人当头敲一锤子的小猪扑满。我骄傲于自己的理性、清醒、不受商业宣传蛊惑的强大免疫力。我坚持不给我儿子补钙吃进口辅食，也从来没带他去游过泳参加什么早教亲子班。
然而，在听从我家育婴师的建议，为儿子建了本“变天账”后，我渐渐开始习惯，每个月底，被求和那一栏里庞大的数字吓上一跳：迄今为止，这个只有8个月大的小孩子，最少的一个月花了3788.5元，最多的一个月，9505.25元。
正因如此，几星期前，当《49万养大一个孩子》的新闻标题出现在我浏览的网站首页时，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那怎么够？
果然，追根究底的结果，发现这条新闻的源头，是200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徐安琪受上海市徐汇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委托，对746户家中有 2004年前出生的30岁以下未婚子女家庭的子女养育成本的调查。且不论5年前的物价指数与今天已经有相当大的差别，单从这一调查的样本选取看，被调查子女分别处于哺乳期、幼托期、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和未婚不在读7个阶段，每一阶段各有100个以上样本。这便决定了，最终获取的结果必然是一个综合平均值，而且很可能是被低估了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30年前，我上幼儿园的费用为零；20年前，我读小学的学费每学期只有5块钱；即使在10年前，我上的大学，每年学费也不过700元，住宿费400元，每个月500块钱的开销在宿舍中已经可以算是中等小富婆。而从徐安琪的调查中可以看到，2004年时处于幼托期的孩子，每年学杂费的开支平均高达4600元，支出6000元以上的占26%，最高的达2.3万元以上。世易时移，今时今日的父母，在这一项上的预期开支，只有更多。
一位学前教育专家在和我聊天时建议，隶属于美国农业部的营养政策与宣传中心(Center for Nutrition Policy and Promotion)每年公布的《家庭育儿开支报告》(Expenditures on Children by Families)，对于像我这样生活在中国大城市中的白领家庭来说，可能更具有参考意义。“有的项目上中国人可能花得比较多，另外一些项目上美国人可能开销比较大，加加减减，总数应该相差不多，尤其是对于生活在北京、上海的非户籍中高收入人群。”
根据公布于2009年7月的这份最新报告，2008年，对于年收入在56870美元到98470美元的美国中等收入家庭，将一个孩子从生下来养到17岁，各项费用综合统计，平均要花221190美元。
按照当前汇率，这相当于151万元人民币――尚且不算大学的学费。
有没有搞错？从头到尾将这份报告看了3遍后，我笃定地对我儿子的父亲说，美国人的确算错了。
这份报告计算的是养育第二个孩子的花费――由于许多大件耐用婴儿用品如车、床、服装、玩具等可以被重复利用，一般而言，养育第二个孩子的成本要低于第一个孩子。一对夫妇养一个孩子要花掉收入的27%，养两个孩子时上升到40%，养三个孩子就只需47%。以个体计，独生子女的养育成本比有兄弟姐妹的孩子高出 25%。
这项研究也并未将一些家庭可能要面对的医疗费用和私立学校的学费计算在内。平均的意思就是，即使你守着计算器算计每一分开支，你每年账本上的数字也不过在这个范围内浮动。而且，因为研究截至 17岁，大学的学费还不包括在内。何况，因为生了个儿子，我已经荣升为“建设银行行长”――在很多人眼里，我似乎很应该从现在就开始考虑为他将来买房做准备，虽然我如今依然住在租来的房子里。
此外，它也没有计算身为父母可能必须面对的收入损失。如果一方选择在几年中放弃工作专心照顾孩子，不只是目前的收入会减少，未来的收入预期因为职业生涯的中断也会受到影响。为了方便照顾孩子，一些人会选择一些收入相对较低但时间相对灵活的工作，付出的是隐性的机会成本。
更现实的问题是，在付出这么多的代价之后，我将得到什么？■
那些为爱付出的代价
红黄蓝北京方庄幼儿园的老师带领小朋友们在顶楼平台上做游戏(关海彤 摄)
欢迎加入婴儿潮
鲁猫猫，我的儿子，出生在2008年的最后一天。我住的医院离天安门广场很近，整个晚上，我似乎都听见庆祝元旦的礼炮在耳边炸响，墙壁也仿佛被烟花渲染得流光溢彩。他的爸爸说，这一幕只存在于我的想象――天很冷，门窗关得很严，窗帘拉得很紧，外面的声音和光线不可能进得来，而且，绝大多数时间，我都在麻醉剂的作用下昏睡。
但我坚持相信，那些事，真的发生过。
在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中，奥运会之后的北京被描述为一个“被塔吊和婴儿车重新定义的城市”。这是迄今为止，在我看到的所有关于中国正在经历的新一轮生育高峰的文字中，最诗意的一种说法。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2月26日发布的公报数据，鲁猫猫出生的这一年，中国内地一共诞生了1608万个婴儿。在这之前的2007年，数字是1594万。
这几乎是近10年来中国出生人口曲线第一次出现较大幅度回弹。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控制，中国的年出生人数从1992年之后便开始迅速下跌，1997年还保持在2038万人的规模，10年间便减少了400多万。但从2005年起，这一趋势开始出现微妙变化，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人口稠密、流动人口占很大比例的大城市，体现得格外突出。根据新华社2007年3月16日的一篇报道，2004年，北京市各医院中出生的新生儿总数约为10万，此后以每年1万的速度递增。在中国最富裕、人口最多的省份广东，仅在2008年前9个月，就有100万婴儿出生，其中有25万为外来流动人口所生。这一数字比2007年增加了7万人。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生育率近期趋势研究项目负责人陈卫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目前正在经历建国以来的第四次婴儿潮。“这一次婴儿潮从2005年开始，大约将到 2015年以后结束。虽然全国各地区进入婴儿潮的时间有先有后，但是总体上差别很小。因为人口基数大，所以婴儿数目很可观，大概每年为1600万到 1800万。”
上世纪5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到 70年代初、80年代后期，这是目前人口学界公认的前三次中国婴儿潮。在跨越六七十年代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第二次婴儿潮中，女性的总和生育率――一个妇女一生中会生育的孩子数量――平均保持在6到7之间，一年出生的婴儿高达3000万。从70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中国女性的总和生育率迅速降低，到80年代已经降低至2.5左右。但由于人口惯性的影响，80年代后期，第二次婴儿潮开始时出生的女孩进入生育年龄，由于育龄女性人口基数庞大，导致出生人口也表现出周期性的增长，形成第三次婴儿潮。
在陈卫看来，如果和前面几次婴儿潮相比，现在正在经历的生育高峰严格地讲，其实称不上真正意义的婴儿潮，不过是第二次、第三次婴儿潮的余波震荡。与此同时， “我国的老龄化程度也在加深，每年死亡人数在900万到1000万左右。生死相抵消，人口新增量并不多”。正因如此，陈卫认为，从人口数量的角度看，“这次婴儿潮的影响很小”。
但是，与学界相对冷静的观察与判断相对照，整个社会对这次婴儿潮的关注度与回应度，却前所未有地高。生活在城市中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那扑面而来的滚滚热浪，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那可能是办公室里越来越多身着防辐射服走来走去的女同事，也可能是闪入眼帘的汽车后挡风玻璃上颜色图案各异的 “Mammy in Car”或“Baby on Board”的招贴，还可能是小区里每到傍晚就蔚为壮观的婴儿车长龙，甚至，可能就是你自己，已经或即将成为某个人的父亲或母亲。
一次莫须有的婴儿潮，为什么会掀起如此大的波澜？
一个数字：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分析北京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得出的结论，2005年，北京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为28.83岁。
另一个数字：32%。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在目前的13.3亿中国人中，32%是出生于1962年到1980年间的“中国婴儿潮一代”。这个如今28~46岁的人群，是举世瞩目的中国财富制造者和消费者主力。
当数目如此庞大、拥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大消费实力和消费意愿的中国人开始拥抱自己的另一重身份、开始为人父母时，变化，不可避免。当一个生命呱呱落地，他们要吃，要喝，要穿衣服，要在家庭中拥有一个自己的物理空间，在生命的前几年中，他们几乎每时每刻都需要有人照顾。围绕着一个孩子的诞生，编织着一张巨大的需求之网。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因独生子女政策而形成的城市中以4∶2∶1为主导的家庭结构，使得“独二代”们一出生，理论上便拥有他们之前至少两代人积累所得的可支配财富。
一位投行专业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这种财富漏斗状集中的现象在全世界都属少见。通常而言，在总体经济状况景气时，人们的生育意愿会增加，这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2007年金猪年的生育热――对于新一代中国人，生肖的力量未必比收入增长和房市、股市大涨长红带来的对未来经济状况的乐观预期更重要。一个有力的证据是，根据北京市人口研究所的一项小规模调查，已婚家庭生育意愿的波动曲线几乎与上证指数保持一致。在“5・30大跌”后，近半数此前表示准备生育子女的家庭做出了“再等等看”的决定。然而，“好年景”做出的生育决定，当孩子出生时，形势却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中国“独二代”的特殊性，却使得第四代婴儿潮中的宝宝们，拥有无比强大的“逆市消费潜能”。小到洋奶粉和纸尿裤的纷纷提价，中到月嫂育儿嫂工资和幼儿园园费的一路走高，大到中国房地产市场比预期中迅猛得多的反弹。现象万端，指向一个源头――孩子的钱最好赚。“1个人吃饭，旁边守着6个人抢着买单。你说饭馆老板能不想方设法向你推荐燕鲍翅，还老老实实地只卖炸酱面吗？”
投资未来的经济学
鲁猫猫出生前后，我曾找来许多作家或名人写给小孩子的文字看。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深刻的，居然只有两句。一句来自王朔的《致女儿书》：“孩子使人伤心，本来已经放下的，又要转身看，放得下自己，放不下孩子。”另一句出自我喜欢的一本美国杂志《返璞归真》(Real Simple)的主编克里斯汀・范・奥格特鲁普(Kristin van Ogtrop)之口。她说，当我们近距离观察时，什么孩子是快乐、孩子是希望、孩子是活在当下、孩子是未来救星，所有这些，都可以是陈词滥调一派胡言。但是，“每一个我们带到家庭中和社会上的小孩子，都是乐观主义的终极象征，证明未来还值得去投资，值得为之坚持”。
投资，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定义是：在一定时期内，期望在未来能产生收益而将收入变换为资产的过程。这样一个冷冰冰带着铜板气息的词语，同生育这件本应该是最古老、最本能、最感性的事情发生联系，初看上去，未免有些煞风景。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医学上避孕和辅助生殖技术半个世纪来的突飞猛进，让一个现代女性在生育问题上拥有的主动权和操控性，并不亚于一名专业操盘手之于他操作的股票。区别只在于，前者决定的是在什么时候生孩子、生几个、怎么养，而后者决定的是买哪只股票、买多少、长线或短线。
美国经济学家、“价值投资理论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曾说过，只有根据详尽的分析、本金安全和满意回报有保证的操作，才能算是投资，否则就是投机。按照这一标准，传统社会中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理念，更像是众多不可控风险因素下一种懒人的投机。这种模式在现代社会中迅速显得过时，尤其对于夫妻双方都外出工作的双薪家庭。考虑到养一个孩子在大多数现代家庭消费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在孩子长大自立之前所需要的时间和关注，说他是下定决心去做父母的两个人一生中最大最重要的一笔投资，应该并不夸张。
从上世纪60 年代开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哈维・利本斯坦(Harvey Leibenstein)便开始用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用分析来研究家庭的生育决策问题。他认为，家庭生育行为是一种符合经济理性的行为，是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基本原则的。所谓经济理性，就是说人们做事情时要考虑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益或效用)的关系，只有当产出大于投入时，才会做出投入的决策；产出大于投入的差额越大，投入的规模也就越大。以往，这一理论更多被用来解释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意愿生育率的降低。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的提高，总体趋势上，人们想要养育的孩子人数在减少。近期关注度较高的富人超生，其实只是小部分人群的极端现象，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在独生子女政策限制下，不符合“双独政策”――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结为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人群为满足对理想家庭结构期望(在人口学中，每个女性生育2.2个孩子是人口自然更替的理想水平，一对父母加上两个孩子，也被普遍认为是最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构成组合)的权宜之计。事实上，近年来在北京、南京和上海的调查显示，对于那些满足双独条件、可以合法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大城市独生子女来说，他们的理想子女数――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下，对终身生育子女数目的期望――分别仅为1.04、1.21 和1.1个。根据北京市人口研究所马小红2006年的调查结果，虽然有94%的双独家庭知晓“双独政策”，但只有1/4的家庭明确打算生第二个孩子。独二代，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城市家庭结构的主流。
在这一背景下，利本斯基的理论或许更适合从另一个方向解读。近一个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孩子的花费在整个家庭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都在急速攀升，并不独以中国为然。在衡量成本与收益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重质而不重量的重点投资――在生理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推迟生育年龄，在收入和职业较为稳定的时候才生育子女，在一个或两个子女的身上实现投入的最大化。正因为如此，养孩子的成本分析，成为主导人们做出“生不生、生几个”决定的重要因素。
百万宝贝诞生记
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一个孩子的诞生，将如何影响一个家庭的经济生活。
美国2008年《家庭育儿开支报告》与中国众多关于育儿经济成本分析报告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它将住房开支也计算在内。而在此前国内的其他计算中，这部分相对隐性的开支很少被考虑在内。但事实上，添丁进口是促成人们改善住房条件的重要刺激因素，对于中国人，这一观念只有比美国人更强，而且，中国隔代育儿的传统，使得生一个孩子往往意味着一个屋檐下至少要突然增添3个家庭成员：一个孩子，和两个帮忙照顾孩子的老人。一项在线数据调查显示，在中国，平均有50% 的家庭由老人帮忙照顾第三代，而在北京和上海这样消费水平居高不下的城市，这一比例可能高达70%到80%。《中国房地产报》上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这批人是构成住房刚性需求人群的中坚力量。中国房地产市场在经济危机后迅速回暖，甚至蹿升至比衰退前更高的水平，第四次婴儿潮的影响不容忽视――因为有了或准备有小孩子，租房子住的人要买房；买了小房子的人要换成更大的房；住进更大的房，装修、家具、水电、取暖、物业各项开支都要相应增加；在房价一路上涨的背景下，为了满足空间的需求，只能牺牲距离，住得越来越远，由此又催生对私人交通工具的需求。
这理所当然地构成育儿费用中最大的一笔开支。在美国，对于中等收入家庭，住房开支累积占到育儿总支出的32%，相当于48.32万人民币。这意味着，以17 年为限，每个月在住房上的开销要多花2368.6元人民币――事实上，对于许多咬紧牙关贷款买房的中国家庭，实际从口袋里掏出的钱，只有比这更多。
在美国家庭育儿开支中列第二位的，是食物。添个孩子不过是添一张吃饭的嘴，这样简单化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母乳喂养和家庭制作食品为主的婴儿喂养方式在工业革命后遭遇到巨大冲击，在过去的100年中，由荷兰人马丁纽斯・范德哈根于1901年开创的婴儿食品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市值数千亿美元的巨大产业。根据美国农业部营养政策与宣传中心的调查数据，美国家庭花在孩子食物和营养上的开支约占12%到18%，而且会随着孩子长大、对营养需求的增加而逐年递增。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食物相对便宜，开支本应较低。但是，对于那些出于食品安全考虑而选择用进口奶粉和辅食喂养小孩的父母来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以在中国和美国婴儿配方奶粉市场上销量最大的美赞臣奶粉为例，一罐400克安婴儿A+奶粉在美国超市中的售价与中国零售价相比，最多可以便宜30%。
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纸尿布、玩具和其他用品。价格差异的存在，催生了淘宝网上数以千计的美国和日本婴儿用品代购店。小艾，一家主营日本代购奶粉和纸尿裤的淘宝双皇冠卖家，一个月可以卖出500多包花王纸尿裤，加上运费，依然比国内主流的几个品牌的同级别产品便宜10%左右，而质量却要好得多。我儿子的推车和安全座椅，在纽约曼哈顿的Babies R US旗舰店，一套价格是399.99美元，在北京新光天地，单个童车的标价就高达6500元人民币――以此类推，想要消费同等质量的商品和服务，保守估算，中国家长可能要比美国家长至少多花15%。
如果说到美中育儿开支上最大的共同点，或许就是教育费用的激增了。不包括大学费用，美国中等家庭在子女17岁前投入到教育上的费用在20670美元到 77130美元之间，约占家庭总收入的 13%到21%。这个数字在过去的40年中经历了飞速上升。回到1960年，子女的照料和教育费用，仅占美国家庭育儿开支的2%，而那时美国父母把一个孩子从生下来养到17岁所需付出的代价，换算成2008年的购买力，相当于183509美元，与如今相差并不太大。这个上升的幅度，与中国家庭过去30年中在子女教育费用上的开支增加，基本保持一致。
但是，账，细算起来，差别却相当大。
根据徐安琪的研究，在2004年，对于上海徐汇区的居民，幼儿园托儿所的费用便已占到占子女总支出比重的30%。在其他国家呢？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的李辉引用中央电视台一组报道中的数据分析道：在美国，幼儿园1岁以下幼儿每周收费200~250美元(家庭平均收入在7000美元左右)，但到了2~4岁时，政府资助的Head Start项目或其他项目会覆盖大部分幼儿园费用，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几乎是免费的。到了5~7岁的学前教育阶段，则全部免费。在法国，幼儿园的一般费用不超过家庭全年收入的14%到16%(个人平均月工资为2000多欧元)。在德国，多语种的幼儿园每月收费500~550欧元(个人平均月工资为3000 欧元)，即使是仅有一方父母工作的家庭，也不过相当于家庭收入的16%。
这意味着，中国的家长在幼儿园费上的开支，按收入比例计算，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一倍以上。
昂贵背后的未来博弈
“依我看来，现在国内的幼稚园害了三种大病。一是外国病，试一参观今日所谓之幼稚园，耳目所接，哪样不是外国货？他们弹的是外国钢琴，唱的是外国歌，讲的是外国故事，玩的是外国玩具，甚至于吃的是外国点心。中国的幼稚园几乎成了外国货的贩卖场，先生做了外国货的贩子，可怜的儿童居然做了外国货的主顾。二是花钱病，国内幼稚园花钱太多，有时超过小学好几倍。这固然难怪，外国货哪有便宜的？既然样样仰赖于外国，自然费钱很多；费钱既多，自然不易推广。三是富贵病，幼稚园既是多花钱，就得多弄钱，学费于是不得不高，学费高，只有富贵子弟可以享受他的幸福。所以幼稚园只是富贵人家的专用品，平民是没有份的。”
以为这是哪个愤怒的家长在某个育儿论坛上发表自己的感想？错了。说出这番话的人是陶行知，时间是1926年10月。
在陶行知看来，当时中国幼稚园昂贵的原罪，在于中国学前教育从一开始就作为舶来品，作为培养殷实家庭的子女的教育性的蒙养院而来，而非满足民众内在需求的慈善性福利机构。让陶行知80多年前的讲话在今天听起来格外发人深省的是，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幼儿教育在满足慈善福利需求这一领域做得相当出色，而在课程模式和教育理念上，因为遵循苏联的相对刻板的三学六法模式，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不断被反思批评――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王朔在《看上去很美》中描述的情景。
然而，当改革开放国门再度打开，西方主流的幼教理念和课程模式一拥而入后，钟摆又偏向了另外一个极端。红遍大江南北的贵族化的蒙台梭利幼儿园，便是这个极端中的极端。
玛丽亚・蒙台梭利(1870~1952)，意大利幼儿教育家，意大利历史上第一个女医学博士，蒙台梭利教育法的创始人。在担任罗马国立心理矫正学校校长期间，蒙台梭利针对智障和低能儿童的问题，将当时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应用到这些儿童的教育中去，并研制了一系列教育工具。1907年，在罗马优良建筑公会的资助下，蒙台梭利在罗马的贫民区设立了专门面向贫苦但智力正常儿童的“儿童之家”，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教具和教学法，完善为如今举世闻名的蒙台梭利教学法。20世纪早期，在伦敦、瑞士和荷兰等地，采用蒙氏教学法的蒙台梭利学校纷纷设立，英国哲学家和教育学家罗素，就曾经把自己的儿子送到蒙台梭利学校中去，并对其间对儿童心智、自信、教养和独立能力的启蒙和培养大加称道。
略带讽刺意味的是，蒙台梭利教学法早在“五四运动”前后便被引进中国。1914年，江苏省教育会就设立了蒙台梭利教育法研究会，商务印书馆还仿制发行了蒙台梭利教具。1916年，美国的巴士弟夫人更是携带全套蒙台梭利教具来到中国，亲自表演介绍了蒙氏教学法的操作过程。不过，因为和当时盛行的杜威的进步教育理论在一些主张上意见相左，而且与中国传统教育观念不合，早期的蒙台梭利幼儿园并没有获得很大的反响。50年代，蒙台梭利教育更是被扣上“唯心的、机械的、体现资产阶级儿童观和自由主义、将训练弱智儿童的方法直接应用到正常儿童身上的不实用的教学法”的帽子，打入冷宫，遭人遗忘。直到80年代后期，北京师范大学开始重新推介蒙台梭利幼儿教育的理念，1994年，与台湾蒙台梭利启蒙研究基金会合作，在北师大实验幼儿园和北海幼儿园建立蒙氏教育实验基地，蒙台梭利教育才再度复苏。
不过，这一次复苏后，蒙氏教育在中国的火，却令当初主导引进的人都 “始料不及”。到2004年，遍布29个省、市、自治区的数千家公立和民办幼儿园均开设了蒙台梭利实验班，人们不但不再怀疑训练弱智儿童的方法适用于正常儿童，反而寄希望于借助蒙氏昂贵的教具和教学法，让自己的孩子“跑赢在起跑线上”。
在李辉看来，蒙台梭利教育的中国热，从生态系统理论的层面考察，是因为它契合了多方面的需求。“在宏观上，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非常重视儿童的教育，愿意花钱，不惜一切代价。在消费者层面，蒙氏教育强调秩序和工作，而这种价值观经历了‘文革’后被摧毁得很厉害，作为家长渴望自己的孩子从小建立起这一理念。从幼儿园层面，蒙氏的教具摆在那里，看得见，摸得到，气势上先就吸引眼球，而且又有一整套已经形成体系的操作规范。”正因如此，在众多8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中国的外国教育模式中，蒙台梭利教育可以独领风骚，反倒胜过了在幼教学术界受到大力推崇的瑞吉欧教育模式。而蒙氏幼儿园的贵，因为有专利教具的掩护，来得格外理所当然，“事实上，在美国，蒙氏幼儿园也很贵，属于高端幼儿园。这么多孩子上蒙氏幼儿园，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如果把中国幼儿教育的贵都归因于蒙台梭利幼儿园的燎原效应，在北京小橡树幼教中心创办人王甘眼里，也是不公平的。“过去我们有企事业幼儿园、街道幼儿园等，社会各个层面都以不同的方式对家庭补助，这可能产生一些缺陷，比如有的单位把一些老弱病残亲戚之类安置到幼儿园，使得幼儿园专业素质不高，不思进取。但是现在大家都甩开包袱了，把这些幼儿园关了，国家又没有把这个包袱接过来，结果都需要年轻父母自己去掏腰包，压力一下子变得特别特别大。”
对于这个问题，李辉有自己的解决办法。他率领的研究小组在香港倡导实行了学券制度，从2006年起，香港政府每年增加20亿元幼教经费，以学形式为每个幼儿每年提供1.3万港币的学费资助(其中3000港币作为对幼儿教师的继续教育费用)。在这一制度施行前，香港幼儿园月收费的中位数在1300港币到 1500港币左右，发放的学券基本上可以负担起中下层所有家长的开支。李辉认为，以内地人口基数之大，或许无法一下子企及香港的投入规模，但如果国家和地方政府可以在商业化过程中起到一点推动作用，现在围绕学前教育而生的种种激烈矛盾，将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
但是，福利性的国家补贴或许可以解决公平问题，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却是，即使在已经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教育公平的发达国家，总体趋势上，中产阶级的父母也倾向于将更多的钱投入到子女的学前教育上。上周《纽约时报》上刊登一幅照片，曼哈顿的一所历史悠久的私立幼儿园门前，家长们焦急地排着长队，争夺有限的空缺，而与此同时，同一社区的公立日托中心却门可罗雀。在中国，即使在北京，一些优质幼儿园被踏破门槛的背后，也有许多幼儿园因为招不上生而关门大吉。
在我儿子出生前，我对自己说，一定竭尽所能，不要妄图在下一代身上实现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我希望他健康，快乐，平安，已经足够。然而，如果说健康和平安都可以求到固定的解，快乐的答案，却实在太过多元。怎样才能快乐？我压根儿不相信什么起跑线的说法，正如王甘所说：“人生的目的不是在赛跑，我们是要帮助孩子做到最好的自己，找到最恰当的位置。”但是，我喜欢的作家龙应台也对他的儿子说：“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情形就变了，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个人的方向……我担心的不是你职业的贵贱、金钱的多寡、地位的高低，而是，你的工作能给你多少自由……走进人生的丛林后，自由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时间在闪避道上荆棘。”这又何尝不是我的心声？
在我们认清这个世界又平又热又拥挤这一事实的同时，我们开始意识到，对于优质资源的竞争可能要贯穿一个人的一生，即使他只是一个牙牙学语的小孩。
从事幼儿教育产品开发的美中智通产品发展总监陈翔伟表示，幼儿教育产品体系的演变，根源于成人社会对“成功”的想象的变化。在强调确定性、唯一性、规范性的现代主义体系中，“学好数理化”可以是成功，“考上名校”可以是成功，“出国留学”可以是成功。但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所有这些都被颠覆了。现实多元，观点多元，答案多元，解决方案也多元。在层层竞争压力向下释放的背景下，也许，一切可以用金钱买到的东西，本质上都是廉价的。
于是，我也许会继续打开我的钱包，将我所有的钞票和爱，奉献给我亲爱的宝贝。■
每个孩子都应该有一个“健康的玩具箱”――专访Leapfrog学习研发组总监吉姆・格雷
每天下午，红黄蓝方庄幼儿园都有两小时户外活动时间(关海彤 摄)
跳跳蛙，成立于1999年，是美国最大的儿童教具研发公司之一，他们研发的教具多次在美国国际玩具展上获得最佳教育玩具奖。
吉姆・格雷(Jim Gray)在跳跳蛙领导学习研发组，监督每个产品的“学习”过程的设计，确保最大化儿童的参与度、趣味和学习。吉姆・格雷是美国哈佛教育研究院的博士，在斯坦福大学的“学习、设计与技术”项目担任顾问，并在罗切斯特技术学院担任互动媒体设计的讲师。
记者◎陈赛
三联生活周刊：在您看来，到底什么样的玩具，才配贴上“教育玩具”的标签？
吉姆：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任何一种东西，哪怕是一根棍子，或者一个盒子，都能让小孩子学到很多东西。我们所做的，只是挑选一种基本的玩耍模式，再加上一层技术元素，让它变成一种新的玩法。我们经常会求助于一些经典的玩法，早在玩具公司出现前，孩子们就一直喜欢玩的东西，比如积木、过家家、扮大人。
目前玩具界的一个趋势是高科技化，一方面是因为孩子喜欢模仿父母，玩大人的东西，比如iPhone、PDA、相机，全是电子产品；另一方面，父母希望孩子玩与自己年龄相衬的玩具，最好还有教育价值，这就给跳跳蛙留出了很多设计空间。比如我们有一款玩具叫Text&Learn，就是为3岁以上的孩子设计的幼儿版PDA，既能认字母，还能通过玩“预约”和“发短信”，学一些简单词语。还有我们正在设计的一个新玩具，叫Chat &Count电话，是给18个月以上的孩子玩的，可以学数字、计算和打电话。儿童茶具、玩具车，其实都是一样的思路。
三联生活周刊：一些科学家认为，儿童自由地玩耍，比任何有结构的、有监督的玩具或者玩耍方式更好，您认为呢？
吉姆：我们相信，一个孩子应该获得各种各样玩的体验，有些是技术驱动的，有些是更传统的，比如七巧板，或者角色扮演玩具，比如洋娃娃。我一直认为，儿童应该有一个“健康的玩具箱”，装满各种各样的玩具和工具，能让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感觉参与，一边玩一边学。
事实上，一个一直被忽略的问题是，儿童到底是如何参与那些编排好的、或者自定义的电子内容？比如一个毛绒玩具发出的声音，或者一个角色扮演的道具，是如何刺激儿童的想象游戏的？这种玩耍方式又如何影响了儿童的创造力、执行能力、认知成长？
三联生活周刊：当你们设计一款玩具时，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吉姆：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希望一个孩子通过我们的玩具学到什么，某种概念或者技巧？在跳跳蛙，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激发孩子对学习的爱，学习永远是第一位的。第二，有哪些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创造这种体验？第三，怎么抓住一个孩子的想象力和玩的自然欲望？
三联生活周刊：就益智玩具而言，父母最为困惑的是，他们不知道是不是真有益智功能。很多自称能提高儿童IQ的玩具，并没有任何科学研究能支持自己的论调。你们的玩具真的能提高儿童的智力吗？
吉姆：一个孩子的生活很复杂，他们一天有许多活动，所以很难测量某个单一的玩具对他们的智力所产生的影响。但我们每设计一个玩具，都会有内部调查，评估它的内容质量和孩子的参与程度，并根据这些指标来决定是否推出这个玩具。另外，我们经常会在幼儿园或学前班做一些实验，比如一组孩子使用Leapster，另一组孩子不用，一段时间后比较各自的学习效果。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毕竟是一小部分的证据。
最重要的是“学习路径”(Learning Path)。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会跟踪和记录一个孩子使用某个玩具时的基础数据，比如读书的频率和时间、游戏的进阶情况、最喜欢的游戏和活动是什么等等，这些数据本来是仅限于内部研究使用的，但从去年开始，我们推出了许多联网的玩具，比如Tag Reader、Leapster2、Didj、Crammer，数据的共享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所谓“学习路径”就是一个网络资源库，一个孩子只要拥有一个跳跳蛙的联网玩具，他每次玩这个玩具时的数据都会上传到网络，这样，家长就能跟随孩子的学习轨迹，清晰地看到他们到底学到了什么东西，下一步应该学些什么。而且，家长之间还可以互相交流。
三联生活周刊：今天，技术渗透到孩子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包括他们玩和学习的过程。数字技术是否改变了你们设计教育玩具的方法？您对这种技术在玩具中的泛滥有任何的怀疑吗？
吉姆：作为一家儿童教具设计公司，Leapfrog有三个基本支柱：玩，学习，技术。我们希望利用一切可行的技术创造多感觉并用的学习体验。
很多人问过这样的问题，小孩应该接触数字技术吗？YouTube上有一个视频，一个1岁的孩子用iPhone看家庭照片，并与他的父母以某种方式交流，在我们看来，这绝对是在促进他的早期语言和读写能力。我认为，“两岁以下的儿童不要接触屏幕”在这个时代未免过于僵化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有一款产品叫Clickstart，是帮助3岁的孩子学习电脑，他们真的需要这么早就学这些吗？
吉姆：模仿大人是一个孩子最原始的学习方式之一。在一个不断充斥着信息和交流技术的世界里，孩子们希望接触这些工具的愿望是很自然的。问题是如何保持适度，不至于让他们沉溺其中。当然还有安全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多花一点时间和你的孩子一起玩这些东西，观察他们的行为和反应，问问他们自己的感觉，然后再选择什么样的玩具最适合他，比如他们喜欢玩蜡笔，你可以很自然地衍生到数字画板。
有人管这一代人叫第一代“数字土著”，数字技术已经成为他们世界的一部分，幼儿园、学前班，到处可以接触到计算机和电子设备。我们和很多父母聊过，他们大都希望孩子早点学会用计算机。他们希望孩子在学校成功，在未来的人生中成功，任何能帮到这一点的，他们都愿意尝试，教育玩具只是这个公式中的一个元素而已。但孩子就是孩子，有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这些电子玩具永远无法取代公园散步、餐桌前的谈话、积木、过家家。■
新商业模式的拥趸：“80后”父母群
只多一点点：两个幼教机构，一个崭新阶层
在美国的时候，凯鹏华盈中国基金的董事周炜从数字上早就分析出中国婴幼儿教育是个数百亿资金的市场，大有可为。“在美国习惯了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散漫态度，许多美国家长只要孩子健康长大就可以了，只有华人家长群，对孩子教育的态度要积极很多。很多华人家长买房子时主要考虑的因素就是要挑选学区，父母亲对孩子教育愿意付出很多。”
可是，回国后眼前的现实还是让他大吃一惊。“幼教机构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流行了很多年可还是很管用，只要幼教机构把这句话说出来，很少有家长不点头赞叹的。”而这句话背后，往往就是一年数万元的婴幼儿教育经费的投入，“一点不比一个大学生所需的费用低”。
从婴儿抓起的教育
周炜的爱人从胎教阶段就开始寻求相关机构的帮助，而他本来是不相信这套的，可是孩子几个月之后，感觉“他比同样大的孩子要成熟一些，现在我也很相信这些教育理论了”。一方面他很理性地觉得对幼教机构的教育成果应该有所怀疑，另一方面又觉得，“哪个家长看自己的孩子都不理性，只要他比别人多学会一点东西，家长就开始欢欣鼓舞”。
短短几年时间，中国民营的新型幼教机构如同雨后春笋般成长，身为风险投资者，周炜对这块市场处于不断考察中。
很多时候是失望。“中国过去最好的幼教机构都是国家资源，像北京的‘蓝天’、‘六一’，上海的宋庆龄幼儿园，这种机构和一般家庭无缘。现在新成长起来的幼教机构都是缝隙中出来的，不仅分散，而且从业者素质参差不齐。就算是那些新型的、有了一定知名度的连锁幼教机构，也因为这两年扩张的需要，开始只要交两万元加盟费用就可以挂上牌子，质量也不稳定，我是不会把孩子送到那种机构的。”周炜说。
他唯一看中的幼教连锁机构在四川。“创办人是国外回来的有教育学背景的博士，观念很先进，五六年前，他创办的连锁幼儿园就已经用视频的方式让家长观看孩子活动，而且他亲自挑选老师，他招收的老师都能以平等的态度和孩子相处，爱孩子，这种教师不是一朝一夕能培养出来的，这也是我看重他们的一点。尽管这家幼儿园年收费七八万元，可还是让当地家长们趋之若鹜，你想想，那还是在四川，可见中国好的幼教机构的缺乏。”
可是这家幼教机构不想大规模在省外扩张，所以周炜还得寻求进入的方式。
中国的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生人和“80后”长大的这个群体，现在是幼教机构主要的买单者，“他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有品牌意识的一代人，在他们的巨大需求的推动下，幼教机构才疯狂成长起来”。周炜说。
在很多年里，中国0~3岁的婴儿教育机构是空白，商品稀缺使中国最早出现早教机构的时候，“永远是爆满状态”。红黄蓝教育机构的创始人史燕来说到自己1998年在中国科技馆创立“翻斗乐”的时候，脸上满是笑意，“我们当时的口号叫母子互动，都没考虑到爸爸参加进来”。
严格地说，这还不算以教育为主的早教机构，只是一个让孩子们可以自由、放肆玩耍的场地。北京大学毕业的史燕来在经营翻斗乐的过程中发现，当时北师大以及国外的研究机构已经有很多关于儿童心理和婴幼儿教育的研究成果，可是都还没有变成实践。“我们勉强算是一个儿童体能训练的机构，加上我那时候刚有孩子，所以在这上面不免花心思，决定想办个能对孩子进行早教的亲子园。”
“3岁以前的教育很重要，带孩子来玩的很多家长也是学教育的博士、硕士，她们都知道孩子应该教育，可是怎么办一个完备的亲子园，谁也没经验。不过我觉得，亲子园最重要的就是爱心，第一批从300多人里只招收了4个，我请北师大的老师来给她们和我一起上课。”
亲子园的课程基本上是琢磨着前进，“家长们不愿意让孩子玩沙子，觉得脏，我就买来彩色沙子”。从最简单的沙课程起步，一直到现在，所有的课程都在不断调整中。“一方面是我们接受的新经验越来越多，一方面是不同时代的孩子的成长特点也不同，，我们的课程已经调整到了第十五版，现在我们有一整套立体教育方案，还在不断变化。”
十几年过去，红黄蓝已经在全国有了几百家亲子园，而别的品牌也在崛起中，台湾来的华威国际的总经理罗文倩发现，内地的亲子园市场实在太大――“从无到有生出来，一下子就上万家，从最豪华的办在CBD的，到最简单的在小区里刷刷墙壁颜色就开张的，谁都没做到这个市场的最大。”她所参与投资的“东方爱婴”已经有了300多家连锁。
这样的早教品牌吸引的是城市里拥有中高收入的父母。据东方爱婴提供的数据，全国5万名会员中家庭月收达到5000~1万元的占44%，超过1万元的占23.5%。这些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家长是早教市场最大的消费群体，对品牌也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他们是对品牌最挑剔的一群人，现在中国亲子园的知名品牌也有几家了，像美国模式的‘金宝贝’、中国本土化色彩很浓的‘红黄蓝’，注重孩子智力潜能开发的‘东方爱婴’，家长们选择余地很大。”罗文倩说。
罗文倩发现：“金宝贝吸引的是那批很西化的父母，他们绝大部分认为孩子只要玩就可以了，所以那里注重体能训练。东方爱婴则比较注重智力开发，中国人最喜欢这套，台湾80年代时早教机构的发展和现在的内地比较像，那些机构整天要孩子背诵，中国孩子背几百首唐诗不稀奇，而同龄美国的孩子能唱一首歌，都会被父母当做是人生值得纪念的大事，录下来寄给多个亲友。”
东方爱婴最核心的产品――为孩子提供的课程号称最注重智力和潜能的开发。我们参加了一节为16~24个月的孩子开设的音乐课，授课老师嗓音确实很好，甜美、洪亮且具有亲和力，而且保持了整节课的热情与微笑，是个优秀的音乐教师――人力成本是鉴别早教机构优劣的另一视角，像东方爱婴、红黄蓝这种机构都是一个老师只照顾几名孩子的，虽然是一名老师在上课，可是旁边招呼的老师还有数名，这样家长们也感觉钱花得值。
因为注重开发孩子的智力，短短45分钟的课里安排了让人应接不暇的内容，各种音乐游戏、各种需要孩子们跟唱的旋律走马灯似的过个不停。
一名家长对本刊记者说：“我家孩子来上课后，家里再有客人来时她不躲起来了，其他的，真说不上有什么变化。”可是就是“不再认生”这点上，就足以让有经济条件而又热切希望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坚持带孩子来上课了。
只多一点点：新型幼教机构提供的商品
小惠老师在红黄蓝幼儿园的国际班已经工作了6年，她是个眼睛很大的女孩子，确实让小孩子看上去就很喜欢，这也是新型幼教机构选择教师的最重要的一点。史燕来说：“不能要那种高高在上的老师，传统的幼教机构比较注重师道尊严，我们看中的是老师对待孩子的平等性，老师做错了，就得诚心实意地向孩子道歉。”
小惠说给孩子道歉在这里是很平常的事情：“在我们这儿，老师和孩子是平等的。比如有时候我错怪了孩子，我就会很真诚地对他说，对不起，今天因为那什么，老师错怪了你，你能原谅老师吗？”
红黄蓝幼儿园总园长蔺玉华有30多年的幼教经验，在公立和民办幼儿园都待过，她说：“这里招老师的时候第一看重的是亲和力，以及她是不是真正发自内心地爱孩子、爱这个工作。面试的时候每个人介绍自己时都说我非常爱孩子所以我才来，我就直观地问他们，如果小朋友今天就是拉在裤子里了，你看到后怎么做？能仔细说明自己怎么洗裤子的老师我才要。”
老师下蹲的说话方式，使这里的孩子更活泼一些，小惠说，许多刚从公立幼儿园转过来的孩子，来的时候都特别老实，特别乖，老师说什么就听什么，和这里其他孩子有特别明显的对比。“我不能说别的幼儿园不好，但有些幼儿园对孩子确实有束缚，挺严格的。加上我们这里的老师明显年轻，都好动，所以我们这里的孩子明显比别的幼儿园的孩子活泼。”
所谓的国际班，就是聘请国际教师进行双语教学的班级，本来红黄蓝在收费上不属于最高档的那类，根据所在区域不同，一个月从1000多元到3000多元不等，可是国际班都是一个月5000 多元，半日全程由外教授课，与北京收费最高的专收外国孩子的国际幼儿园不相上下，我们走进去，一个来自菲律宾的老师正在又唱又跳，旁边还有两个中国老师也围绕着孩子唱英文歌，除此之外，几名保育员还在旁边招呼着，一个只有十几个孩子的班级，老师有4个，还不算保育员。
另一个国际班正在教武术，史燕来说她门比较重视中国传统教育。“我们的课程里面有很多中国的传统东西，教孩子武术、抖空竹，我们本来就是个开放平台，美国的、中国的幼教模式都是适合中国儿童的就用。”一个年轻的男老师正在教孩子各种拳法，全是最简单的招数，可是他不时地欢欣大叫“太标准了，老师喜欢你！” 还做出不敌孩子的拳法的样子，红黄蓝的幼儿园系统在2003年创办的时候，就招收了数目不少的男老师，这些老师都能和孩子一起躺在地上打滚。
除了教师态度友善和课程精致外，民营幼儿园能提供的特殊服务也比较多。小惠还记得，有个胖胖的女孩子，“说话有一定缺陷，一定要跺下脚才能蹦出一个字，刚来总被小朋友笑，可是她特别能做算数题，都能算到100以上了，我就总是在别的小朋友前面表扬她的天才，结果后来她说话也好多了”。
有许多公立幼儿园不收的孩子这里也收，“有个小孩子3岁还不会走路，到我们这里我们也为难，不想收。可是家长说，你们不收我孩子就完了，这样一来，沟通后，园所最后决定接受。3个老师每天跟着他，半年之后终于学会了走路”。
相比起亲子园，办幼儿园的难度要大很多，因为孩子不再是一周来一次或数次，而是整天在这里，家长还不能跟着，要负责孩子的安全和食品，这样风险系数高很多，而且投资一个中高档的幼儿园至少需要500万元左右。2003年，史燕来下定决心办第一个幼儿园。
亲子园创立的时候，竞争者不多，可是红黄蓝办幼儿园就得面对强大的公立幼儿园这样的对手，好在公办幼儿园特别是名牌公办幼儿园资源的供应不足，著名的公办幼儿园赞助费近年来节节攀升，几万块钱对于越来越多的家庭而言已不是大问题，问题在于有钱也进不去。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条件稍好的家庭把目光投向了有名气的民办幼儿园。有些家长说，其实我们算过账，公办的名牌加上赞助费的话，其实收的钱也不比民办的幼儿园低，“我们要比拼的，就得是别的东西，比如课程，比如我们坚持的一些原则”。
红黄蓝和传统幼儿园还有一大不同就是他们对户外活动、对孩子身体发展的重视。现在幼儿安全问题被家长们极度看重，大多数幼儿园出于安全考虑会尽量减少孩子集体外出的活动，尤其是红黄蓝的孩子们的家长。小惠说，“天冷了不让出户外，天热也不让，刮风下雨更不让，可是孩子们不去户外是会有问题的”。
蔺玉华说现在来幼儿园的孩子，基本坐车，加上回家有的还是坐电梯，肌肉明显无力，不锻炼不行，可是锻炼又会带来安全问题。“现在各个幼儿园最难做的是安全问题。孩子的自我保护能力弱，动作协调性差，出去活动一跑摔一跟头就骨折，出现这样的问题，公立园可能还好，私立园家长是不依不饶的。公立园相对收费低，家长觉得收费低、孩子多，磕了碰了，算了，谁让我交钱少呢。私立园收费高，家长对你的服务要求更严格。”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组织过孩子外出野炊、到郊区放养小鸭子，每年春天，还去大兴的一块地去种红薯，秋天再去收割，蔺玉华说：“我们这里每天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是一定要保证的。”
幼儿园的伙食是请了专门的营养专家和自己的保健医生一起配制的，蔺玉华说：“现在的家长恨不得孩子一天三顿都在这里吃，他们没时间给孩子做饭，结果孩子们养成了幼儿园的口味，有些孩子上了小学还回来吃饭。”
也许在一般的幼教专家看来，红黄蓝所能提供的服务，只不过比一般传统幼儿园多一点点，可就是这一点点多出来的东西，使红黄蓝这样的新型幼儿园机构在许多家长看来已经是天堂。“现在我们的几家连锁园所也都是报名量爆满了。”蔺玉华说。
缝隙中的机会：新型幼教机构的求生技能
为红黄蓝进行募资的华兴资本的副总裁李悦看来，红黄蓝的连锁幼儿园在装修上面只是中档水平，“但是特别温馨，装修材料全部是环保、安全的，看得出来花了心思”。也就是因为这点温馨，使她对红黄蓝动了心思。
在为红黄蓝进行资本管理并寻找投资前，李悦和她的团队考察了全国众多的幼儿园。“我们考察的都是连锁的亲子园和幼儿园，因为小作坊式的幼儿园不值得投资，其中有一些国际学校肯定要比红黄蓝高档，走进去的感觉和进五星级酒店类似，那里只招收外籍的孩子，20多个老师围绕着10个学生转，收费一年几十万元人民币，可是这种的不适合做连锁，不适合我们投资。”
“我去红黄蓝考察的时候，看到他们的儿童影院，窗帘用黑布，凳子全是圆角，走廊上放置着孩子们用废品改造的小手工，不像我们考察过的一些公立幼儿园那么冰冷，加上他们的创始人都很实在，不像我们常接触的IT人那么能忽悠，于是就给他们募集了800万美元的投资。”
在李悦看的那么多幼儿园里，红黄蓝还有一点也很让她喜欢：“他们的经营者很专业，有各种专门的团队，比如说有专门和房地产商保持密切联系的团队，专门考察新楼盘，看是否适合开设新的幼儿园。还有十几个学教育的硕士生组成的教材、课程团队，他们负责拿出一套红黄蓝自己的东西来。”
每个幼教机构都会说自己的课程设置最合理，教育方法最科学，可是大概心里都知道，不会有任何一套完善的课程，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像红黄蓝这样的民营教育机构要和名牌公立教育机构竞争，更得在这方面下工夫。
红黄蓝科研中心的工作人员说自己就像“搜索引擎”，找到相关材料，然后把各种理论转化为实践，“拿来后和中国的系统去匹配、融合――目前国外学前教育观念非常开放，会同时存在很多互相冲突的观念，要靠我们去选择能适应中国孩子的、家长能接受的”。
最简单的例子，“美国和日本重视户外活动，可是现在中国的家长比较害怕孩子受伤，我们就得去做家访，然后编排一些适合中国孩子的活动，像跳房子、抖空竹。引进成熟的美国课程也不一定适应中国孩子，他们的课程中有很多宗教因素，我们要淡化这种东西，可是里面的视野又很开阔，比如对世界各地文化的重视，对种族的平等感，这些都不是国内教材所具备的”。
史燕来开玩笑，她要求老师也要与时俱进，“像什么是纳米技术、朝核问题都得懂，否则孩子问起来怎么办？”
高寿岩说，她们尽量做到自己的课程能和中国的教学大纲对应，可是，“还是有很多家长提出更多的，现在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上名牌小学，我们也有学前班教育，可是教的东西不一定是家长想要的”。
高寿岸还提到她们设计的学前班课程，“包括教孩子怎么整理书包，书应该放在哪里，怎么去适应一个新社会环境，可是家长们不干，让我们赶紧突击教孩子功课，那就和我们系统课程冲突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家访，“我们的老师上门去和家长谈，告诉他们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教孩子，大多数家长还是能理解的”。
红黄蓝的孩子上重点小学的升学率一直很高，这是能让家长们信服的理由，在某种程度上，要是你不能融入国家教育体系，你的幼儿园的生存就存在问题了，史燕来说：“如果做亲子园，你只需要在工商部门注册，因为毕竟多数的亲子教育还是商业化运作，虽然我们取得了教育资质，我们的运营体系还是考虑商业化因素。”
“但要是想在中国这个大环境里把幼儿教育做到位，一定要融入到正规化教育体系里来。”而将产业扩展至教委直接领导下的幼儿园领域，是红黄蓝教育真正在中国扎根的前提，教委的指导是国家行为，“做幼儿园我们定位就是国家标准”。
为了融入国家教育体系，红黄蓝选择了很多民办幼儿园都不愿走的道路：申报级类。第一家红黄蓝终于历经艰难后通过了北京市“一级一类幼儿园”的考评――史燕来说，很多民办园不主张申报级类，因为评审要求非常高，而且很繁琐，总是要来定期检查。
不上级类的话教委管理得相对松散，一旦上了，每年都有评定，今年评定过不了关第二年就摘牌了，甚至很多公立幼儿园也上不了那个级别，很多民办园因为追求利润，“最简单的比如装修材料就达不到标准，根本禁不起这样的审查”。
东方爱婴的创办人贾军曾是著名的国际数据集团(IDG)的高级白领，1998年放弃了年薪30万元的工作开始创业。贾军以她一贯的对数据的敏感性认识到早教市场的机会，她说：“我在刚刚做的时候，读到一篇报道，一个家庭用于一个孩子的月支出最少是800元，其中教育支出是200元以上。当时北京有28万名0 岁到3岁的家庭，如果乘以200元，再乘以12个月，你算算这是多少钱。”
光有数据支持没有用，贾军也一直强调了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东方爱婴的“大研发”概念包含几个层级：一是国际科研成果，在美国的合作伙伴保证东方爱婴能得到最新的研究成果；二是和国内顶级科研机构合作，保证国外理论和中国孩子能结合起来；三是自身研发中心，了解顾客需求。
对比红黄蓝与东方爱婴这两个婴幼儿教育的样本在打造各自核心产品――课程或教育模式时，可以发现基本它们都以国际成果、国内机构、自身研发中心为3个点，且都含有学习国外教育理论、与国内研究机构合作对这些理论做适应中国孩子的调整，并将理论运用到课程实践中去等几个关键环节。
蔺玉华当幼儿园园长已经很多年，从国营体制转到民营体制，见证了中国幼教改革之路。她说：“最早学习苏联模式，后来推翻了，有若干年没有大纲，完全根据小学课程来设置幼儿园课程；再后来出来了一个特详细的大纲，上世纪80年代的，规定幼儿教育要学10以内的加减法，不能多学，有的孩子想学20以上的加法，负责检查的人会来告诉你，违反大纲了啊，终于到2001年出台了一个比较概念化的大纲，各个幼儿园的主动性才发挥出来。”
“现在红黄蓝里面的孩子是活泼多了，也不像我从前待的军队幼儿园，孩子们总是比谁的爸爸官大，可是家长问题比从前多多了，现在不少家长都是‘80后’，送孩子来上学，孩子没哭，他们眼圈先红了，站在幼儿园外的视频前面哭起来。比孩子焦虑多了。”尽管很多家长都开着宝马来送孩子上学，可是在蔺玉华眼中，他们也是没长大的孩子。
新商业模式的拥趸：“80后”父母群
焦虑只是这些家长们的表层特质，因为要投资到幼儿教育机构，所以罗文倩他们公司做过专门的分析报告，来研究这批“80后”的父母亲的特征，他们是中国上一个婴儿潮的产物。“一代婴儿潮，影响的是若干个时代，像美国50年代的婴儿潮，到现在还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因为在台湾地区长大，所以罗文倩总拿台湾来做分析对照，内地的“80后”和台湾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很相似，“成长阶段物质不一定很匮乏，但是也还比较简单，正好碰上了经济起飞阶段，所以他们身上的特征和他们父母亲完全不同”。
经济起飞阶段的家长都很重视教育，“因为家族背景会渐渐淡化，一个普通的农家孩子，要是努力，照样可以去500强的大公司打工，大家对教育成功有了种种隐性的假设，所以家长们的想法一致化了，都希望孩子有好的教育经历”。
这批“80后”的孩子在成长中，因为成长环境的富足，“他们成了内地最早的品牌认知者，对品牌有要求，对质量也挑剔，成长背景使他们的商业化认知程度很高，他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也是最苛刻的品牌消费者”。
这种消费习惯反映到早教领域，就是他们开始寻求好的早教机构。“与他们的父母对他们不一样了，他们小时候可能只要有学上就好了，可是现在，因为是一胎政策，他们想让自己的孩子从生下来就受到更好的对待，往往愿意倾尽所有，加上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从小城市或者农村来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父母不在身边，就更加茫然而冲动地去寻求外界的帮助了。这时候，亲子园这样的机构就有了发展空间，应对的是刚性需要嘛。”
虽然在内地发展已经10年，可是亲子园行业中没有出现领导性品牌，“主要是中国太大了，很多经验在大城市有用可是不能复制到小城市，现在中国的幼教还在从无到有阶段，所以家长们、创办人们都在学习过程中”。
台湾的早教机构有一个时期非常发达，所有的父母都要把孩子送到各种学艺班学习，“好像不学就不能长大似的”。可在经过了80年代的高潮后，台湾的早教机构现在已经到了大批衰退的地步，“主要还是因为人口少，机构找不到生源，现在成批倒闭，可是在内地却没有这种担心，因为空间大，婴儿潮也没有消退的迹象，我们可以做好一线城市，有了精细化的管理经验再把它推广到中等城市”。
不过，也许不用等到那么久以后，罗文倩他们在东方爱婴之外，还投资了一个叫天才宝贝的幼儿教育机构，主要是培养孩子的演讲能力，课程全部从美国搬来，号称是要培养孩子里的 EMBA。“收费也特别高，单价课程就有几万元，是所有幼儿教育机构里最昂贵的，开始我们还担心，想是不是只在北京、上海开设算了，结果在大连、青岛等地实验了一下，没想到都挤得报不上名，每个中国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比别的孩子更强，很少有例外。”■
你的孩子“超常”吗
如果家长把一个孩子当超常儿童来养，犯错误的概率是97%；把一个孩子当普通孩子来养，犯错误的概率只有3%。
“超常”还是普通？
只要有了孩子，父母往往就会陷入一个又一个误区，让没有孩子的人觉得可笑。比如那些等候在北京市宣武区陶然幼儿园门口接孩子放学的家长中，有一位妈妈说： “超常儿童？谁家宝宝不超常啊，这么小怎么能看出来谁超常谁不超常？”还有位奶奶说：“凭什么就他家孩子超常我家就平庸啊，我家孩子算数可好呢，被子也叠得可整齐了。”另有一位较为“理智”的父亲说：“不超常就教呗，多教教就聪明了。再说，不超常的潜台词是不是说父母也比较笨啊？”
陶然幼儿园是国内第一个开办超常儿童实验班的幼儿园，它和中科院心理所合作，每年通过选拔招收一批超常儿童，进行特殊培养。虽然家长们嘴上说人人的孩子都一样聪明，但实际上如果自己的孩子被测出来是超常儿童，他们还是会沾沾自喜，“还真觉得比其他孩子聪明”。总之，父母们多半只乐意接受自己的孩子更“优秀”、更“聪明”这些说法，至于“普通”、“平庸”之类的字眼，他们特别不乐意听到。“小孩子嘛，就有希望，哪个父母希望孩子们没定性的时候就普通啊，说不定日后哪方面一鸣惊人呢。”上面那位妈妈说。
对此，中科院心理所从事超常儿童研究的施建农研究员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不管家长愿不愿意承认，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超常儿童的比例只有1%~3%。虽然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可以理解，但是绝大部分家长都不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超常儿童。”之前有人对家长做过这样一个调查，“你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入前 15%吗？”结果85%的家长都回答 “希望”。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矛盾，15%和85%的数字偏差会导致至少70%的家长非常失望。“作为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来说，正确认识超常儿童在儿童中的比例非常重要。”施建农告诉本刊记者。
“超常儿童”听起来是一个不那么顺溜的叫法。“对于做科研的人来说，关于超常儿童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什么是超常儿童，二是超常儿童为何超常。”
我国古代将那些才智出众、少年得志的儿童称为“神童”。古希腊的柏拉图把那些聪明异常的儿童叫做“金人”(Men of Gold)，意为“稀少、珍贵”。“天才”(Gifted)一词则始于1644年，不过直到高尔顿(F. Galton)的《遗传的天才》一书出版以后才得以广泛流传。在心理测验兴起之后，特别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在1916年提出智商这一概念之后，人们又提出以智商(IQ)作为定义“天才”儿童的标准。除此之外，还有中国香港和台湾称的“资优”，日本所称的“英才”等名称。
不过“超常儿童”这个名词可以说只有中国内地才有。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心理学家刚开始对那些出类拔萃的儿童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为了给这些非凡的儿童一个合适的定义，内地心理学家于1978年提出了“超常儿童”(Supernormal Children)这一术语。“当时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这些儿童的非凡表现不完全是天生的，而是先天因素和后天教育培养两者交互作用的结果，使用‘超常’而非‘天才’可以和‘天命论’或者‘宿命论’划清界限。另一方面，超常儿童只是儿童群体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不同于儿童群体的独立群体。”施建农说。实际上，“超常”具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那些在整个儿童群体中处于非常落后的一小部分儿童是“低常”，以往常常被称为白痴、弱智或智障等；而那些处于非常优秀突出的一小部分就是“超常”，而介于两者之间的绝大部分儿童是“常态”。那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也可以理所当然地被包括在“超常”的范畴了，因此 “超常”一词同时包括了中英文常用的天才(gifted)和专才(talented)儿童。
“超常儿童在心理任何一个方面的能力分布或表现形式的分布都符合这种正态分布，处于正态分布的高端一头，比如高于平均数2个标准差以上的部分就属于超常。”以智商为例，平均智商是100，标准差是15，大于平均值2个标准差，即大于130即认为是超常。“除了智商，体育、音乐、舞蹈、艺术、领导才能都会表现出这样的分布，有些孩子八面玲珑，有当领袖的潜质，而有些孩子注定就要被领导。”
打破家长的幻想
施建农最初在师范学校学习化学，打算毕业之后做化学老师。1978年，国家成立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当时有一些关于科大少年班神童的报道，引起了他很大的兴趣。“就像很多普通人一样，我想了解超常儿童为什么会超常。”因为做老师也必须对孩子有些了解，要学儿童心理学，他就看了一些书籍，不知不觉就“多看了一点”，后来就到中科院心理所做研究生，报考的专业是超常儿童发展与教育。
“当时人们有一个朴素的观念，认为早期教育可以造就超常儿童，我也觉得如果方法合适可能是可行的。但是后来发现，实际情况和想象的差距很大。在过去的20多年中，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虽然教育是有作用的，但是和生物基础相比，教育的作用非常有限。我们不能人为地造就超常儿童，不能把一个天赋平常的儿童通过教育变成超常儿童，但是绝对可以通过‘努力’把一个超常儿童变得很平庸。”
生物基础和教育的作用不完全一样，生物基础注重了本身潜力的可能性，教育是这种可能性实现的外在条件。把内因外因搞清楚，对学校和家长都很重要。“心理活动主要是大脑功能的表现，而大脑有它的生物学结构，我们推测它也像体型一样会受遗传的影响。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智商的遗传度还是很高的，如果两个人智商都很高，生出来的聪明孩子的概率会大一些，但是很多东西并非一一对应，只能说可能性会大一些。”施建农说。
他们前期的研究证明，超常儿童的大脑和普通儿童的大脑在进行认知作业和非注意认知加工时都表现出特殊性。那么，为什么超常儿童的大脑会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工作模式？更深层次的内容是什么？他们随即开展了行为遗传学研究，主要目的是把生物性的遗传因素和日常表现出来的行为之间建立关联，寻找可能起到决定作用的生物因素，比如候选基因。
不过，从基因入手的研究至今也没有什么结果，仅仅处于起步阶段。人们没有办法像确定单基因遗传病那样确定某一个基因和高智力有关，很可能是若干个基因对智力都有关系，现在的研究旨在寻找可能和高智力有关的候选基因。“智力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这些研究目前也正在起步阶段，很可能今天发现的明天又被否定了，科学需要不断地验证。”他说。
施建农最常举一个例子：刘翔跑得很快，家长可能希望孩子也跑得很快，但是就算把孩子送去短跑学校训练，最终就算是把他累死了，他很可能也跑不了刘翔那么快。 “这个例子家长很容易接受，但是家长就是接受不了别人的孩子能考100分，为什么自己的孩子考不了100分。”施建农对于这个问题非常的无奈。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考100分，而且有的人偏科，除了努力的因素以外生物学因素本身就决定了他缺乏某些天赋，只能在某方面达到一般水平。作为家长，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因为有什么愿望就让这个愿望变成现实，如果这样会有很多可悲的事情发生。”
如果家长把一个孩子当超常儿童来养，犯错误的概率是97%；把一个孩子当普通孩子来养，犯错误的概率只有3%。“家长要有平常心，这样对孩子的教育更现实一些，也能少犯些错误。”
如果真的超常……
如果一旦经过科学测试发现一个孩子真的是超常儿童，有没有进行特殊教育的必要？
“开设超常教育实验班的真正目的就是给超常儿童提供适合其发展特点和需要的教育形式和机会，也就是因材施教。”施建农说。
超常儿童的发展在很多方面与普通儿童有差异，例如，发展早，发展速度快，学习能力强，记忆力好，思维能力强等。“超常儿童理论上讲从两三岁就能看出来，比如两三岁的时候能认很多字，甚至可以读，至于意思懂不懂是另一回事。从道理上来说，除了智商，任何一个方面都应该有鉴别，比如音乐、体育、舞蹈、管理才能等等，但是从实际情况来说，研究永远落后于实际需要，我们现在做得多的就是和智商有关的测试，其他方面关注得少了一点。”
如果把一个超常儿童放在普通的集体中，因为他们掌握同样内容的知识需要的时间明显少，所以可能会出现不能适应的现象。在普通班里，由于课堂上的内容对他们显得太简单，40分钟的内容他们可能只需要10分钟就已经掌握，于是在剩余时间无所事事而做小动作或与其他同学说话，所以他们常常被当成问题儿童处理。于是，久而久之反而成了学习成绩差的学生。以小学为例，有些被实验班录取的孩子，当老师到原学校调查时，常常被惊讶地告知：“某某是我们班最差的学生，怎么可能是超常儿童呢？”但事实证明，这样一些10岁时在普通班被当成“差生”对待，经常受批评的孩子，经过4年，甚至3年超常实验班的教育后，竟然能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重点大学，甚至出国留学。“原因很简单，因为实验班为他们提供了适合他们发展规律的教育。”
然而，针对6岁以下超常儿童的实验班的建立并非易事。1978年，中国开办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1985年，北京八中创办超常教育实验班；1995年北京市育民小学创办超常教育实验班；直到2004年，中科院心理所才谨慎地创办了幼儿园超常教育实验班。“年龄越小鉴别越困难，对未来预测的误差越大。我们对陶然幼儿园生源的测试，实际上大部分测试不是为了选超常儿童，是为了帮助他们了解每一个孩子的情况，保证除了超常儿童以外的所有孩子都得到更合适的教育。”
开办了这个实验班之后，施建农增添了些许麻烦。“生源太多了，我们都经常让家长不要来了，挺远的或者接送不方便。做这个项目是为了做研究，不是为了招揽更多的生源，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劝家长别来，但是你越劝人家越要来。”施建农说。
目前正规的由幼儿园开办的超常儿童实验班全国仅此一家，全国范围内针对超常儿童的教育和研究远远不够。除了中科院有专门的超常儿童心理发展与促进研究课题组外，其他大学或科研机构常常没有相应的研究人员，即使有也只是作为“副业”在开展。虽然有一些中小学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但往往流于形式，没有深度，而且也很不规范。目前开展超常教育的学校仍然非常少，这与我国超常儿童的数量及对超常教育的需求很不相符。那些打着超常教育旗号的这个班那个班，多半图的是经济效益。“比如有些机构宣称超常儿童的比例是15%，如果你是服务机构，就希望有更多的服务对象，但是从纯科研来说，我们追求该怎样就怎样，该是什么就是什么。”施建农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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