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上图为８５岁的沈阳市民山峰奇老人。右上图为1931年9月19日，日本侵略军装甲部队侵入沈阳市。左下图为日军在沈阳城墙上向我军民开枪射击。右下图为黑龙江省东宁县９７岁的陈广忠老人，当时是东北军独立第七旅的一名士兵。他回忆说：“‘九・一八’之前，日本人在东北基本上是无法无天的。” 新华社发
揭秘：亲历者口中的九一八事变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曾走访200位亲历抗战者。今天，我们重新将这部口述实录呈现在读者面前。曾经向我们讲述过这段历史的老人中，如今已有很多人业已辞世。但他们讲述的这些血与火的故事、他们经历的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不容我们遗忘。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晚，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
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
这就是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其实是日本人的一种无耻的说法，借以掩盖其阴谋的一个看似中性的词语。但是，在中国，他们制造了太多的“事变”和“事件”，以至于“事变”这个词语也无辜地成了他们侵略的牺牲品―――罪恶和阴谋的代名词。
东北军“坚决”执行“不抵抗主义”。当晚，日军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了整个沈阳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曲凄惨的歌声，随大量难民涌入关内而传遍全国。
半夜里爆炸声惊醒一家人
采访时间：2005年3月16日
采访地点：沈阳市山峰奇寓所
见证人：山峰奇 1920年生于辽宁营口，后迁居沈阳，见证了九一八事变，1940年考入伪满洲国“帝国海军江防舰队司令部”，当上日军翻译官，直至日本投降。现居住在沈阳。
- 风和日丽的天气，常看到少帅张学良带着卫兵在河沿跑马兜风。奉天城一派娱乐升平景象
我家住在奉天(沈阳)大东区管城街一带，离小河沿不远。我小时候在那里捉青蛙、捕蜻蜓、斗蛐蛐玩得昏天黑地，无忧无虑。奉天，由于是东北王张作霖帅府所在地，因此治安比较稳定，百业兴旺，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对大帅充满了敬畏和景仰。
风和日丽的天气，常看到少帅张学良带着卫兵在河沿跑马兜风。城里的军政大员如果有幸相陪，那是热闹。到了晚上湖面几只画舫上彩灯如昼，笙管笛箫吹奏起来，悠扬悦耳，满湖盛开的荷花在晚风中绿裙摇曳，粉面绽春，一派娱乐升平景象。
- 半夜，北大营方向的爆炸声和枪声将附近市区的百姓们从睡梦中惊醒，暗红色的弹道划过夜空交织成骇人的火网
1931年9月18日半夜，北大营方向的爆炸声和枪声将附近市区的百姓们从睡梦中惊醒，大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议论纷纷。我父亲和哥哥爬上屋顶向北边望去，只见一团闪光和烟雾勾勒出了夜幕下树木和屋宇的轮廓，暗红色的弹道划过夜空交织成骇人的火网。
“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大概是兵营那边搞演习吧，又是枪又是炮的！”
人们胡猜乱喊一通，但心里隐隐不安。因为平时演习从不在夜间。再说实弹射击都是朝一个方向打，哪有互相射击的！这不是动真格的开仗了吗！谁打谁呢？老百姓不愿往坏处想，家家在惊悸、惶恐中盼到了天明。
- 柴油的臭气和扬起的尘土呛得我连打了两个大喷嚏，引得队列中日本兵牵着的大狼狗一阵狂吠
……
中午，我扒着门缝向外张望，一队日军跟着笨重、丑陋的装甲车正在门前慢吞吞地驰过，柴油的臭气和扬
起的尘土呛得我连打了两个大喷嚏，引得队列中日本兵牵着的大狼狗一阵狂吠……这些从没见过的东西(装甲车)、钢盔、皮靴、闪光的刺刀和恶犬，让人觉得心惊胆战。刚刚11岁的我吓得浑身发抖，转身一头钻进了墙角的柴草堆中，死死地闭上眼睛，心想，完了完了，我才这么小就得死啦！这些杀人的魔鬼就要破门而入了！
不知过了多久街上才安静下来，我母亲叫我的时候我才挣扎着爬出来，一头扑进母亲怀里，放声大哭。
- “几十万的东北军，怎么扔下父老乡亲们不管就走啦？”在百姓心中他们“从靠山的高位，一下子跌到了狗屎堆中”
19日当天，奉天城里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部、省政府、市政府、财政厅、银行、军工厂、飞机场全部被日寇没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260多架飞机和奉天的无数设备、枪支弹药都成了日本人的囊中之物。奉天的老百姓不能理解：几十万的东北军，饷厚粮足，装备精良，怎么小鬼子一开枪就全成了豆腐渣，扔下父老乡亲们不管就走啦？如果大帅没死非冲着这个不争气的“小六子”抡起大巴掌不可。怨恨、绝望，使张学良、东北军在百姓心中，从靠山的高位，一下子跌到了狗屎堆中……
九一八我当兵在北大营
采访时间：2005年4月14日
采访地点：黑龙江省东宁县
见证人：陈广忠 1908年生，河南下义县人。16岁进入东北军。九一八事变时，为东北军独立第七旅士兵。现生活在黑龙江省东宁县。
-事变之前，日本和我们都搞演习―――而我们则是演习如何撤退
九一八事变时，我就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独立第七旅―――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中，日本人炸了铁路后第一个进攻的对象。
其实日本人早就想打我们了。
就是在没打之前，他们在东北也基本上是无法无天的。那时，在满铁沿线大小车站都有驻军，还有铁甲车昼夜不时来往巡逻，租界地也由日本的宪兵、警察维持。没人敢惹日本人，就是我们，长官也常常强调，千万不可与日本人冲突。
我们旅是东北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日本人也常来驻地骚扰。1931年夏天，先是日本军官老来参观，到我们的营地里到处看。后来，还常常有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三五成群借“参观”名义，到北大营来闹事，有时直接向我们挑衅。大家都恨得牙痒痒的，但长官不让动手―――东北军军纪很严，特别是我们旅。
大家都知道，早晚有一天，日本人会动手的。我们私下里常常一起唠说，到那时，一定要狠狠地教训这些“小鼻子”。
天气凉了，日本人的演习就多了起来。事变前的那几个晚上，日本人每天都演习到很晚。除了把关东军调来满铁附属地，他们给在乡军人也发了武器。我们经常上街的弟兄们回来说，城里的一些日本浪人在酒馆叫嚣说，过几天就要“给中国人颜色看看”。
旅长王以哲也看出来了，也做了防备―――9月13日到15日夜间，我们连续三夜向东山嘴子东大营大操场作转移演习。长官们说，目的是一旦日军进犯，以便有秩序地退走，不致临阵措手不及；同时也是为了暂避其锋，等待外交上的解决。
9月18日当天，日军在南满火车站的墙上贴了布告，说是奉天驻军近日举行秋操，满铁附近居民不要惊慌。但有从那地方回来的兄弟说，南站日本兵和在乡军人挤得满满的，还牵出来很多大炮，情况不妙。
情况肯定不妙，但我们都没想到，日本人就在这一天就动手了。
-九一八枪响时，我们的长官都不在北大营
我们没想到，我们的长官们好像也都没想到―――事变发生时，我们的旅长和三个团长都不在北大营。
都知道日本人早晚会动手，但谁也没有认真准备过，都抱着一种侥幸心理，盼着日本人没有那么大的野心―――现在回想起来，那大概就是一种亡国奴心态吧。
我现在还记得，九一八那天正好是农历八月初七，我们发饷的日子。
晚上十点多，我们都睡了，听到一声爆炸声―――日本人炸轨的地方离北大营很近，只有一里地左右，我们都听见了，但没想到随后日本人就打来了。
(此时，张学良远在北京。东北边防军代理长官张作相在老家锦州给父亲办理丧事。旅长王以哲到沈阳城里参加社会活动。)三个团长都回家了，只有旅参谋长赵镇藩住在营区。
-我们人比日本人多几十倍，但长官就是不让打。为了逃命，最后我们还是开枪了
爆炸后不多一会儿，机枪、步枪声就响了起来，而且越响越近。很快，就有炮弹落到了我们营区里。直到连长来叫我们，我们才知道，日本人打进来了。
我们连长正好当天晚上是值日官。敌人打来了，团长又没在，他就把全营四个连的连长都集中在一起，然后下令把部队带入战斗岗位。
我们都操起了步枪，准备战斗。这时候又来了命令，叫我们撤回来。大家都不明白，有的人哭了，有的人骂起来，有的甚至当面质问起了长官：“日本人要我们的命，我们为什么不能还击？！”
日本人很快越过了西围墙，首先就打进了621团的营房。我们急着等命令，谁知道等来的却是“不准轻举妄动，不得还击，原地待命，最好仍然躺在床上不动，枪库不要打开”等命令。
连长把我们集合起来，让我们隐蔽待命。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火光下，西营房前人影攒动，枪声不断，不断有人惨叫着扑倒。平时都在一个操场上训练的兄弟，现在被日本人追着打，却不敢还手，现在想起来，我心里还难过呢。
我们在焦急地等待。撤出来的弟兄们说：日本兵闯入营房，见人就杀，有的人躺在床上不动，竟被日军活活刺杀在床上。有的人虽然拿着枪，但不敢擅自还击，被日本兵追着开枪杀死。
我们问连长，日本人打过来，我们也要躺在床上让他们刺吗？连长还是说听命令。
但是听什么命令？电话线让日本人剪了。日本兵穿着黄军装，戴着王八帽子，就在我们对面喊喊杀杀的，跟鬼叫一样。连长一看没办法，说：咱打吧，别等命令了！
我们这才打了。打着打着，我忽然觉得脸上一热―――用手一摸，湿乎乎的，紧接着就疼起来，中小鬼子的枪了！
当时没顾上管，加上想报仇，还在那儿开枪，直到接到命令，要我们按演习计划向东大营大操场转移。到东大操场后才知道，我的嘴都被打穿了，牙龈和牙都打没了。
我这还算是幸运的。最后一清点，光我们一个班就死了6个。
我是河南下义县人，17虚岁时张作霖回乡招兵时当的兵。九一八事变后，部队朝关内撤，长官告诉我们，张学良说了，想回家的可以走。我想，当兵当到这份上，没意思了，也不想回家，就到哈尔滨去了。
九一八我正在张学良的银行上班
采访时间：2005年3月17日
采访地点：沈阳市孙竞寰寓所
见证人：孙竞寰 1906年生，九一八事变时在奉系军阀的私有银行“边业银行”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工商银行工作，现居住在沈阳。
-九一八之前
沈阳就有日本租借地，那时候日本天天往回拉矿石、大豆，日本三菱廉价从中国收购，简单加工后卖到德国赚大钱
我的叔叔是北大毕业，在东三省官银号工作。1926年，他介绍我到张学良的“边业银行”工作，这银行是张家自己的财产。我每月工资八块大洋，生活非常优越，银行管吃管住，海参、乌鱼蛋等随便吃，我们吃不完的煮熟的肉，每天用泔水桶挑出去，附近的居民就来买。我住在银行的宿舍，银行有两三个球场，每天还可以打网球。
由于南满铁路及铁路沿线早就成了日本殖民地，所以当时沈阳就有日本租借地，火车站一带都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老百姓和日本殖民者倒也相安无事。那时候日本天天往回拉矿石、大豆，日本三菱廉价从中国收购，简单加工后卖到德国赚大钱。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都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只能让日本人这样拿我们的东西去挣钱。
1931年9月17日，青年会在商务会做报告，说最近日本人南满铁路的护路军有活动。我也听说了这件事。
-第二天早上我打完网球回来，发现城墙上站满了日本兵。有些老百姓国家的观念不强，长期处于殖民地状态下麻木了，对侵略不是很敏感
9月18日晚上，由于我住的地方离北大营较远，并没有听到枪炮声，第二天早上我打完网球回来，发现城墙上站满了日本兵，就明白我们被侵占了。奉系军阀统治时，不用说爱国主义思想，就是国家的观念有些人也不强，另外长期处于殖民地状态下麻木了，对侵略不是很敏感。
我照常上班，进了银行的门再出来就不容易了，日本兵把门堵上，许进不许出。街面上情况我无从得知。银行停业两天，把当年前三个季度的账进行了结算，给员工发放了奖金，我也发了几百块钱的奖金。
虽然生活优越，但谁也不愿意当亡国奴，在外面的人都进关上北京了，我被关在银行里头，想走也走不了。想着靠国家靠不了，自己也无能为力，只好听之任之。我在东北大学夜校的一些同学，那天晚上住在外边没回宿舍，交通也断了，他们干脆步行进关了。
第三天，日军向我们银行派出了驻在员，发号施令。当时奉系军阀的银行叫边业银行，东三省公家银行叫东三省官银号，吉林有个永恒官银号，黑龙江有个黑龙江省官银号，一行三号合并成立满洲中央银行，都归了日本鬼子管。
驻在员与经理一个桌办公，大事经理就得请示他，业务活动照常进行。日本人也要维持这个秩序，不能让你乱。
1941年，我到了伪满牡丹江中央银行，那段时间很危险，每天都有中国知识分子被喂狼狗的，叫“思想犯”。1945年光复时，老百姓平时压抑着的对日本人的仇恨就一下子爆发出来了，我曾看到百姓把日本人的汽车推进河里，淹死他们……
新中国成立后我一直在工商银行工作，今年如果按农历算我已经整整100岁了，听说日本人最近又有人不承认侵略过我们，那是他们没受过教育，会受到世界各国的反对的。
话外音
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事变前的数十年里，由日本政府支持的公司和大量的日本特务早已把中国东北的人情地理摸得一清二楚，何处有金子，何处有煤有铁……直到今天，当我们看到日本侵略者当年绘就的地图时，仍不禁为他们侵略准备的精细全面而震惊。(采写并摄影：新华社记者张宝印、徐壮志、孙彦新；《北京青年报》记者：范海涛；特邀通讯员：王永国、雷雨)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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