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在文学创作上成就赫然者，特别是一些女性不但不把林氏放在眼里，还对此予以嘲讽。与林徽因过从甚密的作家李健吾曾对林徽因的为人做过这样的描述：“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
本文摘自：《1937-1984: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 作者：岳南 出版：海南出版社
梁、林一家搬到北总布胡同的四合院后，由于夫妇二人所具有的人格与学识魅力，很快围聚了一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精英，如名满天下的诗人徐志摩、在学界颇具声望的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奚若、哲学家邓叔存、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社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文化领袖胡适、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和萧乾等等。这些学者与文化精英常常在星期六下午，陆续来到梁家，品茗坐论天下事。据说每逢相聚，风华绝代、才情横溢的林徽因思维敏锐，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具有超人的亲和力和调动客人情绪的本领，使众学者谈论的话题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社会广度，既有学术理论高度，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可谓谈古论今，皆成学问。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家的交往圈子影响越来越大，渐成气候，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时人称之为 “太太的客厅”。对于这个备受世人瞩目，具有国际俱乐部特色的“客厅”，曾引起过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青年的心驰神往。当时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文学青年萧乾，通过时任《大公报》文艺版编辑、青年作家沈从文，在该报发表了一篇叫做《蚕》的短篇处女作小说，萧见报后心中颇为高兴，“滋味和感觉仿佛都很异样”。而令这位文学青年更加高兴甚至感动的事接着出现了，对于当时的场景，多年后萧乾本人做过这样的描述：
几天后，接到沈先生的信（这信连同所有我心爱的一切，一直保存到1966年8月），大意是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星期六下午你可来我这里，咱们一道去。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过午饭我蹬上脚踏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了。两小时后，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1935年7月，我去天津《大公报》编刊物了。每月我都到北平来，在来今雨轩举行个二三十人的茶会，一半为了组稿，一半也为了听取《文艺》支持者们的意见。（林徽因）小姐几乎每次必到，而且席间必有一番宏论。（《一代才女林徽因》载《读书》1984年第10期）
当然，这个时期和林徽因打交道的不只是像萧乾这样的傻小子兼文学青年，一旦承蒙召见便受宠若惊、感激涕零。有一些在文学创作上成就赫然者，特别是一些女性不但不把林氏放在眼里，还对此予以嘲讽。与林徽因过从甚密的作家李健吾曾对林徽因的为人做过这样的描述：“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为此，李健吾还加以举例说明：“我记起她（林徽因）亲口讲起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对于这一趣事，李健吾得出的结论是：林徽因与冰心之间“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则是“她（林）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都）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热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与萧乾不同，据可考的资料显示，李健吾与林徽因相识是在1934年年初，当时林读到《文学季刊》上李氏关于《包法利夫人》的论文后，极为赞赏，随即写信致李健吾，并约来“太太客厅”晤面。与文学青年不同的是，李在年龄上只比林小两岁，而且差不多在十年前就发表作品、组织社团，在文坛上已经算是个人物了，因而双方见面后，李没有像萧乾那样一副诚惶诚恐的傻小子兼土老帽相，而是在平起平坐的位置上把林引为知己的。这也是后来李对林的性格分析较之萧乾等文学青年更趋公正、切实、深刻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梁思成的外甥女吴荔明在她所著的《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也毫不避讳地说，林徽因和亲戚里众多女性相处不谐，只与吴荔明本人的母亲梁思庄（梁思成胞妹）没有芥蒂。至于李健吾提到林的“仇敌”冰心，颇有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冰心写过讽刺文章倒是真的，确切的标题是《我们太太的客厅》，此文写毕于1933年10月17日夜，而从10月27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开始连载。这年的10月，林徽因与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赴山西大同调查研究古建筑及云冈石窟结束，刚刚回到北平。从时间上看，李健吾的记载似有一定的根据，送醋之事当不是虚妄，此举的确刺痛了冰心的自尊心。冰心的文章一开头就单刀直入地描述道：
时间是一个最理想的北平春天的下午，温煦而光明。地点是我们太太的客厅。所谓太太的客厅，当然指着我们的先生也有他的客厅，不过客人们少在那时聚会，从略。
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当地的一个‘沙龙’的主人。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需思索地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的太太的客厅里来。在这里，各自都能得到他们所向往的一切。
按冰心小说中的描述：“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候尤其嫩艳……我们的先生（的照片）自然不能同太太摆在一起，他在客人的眼中，至少是猥琐，是世俗。谁能看见我们的太太不叹一口惊慕的气，谁又能看见我们的先生，不抽一口厌烦的气？”“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又说：“在我们太太那 ‘软艳’的客厅里，除了玉树临风的太太，还有一个被改为英文名字的中国佣人和女儿彬彬，另外则云集着科学家陶先生、哲学教授、文学教授，一个‘所谓艺术家’名叫柯露西的美国女人，还有一位‘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此诗人头发光溜溜地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只见：
诗人微俯着身，捧着我们太太的指尖，轻轻地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彩云……”我们的太太微微地一笑，抽出手来，又和后面一位文学教授把握。
教授约有四十上下年纪，两道短须，春风满面，连连地说：“好久不见了，太太，你好！”
哲学家背着手，俯身细看书架上的书，抽出叔本华《妇女论》的译本来，正在翻着，诗人悄悄过去，把他肩膀猛然一拍，他才笑着合上卷，回过身来。他是一个瘦瘦高高的人，深目高额，两肩下垂，脸色微黄，不认得他的人，总以为是个烟鬼。
…… 诗人笑了，走到太太椅旁坐下，抚着太太的肩，说：“美，让我今晚跟你听戏去！”我们的太太推着诗人的手，站了起来，说：“这可不能，那边还有人等我吃饭，而且……而且六国饭店也有人等你吃饭，还有西班牙跳舞，多么曼妙的西班牙跳舞！”诗人也站了起来，挨到太太跟前说：“美，你晓得，她是约着大家，我怎好说一个人不去，当时只是含糊答应而已，我不去他们也未必会想到我。还是你带我去听戏罢，你娘那边我又不是第一次去，那些等你的人，不过是你那班表姊妹们，我也不是第一次会见。美，你知道我只愿意永远在你的左右。”
我们的太太不言语，只用纤指托着桌上瓶中的黄寿丹，轻轻地举到脸上闻着，眉梢渐有笑意。
……
这帮名流鸿儒在“我们太太的客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尽情挥洒各自的情感之后星散而去。那位一直等到最后渴望与“我们的太太”携手并肩外出看戏的白脸薄唇高鼻子诗人，随着太太那个满身疲惫、神情萎靡并有些窝囊的先生的归来与太太临阵退缩，诗人只好无趣地告别“客厅”，悄然消失在门外逼人的夜色中。整个太太客厅的故事到此结束。
冰心的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平津乃至全国文化界的高度关注。作品中，无论是“我们的太太”，还是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外国的风流寡妇，都有一种明显的虚伪、虚荣与虚幻的鲜明色彩，这“三虚”人物的出现，对社会、对爱情、对己、对人都是一股颓废情调和萎缩的浊流。冰心以温婉伴着调侃的笔调，对此做了深刻的讽刺与抨击。金岳霖后来曾说过：这篇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30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
当时尚是一名中学生，后来成为萧乾夫人的翻译家文洁若在《林徽因印象》一文中说：“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大姐拿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给我看，说书里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写的。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后，家里更是经常谈起他，也提到他和陆小曼之间的风流韵事。”
冰心的夫君吴文藻与梁思成同为清华学校1923级毕业生，且二人在清华同一寝室，属于古义中真正的“同窗”。林徽因与冰心皆福建同乡，两对夫妻先后在美国留学，只是归国后的吴文藻、冰心夫妇服务于燕京大学，梁、林夫妇服务于东北大学和中国营造学社。这期间两对夫妇至少在美国的绮色佳，也就是当年陈衡哲与任鸿隽谈情说爱的地方相识并愉快地交往过。只是时间过于短暂，至少在1933年晚秋这篇明显带有影射意味的小说完成并发表，林徽因派人送给冰心一酝子山西陈醋之后，二人便很难再作为“朋友”相处了。无独有偶的是，就在冰心发表《我们太太的客厅》的这一年，林徽因曾竭力提携过的文学青年、后任教于青岛大学的沈从文也发表了一篇叫做《八骏图》的讽刺小说，作品以青岛大学若干同事为生活原型，塑造了八位教授不同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圈内几位人士的不快，曾在青岛大学担任过文学院长的闻一多更是勃然大怒。因小说中有这样的一段描写：“教授甲把达士先生请到他房里去喝茶谈天，房中布置在达士先生脑中留下那么一些印象：房中小桌上放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六个胖孩子围绕了夫妇两人。太太似乎很肥胖。白麻布蚊帐里有个白布枕头，上面绣着一点蓝花。枕旁放了一个旧式扣花抱兜。一部《疑雨集》，一部《五百家香艳诗》。大白麻布蚊帐里挂一幅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窗台上放了个红色保肾丸小瓶子，一个鱼肝油瓶子，一贴头痛膏。”
有好事者考证出沈从文“把闻一多写成物理学家教授甲，说他是性生活并不如意的人，因为他娶的是乡妻子”云云。闻一多大怒之后与沈从文绝交，形同陌路。后来二人共同到了昆明西南联大，尽管朝夕相处，但“关系仍不融洽”。此点得到了沈从文的证实，小说发表十年后，沈在《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一文中说：“两年后，《八骏图》和《月下小景》结束了我的教书生活，也结束了我海边孤寂中的那种情绪生活。而年前偶然写成的小说，损害了他人的尊严，使我无从和甲乙丙丁专家同在一处共事下去。”
抗战后期，早年曾“站在革命对立面的闻一多”之所以后来在思想言论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由最初的反共急先锋转变为反对当朝政府。据罗家伦说，这是与他的家庭生活不幸福有很大的关系。
1938 年之后，林徽因与冰心同在昆明住居了近三年，且早期的住处相隔很近（冰心先后住螺蜂街与维新街，林住巡津街），步行只需十几分钟，但从双方留下的文字和他人的耳闻口传中，从未发现二人有交往的经历。倒是围绕冰心的这篇小说与徐志摩之死又滋生了一些是非恩怨，且波及后辈，这可能是冰心与林徽因当时没有想到的。
冰心的这篇小说在知识阶层与坊间热闹了一阵子之后，随着1949年江山易主，大地改色，加上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和林徽因、梁思成相继去世而被人们忘却。直到新千年的世纪之交，20世纪的知识分子又被重新定位和展开讨论，梁、林夫妇的名字也从早已被人们遗忘的泥沙中再度浮出水面，并引起社会知识界的普遍关注，他们对文化学术的贡献伴着当年那些扯不断、理还乱的逸闻趣事也一并跃入大众的眼帘。2001年12月6日，南通地区有学者名陈学勇者，在《文汇报》发表了《林徽因与李健吾》一文，文中抄录了李健吾抗战胜利后写的《林徽因》一文，冰心写讽刺小说与林徽因送山西陈醋给冰心享用之事，皆来自于李健吾的这篇回忆文章。据抄录者陈学勇说，他是从“不为世人所知”的多人合集的《作家笔会》（沪上“春秋文库”）中查找到李健吾这篇已被世人遗忘了的文章的，陈转抄后属于第一次重新公开发表。看来这位转抄者陈学勇是比较佩服李健吾之才识的，他评价道：“这是一篇十分真实、传神的人物素描。近年来记述、描写林徽因的作品很多，但或浮光掠影、有形无神，泛泛的才和貌而已；或无中生有、面目全非，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中的林徽因去历史人物之远尤给群众很大负面影响。唯林徽因生前挚友费慰梅所著《梁思成与林徽因》呈现了一个可信的历史人物。不过费慰梅花了十几万言的篇幅，而李健吾只用了千余字。赤热、口快、性直、好强，这一组词不足十个字，却简练、准确勾勒了林徽因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特征往往被许多文章忽略。李健吾说热情是林徽因生活的支柱，实在属知己之言。”又说：“李健吾非常敬重女作家，然而他并不像一些文章那样，把林徽因说成人人怜爱的社会宠儿。如李健吾说，林徽因有她的孤独、寂寞、忧郁。李健吾甚至直言，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我听吴荔明女士说过，确实林徽因和亲戚里众多女性相处不谐，只与吴女士母亲梁思庄没有芥蒂。林徽因在女性中不合群的事实，李健吾以林徽因‘高傲’解释个中原因，怕未必契中症结，我看更可能由林徽因的率真性情所致。林徽因绝顶聪明，过从皆知识界精英，如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哲学家金岳霖、物理学家周培源，无不是他们各自学术领域里的泰斗人物，就不必说胡适、沈从文、叶公超、朱光潜……毋庸讳言，女性鲜有此辈，才情多远远逊于林徽因。她们既不能和林徽因在同一层面对话，林徽因又不知作谦和状和她们敷衍、周旋，那么同性们的误解、生分乃至嫉妒、怨怼，可想而知了。我们从这里窥见的，或许倒是林徽因脱俗的一面。脱俗在女性来说多么难得，可惜，连相知匪浅的李健吾都未能理解女作家这一点，无怪乎林徽因要感到孤独、寂寞、忧郁了。”（《文汇报》2001年12月6日）
李健吾的原文与陈学勇的借题发挥之作一经发表，立即在文化、学术界产生了反响，想不到此文惹恼了一个叫王炳根的人，王氏看罢感到“有些不舒服”。后来有山西作家韩石山者，在他的《梁实秋的私行》（《人民文学》2002年第1期）一文中对上述文章做了引用，借此对冰心的品行给予了质疑。王炳根读毕，立刻感到从头脑到周身“不是不舒服的问题了，（还）有了不能不说的冲动”。在一股强大的激流冲击下，王氏泼墨挥毫，文如泉涌，一口气写成《她将她视作仇敌吗？》一文，对李健吾与陈学勇辈之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驳。王氏认为冰心与林徽因并未结怨，更不是仇敌，反而是要好的朋友，其立论点主要有下列几条：
一、林徽因才华过人确实不假，但也不至于连一个在同一层面上与其对话的人也没有，如袁昌英、陈衡哲（算是前辈）、黄庐隐、苏雪林、冯沅君、凌叔华、杨刚、韩素音、丁玲、萧红、张爱玲等都与林徽因一个时代，有的还与林有一定交往。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人，那就是冰心。
二、冰心与林徽因的交往有三重背景：第一是林与冰心的祖籍同为福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便是林徽因的叔父（按：应为堂叔父）。林觉民在广州出事后，家里怕受株连，变卖了位于福州杨头口的住宅大院，而买房子的恰是冰心的祖父谢銮恩老先生。1919年冰心随父从山东烟台返乡，住的就是林觉民住过的这座院子。第二是她们二位的丈夫是清华住一个宿舍的同学，由于梁思成遭遇车祸，比吴文藻晚了一年出国。1925年暑期，已是恋人关系的冰心与吴文藻（二人同一条轮船抵美留学）到胡适曾就读过的康奈尔大学补习法语，梁思成与林徽因也双双来到康奈尔大学访友。于是两对恋人在绮色佳美丽的山川秀水间相会，林徽因与冰心还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生活照。从照片上看，几个人正在泉水边野炊，冰心着白色围裙，手握切刀正在切菜，而林徽因则在冰心的背后，微笑着面对镜头（按：照片可见《冰心全集》第二卷插页）。按照王炳根的说法，这可以说是“她们作为友情的纪录”。第三是冰心对梁任公非常敬重，梁启超对冰心自然也呵护有加。冰心特别喜欢龚自珍的“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一句诗，梁启超便锦上添花地手书此诗赠与冰心，冰心将其视为珍宝，60余年一直带在身边，每到一地便悬于案头，直至离世。王炳根说：“因了这三重背景与关系，同时考虑冰心的一贯为人作风，我想冰心与林徽因之间应为朋友，而非仇敌。”
三、 1987年，冰心在谈到自“五四”以来的中国女作家时曾提到林徽因，并说：“1925年我在美国的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也是我所见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灵秀的一个。后来，我常在《新月》上看她的诗文，真是文如其人。”王炳根认为，这段文字再度证明了“她们之间的友谊与关系”。
四、1992年6月18日，因为王国藩起诉《穷棒子王国》作者古鉴兹侵犯名誉权的事，中国作协的张树英与舒乙曾拜访冰心，请她谈谈对此事的看法。冰心在谈了原告不应该对号入座后，便“不知道是她老人家因为激动，还是有意思留下一句话，忽然讲到《我们太太的客厅》，冰心说：‘《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是陆小曼，客厅里挂的全是他的照片’”。根据冰心的这句话，王炳根认为：“《我们太太的客厅》写谁与不是写谁，虽然在60多年后说出，它出于作者本人，应是无误了。”（王炳根《她将她视作仇敌吗？》载《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3期）
王氏的批驳文章刊出后，本次“事件”的始作俑者陈学勇可能也感到“不舒服”，于是很快进行了回击。对于王炳根提出的第一条，陈学勇未能回应，应是当初所言确有些过分之故，让人抓住辫子竟有些鸭子吞筷子―――无法回脖儿之势，只有装作没看见避而不答。
对于第二条，陈氏的回击是：王炳根只列了“背景”，并没有举出独立的直接证据，因而并不能服人。如同乡、同学以至对方与林徽因的友善，并不能说明冰心与林徽因二人之间就不能“结怨”，进一步的反目成仇也不是不可能。至于二人在美国绮色佳的留影，没有看出有多么亲密，只不过是一般青年的聚会场景而已。即使亲密，那也只能证明当时，不能代表以后的其他岁月仍是如此，鲁迅、周作人兄弟就是很好的例证。冰心与林徽因“结怨”的公开化，当是自美返国后的事情。
对于第三条，陈氏认为，所谓冰心赞美林徽因的文章仅限于林的美貌与文才，所涉人际关系，只是我的―男朋友的―好友的―未婚妻，如此而已。但在介绍其他女作家时，有的却溢满情感。冰心在文章中为什么干脆不提林徽因？不行，因为该文是应《人民日报8226;海外版》之约而写，面向包括美国读者在内的大批海外读者，冰心不能不顾及林徽因当年在文坛和海外的影响。何况文中列举女作家数十位（按：文中冰心列举了前辈的袁昌英、陈衡哲等，后辈说到了舒婷、王安忆、铁凝等女作家），岂能置林徽因而不顾，这是在哪方面都说不过去的。面上不得不如此，但私下里就不一定了。陈学勇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我曾陪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汉学家孟华玲（Diane Manwanring）走访冰心，顺便问到林徽因，我满心希冀得悉珍贵史料，不料冰心冷冷地回答：‘我不了解她。’话题便难以为继。我立即想起访问冰心前萧乾说的，为了《我们太太的客厅》，林徽因与冰心生了嫌隙，恍悟冰心此时不便也不愿说什么的。”
对于第四条，陈学勇认为要研究一位作家，仅听信作家自白是不够的，必须经过分析并结合其他材料深入调查研究，并举例说，冰心本人曾写过一篇胡适百年诞辰的文章《回忆胡适先生》（《新文学史料》 1991年第4期），文中说：“我和胡适先生没有个人的接触，也没有通过信函。”但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和下册，就各载一封冰心致胡氏的书信，且从信的内容看出，不仅冰心本人与胡适有所接触，而且两家都有来往。可见仅凭记忆与当事人自白是靠不住的。至于冰心说“太太的客厅”是指陆小曼尤显荒唐。小说写作的背景是北平，而陆小曼当时远住上海，陆的客厅多是名媛戏迷，与小说描述的客厅人物互不搭界。只要看一下客厅里的那位诗人捧着太太的指尖，亲了一下说： “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云彩……”就知道冰心笔下的太太影射的是谁，因为徐志摩在《偶然》一诗中关于云彩的意象是众所周知的。还有，陆小曼并无子女，倒是林徽因有一个学名叫再冰、小名叫冰冰的女儿，而小说中的女儿名曰“彬彬”，想来“彬”与“冰”的谐音安排不会是偶然的巧合。
由以上剖析，陈学勇认为冰心以小说公开讥讽“太太”，这令孤傲气盛的林徽因绝对不容，“结怨”势在必然，而且波及后代。陈氏举例说：“林徽因之子梁从诫曾对我谈论冰心，怨气溢于言表。柯灵极为赞赏林徽因，他主编一套‘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丛书，计划收入林徽因一卷。但多时不得如愿，原因就在出版社聘了冰心为丛书的名誉主编，梁从诫为此不肯授予版权。”
最后，陈学勇得出结论是：林徽因与冰心结怨几乎是必定的，除非她俩毫无交往、毫不相识，越是朋友、越是同乡，“结怨”的概率越高。她俩均为杰出女性，但属于性格、气质乃至处世态度、人生哲学都很不相同的两类，二人都看对方不顺眼且又不把对方放在眼里则是意料中的事。陈学勇还引用了梁实秋在《忆冰心》一文中，冰心对徐志摩罹难后与林徽因截然不同的态度以证明二人性格与处世哲学的不同，意思是林对徐敬重、爱护有加，而冰心“对浪漫诗人的微词是十分鲜明”的。（《林徽因与冰心―――答王炳根先生》载《林徽因寻真》，陈学勇著，中华书局2004年版）
王、陈论战一时无果，而作为读者的大众自有不同于二人的看法。就陈学勇的最后一段话而言，怕是对冰心的“意指”没有琢磨透彻。徐志摩遇难后，冰心给梁实秋的信中关于徐的部分是这样说的：“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我仍是这么一句话，上天生一个天才，真是万难，而聪明人自己的糟蹋，看了使我心痛。志摩的诗，魄力甚好，而情调则处处趋向一个毁灭的结局。看他《自剖》时的散文《飞》等等，仿佛就是他将死未绝时的情感，诗中尤其看得出，我不是信预兆，是说他十年心理的酝酿，与无形中心灵的绝望与寂寥，所形成的必然的结果！人死了什么话都太晚，他生前我对着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最后一句话，他对我说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我没说什么，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怜惜他了，他真辜负了他的一股子劲！谈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误他？’还是‘他误女人？’也很难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到这里，我打住不说了！”（《忆冰心》载《梁实秋散文》第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
信中可以看出，冰心对徐志摩的“微词”是透着一种恨铁不成钢式的怜悯与冷颜之爱的，而这些“微词”只不过是一个表达她思想的铺垫，真正的爆发点则落在“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上面，这是一句颇有些意气用事且很重的话，冰心所暗示的“女人”是谁呢？从文字上看似泛指，实为特指，想来冰心与梁实秋心里都心照不宣，不过世人也不糊涂。在徐志摩“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的鼎盛时期，与他走得最近的有三个女人，即陆小曼、林徽因、凌叔华。而最终的结局是，陆小曼嫁给了徐志摩，林徽因嫁给了梁思成，凌叔华嫁给了北大教授陈西滢。
关于徐志摩与凌叔华的关系，当年在圈内和坊间并未传出有与情爱相关的桃色新闻，直到许多年后的1982年，定居英国伦敦的凌叔华在给陈从周的信中再次做过如下说明：“至于志摩同我的感情，真是如同手足之亲，而我对文艺的心得，大半都是由他的培植。”（《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在次年给陈的信中，凌叔华再度表白道：“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况且当年我自视甚高，志摩等既已抬举我的文艺成就甚高，在此种种原因，我只知我既应允了志摩为他保守他的遗稿等物，只能交与他的家属小曼，别人是无权过问的。”（《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凌叔华的表白，除了向陈存周说明他与徐志摩没有情爱关系外，还透露了文学史与徐志摩研究者几十年来苦苦追寻和破而未解的一个悬案，即徐志摩遗稿和日记到底流落何处的问题，也就是圈内人士通常所说的“八宝箱之谜”。为了“八宝箱”中的遗物，凌叔华与林徽因、胡适等人之间曾发生过不愉快，但与已死去的徐志摩已经没有关系了。因凌叔华与徐志摩生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接触与友情，徐对凌有所帮助，凌尽管没有给徐多少“好处”，似乎也未从可考的资料中发现给徐多少“坏处”，因而凌叔华应排除在冰心所说的“女人”之外。那么冰心所指就只能是林徽因与陆小曼。
凌叔华说：“可惜小曼也被友人忽视了，她有的错处，是一般青年女人常犯的，但是大家对她，多不原谅。”（致陈从周信）而梁从诫则说：“徐志摩遇难后，舆论对林徽因有过不小的压力。”（《空谷回音》载《林徽因文集8226;文学卷》）如果冰心不是专指林徽因，至少是把林与陆同等相视，而指林徽因的可能性当更大。联想梁从诫一提到冰心就“怨气溢于言表”，应该不仅仅是为了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小说，其间必另有痛苦而又难以言传的隐情。假如同王炳根所说的那样，冰心与林徽因之间不但没有结怨，反而是很要好的朋友，而朋友的后代却又以德报怨，对与自己母亲友好的这位阿姨心怀 “怨气”，那么不是梁从诫脑子有毛病，就是这个世界出了毛病，而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梁从诫还不至于如此糊涂吧。
冰心可谓人寿多福，一直活到1999年，以99岁中国文坛祖母的身份与声誉撒手人寰，差一点横跨三纪，益寿齐彭。林徽因比冰心小四岁，然而命运多舛，天不假年，却早早地于1955年51岁时乘鹤西去，徒给世间留下了一串悲叹。 (作者：岳南)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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