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最后岁月:被日美各国抛弃后凄凉谢幕

　　在上述一连串的打击之下，使年届八十六岁高龄的蒋介石终于被打倒了。1972年3月，蒋介石因前列腺肥大做了手术。据台报报道：宋美龄曾提出要蒋介石到美国去做手术，认为美国医生的医术高明。蒋介石也认为美国医生的医术的确比台北医生高明，但又认为美国有人要把他赶下台，这些人必要时可能对他实施暗杀计划，因此他表示不愿去美国求医。蒋经国从来唯其父的决定为决定，加之他与宋美龄的“恩怨”，也不同意宋的提议，认为宁可花钱延聘美国名医，也不能前往美国。最后，蒋介石还是在台北“荣民总院”做了手术。因年龄不饶人，身体机能减退，后转为前列腺宿疾。从此，蒋介石的健康状况一蹶不振。

　　1972年7月，蒋介石因患感冒转为肺炎住进医院。当蒋介石病体尚未痊愈之际，又一次因意外车祸住进“荣民总院”，一住便是一年有余。此后蒋宣布闭不见客，实则基本处于退休状态。尽管他仍挂着“总统”的招牌，但工作基本由“副总统”严家淦与长子蒋经国处理，遇到重大问题与棘手之事，严、蒋二人总是至蒋介石病榻前请示、汇报。1973年7月，台湾报刊登载了一张蒋介石与其孙蒋孝勇夫妇新婚合影的照片。此时刊载这幅照片是有其深刻用意的：其一是说蒋介石健康如昔；其二是辟蒋介石已秘密引退、宋美龄卷款前往美国的“谣言”。此后，据台报舆论称：蒋介石每天到花园散步，并与其长子蒋经国讨论政情。直到此时，蒋介石还念念不忘###。他警告世界应严防错误的安抚与松弛政策。同年11月12日，蒋介石拖着病体主持中国国民党十届四中全会，并做了《针对世变匪乱贯彻我们革命复国的决心和行动》的讲话。

　　1975年元旦时，蒋介石已卧床不起，令“副总统”严家淦代他在“开国”纪念大会上宣读《告全国军民###》，宣称要“捍卫民国，再造民国”，“迎接一切挑战”，最后高呼“反攻复国胜利成功万岁”。

　　直到他逝世前一周，还发表《告青年书》，要求青年人经得起“考验和试练”，共同奋起，“出全力以护卫民族的历史、文化、道德、智能，贯彻反攻复国的大担当、大使命”。

　　尽管蒋介石一再叫嚣“反攻复国”，但响应者越来越少，加之病入膏肓，声音越来越弱。1974年8月，台湾当局被迫宣称：因蒋健康状况不佳，减少政治活动。同年10月31日蒋的寿辰时，台湾当局仿效大陆“文革”期间制作大量毛泽东像章的做法，制作“蒋总统万岁”徽章供公众佩戴。当天又用巨型气球向大陆投放1000万张蒋介石照片。据统计：1974年共向大陆投放蒋的照片l.8亿张之多。台湾当局这种做法，无非是讨得蒋介石的欢心而已。经各方努力，蒋介石在这段时间病情稍有好转。然而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12月，蒋介石再度因患感冒而转肺炎。因蒋长期服用抗生素，以致细菌抵抗药性增加，治疗颇为费事。1975年1月初，蒋病情仍无好转，高烧不退。蒋经国每日至少三次前往探病，老蒋抓住小蒋的手良久，语音甚低。蒋经国见父病状无起色，深感不安，“夜不成眠”。1月9日夜间，蒋介石在睡眠中发生缺氧症，经急救转危为安。此后，蒋介石病情稳定，日渐好转，实际是回光返照。旧历新年之际，蒋经国见父亲病况有所好转，又东奔西走，视察各项工作。

　　2月下旬，蒋介石病情渐危，说话声音微弱。蒋经国见状，极想辞职回家侍父。3月26日晚，蒋介石病情又呈恶化，经三个多小时急救才见好转。蒋介石醒来后深感来日无多，令蒋经国召“五院”院长来士林官邸听蒋介石口授遗嘱。蒋授完遗嘱后，病情忽好忽坏。蒋府上下一片愁云。

　　“崩殂”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情再度恶化。据蒋经国当晚日记记载：“忆晨向父亲请安之时，父亲已起身坐于轮椅，见儿至，父亲面带笑容，儿心甚安。因儿已久未见父亲笑容矣。父亲并问及清明节以及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之事。当儿辞退时，父嘱曰：‘你应好好多休息。’儿聆此言，心忽然有说不出的感触。谁知这就是对儿子的最后叮咛。余竟日有不安之感，傍晚再探父病情形，无变化，惟觉得烦躁。6时许，稍事休息。8时半三探父病，已开始恶化，在睡眠中心跳微弱，开始停止呼吸，经数小时之救无效。”

　　另据“荣民总院”蒋介石病情医疗小组报告说：4月5日，蒋介石突感腹部不适，泌尿系统失灵。医生认为蒋的心脏功能欠佳。傍晚8时15分，蒋的病情极度恶化。医生发现蒋的脉搏突然转慢，于是急用电话通知蒋经国。当蒋经国赶到时，蒋的心跳已不规则，血压下降，情形甚危。当即医生施行人工呼吸，乃至运用药物和电极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脏跳动，心脏与呼吸恢复正常。但4－5分钟后，心脏再度停止跳动。11时50分，蒋介石双目瞳孔放大，经抢救无效，这位统治中国内地二十二年之久，又在台湾偏安二十六年的蒋介石终于撒手西归，享年八十九岁。

　　在蒋介石弥留之际，宋美龄与长子蒋经国，次子蒋纬国，孙子蒋孝武、蒋孝勇均服侍在侧。

　　蒋介石病逝之时，台湾当局党政军要员在接到蒋病危通知后，于当夜赶到士林官邸，并在此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的仪式。首先是由蒋夫人宋美龄签，继之由“副总统”严家淦签。当“行政院长”、蒋的长子蒋经国在其父遗嘱上签字时，“双手发抖，已不成书”。其后，“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长”田炯锦、“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贤诸人都颤抖着提起笔在遗嘱上签了字。

　　当晚，蒋经国以长子身份同宋美龄商量治丧有关事宜。经商定：暂厝蒋介石灵柩于台北市南60公里处的慈湖湖畔。20世纪60年代初，蒋介石途经此地，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蒋生前常来此小住，并嘱咐在他死后灵柩暂厝此地，以达成蒋介石“心愿 ”。

　　岛内外反响

　　蒋介石病逝后，台湾当局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以表示对蒋介石死亡的“隆重哀悼”。从4月6日到17日蒋介石大殓的次日，台湾的报纸将平日红色套版一律改为黑色的版面，几乎全部篇幅都用在有关蒋介石丧葬这个主题上。字典上一切美好的字眼几乎都用尽了。台湾新闻界使出浑身的解数，尽最大努力对蒋介石的公共形象加以最后的神化、圣化、完美化。蒋介石的死亡被称作“崩殂”，他的坟墓被称为“陵寝”。台报还宣称：在蒋介石病逝时，“淡水海外东北角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金红色的巨球，四周围绕着五彩祥云，迤逦划过天空，不旋踵电光闪闪，巨雷惊蛰，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蒋经国在日记中也称蒋介石病逝时“天发雷电，继之以倾盆大雨，正是所谓风云异色，天地同哀”。这在实际上是不折不扣地把蒋介石当做封建帝王。

　　台湾新闻界除了再次神化蒋介石之外，同时也透露出台湾统治阶层一种彷徨无主、失望沮丧，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情绪，借一位退伍老兵的口，《中央日报》报道说：“我一直期望着总统蒋公能带我们回去，现在他老人家竟然先走了。”

　　蒋介石的病逝在岛外也引起不同的反响。首先来自大陆新华社的消息是：中国共xxx仍视其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双手沾满了中国革命人民的鲜血”，他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是死有余辜。

　　来自外国的消息是：有些国家把蒋介石贬得一文不值，有些国家又把他说成是20世纪的英雄。蒋介石一生中最“忠实”的外交盟友美国，对蒋之死表示十分冷淡，福特总统原拟派农业部长前来吊丧。后经台湾当局要求，才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前来。福特对蒋介石病逝只作了礼节性的声明，称：蒋介石“是一个具有坚定正直的品质、巨大的勇气和深切的政治信念的人”，是“最后一位在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重要盟国领导人”。他的病逝“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

　　蒋介石另一“外交”伙伴日本，对蒋介石病逝表现出出奇的狂热。4月7日，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新闻报道了蒋介石病逝的消息，多数日本报纸称蒋介石是“近代中国所产生的英雄”。特别是蒋介石顽固坚持的“###”立场，得到了日本极右翼的积极支持、响应。

　　其后，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给蒋经国发了一个唁电。同时，自民党决定派前首相佐藤荣作以“自民党总裁代理”的名义前往台北吊丧。由于中国内地的抗议，最后日方连自民党代表的名义也没用，佐藤荣作与另一位前首相岸信介以“友人代表”身份出席了蒋介石的葬礼。

　　按照历史定律，任何一位主要当政者病逝后，围绕着权力继承问题，必然有一番争斗。这种状况在蒋介石病逝后也依然存在。老的一代因蒋介石在世不好发作，蒋一死，已无人再能约束他们，他们不会买蒋经国的账。对于老一代此时此刻的心境，蒋经国最明白不过了，经过老蒋几十年的培养，蒋经国长进甚大，羽翼日渐丰满。他出任阁揆后的种种动作愈益显示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蒋介石病逝时，尽管严家淦依“宪法”就任“总统”职，但国民党统治体制是“以党统政 ”，党权高于一切。严家淦继“统”，并未解决权力继承问题。蒋经国为顺利继承父位，接连抛出了几个杀手锏。

　　首先采取以退为进策略。此一策略就是蒋经国在其父病逝后第二天凌晨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辞呈”。江南称蒋经国此举纯系“荒唐”，并藐视新“总统”。

　　其次借父丧压先朝老臣。在蒋介石病逝后，蒋经国利用其父的偶像地位，做出“至孝感人”的样子，一方面“悲哀跪哭，昏迷不省”，一方面抱病夜宿灵堂。报刊登出他“长跪致哀”的照片，又登出“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阿谀之言，并推论说：“由于蒋院长的恪尽孝道，我们更感到国家信托得人，他所领导的政府，必然是一个大有为的政府。”

　　可怜的严家淦，大约是因为没有一个可以令他“恪尽孝道”的父亲，刚刚当上“总统”，“政府”就已经由别人领导了。蒋经国深感自己地位还不够固若金汤，故要报纸刊登他的旧作《我的父亲》，还拿出蒋介石给他写的一些字交给报纸发表。凡此种种，无非是想借他父亲的声威压服先朝的“###”。同时，他又为争取民心，每天早晨去中山纪念馆向瞻吊其父的老百姓致谢。

　　再次，策动军界对他宣誓效忠。“国防部长”高魁元、“参谋总长”宋长志均系蒋经国的亲信，在蒋介石病逝后，高、宋二人明确表示对蒋经国效忠。同时与情报机构协同，严密注视社会动态，使蒋介石病逝后台湾的混乱局面与不安定情绪得以稳定下来。

　　空前“国葬”

　　严家淦在蒋介石病逝7个多小时后便继任“总统”，时间之快为历史仅见。严继任“总统”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特派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张群、何应钦、陈立夫、王云五、于斌、徐庆钟、郑彦茱、黄少谷、谷正纲、薛岳、张宝树、陈启天、孙亚夫、林金生、沈昌焕、高魁元、赖名汤等二十一名人员组成治丧委员会。与此同时，“行政院”宣布三件事：1.自4月6日起，历时一个月为“国丧”期，“国丧”期间停止娱乐、宴会及各项庆祝###(后改为4月6 日至17日)；2.军、公、教人员一律着素色服饰，并佩带2.5寸宽的黑纱；3.蒋介石遗体停放国父纪念馆五天，供民众瞻吊。

　　4月6日凌晨2时，蒋介石遗体由士林官邸移至“荣民总院”。翌日，允许民众瞻仰蒋介石遗容。在蒋介石灵堂四周插了八十八根蜡烛，正中供奉着蒋介石的巨幅遗像及遗嘱。灵前有五个用索菊缀成的十字架，正中一个为宋美龄所献，上款书“介兄夫君”，下款书“美龄敬挽”。

　　4月9日，蒋介石灵柩移至国父纪念馆。移灵前，蒋经国亲自为其父穿衣服，按照乡例，给其父穿了七条裤子、七件内衣，包括长袍马褂。遗体贴身包着丝棉，足着黑袜、黑皮鞋。胸佩大红采玉勋章，左右两旁佩戴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最喜欢读的《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部书也被宋美龄放在灵柩之中。另有毡帽、小帽各一顶，手套一副，手帕一块，手杖一支。这些都是蒋介石晚年平日常用之物。一切料理就绪之后，才由“荣民总院” 移灵至国父纪念馆。

　　　移灵时，由于蒋经国在蒋介石遗体前一次又一次地“长跪致哀”，并且照片都登在报纸上，于是，他手下的一批人也就纷纷上行下效，率领他们自己的手下人在灵堂或路边跪祭蒋介石。为了证明蒋介石得到台湾民众的拥护，《中央日报》刊登了“省政府主席”谢东闵率各县市县长市长长跪蒋介石灵前泣悼的照片。在 20世纪70年代号称民主社会的台湾，竟然出现了穿西服官员匍匐跪地“吊祭先王”的场面。

　　从4月9日起，严家淦和全体治丧大员轮流在国父纪念馆为蒋介石守灵。其间，台湾当局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发表《告大陆###》，号召完成蒋介石遗愿，推翻中共政权，同时继续奉行贯彻蒋介石对大陆同胞的一切“保证”。

　　4月16日是蒋介石的大殓日，8时5分仪式开始。8时8分45秒，蒋介石灵柩的棺盖放在7尺铜棺之上。

　　礼毕后，台湾当局还怕蒋介石不能升“天堂”，又在蒋介石的大殓日，辅以基督教仪式，由牧师周联华为蒋介石主持了追思礼拜与安灵礼。周联华在证道中引述了蒋介石的所谓“嘉言”：“忍受试练越深，赞美的歌声越高。属灵的奥秘祝福即在试练之中，丰盛的生命必须经过在狂风暴雨之中生长的。以信为本的人必定有一千次顶大的试练等在前面。”

　　其后，周联华领读经文----诗篇第二十三篇，读启应文。追思礼拜结束，响起圣乐，纪念馆外鸣礼炮二十一响。接着，蒋介石的灵柩在执绋人员的护送下，停放在灵车之上。

　　灵车前面用二十万朵深黄色的菊花装饰，两边各有几条白绋，车前挂青天白日“国徽”及鲜花十字架。灵车队共由九十九辆车组成，由宪兵队开道车引领，包括“国旗”车、党旗车、统帅旗车、奉行蒋介石遗嘱令车、捧勋车、遗像车等。车队后面是宋美龄挽大型###十字架，家属随其后。车队载着两千多名执绋人员缓缓驶向蒋介石灵柩的暂厝地----慈湖。

　　下午1时10分，安灵礼在慈湖宾馆完成。蒋介石的灵柩停放在正厅中央的灵堂上。灵堂以黑色花岗石建造，长3.2米，宽1.8米，高1.43米。灵堂上镶着青天白日徽，灵台基层四周缀满白色雏菊。正厅东侧是蒋介石原卧室，房内一切布置保持原状。靠窗子的地方有一张深咖啡色的书桌，桌上有一架蒋介石生前使用的电话，大理石笔筒和一个白色的碗，书桌南侧有一台黑白电视机，还有蒋介石的鸭舌帽与眼镜，并排放在电视机上。北面靠墙地方有一个书架，放着蒋介石生前读过的各种书籍，墙上挂着一幅宋美龄的画。在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张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写的一张便条，上书“能屈能伸”四字。

　　安灵礼完成后，蒋经国对参加大殓的人员表示答谢说：“先君崩逝，野祭苍哭，敬礼致哀，悲恸之深刻与虔诚之厚意，令人万分感动。经国遽遭大故，哀恸逾恒，无法踵谢。惟有奉行遗命，鞠躬尽瘁，以报答我国同胞之至诚之厚望。”

　　至此，蒋介石的丧礼才算完结。此次蒋介石丧事排场之大，实为古今中外所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