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企于濒死，成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最为引人注意的话题。国企改革，对当时的政府来说，是“最为难啃的骨头”。
从奄奄一息到“央企时代”
仅仅在十年前，如今风光无限的央企，还挣扎于濒死之中。
当时的《经济日报》曾如此报道它那惨淡面相：1998年，2/3以上国有企业亏损，在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统计的5.8万户国有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亏损企业亏损额为近千亿元。全部国有企业亏损额比上年同期增长23％，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增长30.4％。
救国企于濒死，成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最为引人注意的话题。国企改革，对当时的政府来说，是“最为难啃的骨头”。
仅仅在十年前，如今风光无限的央企，目标还只是“脱困”
1997 年开始，为了实现国企三年脱困，国家除了要求在国企领域本身进行改革外，还出台了多项配套措施来剥离国企的负担。1998年，政府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入 2700亿元人民币作为准备金；1998年先后成立了信达、东方、长城和华融四家资产管理公司，负责收购、管理和处置从四大国有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
当时，改革的方向明确无误。1999年9月22日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在调整和改组中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并且明确，当时要“进”的是“三大行业”，“两类企业”：国家安全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提供公共产品的公益性事业；高新技术产业中少数几家关键性的企业；支柱产业中的骨干企业。
而当时推动和主导改革的体改系统众多专家官员，众口一词地告诉本报记者，实际上就是要退出竞争性行业，在非竞争性行业也要逐步打破垄断。
但就在一般民众还沉浸在国企改革的艰难记忆中时，国企鹞子大翻身，成长的速度大大超过许多人的预计。
2003 年，国资委成立。“兼并重组”、“整合”取代“拆分”、“消除垄断”成为国企改革的主题词，2003年到2006年间，尽管国资委所管辖的央企就由236 家减少到149家。但是，2006年的时候，央企就实现利润超过1万亿，同时利润超过一百亿元的有19家，另外有19家企业进入了财富杂志公布的500 强，比2003年增加了10家。
8月5日，在广州的一场报告中，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自豪地说：“我们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要知道1998年国有资产全年的利润总额才213亿元，到现在，有时我们一个月的利润就可以突破1000亿元。”
目前，中国石油的国内原油产量占全国的57%，天然气国内年产量占全国的80%，炼化产品占据了全国4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中国移动控制着4.57亿户的移动通讯――垄断着十几亿百姓生活必需品，这被视为是中国石油、中国移动这两家国有企业一年之内赚取了2200亿元以上利润的原因所在。
而全国发电量的55％，民航运输周转量的82％，水运货物周转量的89％，汽车运输周转量的48％，高附加值优质钢材的60％，水电设备的70%，火电设备的75%，全是由央企提供。
2008年，在国有企业创造的利润当中，80%都是由央企创造的。
4 月19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时透露，2008年，140多家中央企业实现利润 6652.9亿元，其中有三大企业利润过千亿：2008年度，中国石油净利润1144.31亿元，蝉联亚洲最赚钱企业；中国移动盈利1127.93亿元，成为全球最赚钱电信公司；中国工商银行税后利润1108亿元，成为全球最赚钱银行。
从奄奄一息到“脚掌碾过，寸草不生”的巨无霸，中间只有五六年时间。
一片欢腾中唯一和当初的改革推动者预想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做大做强本身似乎取代了原来改革的初衷，而成为了改革的最终目标。
改革思路之变：从国退民进到国进民退
由“拆分”变为“整合”，由“消除垄断”变为“兼并重组”，国退民进为什么短时间内就成了国进民退？一切仍然扑朔迷离。
一些官员和专家见诸传媒的说法或可见端倪。
在最近广州的演讲中，李荣融把央企比作NBA球赛中的巨星，“就像传奇人物乔丹，最后一个球一定要传给他，因为他一定能投中三分。”
在当年“郎顾之争”的洪流中，就不断有官员出来针对私有化的说法发言：大规模私有化不是国企改革方向。
虽然是针对私有化，当时即有专家向本报记者分析说，国企改革中所暴露的问题及之后的争论，实际上已经使得中国高层对国企改革的思路悄然发生变化。
俄罗斯的经验也备受反省。因为当年全部私有化，导致列宁称之为“国家脊梁”的国有企业都没有了，并导致了整个工业体系的垮掉。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一次采访中对此解释说，“在南北竞争的背景下，在西方国家独占、主导、垄断的前提下，你只能培养自己的500 强航母，而不是摧毁它。我们自己的老国有企业可能因为老体制生锈了，你可以给它除除锈，改革机制，卸掉包袱，让它向新型企业转变，但绝对不能把它变成私营企业。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国家脊梁真正培养起来。”
刚从国资委监事会主席任上退下来的吴天林告诉本报记者，在加入世贸，直接面对世界性大公司的竞争时，指望民营企业在短时期内成长起来以与之抗衡是不现实的。
或许正是这种种考虑，尽管受到种种非议，拥有共和国长子身份的央企，在随后的改革过程中，明显得到更多的关照。
1997 年开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提出，国企要“三年脱困”。这场拯救的代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曾任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局局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办公室副主任的杨启先告诉本报记者，包括国家的注资、国际国内资本市场的融资、债转股、中央储备金、贴息贷款，国家花了2万多个亿――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
清华大学教授魏杰曾经撰文批评：“‘三年脱困’是对国有企业改革采取的一大举措。但三年脱困，当时的目标不是为了改革，而纯粹是为了救国有企业。为了救国企，把存款利率降低，把企业贷款利率也降低，结果是把老百姓的钱填进了国企的黑洞。”
就在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中央拿出4万亿“保八”。不过，相关数据显示，绝大部分是政府推动的投资项目的这4万亿，近九成的项目被国有大中型企业拥有，央企成为大规模投资的最为主要受益者：中国中铁、中国铁建就占据了6000亿铁路基建投资的主要部分；中国南车、中国北车共享今后两年3000亿元的铁路机车车辆购置投资；中交集团则成为了1万亿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得益者。
以致当央企四处拿地，人们还发出“地王”一次性付出几十亿是否也是从4万亿中所出的疑问。
央企的这种待遇，是民营企业难以望其项背的。呼唤国企民企的同等待遇，一度成为每年两会上的热点话题。而在诸多领域，国进民退都成为宿命般的命题。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对本报记者说，直到如今，外资与国企的超国民待遇，民营企业也没享受到。
夺得北京地王的中化方兴之所以敢面对巨额资金毫不皱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央企的融资成本极低，并得到国有商业银行的大力支持。在今年4月中旬，它就获得中国银行200亿元的授信额度。专家分析，在银行有放贷压力的情况下，央企很容易获得廉价信贷，并将之转换为可能升值的土地资产。此外，相比非国有企业通过贷款融资，央企通过票据融资的成本大大降低，具有优势。
但是，央企迅速成长的真正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国家真金白银的付出。
刚刚从国资委监事会主席任上退下来的吴天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央企市值的大幅度攀升，唯一的原因即在于中国资产在进入世界市场后得到确认。
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文宗瑜曾专门撰文解释央企发展的这一“井喷”现象。在他看来，国资倍增及价值放大的根本原因是在于资产资本化。被国家控制的土地、资源，在无价或者廉价的被央企支配后，随着股市的迅猛发展，迅速被转换为巨大的资本。他认为，央企在过去几年利润的大幅度增长，“有着偶然性及侥幸。”因为也就在这四五年间，中国的土地和资源价格五倍十倍的翻升。文宗瑜说，“中国A股证券市场上证综合指数从998点到6300多点的连续上涨，最大受益者就是国有股东。国有法人股由不流通到全流通，按二级市场价格计价，使国资数额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放大。”
资产资本化，这也被一些专家看作是中国这些年加速发展的秘密所在。
待驯的央企巨兽
在成长为巨兽之后，央企开始成为争议的焦点。
2005、2006年，中央财政就曾两次出台补贴政策，单中国石化就分别得到一次性补贴100亿元和50亿元。2008年上半年，中石化又获得300多亿元的补贴。每一次，这都遭到普遍质疑。
2007年全国人大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征询意见时，反国际垄断也要反国内垄断成为立法呼声的核心问题。
为什么要培养巨兽的声音空前激烈。
有学者拿出证据说，占有社会资源60%以上的国有单位，每年对GDP增长的贡献不足30%，吸纳的劳动力不到20%。而占有资源不到40%的非国有经济，其创造的GDP增长近70%，吸纳的劳动力更是在80%以上。
以央企而言，从总的数额看利润好像增长很快，但实际上央企利润的80%以上来自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联通、中移动、中电信等不到10家垄断企业，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要么经营困难，要么产能过剩，要么因为政策因素每年面临大面积的政策性亏损局面。
在今年1月到4月，尽管国家4万亿的投资主要由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承担，央企仍然出现“双降”，这也引起人们对国企创造利润的能力的怀疑。
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文宗瑜撰文说：“只有当宏观调控效应发挥出来而且央企完全市场化运营后，央企仍能盈利1万亿，才能说而且才敢说：央企可以办得好。”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说，现存所谓“国有”企业最主要的弊病在于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国企”改革的下一步应该是使之变成真正的国有企业或称公有企业。这也是这两年国企分红备受关注的原因所在。
面对央企巨兽的肆虐，加强监管，驯服巨兽的呼声不绝于耳。
国资委的监管最受期待。
是以不久前，当国资委相关部门回应央企“地王”现象说：“各企业有权做出各自的资金安排，国资委在履行出资人职责时，对企业的正常经营行为一般不做干预。”舆论一片哗然。
理清主业被视为是一条现实的解决之道。早在2003年4月6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挂牌时，就明确提出采取措施推动央企主业发展。2004年12月初，国资委就公布了第一批49家央企的主业。
不过，实际情况是，只以“房地产开发、物业资产经营管理和相关设计及中介服务”为主业的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其下属上市公司却戴着ST的帽子，处境尴尬。而诸如神华集团、五矿集团、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等，“房地产开发和经营”都是其主业之一。
国资委的资料曾显示，中央直属企业当中，涉及房地产业务的达100家以上，尽管在国资委先后公布的央企主业名单中，房地产业务被列为主业的央企目前只有14家。同时，据专业人士估计央企中仅母公司一级和二级企业设立房地产公司的房地产资产总量，已高达1800亿元。
无论进军地产业还是其他行业，央企都有俯视天下的气势
央企的无边界扩张时代
南方周末记者 沈亮 王小乔 实习生 李耘耕 李赫然 雷妍
央企，十年前与亏损、低迷连在一起的词，如今俨然变成了财富、进攻、话语权的代表。在海外频频收购矿产能源，在国内进军楼市屡夺“地王”，同时伴随着年薪十万抄表工和千万元水晶吊灯等诸多传闻。可以说，“央企”是当下最重要的时代热词之一。更重要的是，今日的央企集中体现着“中国模式”政府主导、举国体制的特点，由此成为“中国模式”最有代表性的符号。央企的强势，挑战着“国退民进”的市场经济理论，亦由此引发了中国改革方向的争论。央企为何如此迅速地膨胀？它将带来什么影响、会不会抑制民间力量的生长和市场经济的推进？中国改革的彼岸究竟是什么样？
央企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内外扩张。
8 月18日，中石化宣布收购瑞士Addax石油公司，完成中国迄今最大的一笔海外油气资产收购。这符合中石化的战略目标：增强其在西非和伊拉克的实力，加快全球化步伐。此前半个月，中石油也楔入了中东――久负盛名的石油乐园。中石油的一位员工将与英国石油巨头BP公司合作的伊拉克鲁迈拉油田有力地描述为： “比大庆还要牛！”
中石油的国际事业部异常繁忙，它正在全球物色待售的资产。海外业务发展了16年，它从未像今日这样兴奋和紧张。
现在，中石油总是在担心泄密，对海外事务尤其谨慎。每年的年鉴和年报，会被要求过滤再过滤，生怕商业机密被竞争对手翻译了去，或是过于“高调”引起西方的反感，给国际竞争制造麻烦。
在国内，中石油亦开始全力进军天然气的下游市场。外界担心中石油正在“复制另一个成品油零售市场的‘垄断神话’”――通吃上下游。
而中石油，又只是央企扩张的案例之一，红色资本新一轮攻城略地的消息何止于此。半年之内，宝钢入主具有较深民企色彩的宁钢、中粮染指蒙牛、中化旗下的方兴地产替代民企富力成为北京的新“地王”……
央企，与和它们有关的新闻的标题一样，充满了霸气。“央企地产新势力：800亿融资图谋再战房地产业”、“钢铁央企三足鼎立可待”、“中船宝钢中海三大央企联手打造华南造船‘航母’”、“中石油雄起央企增持大幕拉开！”等等。国有资本，早不再是多年前那根会在大热天下慢慢融化的冰激凌。
尽管众人还在争论不休：这是重返旧路的失败之举，还是国家前瞻性的战略转折？却已有大批识时务的观察者催促说，是否赞同并不重要，关键是跟随大潮做出正确的投资。
中国，在走一条独特的国家资本发展之路。在某种程度上，这已变成“中国模式”还是“西方经验”的道路之争。尽管未来充满变数，但若是成功，就将彻底改写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
不是“冬训”，而是“春播”
2008年，“《财富》500强”净利润与前一年相比缩水85％，他们被美国戏称为“不幸的500强”。而中国央企却成为榜单上的黑马。不仅有中石化、中石油、中国移动等榜上常客，还有中钢、中信等9名“新丁”打榜成功。
截至今年2月，中国企业今年的海外收购总额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40％，涉及金额达到218亿美元，仅次于德国。到了4月，李荣融就已经宣布，央企3月份的利润同比上升26％。
李荣融不止一次提出，央企要在去年的金融危机中完成“冬训”。但事实上，央企俨然是在抄底“春播”。
金融危机开始后，政府向央企注资的新闻就不绝于耳，国企成为新一轮的受益者。一个偏远省份的国企，也能拿到需要“马上花出去”的十几亿。国务院在上个月说，国家将动用外汇储备，支持和加快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和收购，“把外汇储备运用与企业‘走出去’结合起来”。
“这是我首次听到官方宣示这项政策……直接支持企业购买海外资产。”汇丰银行（HSBC）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说。
而这些利好消息，都让民营企业望尘莫及。
在上周的博鳌的年度地产论坛，民企地产公司的老总们大多是带着怒气去的――过去两个多月内，国企抢走了很多他们心仪的土地。今年上半年，全国主要城市成交总价排行前10名的高价地块中，六成买家有着国资背景。
这一论坛开了9年，不同市场主体间的矛盾，从未表现得如此激烈。每当发言嘉宾调侃了国企，台下就报以一片掌声与笑声。就连一向发言沉稳的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也使用了不太文雅的词汇。他说，国企入场与增强国力和提高住房水平，没有什么“”关系。
现在，在和中石油斗争了多年之后，赵友山正在和老对手商谈收购事宜。这位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的会长，创办了自己的龙庆石化，高峰时拥有7座加油站，4万多立方米库容的油库，以及铁路专线等配套设施，总资产1亿多元。
这些年，他一直在代表民企不断上访。先是在盼文件，后来又盼《反垄断法》。反复失望后，决定不干了。“黑龙江大多数民企已经被中石油收购，现在北方市场上快要见不到民企的加油站了。”赵友山说。
西安海星集团董事长荣海有名言说：“民营企业家一定要低估自己的能力。”
“国企有的是钱，不惜代价。”中坤地产董事长黄怒波在博鳌房地产论坛上，将央企比作房地产市场的“野蛮人”，他甚至担心这会是“一个灾难的开始”。
央企的“野蛮生长”
这一切，都是在实践国资委最初的设想。因此，不仅是央企的胜利，更是李荣融的荣耀。
这位自称“急性子”的国资委主任一直在按中心的“‘理想’的企业格局”操刀改革。其要义是，靠“轻小集加”起家的民营企业在产业下游的生存，而大型国有企业则全盘控制上游的若干垄断型行业。
李荣融多次对央企放话说：“国家给三年时间，必须成为行业的前三名……达不到的就要调整，不是你调就是我调。”他在2004年就曾许诺：到2010年，央企将调整和重组80到100家。
去年8月，李荣融就预告，奥运之后，央企扩张将有新一轮加速。“央企重组改革将由企业自愿组合向由国资委主动推进的转变。”他说。
今年，中国联通和中国网通两大电信企业，也宣布合并。不但如此，中国三峡重组水利集团的方案，也进入挂牌前的最后准备，这意味着，2009年的央企重组继续高开高走。甚至，并购贷款也正式成为我国商业银行一个新的贷款品种。
如今的央企都已相当庞大。对于部分央企来说，从一日三餐，到筹措资金都可在内部解决。
在中石油，就连里面的员工也不都能清楚地说出它的构成。从地质考察、石油勘探一直到最末端的加油站，从身处北京的集团总部再到大区公司、省级公司等逐层往下排，一共有174家子公司，160多万号员工。甚至，一座叫“玉门老君庙”的道观，也是它的资产。
现在，中石油对收购银行与信托公司充满兴趣――时常掣肘的银企关系，早已无法满足它快速生长的野心。原本，国资委还对央企走上产融结合之路的风险存有顾虑，但央企抄底扩张的前景让其动心，态度也就有所转变。
4月，国资委副主任李伟说：必须充分认识产融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6月，国资委国资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引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说，“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和金融资本相结合”。他们相信，这个“必然”已经到来。
中石油打造金融帝国的梦想即将成真。除此之外，中国另外两大石油巨头也已布局金融。
央企间的强强合并已不新鲜，除此之外，各类涉及央企的大小并购，也已呈合纵连横之势。现在，地方政府也对高攀“央企”非常热衷。按照现行规定，若是地方国企被央企看中，政府不仅不会失去税收，还可拿到大笔现金。“对接央企”已成为地方政府口中的热词之一，各地都在以抱住央企为荣。
“领导班子共谋央企对接大计，营造对接的良好氛围”、“央企对接是值得骄傲的！”、“把对接工作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事项来抓”、“影响企业顺利入驻，部门一把手必须引咎辞职”等等，像这样措辞来表达急迫心情的地方政府，全国比比皆是。
仅在辽宁一省，从2006年至今就有近4成的国企重新回到央企的怀抱。在环渤海的河北、山西、山东和内蒙古等省区，能源重化工领域的国企官营化正风起云涌。
从2005年11月开始，内蒙古800多个小煤矿的命运就开始转变。那些年产30万吨以下的小煤矿，要么将被大型煤炭企业整合，要么就地消失。地方企业投奔央企之后，企业的行政级别几乎都上升一步。市级变省级，省级变央企，或是省级托拉斯式的“小央企”。
国资委的“阳谋”
2003年，李荣融将上任两个月后的首次出访，选在了新加坡。他参观新加坡的淡马锡集团时，被深深触动。
淡马锡是一家新加坡政府的投资公司，财政部对其拥有100％的股权。该公司掌控了包括新加坡电信、新加坡航空、星展银行、新加坡地铁、新加坡港口、海皇航运、新加坡电力等几乎所有最重要、营业额最大的企业，主宰着新加坡的经济命脉。
也因如此，新加坡的经济模式被称作是“国家资本主义”，即通过国家控制的私人企业来进行投资，主导以私营企业为主的资本市场。这符合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政府从未想过要打破它。
淡马锡告诉李荣融：它旗下的公司无一亏损。这句话令李荣融念念不忘。
离开新加坡时，他说，淡马锡“对国资委是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找到了圆满的答案”。这个启示是，国企之弊与产权结构无关，若是给效率低下的国企套上一个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一样可以扭转乾坤。
甚至，在一些观察者的评价中，“淡马锡经验”已成为李荣融的理念与精神支撑。几年之后，国内媒体开始将国资委称为“中国的淡马锡”，或是将淡马锡比作“新加坡的国资委”。
国资委成立之后，央企的资产总额在以每年平均1万亿元的速度猛增。2006年，中央财政收入3.9万亿元，央企就占去了总额的四分之一强。这一年底，香港特首曾荫权前来拜会李荣融，期待有更多的央企去香港上市。
那些曾经觉得中石油“快黄了”，拿了买断工龄的补偿款纷纷散去的人，现在后悔了。很多都要求回来――即便是在中石油打扫卫生也好。中石油不得不拿出大把的精力处理这些旧日员工的复归，机构也重新开始膨胀。
尽管国资委设定的改革方向之一就是政企分开，但央企并没有摆脱政府的意志。
2004 年，中石油修改了自己的企业标识。对于这个红黄两色构成的十等分花瓣图形的新标识，中石油自己给出了解释：标识色泽为黄色和红色，取中国国旗的基本色…… 整体呈椭圆形，寓意中国石油国际化的发展战略……标识中心太阳初升，光芒四射，象征着中国石油蓬勃发展，前程似锦。
这样的解读，明示了中石油的双重属性。
李荣融为央企选择了一条有效而保守的改革之路，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寡头格局清晰可见。有媒体将此称为“国资委的阳谋”。
央企的体积越涨越大，相对数量还在不断缩小。他们已被合称为“新央企”，迅速成为大政经格局中的显赫角色。现在，国企叠加市场的模式，虽然违背了传统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基本要义，却已成为社会公众接受的主流模式。
央企扩张无边界？
李荣融曾经说过一句话甚为流行：央企是要踢世界杯的。他说：像我们中石油，要比就跟美国的埃克森美孚比。
作为后发国家，“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构建和谐世界，没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是不可能的。”李荣融说。在国资委的眼中，这场改革的方向非常明确：提高红色资本的控制力。
中石油就正随着政府的能源外交活动，走向世界更远的地方。中石油在总结2007年的工作中，它第一次以“负责任的国际石油公司自居”。
现在，虽然一些员工已感到王进喜时代有点遥远，平时也很少会再谈论起他。但在海外的奋斗故事中，王进喜以及他所代表的力量依然存在。王进喜的身上，曾包含着落后国家的屈辱与反抗。对于中石油来讲，这一点至今仍有意义。
但是，中石油也在为垄断付出代价：至今内部制度改革缓慢。2000年上市之后，它向现代型企业转型步子就又放慢了，它至今更像是一家老牌国企。
一家子公司的财务部门员工说，一份文件从子公司上报到母公司，需要多级领导的审批，有时可能爬行十几天。绩效考核也比较松散，一些员工觉得，对于个人的业绩几乎没有要求。
即便是在美国严重受挫的2008年，中石油的净利润率也仅是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五分之一。但中石油的员工总数却是后者的16倍。
在经济学界，央企为王的发展模式依然存在争议。是否会固化央企靠垄断为主的赢利模式？寡头格局定型之后，企业被激活的趋利本性如何控制？
今年3月，各航空公司联合涨价。国家发改委很快介入调查，但迄今尚无结果。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司长李镭对媒体坦承：“取证非常困难，难以查证。”
2006年实施的可再生能源法中，曾鼓励外资和民间资金进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促进产业和市场发展。但是现实是，只有在个别领域，民企才占有微弱优势。凡是沾“电”的新能源行业，民企毫无还手之力。
因此，有观察者批评说，国资委对市场化的理解，似乎仅止于不断增长的赢利数据。
企业利润开始占据首要地位――这很像资本主义的激励规则。但多年改革之后，中国仍不具备市场机制的全部特征：分权、自由进入和自由竞争。和1990年代相比，各类企业的集中度不是减弱了，而是在不断提高。
无论如何解释与拔高，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央企正在以前所未有势头扩张，而央企扩张的边界同时正在消失。
中粮：全能央企“狼”性扩张
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 实习生 王存福
中粮现在肯定是“最像企业的央企”之一。作为一家企业，它似乎只需要赚钱，再赚钱。
你或许还不完全熟稔“中粮”这个名字，但你吃的、喝的，可能都与它有关：长城葡萄酒、金帝巧克力、福临门食用油……还有大名鼎鼎的可口可乐。
这个粮油领域的央企，在悄然渗透日常生活每个角落的同时，它正试图将相关行业的上游和下游全线掌控，以构建“全产业链粮油食品企业”，让“中粮出品”的标签彻底铺满普通人的餐桌。
乳制品当然也在其列。中粮已经一口“喝”下蒙牛――这个乳业三巨头中惟一的民企，“国进民退”之争亦由此引发。
而在掌门人宁高宁眼中，未来国有企业的整合还将加速，且重点可能不在于所有制色彩，而在于是否“民族企业”。他和他领导下的中粮，正努力扮演民族企业捍卫者的角色。
中粮亦在这种企图中迅猛强大，2004年底，总资产为598亿元，而到了2008年9月底，总资产已达1403亿元。
宁的前任周明臣曾忧心于这个国企的“恐龙病”――规模庞大，效率低下，在他12年的市场化改造下，被赋予狼性特征的中粮在失去政策保护的同时，却开创了垄断国企市场化的道路。
大肆进军一般竞争性领域，既为中粮赢得赞誉，亦不乏诟病：支持者认为，中粮区别于中石油等政策性垄断央企，有较强的市场属性，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是“新国企”最典型的代表――所谓“新国企”，是指适应市场化要求，通过改组改制，在企业内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而反对者则担忧，一般竞争性领域，是在垄断领域之外，一个巨无霸的进入，会压缩中小企业特别是民企生存的主要空间，破坏原来的“生态平衡”。
作为市场中的企业本能，它还进军地产、酒店等其他产业，并付诸于大手笔的行动。
中粮究竟意欲何为？
全能企业？
在食品安全的特殊背景下，央企中粮，更被赋予特殊的责任感。收购蒙牛被认为，可以最大程度实现“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覆盖，保证国人食品安全；但这也意味着，当它更为壮大之时，你别无选择地将把自己的健康权托付给它。
这个计划还被赋予超越经济的意义。6月份的中央党刊《求是》专门刊发了中粮集团党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文章，介绍其打造“全产业链粮油食品企业”的商业模式。
“全产业链”从操作角度而言，是“集团有限相关多元化，业务单元专业化”。中粮已经将原有的几十个业务单元缩编为9大板块：中粮粮油、中国粮油、中国食品、地产酒店、中国土畜、中粮屯河、中粮包装、中粮发展甚至金融。
每一个细分领域的专业化尤其被突出。《谁人不识宁高宁》的作者韦三水认为，“中粮纵向扩张的轨迹越来越明显”。
今年以来的一系列巨额投资，中粮正极力弥补薄弱环节，开拓并巩固疆土。在黑龙江绥化市，年加工30万吨水稻的工厂计划已经上马，这将使其大米产能扩大近一倍；以其饲料产业为基础，中粮将耗资177亿元建设生猪产业链；它还将投资20亿元，扩大其在新疆的林果业。内部人士还透露，中粮近几年更加紧收储物流节点的建设。
而大规模的并购，显然是扩张的又一捷径。
2005 年，中粮入主“新疆屯河”，由此控制了环塔里木1000万亩林果基地和天山南北的果蔬基地，现在，它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番茄酱生产商；中粮进军生物能源行业，最关键是控股丰原集团――它是国内最大的生物化工制造企业，几乎从零起点迅速成为生物能源领域的领导者。
而鼓励重组整合，“争做行业前三”的政策，无疑助推了中粮帝国的恢弘形成。“中土畜”和“中谷”次第加入帝国战车，前者让中粮的产业延伸到土、畜、茶等领域，后者的内贸渠道与中粮的外贸渠道互补，正符合掌门人宁高宁对企业物流和市场网络终端全掌控的期待。
中粮正愈发长袖善舞，谁能阻挡它前进的步伐？年初，它重组了方便面品牌“五谷道场”；它还看上西部著名的“西凤酒”，不过由于地方政府的不配合，未能如愿。它收购“汇源”的传闻仍不绝于耳，后者是国内最大的果汁企业。去年，可口可乐收购汇源，但被中国反垄断机构驳回。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可口可乐1979年重返中国，正是借道中粮，二者合资的企业中，中粮毫不客气地占了大头。
生死“红帽子”
央企的身份属性，并没有随着中粮的市场化而消失。舆论曾认为，去年以来饱受惊吓特别是曾面临恶意收购危机的蒙牛老板牛根生，看重的正是中粮“红帽子”的安全感。
实际上，与中石油等政策性垄断国企不同，“红帽子”并非一直牢靠地眷顾着中粮，甚至还带来生死危机。1988年，中国全面推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中粮在粮油食品进出口方面的垄断地位被打破；而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最后一块主要粮食进出口特权也基本丧失。
它被迫放弃完全依赖特权的惯性，接受市场弱肉强食的丛林准则，1988年之后，中粮总公司不得已自断手足，与全国49个省市粮油食品分公司中的43个脱钩，12万员工仅剩一万多，好在其原有的渠道等优势，还是让它以“贸易皮包商”方式生存了下来。
1992年执掌中粮的周明臣，曾在五矿总公司日本办事处工作5年，曾目睹以贸易为主的日本大商社纷纷倒闭的惨状，认为中粮的出路在于贸易与实业相结合。
于是，把贸易向两头延伸，中粮开始实业化之路，成效是明显的，1994年，中粮首次进入“世界500强”，它的总资产近200亿元。
市场化的力量，亦赋予这个大型央企逐利的狼性本能。除了粮油和食品行业外，中粮先后涉足机电、建材、纺织等此前想都不敢想的行业，并进军酒店和房地产业，尽管后者在香港的业务，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巨大冲击。但这未能抑制其多方投资的冲动。
国企的“恐龙病”又犯了。周明臣的对策是：更彻底的市场化。他请来麦肯锡，对企业进行重组、改制，除了粮油糖等政策性业务外的其他资产，均被注入在香港的两家上市公司。
不能否认，中粮是一个积极进取的国字号企业，它努力克服曾被人诟病的国企病，当它后来吞并了原同属国字头外贸央企的中谷和中土畜，更证明了这一点。
这个巨无霸已经兼具恐龙与土狼性格，在市场化力量的改造下，更日益凸显狼的侵略性，并且难以克制。“你们外人总觉得我们这些大国企只顾靠着政策性垄断吃饭，不知道我们这10年一刻也不停地改革，一直在跟大企业病斗，跟这个‘恐龙病’斗，否则我们根本活不到现在。”周明臣后来对媒体袒露自己的心声。
2004年卸任的周明臣完成了他的使命，中粮60%的利润已靠市场化业务支撑。
攘外还是安内？
但不可否认，曾经的政策优势，仍是中粮目前市场优势的重要基础。即便1988年，中粮垄断了四十多年的粮油和食品进出口权结束，大米、大豆、玉米和豆粕商品出口，以及粮油糖进口，仍指定其统一经营；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家要求的三年粮食进口过渡期和四年食油进口过渡期，仍为其提供了政策保护和时间差。
即便今天，市场化攻城略地的前沿之外，它仍享有部分国家政策保底的坚实后方，它是玉米出口的两家企业之一，小麦进出口大部分也由它独家垄断（进口配额90%归中粮）。此外，它与中储粮是最主要的粮食收购商。
现在，至少就“安内”而言，巨无霸已经不太需要强调政策优势了――大多数农产品进出口已经放开，而它的江湖地位在先发优势下已经悄然稳固。今年2月初的国内大豆期货市场上，“中粮系”以一家空头单挑十家多头，在以往的战役中它多次获胜，展示其呼风唤雨的能力。
但作为央企，其被赋予的攘外功能仍未足够地游刃有余。去年以来愈发严重的“大豆沦陷”，中国粮食安全形势被空前强调。海关总署更是罕见地发出预警，指出外资企业在中国粮食领域的控制力正在加强。经常被引用的几个数字是：中国进口大豆资源80%被四大国际粮油巨头垄断，而以生产金龙鱼出名的外资益海尤甚。
央企中粮苦心培育的“福临门”食用油出世16年来，连年征战，仍然难以撼动外资“金龙鱼”的垄断地位。
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攘外角度，在垄断问题上，中粮似乎比其他大型央企更理直气壮。但粮食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仍把中粮视作“垄断型排他企业”，并质疑其收购乳业属于不务正业。“从竞争的概念上来讲，中粮应该在国际上寻求市场，来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但是中粮现在把主要精力是放在国内了。”
中粮集团在天津建600万吨加工能力的粮油综合基地，被解释为与益海等国际巨头抗衡之举，但中国大豆产业协会专职副会长刘登高并不相信中粮真正支持国产大豆，而是为了对接进口大豆，以挤压民营大豆加工企业。中粮集团旗下的压榨企业，多使用进口大豆。
此外，无论是其前任周明臣钟情的金融业，还是宁高宁着力的地产业，均“与‘粮’无关”，北京西单最“潮”的大悦城，开发商就是中粮。
通过借壳深圳宝安区的“深宝恒”，中粮意在打造全国排名前列的房地产企业。宁高宁曾寄予厚望：几年内房地产资产规模将占到中粮的15%~20%。作为原区属企业，深宝恒储备了丰富的低价土地。拿地是地产商最关键的本领，而它天然地属于国企。
毫无疑问，从内部管理而言，中粮现在肯定是“最像企业的央企”之一。当它2001年冒着巨大风险，把80%的资产转移到香港的上市公司时，已经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作为一家企业，它似乎只需要赚钱，再赚钱。
国企的逻辑与改革的彼岸
作者: 马克
当 “央企凶猛”越来越被热议时，我想到的是两年半前本报刊发的一场论争。彼时，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表示，国有经济应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一位一贯捍卫自由市场理论的著名学者随即撰文，认为这与经济学常识相悖，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是弥补市场失灵，凡是民间愿意干的领域，政府都不该介入。而不得不由政府经营的企业，也应坚持公益导向、保本微利，而非以利润最大化的保值增值为经营导向。由此观之，上述七大行业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必由国有经济绝对控制。
另一位不那么著名，但曾在中央部委任职，资历更深的学者看后，忍不住撰文反驳：中国学者常引用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的作用仅在克服市场失效，中国国企赚钱，一定是进错了行业或“超越了原有目标”。问题在于，中国实行公有制加市场经济，从未将政府或国企的“原有目标”限定为弥补市场不足。前提不存在，如何推演出“进错”或“超越”的结论？
这两人都是吾国第一流之人才，一个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在美国拿到经济学博士的中国大陆人之一，一个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在美国拿到MBA的中国大陆人之一。并且除了前者无政府工作经历外，两人的其他背景也相似――都长期在商学两界游走。
他们的分歧，折射的不仅是中国精英阶层对国企下一步如何改革的认识分歧，而且是对整个改革彼岸的认识分歧。
在博士派看来，改革的彼岸就是西方世界努力了三四百年所建成的市场经济+法治的模式。对这套模式，西方经济学理论已经给出了足够的经验总结和理论解释。简言之，就是政府与市场泾渭分明，政府负责提供市场自身不能或不愿提供，但市场运行又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契约执行、财产保护、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基础设施等，市场（主体是企业）则负责提供衣食住行所需的私人产品。而无论政府、企业还是公民个人，都受到法治的约束，在法律面前，政府、企业、公民，是平等的诉讼主体，谁也不能对谁巧取豪夺。
打个比方，政府负责修建球场维护球场并充当裁判，运动员则是企业。运动员不能犯规，裁判员也不能吹黑哨，否则都将受到惩罚。
用这个彼岸做参照，国企改革的下一步当然是继续民营化，对中央企业而言，不仅是通过合并同类项减少数量，而且要实质性的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国有企业占据要津，并且越做越大，无疑是离改革想到达的彼岸越来越远。
但在MBA派看来，法治和平权的目标或许可以认同，但政府不干预经济、国有经济最小化却从未被当作改革彼岸。中国宪法已经明文规定，中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要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国有企业就必须控制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具体而言，就是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对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行业中的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
以此参照，国企改革的下一步，当然是有限收缩战线的同时进一步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
显然，改革的实际操作者――政府，认同的是MBA派的观点。这种认同不能简单地用利益驱动来解释，它暗含着深远的历史逻辑。
在中国，中央政府控制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这个传统是汉武帝时代开创的。著名的《盐铁论》详细记载了朝野上下对武帝时推行的盐铁专营和酒类专卖政策的大辩论，辩论结果是坚持专营专卖。自此，历朝历代，盐铁茶酒等重要物资的生产或销售，均为国营企业所控制，成为中央政府的稳定财政来源。
但是，历朝历代，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又都是有限的，几种由官府垄断经营的商品之外，民间企业仍然是经济活动的绝对主角。北宋的强人王安石为国防计，力图扩大国营经济的范围，但十几年后不得不放弃。哪怕到了官僚资本主义（名为国有，实为权贵控制）的民国末期，民营企业在工业的比重还接近七成，商业的比重就更高。
因此，1949到1978年的全盘苏化，彻底消灭民营企业，完全不符合中国自己的传统。
其实，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国企改革时，西方各国也在改革各自的国企，他们不需要把国企与执政基础挂钩，因此改革措施很简单，就是大规模出售。英国是战后欧洲国有化的先驱，这次成了私有化的先驱。1985年，国企产出占英国总产出的13%，1990年，降到了4%。
西方对国企的私有化和放松经济管制是同步进行的，这是他们对自己小政府大市场的传统的回归。所谓新自由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对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1980年代中到1990年代末，系统学习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学者们对中国经济改革发挥了很大影响力，标志性的成果，就是国有经济有进有退写进了十五大报告，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写进了十六大报告。
1997到2004，中国国企掀起了产权改革的高潮，国退民进蔚然成风。
但是，自由主义从来不是中国的传统。国有经济可以收缩，但将其作用限定为“弥补市场失灵”，将国企的经营目标定为“保本微利”，就不可接受了。因此，当香港教授郎咸平2004年夏秋之际呼吁“强政府”、“大国家主义”，中小企业可以是民营企业，但大企业必须是国企时，他实际上是主张回到中国自己的传统。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方面郎咸平本人似乎不受待见，另一方面他的主张却大行其道。
也有人强烈质疑郎咸平的主张，他们问道：国企之间会有真正的竞争吗？国企与民企真能平等竞争吗？越来越大的国企如何避免落入国家所有=政府所有=内部人所有的陷阱？
2004年底，国资委叫停了大型国企的管理层收购（MBO），这标志着国企改革进入盘整阶段。随后几年，国退民进变成了国进民退。
1990年代中到本世纪初，知识精英们一度形成了改革共识，就是要建设一个有限有效的政府，市场+法治的经济。2004年后，改革共识变得模糊，彼岸在哪里？中国成就与西方经验的交集在哪里？该如何定义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否重新界定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这一系列的问题，不仅挑战着国人的智慧，也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央企何必纷纷涌入房地产
作者: 钟伟
■清水集
央企纷纷涌入房地产行业的背后，谁能清晰地说清为什么“央企”的头衔，对他们如此重要？央企和普通国企、和私营企业到底有什么待遇上的重大差异？这些差异能否放置在阳光下讨论？
在博鳌房地产论坛上，我对五家发展商做了个小测试，以估测2009年以来出让的商品房开发用地中，有多大份额为国有企业拿走，结果在60％左右。姑且不论这个结果是否精准，但国企甚至央企新军纷纷涌入房地产，确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新现象。潘石屹曾反复说过关于北京广渠门地块的拍卖情景，说是大开发商坐在前两排，后面是一些老潘不熟悉的新面孔，及至问及，对方谦虚而无表情地说，是一家叫做方兴的小公司，恰恰是这家小公司，最后成了被广泛纷争的“地王”。
潘石屹在描绘上述场景时也许疏漏了细节，一则方兴是中化集团旗下的企业，和潘石屹的企业同一年在香港上市，两者不仅是对标的对手，目前规模也差不多，潘不可能不知道；二则方兴在土地拍卖现场直到最后才举牌，肯定是事先有周密预案，而不是临时的财大气粗。但无论如何，央企涌入房地产已属不争的现实，一个令人忧虑不安的现实。
央企进入房地产行业并非始于今日，其中也不乏许多知名企业，例如中外运、华润、中信、中远、保利和首创等,但更多的央企则是新军。我的态度很简单：即便央企涌入并获得了丰厚利润，其行为也是不足取不足喜的，和历史赋予央企的使命也许并无关联。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越来越少了，很少有学者和企业家质疑央企存在的必要性――市场是“无形之手”，但是市场有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通过央企这个“扶持之手”，去纠正和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既如此，央企就应该布局在私营部门无力或不愿进入的领域，这种领域有其先天特点。
一些赔钱的，但却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部门，需要央企布局，例如“市场失灵”的公共品供给领域。公共产品的特性是私人部门对这种服务的享受没有排他性，由政府供给并由政府定价，但不管是否享用都要付费，付费方式为直接缴费或间接纳税；再例如风险大、前景不明的重大技术创新领域，目前的新能源、生命技术、智能电力系统等领域，或多或少都有这种特点，既然纯粹的私营企业无力或难以大规模进入，那么采用财政扶持手段，或者通过央企进入上述领域就显得十分重要。
如果央企布局在上述领域，要求其如同一般私营企业那样具有盈利能力是不妥当的，当部分国企集中在连私营企业进入都要赔钱的修桥铺路、环境整治等领域时，怎么能期望这些国企有持续可观的盈利？如果国资委硬性要求它们必须盈利，那就只能导致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或普遍服务质量的严重下降，或者重大基础技术的研发乏人问津。央企在这些领域赔钱，未见得是坏事。
另一些赚钱的、攸关国计民生的，国家命脉的行业，也需要国企去占领“制高点”。这些行业在遥远的古代是盐铁之类，给官府带来了滚滚财源。在目前则是银行证券、石油石化、移动通讯、电力运营等部门，以及烟酒等传统部门。行政垄断在大多数情况下造成垄断性利润，如果能直接拥有进口原油或成品油的行政许可，并同时拥有国内垄断的销售网络，那么企业要想不产生垄断利润恐怕都难！当然这些企业为执行政府的战略意图而出现亏损也并不意外。因此，对于处于“命脉行业”内的国有企业而言，高额利润很可能是行业禁入的直接后果，而不证明这些企业运作多么富有绩效。央企在这些领域赚钱，未见得是好事。
如果央企布局大致合理，其可能的命运有两种：一种是因提供公共品或从事关键研发而亏损；另一种是因行政垄断而暴利。一国国有企业的规模，在于上述两类企业的总体盈亏是否在该国财政可持续支撑的范围之内，如果我们期望所有的国有企业都能盈利，几乎是不可能达成的目标。
绕了一大圈，回到央企蜂拥进入房地产之新现象。问题就成堆而来：房地产是央企必须布局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行业吗？是不是私营部门不能或不愿进入该行业？央企从事房地产获得丰厚利润能作为其必须进入该行业的证据吗？是什么致命因素导致央企有了进入房地产的集体冲动？
是的，房地产是政府明文规定的支柱产业，甚至是重要的支柱产业，但和基础设施、和重大技术创新、和国民普遍服务有什么关系吗？和国家综合竞争能力有密切关系吗？如果有，请给出证据。
是的，目前的发展商饱受批评，平抑房价的呼声一直不歇。但央企进入房地产是否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至少目前进入房地产多年的国企，其所售商品房并不见得比私营企业具有更高的性价比。甚至在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这样的领域，也不是非由国企开发不可，其项目利润虽低但风险也低，私营企业也有能力承做。
是的，央企进入房地产行业极有可能获得丰厚利润，但赚了钱也不能作为其必须进入的证据。如果按照行业利润率的高低来决定央企是否应该进入，那么网络游戏等利润率比房地产还高，央企应当去搞网游开发和运营吗？
是的，央企如果在房地产企业遵守市场规则，按牌理出牌，也可以活得很好，但即便如此也不是国企新军涌入的理由，国企在土地、资金方面更容易和地方政府共谋，对拓展其主业也无实质意义。
看起来，政府必须意识到央企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谁能列举央企必须在房地产行业有所为的任何正当理由？
进而言之，如果我们期望国有企业能够像私营企业那样单纯成为追逐利润的企业，那么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处于公共品提供的国有企业将不断地提高定价并不断地亏损；而处于“命脉行业”的国有企业，原本应该上缴财政的大部分垄断利润就会变味为垄断行业超高的员工福利待遇和企业领导者的挥霍浪费。我宁愿看到央企因为大飞机项目赔钱十年，也不愿看到央企做房地产暴利百年。我尊重在边远地区从事赔钱的邮政业务的卑微员工，但未必尊重靠行政垄断攫取利润的所谓央企企业家。
央企纷纷涌入房地产行业的背后，谁能清晰地说清为什么“央企”的头衔，对他们如此重要？央企和普通国企、和私营企业到底有什么待遇上的重大差异？这些差异能否放置在阳光下讨论？
央企的角色，大致也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主人公霍尔顿对其妹妹所说的那段经典语言：“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国有经济从本质上说，是政府假定自身能弥补市场失灵，为市场认真守望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从这个意义上看，央企涌入房地产，几乎类似于守望者自己跳下了悬崖，无论赚钱与否都是一种巨大的资源错配和浪费。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中国金融40人论坛学术委员）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何忠洲)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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