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成地震捐款可能流入政府财政?民政部做出回应

　　本报讯 “我也看到了这个新闻，”昨日，针对有关“地震善款可能八成流入财政专户”的报道，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在电话中进行了回应。他说，公众把资金捐给慈善组织，但最后还是由政府来执行项目，这是个很现实的体制问题。

　　政府拿善款体制上有尴尬

　　王振耀坦言，目前没有统计有多少捐赠资金是由政府支配的。

　　王振耀认为，为什么捐款最后还由政府来支配？现实是“一些NGO组织公信度不高，回馈不明确，导致公众不愿意将钱交给NGO使用”。

　　但是，交给政府，政府压力也很大，因为“体制上有尴尬”。“这些捐款都要纳入国库，使用国库就需要预算。(由于一些地区没有捐赠使用预算)，就要重新补预算，调(捐款)出来会很难”。这套体制使得使用资金的时间相对比较长。

　　捐款纳入国库也有优势

　　不过，纳入国库管理也有优势，王振耀说，比如捐赠使用都有审计，不会出现挪用的情况。

　　针对反馈不透明的问题，王振耀说，“谁接受捐款谁公示应该是未来的改革方向”，民政部也发布了相关公示捐款的文件，但是大部分慈善组织没有经验，政策贯彻并不到位。

　　■ 调查

　　部分定向捐款强转政府财政

　　调查同时显示六成以上捐赠者不知捐款去向

　　本报讯 近日，一项来自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团队的调查显示，汶川地震募集的巨额善款中，大多数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收入”，由政府部门统筹用于灾区。

　　部分省份定向捐款划入财政

　　昨日，“社会组织5·12行动论坛”在京举行，论坛发布了一组有关汶川地震募集善款流向的数据：

　　据民政部门统计，汶川地震的救灾捐款超过760亿元，其中资金652.52亿元，物质折价105.3亿元。

　　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邓国胜副教授领衔所做的一项调研显示，上述资金58.1%流向了可接受社会捐赠的政府部门，36%流向政府指定的红十字会和慈善会系统，只有5.9%流向公募基金会。

　　据媒体报道，调查还显示，有些省份规定，非定向资金必须转入政府财政账户。有些省份，就连定向捐助资金也要强行转入财政账户，由政府按照捐赠人的意愿使用。少数承担了援建任务的省份，当地政府用于对口援建的资金中，有一半以上来自社会捐款。

　　即便是那些允许大型公募基金会“自行安排使用”的善款，由于基层慈善组织执行能力弱，资金最终还是由地方政府支配。

　　尽管没有更确切的数字，但据邓国胜估算，全国的抗震救灾捐赠，最后流向政府、由政府来使用的，极可能在80%以上。“至少在他调查的几个省份中，这个比例很高”。

　　4.7%捐赠者清楚捐资流向

　　另据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与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的调查，在有效回答的1684份问卷中，只有4.7%的捐赠者非常清楚捐赠资金用到哪里，有50.8%的捐赠者不大清楚，16%的捐赠者根本不清楚资金去向。

　　邓国胜表示，调查中发现，公募基金会对捐款的去向交待不多，使用的效果效率如何，几乎没有一家公布。“一些公募基金会发布的报告，连专家都看不懂。有的报告关于资金去向就一句话‘全部用于灾区’”。

　　■ 争议

　　调查报告称，八成的社会捐款流回了政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政府这样做是否合法？会有怎样的影响？民间组织如何和政府互动，昨日，调查报告的组织者、慈善组织的负责人表示了不同观点。

　　“地方政府包揽效率低效果差”

　　调查者称政府管理容易简单化；也有慈善组织肯定政府统筹作用

　　邓国胜：这个问题主要发生在地方政府。为什么政府把钱收走？因为政府大包大揽，管得太多。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民间组织的公信度不高。

　　政府的这种行为有违相关规定。比如说，《基金会管理条例》等规定，非定向资金应该按基金会的想法来实行。但现在的情况是，不仅非定向捐助被政府收走了，有些地方政府甚至还收走了定向捐助。

　　此外，政府使用善款往往效率低下，效果不好。因为政府往往为了管理的简单化，考虑不到多元群体的需求。

　　窦瑞刚(腾迅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政府、半政府背景的NGO其实是政府职能的延伸，扮演两个角色，一是筹集善款，二是执行善款的发放等项目，一般都是靠基层政府来执行。这就导致捐款脱离不了政府的体系，一直在这里兜圈。因为，政府运作是层层传达，效率慢。最重要的是，没有办法去评估和监控政府部门。

　　张心国(中华慈善总会救灾救济部主任)：在资金的使用上，永远绕不开政府。救灾肯定要有一个统筹部门，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应该由政府统一规划。

　　“善款入财政权责易弄混”

　　有专家认为两者不应混同；也有观点称进入财政监管严格

　　对于“地震善款可能流入财政专户”的调研结果，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民间善款不应和财政混到一起。

　　汪玉凯表示，民间善款不能算作财政收入，不应纳入财政专户，二者混到一起会造成权责上的混乱。“社会捐款和财政专户本来就属于两个系统，财政拨款救助属于国库系统，而捐款应纳入社会决策体系。”

　　汪玉凯认为，地震的捐款应该交给民政部门管理，并接受社会的监督。

　　而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则指出，“地震善款流入财政专户”，逻辑上没有问题，且这笔钱会受到严格的监督。

　　贾康表示，国家对财政专户的管理很严格，在一定财政制度框架下对应的是国库的收支系统，有很严格的规定和监管制度。“钱也不是地方政府想拿就能随便拿出来的，如捐款原来的指定用途是什么，是否有效等等，都在监督之下”。

　　政府和NGO作用应互补

　　在邓国胜看来，政府手握善款大权导致最严重的问题是，它挤压了民间组织发展的空间，也影响了民间组织的公信度。

　　邓国胜表示，地方政府是地方的权力部门，善款收归财政后，政府没有意识向民间组织和百姓交待，导致募集善款的民间组织被质疑，丧失或降低公信力。

　　另一方面，政府将善款收归财政，心是好的。但由于善款被收走了，民间组织的优势没法发挥，有很好的想法和可以执行的项目，没有善款资金来执行。政府管得太多，直接导致了民间组织的发育不良。而政府和民间组织两者是应该互补的，民间组织可以填补政府的缺陷。

　　■ 个案

　　统一建新房没厕所厨房

　　专家称如由民间组织来做，可规避统一规划出现的问题

　　2009年1月16日，成都彭州市通济镇天生桥村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过新年搬新家”庆祝活动，该村11组160位村民搬进新房。

　　但是，由于这些由地方政府统一建造的新房没有厨房、厕所，没有鸡圈猪舍，生活很不方便。有的村民整个冬天没有洗澡。很多人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新房后的山坡上抢厕所。厕所只有3平米，还要排队，来回要跑一公里，有些村民还没等到1月25日大年三十又悄悄回到原来的简易棚户中凑合。

　　此后，成都有关部门展开了一系列复查整改行动，准备征求村民意见后修改完善，增建厨房厕所，集中修建家畜圈舍。

　　“同样的事情，如果让NGO来做，它可能会换一种思路。”邓国胜分析，它既不可能要求农民整齐划一地必须在什么时间之前完成，也不可能让农民按照政府制定的样式来建造。NGO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更多地会采取参与式的方法，协助(而不是命令)农民重建家园，这样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损失。

　　本版综合/本报记者王卡拉 吴鹏 蓝筠 鲍颖 韩萌 《中国青年报》稿件

　　相关报道：调查显示八成地震捐款可能转入政府财政

　　南京一个名叫徐超的乞丐，把自己讨来的零钱兑换成百元大钞，塞进街头的募捐箱；上海一个外企白领从自己的工资卡上汇出1000元；北京一家报纸的总编辑取出10000元捐作特殊党费……

　　去年“5·12”汶川地震之后，类似这样来自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抗震救灾捐赠款物，截至今年4月30日，总数达到了767.12亿元(其中捐赠资金约653亿元，物资折合约114亿元)，被公认创下“中国捐赠史的新纪录”。

　　在这个庞大的数目一天天累积的过程中，有些疑问被反复提及：这些钱物流向了哪里？

　　最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支团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根据他们为期半年的调研，这些来自公众个人或企业腰包的钱，极可能80%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由政府部门统筹用于灾区。

　　这个数据，在这支团队的负责人邓国胜看来，很值得玩味。在不少西方国家，救灾时政府一般不接受民间捐赠，即使接受了，也会将钱交由民间组织去花。但在中国，事情显然不是这样。

　　在80%这个数字背后，这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的副教授看到的，是一种不容乐观的现状。这是一个隐忧，虽然未必刺激公众神经，却关乎这个国家正在发生或正要发生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被政府垄断的民间资源

　　许多人愿意用“井喷”这个词，来形容去年那场大地震激发出的公众捐赠热潮。有数据显示，仅仅去年5~6月，在上海、北京和重庆这些城市的市民中，每10个人里就有9个为抗震救灾捐赠了款物。

　　这些钱也许是通过单位的工会捐了出去，或许是塞进了某个公益机构在路边设立的一只不起眼的捐款箱，或许是通过党组织的特殊党费交到了中央组织部，又或许是通过银行或者邮局汇进了某个公益组织的募捐账户……

　　这些钱在全国无数个账户之间流动，最后，有一半以上直接进入了政府的账户内。这其中包含了全国数千万党员捐赠的特殊党费、各地省级人民政府直接接受的捐赠、以及民政部设立的抗震救灾专户。

　　准确地说，在邓国胜及其同事的调研中，截至去年11月，全国捐赠的资金为652.5亿元，其中政府直接受捐约占58%，约379亿元。这笔钱，毫无悬念地，由政府部门来使用。

　　如果说这是“蛋糕”最大的一块，那么第二大块，则是流向各地红十字会、慈善会以及地方公募基金会的捐款。这一部分占了约31%，约199亿元。

　　尽管根据国务院下达的文件，这笔钱原本可以由这些地方性公益组织自行安排使用，但是邓国胜团队在对全国7个省(市)进行的抽样调查中发现，这些捐款中的大多数，最后仍然交给政府部门去使用了。

　　这一比例究竟有多高，邓国胜的团队没有给出确切的数字。但在调研中，他们拿到的事实是：在这些省份，这些地方性公益组织募集到的捐款，除去不多的必须按照捐赠者意愿进行使用的定向资金外，非定向资金大多转入当地政府的财政专户。

　　事实是：有些省份，非定向资金必须要求转入政府财政账户。有些省份，这些组织可以对受捐资金留有一些使用权，不用全部转入政府的财政专户，但通常需要和地方政府一起到灾区开展援建项目。还有些省份，即使不用转入政府财政专户，但也仍然由政府统筹使用，然后从这些民间组织报账。

　　事实是：有些省份，就连这些公益组织募集来的定向资金，也都要强行转入政府财政账户，由政府按照捐赠人的意愿来使用。

　　事实是：在少数承担了灾区援建任务的省份，当地政府用于对口援建的资金中，竟然一半以上来自社会捐款，只有不到一半来自政府财政。还有些省份，这一比例甚至更高。

　　现在，这块全国救灾捐赠资金的大“蛋糕”只剩最小的一块，流向了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和16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流到它们盘子里的，只占整个救灾捐赠资金的约11%。在邓国胜团队绘制的表格里，只有这一块资金后面，注明的是“自行安排使用”。

　　但这是怎样的“自行安排使用”呢？

　　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这两家以往具有救灾募款垄断地位的“官办民间组织”，总共募集了约63亿元捐款。通常的方式是，两家机构将募集到的资金层层下拨到地方红十字会和地方慈善会。基层红十字会和慈善会往往执行能力弱，在有些地方，甚至只是县卫生局或民政局下属的一个科室。无论是为灾民建房、盖学校，还是盖医院，通常，资金最终还是流向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成为项目的实际执行者。

　　这是一条逆向的资金流动。难怪“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会感叹说，国际上通行的是政府购买NGO(非政府组织)的服务，比如美国政府购买NGO服务的款额是民间捐赠总额的1.5倍，但中国却正好相反，变成了NGO“购买”政府的服务。“中国公募基金会向社会募捐后，都是和政府合作做项目，在项目落实的时候，干活的都是公务员。”

　　尽管没有更确切的数字，但据邓国胜粗略估算，全国来自社会和民间的抗震救灾捐赠，最后流向政府、由政府来使用的，极可能在80%以上。至少，在他的团队调查的几个省份中，这个比例很高。

　　没钱花和愁花钱

　　某种程度上，邓国胜对此表示了理解。因为红十字会和慈善会这些组织让地方政府执行项目，便可以将成本转嫁给地方政府，同时也将风险转嫁给地方政府，对它们而言，“这不失为一个省心省力的好办法”。

　　然而，“这不是方向。”这位学者摇着头说。

　　在他看来，方向应当是“小政府，大社会”，是政府从垄断走向适度开放。为什么不把这些资金拿出来，委托外包给民间组织，从而激发社会的活力呢？邓国胜反问道。

　　他相信，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政府有着自身的局限，“所以我们才要改革，在经济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在社会领域引入民间组织。”

　　“一个社会有一群能够自我管理自我运作的民间组织，这是公民社会的重要内容。”邓国胜说。

　　他认准的大方向是，这个国家在实现“经济开放”之后，如今到了该走向“社会开放”的时候了。

　　“5·12”地震之后出现的景象曾一度令他感到“很激动”。据不完全统计，奔赴四川一线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有300多家，介入的志愿者更达到300万人左右。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志愿者及民间组织以前所未有的态势登场，是这个国家“民间力量的第一次集体亮相”。

　　乐观者相信，“2008年是中国公民社会元年”。更有研究机构高调宣布，中国已经进入公民社会。

　　不过邓国胜审慎地表示并不认同，因为事情似乎还不那么令人乐观。

　　自去年8~9月份始，曾活跃在灾区的志愿者和民间组织“潮水般”地退却了。在调研中，邓国胜的团队了解到的数据是，截至今年4月，坚守在灾区的民间组织估计已经不足50家，志愿者不到5万人。

　　“缺乏资源和资金的支持，难以为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邓国胜说。

　　这场地震，“就像是放大镜”，将长久以来存在的弊病集中显现。一直以来，国内草根NGO几乎无法获取本土资源的支持，它们的资金大多来自国外。地震之后，看到民间爆发出惊人的捐款热情，从事NGO事业近20年的徐永光原本以为，“这一次中国本土NGO一定能获取本土资源支持”，但事后发现，情况并没有明显改观。

　　来自民间的捐赠最终大多数流向了政府，流向本土NGO的，少之又少。一个项目能获得三五百万元的资助，已经“非常可观”；能获得一二十万元资金，也“已经不错了”。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人们会听到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忧虑：

　　一个名叫刘猛的草根NGO负责人忧虑自己快没钱了。他用自己的数十万元积蓄维持一个团队的开支，一度陷入困境，几乎吃了上顿没下顿，以至于他的妻子不得不从国外赶回来给他送钱。这个名叫“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的组织，在都江堰市的板房区内为灾民做心理援助，最多时有200多个志愿者，最后只剩下少数人苦苦支撑。

　　而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的一位官员则在灾后忧虑说，现在几百亿元的捐款是悬在中国政府头上的“堰塞湖”。甚至有的机构，平均一个工作人员“摊到”好几个亿的捐款，该怎么花？

　　无法确切知道，地震灾区究竟有多少草根NGO像刘猛那样靠自筹经费、自掏腰包在维持。据在灾区调研的学者们说，“不在少数”。甚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虹认为，志愿者和NGO大量从灾区撤走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资金支持。

　　“中国公民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

　　80%以上的社会捐赠资金最终流向政府，这样的事实意味着什么，看起来公众对此并不像邓国胜那样感到焦虑。

　　今年5月，邓国胜团队与一家市场监测机构联合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在2000多个有效样本中，60.8%的受访者认为，救灾时，社会捐赠资金应该由政府统筹使用，只有9.7%的人认为不应该，还有29.1%人表示无所谓。

　　学者们承认，“弱小，是中国民间组织共同的特征”。美国一家名叫联合之路的慈善机构2007年一年就能筹到40亿美元，而中国超过1300家基金会同一年只募到约6亿美元。

　　学者们也承认，中国的民间组织执行能力常常还不够强。他们还承认，这些民间组织大多在财务公开、信息透明方面做得不够正规和完善。而间或曝出的丑闻也令它们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但在邓国胜看来，“不能因为目前没有能力，就不给你机会。有时候虽然政府能比它们做得更好，但这不是方向。”

　　否则，政府的大包大揽，将让这些民间组织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因为你弱，就不给你机会；不给你机会，你只会更弱。”邓国胜说。

　　邓国胜团队的调研成果，将于8月12日在北京开幕的“社会组织5·12行动论坛暨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上发布。与这一成果一起亮相的，是其他数位学者围绕民间组织参与救灾展开的多项调查。

　　在中国民间力量“集体亮相”一年多之后，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21家基金会和NGO联合发起的这一大型论坛，将对中国NGO参与地震救灾的行动和机制进行总结、反思与展望。

　　邓国胜已经不再像一年多前那般乐观。坐在办公室里，这位瘦瘦的学者感叹说：“中国公民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