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1年，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如此众多的人口，迅速改变贫穷落后，走上了一条繁荣昌盛的道路！当我们行走在自己的路上，听到的除了惊叹、赞扬之声，还有指责谩骂，以及形形色色的“恐怖预言”。然而，历史毕竟不会因谩骂、“预言”而改变。
在人们的印象中，西方对中国的评价似乎总是负面的，然而，最初并非这样。法国启蒙运动时期，中国人被看做是一群品德高尚、温文尔雅、生活在充满艺术气息的国度里的人。
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幅《黄祸图》，“黄祸论”由此而起，并在西方流传开来。也有历史学家认为，西方所谓的“黄祸论”可以追溯到汉朝，匈奴被汉朝军队打败一路西逃，铁蹄所至攻城略地，让欧洲国家畏惧不已。再加上13世纪蒙古人的西征，更加深了西方人对黄种人的恐惧感。
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开始走向强盛，对外进行殖民扩张。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时，征服者的优越感油然而生，中国人和中国的形象遭到进一步污蔑和贬低。
谁躲在“面纱”后？
如果说在全球化之前，中国与西方的交流比较少因而产生各种误解，还勉强说得过去。然而，在信息高速、自由传播的时代，如果还有类似“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香港死亡论”等论调，就应该怀疑其背后是出于怎样的动机了。
在大多数西方人的印象中，中国似乎一直是个比较封闭的国家，与世界交往的时候总躲在一层“面纱”后面。改革开放31年来，中国自由、开放程度愈加提高，但是一些西方人士似乎没能跟上这种变化，他们甚至缺乏了解中国的愿望。部分西方媒体尤其喜欢用攻击和污蔑中国的手法吸引眼球、迎合部分人的口味。
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曾指出，中西方交流中很多问题出在西方对中国认知的差距和信息的缺失上，很多西方媒体和公众对中国的认识至少滞后了20年。一些西方民众对中国的了解非常贫乏，就算有一知半解，可能也只是来自电影，有人甚至认为现在中国仍是男人留辫子、女人裹小脚、人的身体可以站在竹叶上。
不可否认，也有很多西方人士试图认识中国的真实现状，一些学者开始以严谨的态度进行科学的研究。晚清时期美国驻华外交官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曾经指出，批评指责中国人比正确全面地了解他们要简单容易得多，不能用西方建立的一套标准模式去判断和要求他人。
有人认为，中国应该更加主动，向西方积极传达自己的声音，展示真实的中国形象。很多人认为中国在展示自身形象的时候应该改变表达的方式，学会使用西方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表达方式。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问题的实质在于西方媒体掌握着话语权。在西方话语体系下，不符合西方核心利益的声音自然会被过滤掉。这里面除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之外，更多的是利益考量。
双重标准背后的利益最大化
在有关中国的负面论调背后，隐藏的是部分西方人对中国发展的担忧，害怕中国崛起后像西方那样走对外扩张的路线。当中国愈来愈强大时，西方渐渐感受到压力与不适。
为什么中国的和平发展会让西方感到不适？有观点认为，中国人到国外之后与当地人抢工作，中国企业抢了国外市场。这是一种经不住推敲的论断，是站在以西方为中心的角度看问题。如果反过来说西方人到中国抢了中国人的饭碗，西方企业抢占了中国的市场，那可能会被视为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保守主义等。这种矛盾态度背后隐藏的是双重判断标准。
中国一直在以大国的心态和气度看待东西方交流中的问题，反倒是部分西方人习惯用双重标准行事，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试想二人对弈，若一方既当裁判又当棋手，用手中的裁判权来给自己制造优势，比赛结果自然毫无悬念。就拿对待恐怖主义来说，经历过 “9·11”恐怖袭击的美国人对恐怖分子恨之入骨，然而美国政府却宣布曾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东突”恐怖主义嫌犯无罪。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是“非敌战斗人员”，就算上了联合国反恐名单，只要不危害美国利益就不会被视为恐怖分子。
法国学者魏柳南（Lionel Vairon）曾说过，中国既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也不是一个和西方体制一样的国家，这正是中国的崛起让部分西方人不安的原因之一。因此，当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越来越大时，西方一些人难免会用双重标准来遏制中国的发展。
中国发展不以别人意志为转移
在部分西方人士使尽“捧杀”和“棒杀”的手段之后，中国依然在自己开创的道路上高速前行。各种预言相继落空——曾经预言中国经济会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崩溃，但在全球经济危机之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反而是某些西方国家经济濒临崩溃；曾经预言香港回归后会走向死亡，但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社会更加繁荣稳定……
当然，我们需要正视中国当前存在的问题。
在经济高速发展之下，中国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与矛盾，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加大、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阻碍着中国前进的步伐。这需要我们用发展的眼光和积极的心态来对待和处理。
俗话说“旁观者清”，对待西方的一些批评，我们也不能置若罔闻，要吸取和采纳合理的意见。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这面“西洋镜”可以照照。但是，也要认识到西方人的局限性，很多人从来没有到过中国，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此外，一些西方人过多地将视线放在消极的方面，从悲观的角度进行夸大和渲染，忽视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作出的努力。
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困境之下，对于中国人来说，要理性看待问题，更要为解决问题贡献智慧和汗水。悲观或骄傲的情绪都不利于中国的发展，更不利于我们走出当前经济危机的阴霾。对于西方人来说，更需要客观、理智地看待中国的发展。我们不企求西方人站在中国的立场看待中国，但希望他们至少要学会以平等、理解的态度看待中国。这是不同文明之间实现对话和交流最起码的要求，不是吗？
在中国和西方当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中国人民要更清醒地认识到：所谓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之间利益冲突的消失，更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消亡。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习惯于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企盼着按照西方的意志改造中国。然而，中国毕竟不是一个习惯于按照别人的节奏跳舞的国家。正因为如此，西方关于中国的种种“恐怖预言”会不时出现，有时甚至会甚嚣尘上。幸运的是，以往的历史证明，这些预言的结局只有两个字——“破产”。原因很简单，中国已经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道路。冷嘲热讽、谩骂指责以及一厢情愿的“恐怖预言”，都不废江河万古流，无损于这条道路的伟大。历史不会因预言而改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善于思考的人开始反思。《纽约时报》曾用过这样一个标题“As China Goes，So Goes…”，有译者将其译为“一荣俱荣”。
失败预言之一 “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发展并存
西方开始炒作“中国威胁论”时，正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俄罗斯对外政策调整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严重挫折之际，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不但没有垮掉，反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了令全球震惊的经济增长势头，综合国力空前壮大。美国、西欧和日本等西方国家在争霸对手苏联消失后，开始把目光集中到中国身上，把中国看成未来最大、最危险的“假想敌”，认为日益崛起的中国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对整个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形成巨大的威胁，于是提出要像冷战时期对付苏联那样对中国实行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遏制。
为何鼓吹“中国威胁”
1990年日本防务大学学者村井友秀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敌人》一文，自此，“中国威胁论”开始蔓延。1992年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发表《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上述论述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关 “中国威胁”的代表性言论。1995年至1996年的“台海危机”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对华政策大辩论，“中国威胁”的言论在海外一度迅速扩散。《时代》周刊记者伯恩斯坦和芒罗于1997年2月出版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是当时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1998年至1999年间，美国前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特里普利特和前共和党国会对外政策顾问爱德华·廷珀莱克合写的《鼠年》（1998年）和《红龙跃起》（1999年），明确声称“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无论是言之凿凿地指责中国人“抢走美国人饭碗”，还是危言耸听地声称中国在“收购美国”，甚至直言不讳地明言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其实质都是认为中国实力增长太快，会对美国等西方传统大国造成威胁。
上述“中国威胁论”的炮制者和鼓吹者，大多是在国际政治领域活动的政治人物及学者，他们从本国的利益出发，主要是从军事、政治和经济等角度谈论中国对他们的国家利益构成的“威胁”，丝毫不隐藏利己的动机。“中国威胁论”的兴起和泛滥，既有对东西方之间文化隔阂的忧虑，也有出于意识形态差异的猜忌，但是更为关键的却是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表达不满。
“中国威胁论”花样不断翻新
有关“中国威胁”的舆论发端于美、日等国家，但其在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却有一定市场。比如，作为中国近邻的东南亚地区，由于历史和自然原因，加之该地区一些国家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颇多龃龉，因而在西方媒体的炒作下，“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在这一地区不断扩散，并直接影响到有关国家的对外政策。
尽管“中国威胁论”有其市场，却并未成为国际涉华舆论的主流。近年来，国际上对于中国的报道和研究正不断深入、全面，客观看待中国和平崛起的声音在不断增多，中国“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和负责任的大国行为，也使周边国家逐步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是机遇而非威胁。但与此同时，“中国威胁论”花样也在不断地翻新，不断地变换着面孔。自2004年以来，伴随着有关“中国崛起”问题的讨论，有关“中国威胁”的国际舆论出现了新的发展。按照这种舆论，中国无疑在迅速地走向强大，也许一个强大的中国将是建设性和负责任的，将保持“和平崛起”，但不能过早断言强大的中国到底会不会背离和平道路而威胁别国。以上这些关于中国未来的不预设答案的“开放性”舆论比先前已大为增多。
失败预言之二：“中国崩溃论”
“中国崩溃论”彻底崩溃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与矛盾，例如能源、环境、严重的生态问题，财富分配失衡和“三农”问题等。这些累积起来的问题与矛盾，给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增长埋下了风险的种子。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西方人士将这些问题夸大，并且预言中国无法走出困境，只能走向崩溃。
从“虚假繁荣”到“崩溃”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全球经济陷入“增长性衰退”的冲击下，亚洲其他国家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缓慢或陷入负增长的困境。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高投入、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能源消耗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此外，中国经济增长还面临国企改革困难、环境污染、金融体制僵化等很多结构性障碍。因此，中国经济也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
2000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托马斯·罗斯基发表了两篇纯学术性文章，题目分别是《中国的GDP统计发生了什么？》和《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在文章中，罗斯基从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的萎缩，从物流的下降和主要工业产品的缓慢增长，从服装等商品的消耗到农业的迟滞等因素，几乎全方位地质疑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并责问中国为什么在统计方面造假。
罗斯基的文章发表一年以后，几乎是在美籍华人章家敦律师出版《中国即将崩溃》的同时，西方主流媒体开始铺天盖地发表质疑中国统计数据的文章。2002年1月，美国《中国经济》季刊的主编斯塔德维尔在其《中国梦》一书中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 2002年4月1日，美国《时代》周刊也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造假账？》的文章，认为中国作为经济大国是浪得虚名，是建立在虚假数字基础上的。在一些人的歪曲和渲染下，中国经济被指为“虚假繁荣”，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被过分夸大，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中国没有办法和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一步步走向崩溃，“中国崩溃论”由此诞生。
“中国崩溃只存在你的书中”
2001年8月，章家敦的英文专著《中国即将崩溃》出版，在美国引起很大轰动。这本书登上了当时《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美国国会也邀请他参加听证会。
章家敦在书中宣称，中国过去50年在经济、社会及政治方面累积的弊病太多太深，目前的经济繁荣是虚假的，在加入世贸组织受到强烈冲击下，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会迅速走向崩溃。他断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而不是之后！”
章家敦先后在香港、上海工作生活过近20年，对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他曾在《纽约时报》、《亚洲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报纸上发表过一些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也为美国国会及各种智库做过有关中国经济的简报。由于其华裔的身份和在中国工作生活多年的经历，他的言论被部分西方人士青睐和信服。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即使是在经济危机仍在持续的当前，中国经济非但没有崩溃，反而持续稳定较快发展，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已经被现实击碎。
当年，摩根士丹利亚洲荣誉董事长华沃兹对章家敦说过的那句话早已下了结论：“你的‘中国崩溃论’，只在你的书中存在，不存在于中国的现实中。”即便如此，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环境下，我们仍然要警惕别人在此时炒作“中国崩溃论”。
失败预言之三：“中国粮食危机论”
“中国粮食危机论” 中国人不能养活自己？
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粮食总量仍旧短缺，温饱问题不能完全解决，部分粮食仍需要国际援助。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和城市化迎来了又一个快速发展时期。美国专家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预言，随着人口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减少，中国将面临巨大的粮食缺口，中国的粮荒将冲击世界。
“中国粮荒冲击世界”？
1994年9月，美国《世界观察》杂志刊载了一篇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学术文章。该文作者系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该文认为，快速发展的中国在其持续的工业化进程中，伴随着人口增加和消费结构的改善，未来的粮食需求将大幅度增加，但由于发展中出现的“耕地减少”、“水资源匮乏”和“环境的破坏”等问题，未来中国的粮食产量将会下降，中国面临的问题将是巨大的粮食缺口。为此，中国将越来越依赖粮食进口，并因此冲击世界粮食供应和价格。即使中国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国际市场也不可能向13亿中国人提供如此巨量的粮食供应。作者预言中国的粮荒将冲击世界。
布朗的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性报刊和新闻机构都做了突出的转载或报道，中国政府和学术界也迅速作出反应。随后，布朗又在几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发表讲话，宣扬他的观点，并不断补充新的证据。1995年下半年他又出版了专著《谁来养活中国？》。
布朗的“中国粮食危机论”有着深刻的西方思想渊源，但缺乏科学的精神，充其量只有炒作的价值。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巧妙地隐藏起自己的真实动机，转而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谈论中国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的“威胁”，并认为这种“威胁”要比军事上的“威胁”更为可怕，而且要求各国领导人把这种“威胁”放在第一位来考虑。
实际上，布朗向全世界提出的不仅是“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还是“一个养活不了自己的中国将如何危害世界”的问题。可以说，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代表了“中国威胁论”研究领域中的一种“新思维”，那就是把中国塑造成全人类和大自然的共同敌人，让全人类联合起来共同“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从这个方面来说，《谁来养活中国？》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中国威胁论”，即“中国粮食威胁论”和“中国环境威胁论”，对于丰富“中国威胁论”的内涵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它能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的根本原因。
中国可以养活自己
事实上，布朗关于中国出现“粮食危机”的预言并没有发生。不论布朗的动机和目的何在，中国用事实击碎了这一质疑。当前全球性“粮食危机”下中国粮食供应充足是一个铁证。
在6月20日第9个“世界难民日”当天，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报告说，由于受全球经济下滑、粮价居高不下和天灾人祸等因素影响，今年世界性的“饥饿”问题将更加严重，达到有史以来最多的10.2亿人口，相当于全球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创下了新的历史纪录。也就是说，全球每6人中就有1人处于饥饿状态或濒临饥饿状态。
相比之下，在全球性“粮食危机”引发人们对世界粮食安全普遍担忧之时，中国却相对平静。2004年至2008年，中国粮食产量连续5年增产，因此当前中国粮食储备充裕，主要农产品供应充足，粮价基本平稳。近年来，世界主要农产品增长份额20％以上来自中国。如今到我们的市场上去看看，各类农产品不但花样繁多、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而且还兴起了“绿色食品”、“健康饮食”的概念。“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中国成功地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作出的巨大贡献。
如今，中国主要农产品供给实现了从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全国粮食自给率已经高达95%，从长期来看，中国完全有能力立足国内生产实现粮食基本自给。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养活自己的同时，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向国际粮农组织和一些出现粮食紧急状况的国家提供捐赠和粮食援助，认真履行在世界粮食安全方面的国际义务。中国已经从粮食受援国成为一个重要的粮食援助国，并为促进世界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失败预言之四：“香港死亡论”寿终正寝
“香港死亡论”寿终正寝
■回归后的香港，依然繁荣昌盛
香港回归，在很多西方人看来是一次失败。在中西方力量的碰撞中，世界感受到中国崛起的力量，但是一些西方人却不肯承认中国的成功，这体现在他们对香港命运的看法上。对香港回归后的命运有疑虑的不只是西方人。香港回归祖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将面临大幅度的调整，当时有部分香港人对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心存疑虑，有的甚至移居海外。一些西方舆论抓住这一点作出极端预言，认为香港回归之后，迎来的将是死亡的命运。
幻想：“香港之死”
1995年6月，美国《财富》杂志国际版刊出一期封面报道《香港之死》。在这篇报道中，该刊亚洲区女记者露易丝·克拉尔断言：香港回归后，必将丧失它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商贸中心的地位；北京会控制香港特区政府的各个部门；英语会被普通话所代替；外商会受到不公平待遇；人民币会取代美元与港币挂钩；解放军士兵会布满大街。
露易丝·克拉尔预言，香港将失去它作为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商界会撤离香港，腐败会滋生并扩散，“香港未来的赤裸裸的真相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完蛋”。
这篇报道一出全球哗然，作为世界财经界的主流媒体，这种言论造成的负面影响非常大。一些外商受其误导，相继撤出了香港市场。部分香港人受其误导，纷纷移民，背井离乡。很多国家和地区受其误导，以异样的眼光打量香港，使香港回归祖国并实行“港人治港”后的开局变得非常艰难。
2002年上半年，《财富》又以《谁要香港？》作为封面标题，对主权移交近5年来的香港现状表示忧虑，称中国经济向全球开放后，香港作为外资进军内地的大门作用会丧失，加上香港内部经济问题重重，因此香港的地位将会被上海取代。这引起香港特区政府的强烈抗议和有力的反驳。
道歉：“我们错了！”
在历史证明了香港不可能死亡之后，《财富》开始道歉认错。2007年7月，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财富》编辑沙里丹·普拉索撰写了《哎哟，香港根本死不了》。文章写道：“1995年，《财富》杂志曾预言香港主权移交回中国后，它将会衰落。但是在2007年，这座城市比以前更繁荣——好吧，好吧，我们错了……自1997年7月1日的移交过去了10年，香港远没有死，并且几乎不会死。”
同一年，《时代》发表封面文章《晴天，有云》，以整整25页的篇幅探讨回归10年后香港的变化，对“香港死亡”的言论进行重新审视，承认其姐妹杂志《财富》当年报道错误，认为香港比从前更有活力。
今年香港回归已12载，在这段时间内，香港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非典”的袭击，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和帮助下，挺过了一次次的冲击。现在全球面临严峻的经济危机之时，香港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这又是一次考验，此时，我们要提防“香港死亡论”死灰复燃。
失败预言之五：“共产主义终结论”
“共产主义终结论”
自《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建立，更展现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光明前景和旺盛生命力。但时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震惊世界的事件发生，使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此间，西方在加紧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和平演变”的同时，不断制造舆论，声称“共产主义行将终结”。由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先进代表中国也处在“早晚要来”的政治风波之中，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成为当时历史背景下的重大课题。于是“共产主义终结论”愈加盛行。
共产主义“最后的危机”？
1988年，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出版《1999：不战而胜》一书，系统地提出美国应该制定一个在铁幕里面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战略”，即在军事遏制的基础上，发挥美国的经济优势，以经济援助和技术转让等条件，诱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开展“意识形态竞争”，打“攻心战”，扩散“自由和民主价值观”，打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之门”。
该书出版后不久，东欧局势发生了激烈的动荡，急转直下的政局变化，令全世界为之瞠目。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东欧的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和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6国，政权易手，执政40多年的共产党、工人党或下台成为在野党，或改变了性质。此时的中国也正处于政治风波之中，于是，“共产主义行将终结”的预言更加盛行。
1989年，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当代著名的战略思想家布热津斯基立足于当时的东欧剧变，出版代表著作《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该书认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支配了20世纪多数时间后已经走向衰落，进入“最后危机”，断言共产主义因违背历史规律而将在21世纪“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消亡”。
历史不会终结
《大失败》出版两年后的1991年，由于在自身实践上出现重大失误，苏联最终解体，苏共被迫下台并宣布自行解散，这更加使西方诸国对于“共产主义终结论”确信不疑。
紧随其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于1992年3月在大选失败后下台；南斯拉夫在经历近一年之久的内战后，于1992年4月最终分裂为5个独立的共和国。剧变后的东欧各国，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
东欧剧变后不久，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该文认为东欧剧变和资本主义取得冷战胜利的根源在于西式民主制度优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各种民主制度，断言西式民主制度将成为普世制度，而且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将作为政府的最终形式得到普遍推广。
但中国经验驳斥了上述预言。中国共产党不但继续保持了执政地位，还维护了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并在进行总结、调整和改革过程中积极探索，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时至今日，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依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共产主义终结论”在中国的实践中宣告失败。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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