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新电视塔下钉子户:搬得越晚补偿越高(组图)

张雅丽（化名）20年前随父母搬到粮科所小区。今年7月3日，坚守了三年后，她成为首批被强拆的住户之一。

残垣断壁诉说着老楼的历史，它们的主人已经不情愿地迁出了这片已成为豪宅聚集地的小区。

南都周刊记者·华璐 摄影 ·孙炯

两周前的一个傍晚，高峰时期的122路公交车堵在广州大桥上半小时也不过挪动了300米。一个胖妇人和一个头发略显稀疏的中年男子将我夹在中间，我的脖子也不能随意左右摆动，只好死死地盯着车窗外的珠江沿岸。

广州新电视塔突兀地站在珠江北岸，高耸着纤细的钢结构螺旋身躯，蔑视着身边的豪宅群落。这座高610米的建筑，预计2010年落成，将成为亚运直播中心和广州新地标。自2005年11月动工以来，它都以“世界第一高塔”的面目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然而，这是一个竞争惨烈的称号，迪拜塔的高度在去年9月份已经达到688米。

公交车上的人，大多和我一样，脸无表情。我们大多数人，都很少静下来看看这座我们生活的城市正在经历一些怎样的变化。就比如在这座高塔之下，四个小区的608户人家因为高塔的建造而必须放弃多年的居所，搬到陌生的城市边缘地区。三年来，他们经历着不甘、挣扎与离别，还有75户人家在坚守着；可另一方面，他们也被政府和部分市民责怪，认为他们“漫天要价”，妨碍了亚运工程的建造。

堵在广州大桥上的人们，没办法用肉眼看到巨物脚下的这14栋老楼。城市快速变迁所带来的改变，或许只有像拆迁这样“杀”到了家门口，才能为人感知。

冲到家门口的变迁

“我们小区在地铁三号线赤岗塔站出来的三岔路口，泊雅湾和珠江帝景的中间，你也可以说它是在新使馆区附近。”艺苑小区业主梅姐这样向我形容。

钉子户？在我的印象里，至少不应该是发生在珠江边顶级豪宅富人区里的故事。

可现实是，这是珠江沿岸最荒凉的地方。14栋老旧的矮楼，高不过9层，大部分人去楼空，铝合金窗和阳台门已被拆下，鸦雀无声的楼体张着大口。外墙上用鲜红的火漆写着：“团结利益最大，集体协商最好！”“早搬迁早选房！”小区门外的道路已经挖烂，散落着裸露的大水泥块。

“当时看着电视塔动工还挺自豪的，一个新的城市标志就在自家门口不到百米的地方。”但张业成没想到的是，高塔建起，却要不情愿地搬离自出生以来就居住的家。他住的新中国船厂小区和艺苑小区、赤岗果园场小区、粮食科学研究所小区（下称粮科所）同在新电视塔配套绿化用地征地之列。四个小区中，除了艺苑小区是商品房，另外三个都是建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房改房。

2005年11月，位于海珠区艺苑路上的新电视塔动工，这里正好是城市新中轴线与珠江景观轴的交会处。

陈永苏，69岁，和老伴、儿子儿媳住在艺苑小区，他回忆说：“2006年3月11日，我早上六点多一出门，就看见小区门口贴着一张大海报，上面写着《关于请支持广州新电视塔工程拆迁工作的公开信》。”

“真是毫无心理准备。” 陈永苏从事地质工作，常年在荒山野岭留宿。2002年退休后，花30多万元买下了艺苑小区的房子，本打算终老于此。

楼价疯涨下的落差

拆迁工作至今已经三年，截至今年7月9日，608户被拆迁户，已有533户签约，领取货币补偿或者迁居到广发新村、大塘新社区，剩余75户仍在坚持。

张业成说，这些人家不肯签约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觉得拆迁补偿标准过低；二是担心安置房权属问题无法落实。

加上签约奖励和搬迁奖励，最高赔偿可达8800元/平米，“这样的标准不算低”。拆迁方代表、路扩办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表示。

今年3月，出席广发新村安置房开工仪式的广州市副市长苏泽群向上述四个小区的居民发出了“不能漫天要价”的呼吁。

实际上，让居民们难以接受的，是这10年间楼价疯狂上涨带来的心理落差。陈永苏说：“8800元的价钱在这附近连二手楼也买不到。”相邻的泊雅湾和珠江帝景，二手楼均价13000元/平米，即使楼龄逾10年的新鸿花园楼梯房，也要10000元/平米。

“宁要河北一张床，不要河南一间房”。老广州将珠江叫做“河”，“河北”是越秀、荔湾等成熟老城区，而南岸的海珠区在20年前还是郊区，菜田随处可见。艺苑路上所谓的“一线江景”，当年不过是人见人嫌的偏远地段。

张雅丽（化名）在20年前跟随父母搬到粮科所小区，当初进入艺苑路32号大院时，她还是个高中女生，公交车没通，每天踏着江边的泥泞小路去上学。

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张家花5万元买下了现在这套房改房。2002年，商品房开始占据广州房地产市场。开发商们逐渐意识到，这块“江边烂地”极具价值。

张雅丽的一个表侄2005年购入艺苑路新开盘的珠江帝景苑，当时的售价是8000元/平米。“那两年几乎每天睁开眼睛，楼价就上了一个台阶。”张雅丽说，坚持不搬迁的业主，大多数都是因为楼价的上涨而犹豫不决。

“我们这里迟早是要拆的。”看着粮科所小区一座单体楼矗立在众多高档楼盘中，张雅丽和父母都认为，拆迁肯定是件好事，只是他们盼望能回迁到相同地段或者靠补偿金买到附近的房子。

“4800元/平米？我们不可能接受！”2006年，当相关部门对四个小区的居民公布货币补偿方案时，张雅丽的父亲一口回绝了。虽然当时接受的话，他们将获得34万余元，比当初的购房费翻了近7倍，但这个价钱是不可能让他们把新家安在珠江边上。

坚守者在分化

每天晚上9点半以后，还在坚持的70多户业主就会不固定地聚集在艺苑小区的院子里，交换各种拆迁信息——今天路扩办的工作人员上哪家动员了，又有哪家收到了房屋拆迁裁决书，或者强拆通知书。

“拆迁办的人说艺苑小区的梅姐最难搞，懂法还牙尖嘴利。”负责外部联络事宜的梅姐以自嘲打开了当晚的话题，听者一阵大笑。

“昨晚有几个房屋中介去了果园场小区，谈到凌晨三点，有三户业主连夜弃产了。据说是在8800元的基础上每平方米再加了500元。”陈永苏的邻居张伯说。当我联系这三户业主时，他们却不愿意告知房子的买家是谁。

2009年，电视塔建设进入攻坚阶段，政府除了将补偿标准提高到8800元/平米，还提出房屋产权调换方案，两处安置房源分别是广发新村小区A、D栋(期房)、大塘新社区F-1栋(现房)，分别按增量10%和20%的面积来兑换被拆迁人原楼房。

张业成说，现在把价钱提高了近一倍，是想通过舆论施压，“把我们定性为刁民”，或者是要在剩下的业主内部制造矛盾，让大家彼此猜疑，早日解散？“我们要求公开价格听证”。

实际上，在这场长期消耗战中，业主内部早就分歧重重。

一个名叫谭志伟的艺苑小区业主就被坚守户们称为“老刁”。在花园聚会的小道消息中，他四处动员别人把房子卖给他，然后他再卖给政府获取差价。但他坚决否认自己是为有关部门“服务”。

他承认自己联系过五六户业主，游说他们弃产，将艺苑小区的房子以9300元/平米左右的价格过户到自己名下，而后由他跟政府交涉，置换广发新村的房子。

“现在房子都要拆了，还能过户吗？”

“我在房管局那边认识人，打听过没有问题。”面对一些业主的疑问，谭志伟显得很有把握。他表示，自己不过是想在广发新村那边多换一套房给父母，结果就在街坊间被传为“奸细”。“我这是货比三家，不是说五六套房子我都要买下来。”

谭志伟是今年年初签订搬迁协议的，他选择了广发新村的期房。“当看到搬迁签约率超过七八成的时候，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了，这事没办法抵抗了。”

“事情一旦有利可图，就会有形形色色的人出现。”张雅丽经常在小区的“通风会”上告诫各位业主。

“你们千万别信这些游说的中介，不知道他们就是哪个部门派过来的呢。台面谈不拢，就私下给你加点钱，让你们快走。他们还说要以慰问我爸生病的名义多给我10万，但我要他们写进合同时，他们就不干了。”张雅丽认为，这是在搞“阴阳合同”。

张雅丽口中的“他们”，泛指所有曾经上门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和房地产中介。这些登门拜访者，不愿意告知全名，只知道他们是“李主任”、“刘科长”。在坚守的业主眼中，他们给每户的报价都不一样。今年以来，每一户被说服搬迁的业主，对拿到了多少补偿都讳莫如深。

在艺苑小区门外的路扩办拆迁办公室里，一位工作人员说，很多业主不愿搬走，心里其实有自己的算盘，“他们以为搬得越晚补偿越高。”

7月3日，艺苑路四户居民被执行强拆，这是三年来首次强拆。当天，一户业主坐在自己阳台上表示不满。

“这有什么用呢？”陈永苏不停地摇头、叹气。“最后给他多加了几万元，他还不是当场就签了搬迁协议。”

等不及的城市

眼前的问题是，2010年11月12日，广州亚运会就要开幕。而规划中的塔下绿化广场和配套设施，因为搬迁问题依然毫无声息。

“首先，我想问你，你认为广州起一座610米的全球高塔有意义吗？”华南理工大学城市规划系系主任王世福教授反问我。他曾参与珠江滨水地区规划指引和珠江新城中央广场规划设计等项目。

我没办法给出答案，生活在这个城市多年的我，已习惯对太多变化视而不见。

“城市规划里有量入为出的原则，一座城市的地标建筑必须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起码在我看来，广州作为华南中心城市，建这座新高塔没有什么不相符的。当然，如果从功能性上来说，发射无线信号已不是电视塔的主要功能，你也可以说它多少有点秀的成分。”王世福说。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艺术设计学系主任冯原也表示：“可以说，广州新电视塔是一个地标，一根让广州迈入它所想象的国际性城市的图腾柱。”

上个世纪70年代，广州建筑的高度能够划破天际线的只有白云宾馆，80年代是花园酒店，90年代是广州国际大厦以200.18米的楼高成为城市的新高度，直到1997年被391米高的中信广场大厦超越。

“这里是纵览全市景观的制高点，也是今后广州市民和世界各地来宾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的必到之地。”今年7月1日，广州市长张广宁乘搭超高速电梯参观了电视塔。

分管城建的广州副市长苏泽群曾表示，在亚运建设中，征地拆迁是最难的。“我们要让老百姓了解我们做这个事的价值，讨论路要不要修、修好了有什么好处，如果能让他们都了解政府所做的事是为了市民，市民一定会更好地配合”。

然而，对于张雅丽等业主来说，行政动员的方式未必奏效。7月3日清晨6时30分，路扩办、城管等拆了张雅丽和张业成的房子。张雅丽家里的物品被政府暂时保管，张业成的家私细软被卡车拉到拆迁裁决书上判给的广从公路边上的一处房子。

陈永苏老人即将在7月24日出席拆迁听证会，他说，如果非要强拆，自己只好等着上殡仪馆的车。

“人总是想着如何使自己的个体利益最大化，这很正常。在个人与政府的谈判中，个人难免处于弱势。”王世福说，任何一方都不能只表达自己的利益。

“地铁修了，你有没有坐？高速路建了，你有没有走？”珠江边的地价数年间暴涨，这和整个广州的价值提升不无关系。王世福说：“如果静态地用相邻地价来衡量拆迁标准，无疑是忽略了城市发展为居民带来的整体利益。你享受完城市建设的好处后，如今建到自家门口，就不干了。这是不是也是损害了其他市民的利益？”

广州等不及了，电视塔下的钉子户们也是心急如焚，但双方至今无法在互信基础上沟通。以广发新村期房为例，路扩办多次保证，2011年6月30日前交付使用，居民会取得合法房产证。但业主们查到该楼盘至今仍抵押在工商银行。

“双方对立，双方都不得利。”王世福说，德国建一条高速公路可以用16年来论证和举行公众听证会，但是亚运迫在眉睫的广州花不起这个时间成本。

(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