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促华人新一轮海归潮 回国是否还有机会?(图)

　　迎接新海归

　　金融危机的波及催发了新一轮的海归潮，而由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出台的海外人才千人计划无疑为这些优秀的海外人才提供了一次新的历史机遇。可以预见的是，在新的社会经济形势下，将会迎来一个全新的海归时代。而拥有更开阔国际视野和更丰富人生经验的海归们，毫无疑问将获得面向时代和未来的优势。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这不是一句戏言，这是现实的写照。

　　恰逢其时的千人计划

　　俗话说，风起云涌时，鸾凤还巢之日。

　　从2008年到2009年，金融危机“风暴眼”的英、美等国失业率早已刷新了历史纪录，本国失业大军源源不断，留给留学生的空间自然被急剧压缩。

　　那些在美国的高层次人才尤其是拥有或正在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人员很多将离美国而去。据2009年3月8日华盛顿邮报报道：2005年时，美国杜克大学工程管理硕士毕业的留学生，毕业后几乎都说在美国至少呆上几年。但在2009年，80名工程管理硕士毕业的留学生，几乎都买了回国的单程机票。哈佛等其他名校的情况也基本如此。

　　高端人才的大幅震动也加剧了新一轮的人才争夺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抄底人才”成为了一个国家的战略。2008年12月，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抓住机遇，大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2009年3月下旬，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公布了出台的引进海外人才千人计划的详细内容。

　　从千人计划的内容来看，既要求是由用人单位来提出申请，又对各领域的申请者有详细的规定，还要求必须全职回来工作，保证引进的属于国家需要的真正的高端人才。同时，对于人才发挥作用也有足够的支持，不但提供充足的经费和待遇，给以特别重视，设立专人解决海外高端人才历来担心的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国籍与签证等配套服务问题，引进对象也不拘一格，从华裔人才到外籍人才都可以。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痛感高层次、高技能人才的不足。他表示，在这个阶段，对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特别急需处在世界科技前沿和产业高端、熟悉国际市场和国际规则的优秀人才。

　　当下，千人计划的出台可谓恰逢其时。

　　一组来自于对近千名已报名参加今年第八届北美留交会的海外中国留学人员统计分析数据彰显了当下高端人才的流向意愿。数据显示，希望回国找工作的留学人员报名者占90%，回国注重职场商机与事业发展前景的报名者占92%；拥有博士学位的留学人员报名者占52%；美国排名前30大学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的留学人员占56%。

　　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王辉耀接受《小康》采访时表示，人才是否回国发展是多方面综合的结果。“政府的政策与效率，人才选拔、评估、激励的制度，适合的硬件基础与平台，社会人文环境的开放与尊重，国籍与出入境的规定，甚至子女教育问题都可能影响人才回归。”而“千人计划”正是针对这些可能产生的“顾虑”作出了细致的安排。

　　“可以说，这次人才引进计划的力度与深度是前所未有的，”作为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国际人才战略专家研究组组长的王辉耀参加过相关一些工作，他认为，“这次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未来将会取得重大成就。”

　　人才流失的背后

　　中国向海外派遣留学生有100多年的历史，在世界科技人才竞争格局中一直扮演着“人才输出国”的角色。从1872年到1978年百余年间，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不过13万。而从1978年至1991年的出国留学人员则远胜过此前百余间年的总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留学生人数正在迅速攀升，截至2007年，出国留学人数已经达到121.17万人。

　　如此庞大的留学生数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大量人才流失海外的数据。近些年来随着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留学归国人员的数量在逐年增加，2003年首次突破两万人，2005年学成归国的人数已经达到3.5万人，2006年4.2万人，2007年达4.47万人。1996-2007年间，中国留学人员平均回归率约为29.5%，尽管如此，却仍有约有70%的留学生仍滞留海外。而这些留在国外的留学人员中，有不少人在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

　　2008年12月份，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对我国高层次科技人才回归情况作了调查和分析，发布了我国第一份《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如果用美国顶级科学家队伍中出生于某国的科学家所占比例与该国拥有的世界顶级科学家占全世界的比例这二者的比值来粗略地反映向美国的人才外流程度(该比值越大，说明人才外流越严重)，则有关国家和地区的人才外流严峻程度如下：中国大陆，28.0；印度，13.0；俄罗斯，5.1；韩国，4.2；台湾，3.6；香港，1.4。显然，中国大陆高端人才外流最为严重。

　　一边是高端人才大幅外流，另一边，却是留学人员的苦恼、顾虑、犹豫，他们一定程度上在以某种方式被浪费。记者在采访中接触到的那些仍在海外的中国留学人员，对于是否回国这一问题一直在观望中。回国容易出国难，放弃在国外的一切回国发展考虑的不仅仅是薪水问题，身份、子女教育以及相应的保障等方面的问题都让他们犹豫再三。中国对国籍、签证、户籍、社保等设置的种种限制也让他们望而却步。

　　作为在海外留学多年，也是最早回国创业的一批海归，王辉耀对此有着最深的理解，“海归们的这些顾虑是非常真实的。在现实的环境中，许多在海外工作多年的高端人才，妻子可能是西方人，儿女从小在国外长大，换成‘中国护照’后出去就不方便了，要让人‘抛妻弃子’是很困难的选择。如果不放弃外国籍，从社保、买房到申请课题都受限制，何况许多手续甚至让他们无法进入中国，有许多留学生彻底回归，什么事都不做仅仅办手续都还耗掉大半年时间。”

　　王辉耀认为，中国吸引人才的硬件基础已经没有问题，但希望国家还能够对这些“软件”问题加以重视，因为大多数海外人才都会拿中国与所在国的这些政策进行对比，看那个国家更重视、尊重和欢迎人才。

　　应该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国际人才竞争中一直在努力。

　　1983年，邓小平发表了“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讲话，认为引进外国智力比单纯引进技术、设备要花钱少、收益大、见效快。1992年政府明确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进入21世纪后，国家提出“人才强国”战略， 留学人才的回归开始真正得到国家重视，政府出台了各类留学人才回归计划和文件，并提出了“不求所在，但求所用”的新看法。2004年，中国还正式出台了长期留住外籍人才的“绿卡制度”。

　　在这一系列的引才政策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和进步，但是王辉耀指出，从横向来看，中国引进人才的制度和政策相比欧美还有很多缺陷。只是在被动地防守——推动人才回归，避免中国培养人才却是“为他人嫁衣”；而没有想过主动出击——走出去吸纳自身需要的外国顶尖人才归化为“中国人才”。

　　他对《小康》表示，中国过去只是短期引进外国人才，2004年才有长期留住外国人才的绿卡制度，但至今没有让外国人才成为“自己人才”的入籍制度。这也是中国和美国等欧美国家人才战略的区别，美国不但让外国人才想来这里赚钱，而且赚了钱还会把钱永远留下，甚至是把在全世界赚的钱都带到美国来。但在中国，因为不可能是“自己人”，中国不可能成为安居乐业的“归宿”，所以，外国人才很多只把中国当成一个赚了钱就要带走的“工地”，即使再正规的跨国企业来到中国都可能不重视环保和劳工权益。

　　美国在这方面的做法是成功的。尽管其仅培养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诺贝尔奖得主，但还是聘用了全世界70%诺贝尔奖得主，引进了占本国总量三分之一的海外科学家与工程师。一般非美国公民亲属的人才移民美国，必须获得技术签证和劳工证，在美国工作和生活过才能申请并排期等待绿卡，但如果属于每年2万名的“杰出人才”类别，就什么都不需要也不用排期，申请一年就能获得美国绿卡，五年就能入籍。这是因为美国政府意识到：如果你不能留住并让这些全球最顶尖的人才成为“本国人才”，他们就会在海外成为竞争对手。

　　我们当然也不愿意看到这些人成为我们的对手。

　　历次海归潮与变革

　　“最近我批海归回国档签到手都麻了！一天8个小时一直签，我正在思考更有效率的做法。”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教育参赞岑建君说。据美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近日报道，金融风暴加剧了中国留学生的回流数字。有数据表明，从1978年中国开放留学以来至2007年，海归总人数近32万，而只今年一年海归人数就将超过30年来的1/6。很多人表示，中国将迎来第三次海归潮。

　　此前的海归潮中，海归们大多会选择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作为着陆点，但随着一线城市发展趋于饱和，再加上二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海归们的视线已逐渐转移到二线城市，甚至一些在一线城市发展的海归也流向了二线城市。业内人士分析：“下一个三十年内需市场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市场在哪里资金就会流向哪里，人才自然随着市场和资本流动。”

　　“海归”一词的真正出现，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末。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连续两、三年，大概有几千名大陆留学生从欧美到香港就业，填补了1997年前许多香港专业人士移民国外留下的职位空缺。这被认为是 “海归潮”的前锋，而真正的“登陆”始于新世纪。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这都让海外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也就在这个时候，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召开时，中国总理朱镕基对留学生们张开双臂、亮开嗓门大声喊：“请你们回来吧。”

　　世界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中国这个正在变得强大的经济体，“海归潮”真正兴起，2000年，美国移民局的一项调查证实，由美国回流的中国留学生达到了1.5万人，这年年底，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写到：“一个新的人才回流时代已开始，这将是中国在21世界第一个十年的主要现象。”2002年，成为“海归潮”的第一个高峰年。从2002年春天到2003年秋天这18个月里，有16510个留学生来到中关村访问，其中有3800人留了下来，比过去20年的“海归”加在一起还要多。著名作家凌志军在其《中国的新革命》一书中写道，就在几年前，他们中间还流行着“傻瓜才回家”的观点，而现在，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怎么还没回国呀”。

　　“对一代中国留学生来说，这种变化究竟是什么？而这种变化，对中国的未来，又意味着什么？”钱宁在《留学美国》里一直在问。

　　答案在进入21世纪之后逐渐揭晓。李彦宏、邓中翰、周云帆、张朝阳……已经回归的那些人正在书写着数字化时代的财富神话。凌志军断言：未来三五十年，中国一定是海归的天下，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都将是海归。

　　这将是海归的幸运，也将是我们国家的幸运。

　　回还是不回？

　　★采写/美国特约记者 高山 丁雨

　　“千人计划”吸引了海外留学人员的广泛关注。海外学人特别是一些已经被公司解雇的，更是将去留问题提上了日程来考虑：留下可能会更艰苦，然而，回国又能否有更好的机会？

　　随着雷曼兄弟和美林证券的倒掉，华尔街开始变得落寞了，似乎已经变成了一条“死街”，就连往日订座都困难的金融区的酒吧和餐厅，现在也只有不到一半上座率了。

　　华尔街的彷徨

　　在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工作了多年的李先生无奈地步入办公大楼，来到了自己的座位收拾东西，按照规定，他不准碰触电脑或复制、复印任何文件，然后端着装有自己的私人物品的纸箱子走出了公司大楼。

　　“我失去了一份非常好的工作，这对于我的家庭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李先生说，他难过极了。

　　在华尔街，像李先生这样遭到同样命运的雷曼兄弟的雇员大概有2.5万多名，他们不知道何时能拿到下一月工资，或许那也将是他们的最后一份薪水。

　　“每个人都在收拾自己的东西，交换联系方式，互相承诺在未来找工作时将互相帮助。”

　　但在如此恶劣的市场环境下，要找到新的工作谈何容易？李先生很沮丧。华尔街在次贷风暴与破产的双重冲击之下，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2008年的裁员人数，已多达10多万余人，在如此恶劣的市场环境下，2009年被裁者找新工作将更为困难。现在华尔街的天空上，找工作的履历表满天飞，华尔街失业者四处奔波都在找新工作。

　　在一家美国大型投资银行工作多年的职员万小姐一脸无可奈何地表示，现在只要不被裁掉就谢天谢地了。金融分工细，例如财富管理和投资银行，相差甚多，加上经济不景，一旦被裁，要找回同样工作，非常困难，特别是40岁之后，重新就业难上加难。

　　一位在美国金融界工作20多年的资深金融专家方先生表示，金融界非常残酷、现实，如果不挣钱，马上就会被裁掉。他曾在美国一家非常知名的投资银行工作，曾经历过“星期五发红包，星期一整个团队扫地出门”的事情，至今仍心有余悸。

　　在雷曼兄弟供职的华裔精英约有2千人之众，虽然华裔能够做到公司高层的人并不多，也不会像那些手中握有大把公司股票的高层，资产一夜间化为乌有。但是华尔街一贯的高薪收入，使得华裔员工有能力买车、买房，经历这场金融海啸后，一般员工最保守估计损失可能达6至50万美元不等。现在，大批专业人员应声落马，一些金融专家和投资高手被迫出局，纷纷转行或自立门户，一些华人也萌生了回国发展的意向。

　　最近一年，已有不少华裔金融人才返回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发展，其中不乏非常优秀的金融奇才。原因除了持续的美国经济不景气，还与美国移民政策紧缩有关，而金融界的动荡以及工作转型难度，更让华裔金融人员信心受挫。

　　越来越多的华尔街华人纷纷希望回国找发展机会。一年前，希望“海归”的金融高级人才比例还很小；但金融危机爆发后，拥有海外金融工作经历准备海归的海外华人明显增多。

　　祖国在召唤

　　正当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遭遇衰退，海外华人进退维谷的时候，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根据该计划，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中国将在未来5～10年引进海外千名高端人才，也称“千人计划”。 除“千人计划”之外，国家鼓励并支持各个层次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工作。为解决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后顾之忧，对于引进的科技创新人才，国家有关部门为其提供了一系列特定的生活待遇。

　　这个计划吸引了海外留学人员的广泛关注。海外学人特别是一些已经被公司解雇的，更是将去留问题提上了日程来考虑：留下可能会更艰苦，然而，回国又能否有更好的机会？

　　目前，中国正积极重金招聘华裔金融专家。中国的中投公司、工商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也频频向华尔街的华人精英招手，并采取视频面试的方式向海外招揽华人金融专才，提供的年薪、职位和发展空间都令人心动。上海金融团在纽约的招聘会就有1000多人参加，而有数年华尔街工作经验的人，更可以竞争到中高级职位。次贷危机为金融界华人回国就业创造了契机，也促进了华人金融高管的归国潮。

　　在雷曼兄弟工作10余年的黄先生也失去了工作，他最近参加了几个国内大型投行在纽约的大型派对，参加者都是华尔街各路华人精英。说是派对，其实最主要的是要挖人。参加者都是来自大摩、高盛、瑞银或是美联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华人。

　　黄先生强调，本次金融危机主要受灾领域是债券和衍生品，这一领域最强的华尔街受损最严重，失业的金融人士最多，而由于中国人的数学天分最好，大量在华尔街就业的华人负责的正是债券和衍生品业务，使纽约成为“重灾区”。而且他们大多人到中年，这个时候让他们改行，肯定没法接受。在华尔街的工作职位愈来愈难求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回国寻找机会。

　　在黄先生看来，现在中国的吸引力显而易见：首先，国内拥有大量资本盈余，中国资本市场正处在发展壮大期，急需相关人才特别是中高级的金融人才来管理；第二便是稳健的经济增长，今年尽管可能降至8%左右，但相比仍是相当强劲的水平；第三，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当前的发展方向仍是鼓励民营经济和减少不必要的监管，发展空间也比华尔街大，前景将更加乐观，而薪酬待遇已并非找工作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黄先生主要对国内的投行和基金管理业务比较感兴趣，他认为这方面国内的发展潜力仍很大。

　　另一位艺术管理博士冯先生也表示，现在的他更倾向于回国发展。因为大家觉得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差别已经不是很大。他认为他所学的这个专业回国后会有发展前景。现在美国的产业体系已经非常成熟，从政策和各机构布局、结构都很完善；而中国虽然还处于雏形期，但会发展很快。如果在美国工作，做下去可能会很安心，因为专业和美国的环境非常切合。但另一方面，他也担心个人发挥的程度不会很大，必须按照规程一步一步做下去。毕竟文化差异很大，这不仅仅是一个学习语言的问题，而是需要长期积累的问题，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来融入他们的文化，克服很多的障碍。

   “海带”之忧

　　不过，海外学人对回归也并不是没有顾虑的。

　　在国内有项目合作经常往返中美的华女士就指出，今日中国的海归就业市场已不是十年前了。那时候由于外企优厚的待遇，成为人们择业的首选单位，可是外企的主要管理者们大部分都是老外，因此对英文口语、听力和书写的要求比较高。而由于国内英文教育的不实用，即使是名牌大学的高才生，托福考600分的，在面试的时候也会因为听不懂和不能完全表达自己而失去这样的工作机会。相反那些在国外读过书的人在这方面就有了绝对的优势。加之老外对自己国家学历的骄傲，误以为国外毕业的一定能够胜任这个工作，所以给了当初“海归”们一些优惠职位和较高的待遇。而中国为了和外企竞争人才，也纷纷抬高价格招贤募士。这样就把“海归”市场炒得轰轰烈烈。

　　然而，经过这几年的雇用和淘汰，中国用人单位和企业慢慢发现了对“海归人才”在使用和信任上的失误，“海归人才”在国内的生存压力已经到了白热化地步，想找到薪水高的工作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也并没有那么多的地方愿意给一个月几万块的工资。

　　首先，就外国公司来说，他们发现他们主要面对的客户大量的还是中国人，对他们来说，他们要想开发中国市场必须要遵照中国的市场规矩，这些在国外的教科书里是没有的。而这些“海归”由于长期在国外生活和学习，已经不适应国内人际交流的环境。他们甚至不懂得如何和国内厂商应酬，不懂得如何和政府职能部门打交道，不懂得利用社交场合来推动公司的销售。“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个翻译而已。可是如果就翻译而言他们的语言能力还比不上老板的秘书。”华女士这样认为。

　　其次，由于这些人自认为有国外的文凭，以为自己能力不差，因此当初开价也很高。而老外又过分信任了他们的文凭和“能力”。所以到实际用人的时候，苦不堪言。发现投入和产出比例倒挂。同时，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这些人不仅不能为企业带来利润，而且开销巨大。“再加上现在新‘海归’的质量也明显不如从前。有的人拿着国外学习4～5年的文凭，在面试的时候，一句时态完整的句子都说不出来，还不如现在国内的大学毕业生。让企业如何敢用？”华女士说，目前大量的海外学子由于在国外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涌回国内，造成供大于求的人才市场状况。因此出现了“海带”现象。

　　一位三个月前从华尔街回国的海归就表示，要是混日子，还是在美国好混。理由是，他感觉国企的团队合作很差，对有不错工作经历的“海归”既尊重也排斥。部门领导和同事对“海归”还是有很多敌意，有时候连基本的工作介绍都有意遮掩很多。适应过程很痛苦。“所谓适应就是不断降低预期：国企把海归当作一个顾问和技术工，海归们最好也别拿自己当回事，别以为回国就能做出什么事情。”这是他回国三个月的切身体会。

　　这样的情境也是许多海归所熟悉的：成功转型大约需要至少一年时间，而且需要经过三个相互关联又彼此不同的阶段，即：先要进入，再要被企业接受，最后才能为企业带来变化。这三个阶段完成需要的时间分别是前3个月、前6个月和前一年。而且前6个月的经历至关重要。

　　孩子是个问题

　　一些放弃身份海归的人，许多可能已经在国内找到了更好的发展。而目前进退两难的海归，其中一个难解的心结就是孩子；我们回去了，孩子怎么办？

　　在海外生活的孩子基本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出国前，曾在国内接受过教育，英语是启蒙阶段，刚刚到国外学习非常艰苦，常常找不着“北”。如今，总算适应了国外的教育，可由于父母的回国发展，他们又要面临重新开始适应国内的教育。这让父母和孩子忧心忡忡而进退两难。第二类：从小就出生在国外的，已经开始接受国外的基础教育，中文程度比较差，有些可能只会听和说，写都不会写。现在父母要回国，他们更是彷徨再彷徨。

　　在对美国海外留学人员的采访中发现，这些已经在美国建立家庭的华人大多都觉得自己回国无论怎样都是命运的选择，可是孩子呢？他们担心对孩子不公平。一些海归没有放弃身份，也就是为了孩子在国外的发展，因为孩子的发展空间之大，常常是无法预测的。“孩子们什么都不靠谱。中文不靠谱，英文不靠谱，而自己回国发展究竟靠不靠谱，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回还是不回？这是个问题。

　　他们中有人说，为了孩子上天堂，我们只能下地狱，留！也有人说；与其坐以待毙，只能苦孩子了，因为我们没有选择，回！

　　梳理百年“海归”史

　　第1代

　　1872至1875年，清政府送120名12至15岁幼童赴美留学。这批幼童成为了近代中国留学之先声。在这批归国少年中，有不少以后成为清末民初的优秀人才，如民国初年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清华学校首任校长唐国安、中国铁路第一人詹天佑等。

　　第2代

　　光绪初年派出的海军留学生近百人，分赴欧洲各国学习，回国后担任各级海军将领。这一批留学生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明星”当是日后《天演论》等西方重要文献的中国译者严复，为传播现代科学做出重大贡献。

　　第3代

　　20世纪初，不少人选择前往日本留学，旋即形成留日高潮。在20世纪头十年中留日学生总数达5万人以上。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两年内即有960多位留日学生加盟。他们后来成为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的先锋队和中坚力量。

　　第4代

　　1907年，美国将部分庚子赔款用作中国办高等教育和招收中国学生留美。1911年中国为选拔和预培留美学生，建立清华学校。此时，除了清华大学派送留学生外，还有大量“自助学者”赴美求学。竺可桢、钱伟长、梁思成、张光斗等都是这批留美学生的代表。他们也是开拓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一代，很多人后来成为学科奠基人和学术栋梁。

　　第5代

　　从1915年开始，中国知识界的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提倡“勤以做工，俭以求学”，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到1920年赴法求学人数已达1600人，逐步形成全国性潮流。在这群1920年前后赴法的青年中，产生了周恩来、邓小平等改变中国的巨人。

　　第6代

　　1920年5月，苏俄建立莫斯科东方大学招收远东各少数民族和亚洲各国的革命青年。瞿秋白、刘少奇等是首批赴该校学习的。当时，留学生总数当在千人以上。此一时期留学欧洲、苏联的学生，后来绝大部分成为优秀的革命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支柱力量。

　　第7代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中央和地方政府继续向美、英和西欧各国派遣官费留学生，每年有100人左右，最多时达千人。自费留学的人数也日益增长。二战后，这批留学生回国时已是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和熟习现代产业技术的工程师，为中国科学研究体系和工业基础的建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8代

　　抗战胜利后，全国上下渴望进行和平建设和加速国家工业化进程。很多留学生和学者滞留海外，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老一代科学家们召唤年轻学子回国工作。在1949—1954年间，有1424人回到祖国，到50年代末回国人数增至2500名。

　　第9代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即决定大规模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从1950年到1952年，中国先后与苏联和东欧各国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并陆续开始执行。五六十年代派出的1.8万多名留学人员全部回国，无条件地服从分配，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成为后来发展工业和全面建立科研体系的骨干力量。

　　第10代

　　海归一词真正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末香港回归时。1997年后的两、三年间，大概有几千名大陆留学生从欧美到香港就业，补上了97年前许多香港专业人士移民国外留下的职位空缺。2002年是海归潮的高峰年。这批“海归”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管理和技术，也带来了市场和观念。王志东、李彦宏、邓中翰、周云帆、张朝阳、丁磊等这一时期的代表书写了数字化时代的财富神话。

　　海归潮？创业潮！

　　创业一直都是“海归”群体最为典型的标志之一。在经历了西方发达国家各种成熟的商业模式、各种先进科学技术和各类成功管理经验后，他们寻找着国内的产业空白，圆梦的同时也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

　　★采写/《小康》记者 孙晓青

　　2004年，田冠雄从英国回到了上海，临回国的那一晚，他给自己设定了第一个目标：先把出去留学这些年的百万学费赚回来。这个目标很实际，当然，田冠雄对回国还有更多的期许。

　　为什么不回来？

　　田冠雄毕业于英国的华威大学，在这所以从事研究名列前茅的学府里，他一直都觉得最大的受用就是学到了更为科学的思维方式，以及如何建立和形成一个团队的意识和方法。毕业后，他顺利在英国的一家大型企业找到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此外，他也和朋友一起经营了一家网站，做得有声有色。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选择回国发展？”记者问。“为什么不回来？”田冠雄微笑着反问。“其实一直以来都有想回国发展的念头，只是一直都在考虑回去的时间、机会以及发展的方向。”

　　2004年的一天，田冠雄突然意识到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留学这些年的经历，让他对回国有一份特殊的期待，在他看来这应该是每一个在国外留学的人都会有的情结。毕业后的工作经历也让他清楚地认识到作为华人在一个背井离乡的环境里打拼的艰辛和不易。也就在这时候，他身边一些早先回国发展的朋友给了他很多信心和鼓励。“每次跟他们聊天，他们都在跟我说国内发展的环境更好，机遇很多。这也让我感到十分心动，那里毕竟是自己的地方，发展会更安心。”于是田冠雄辞去了那边的工作回国了。

　　很多海归选择回国的原因都大致相同，“中国人还是回到中国应该更好一些”。英飞特电子的创始人华桂潮曾在谈论回国原因时也如此表示。这个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毕业的电子工程博士，在美的经历也十分惊人，曾获得16项美国发明专利，并曾担任世界上最大的开关电源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也是美国知名电源公司VPT Inc。的创始人之一，并担任副总裁。在美国的创业为他积累了丰富的原始资本，而国内良好的发展前景让华桂潮最终选择了回国再创业。

　　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王辉耀表示，当代海归创业最大的背景从根本上讲有两条，一是在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上的差距，二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魄力与决心。在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时代，海归回国创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于是，“为什么不回来？”成为了很多海归的心声，尽管采访中很多海归也表示当初确实曾有疑虑，担心回国的待遇，担心发展的方向，担心社会保障，还有一部分已经在海外成家的留学人员也要担心家庭的一切，但是他们仍然对中国的发展持有信心，怀抱梦想，于是选择了回国。

　　产业空白的诱惑

　　回国创业的海归一部分是像华桂潮一样在海外积累了丰富资本后的再创业，而田冠雄的创业路显然并没有先天的基础，但他的成功也是一大部分海归创业者的典型代表。回国后的田冠雄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选择了创业的道路。和很多海归一样，刚回到上海的时候，他也陆续应聘了一些工作。

　　“老实说是有点灰心的，因为待遇上一直都不太满意。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出去留学的人回国后面临的问题。回来后工作的待遇和当初的预期有落差，而且这个落差并不算小。”田冠雄坦言，这个落差也让他意识到应该找机会自主创业，会更适合自己的发展。

　　一个偶然的机遇他有接触到了现在所做的环保行业。

　　“这和我父亲的公司有点关系，那段时间接触环保科技，把新技术卖到国外，帮助做复合包装型垃圾的处理。这一块当时在国内还很新，之前应该没有，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同时也是一项很有前途和发展的事业。于是当时就借着这一机会来到了北京，开了现在的北京赛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田冠雄说。

　　公司的前景十分看好。田冠雄将在国外学到的思维模式运用到管理中，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团队，并将团队中的每个人的潜能都最大限度地开发。田冠雄笑言，这是海归们和本土人才相比，较突出的优势。在国外培养出的敢想敢做的个性也在商场中帮了他不少忙。如今，他不但已经完成了第一个目标，而且也希望能在国外开厂，把生意做大。

　　海归回到国内创业，首先要面对是一个所谓“定位”的问题。田冠雄定位于国内环保科技中的新项目，这种寻找国内产业空白的定位方式也是很多海归成功创业者的共同经验。

　　创立了华琛科技有限公司的美国海归朱晓兰在堪萨斯大学攻读认知心理学博士和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学业完成后曾在硅谷多家公司担任过软件设计师和项目经理。其后也选择了回国创业。在国外的科研生活中，她掌握了CTI(计算机电话集成)领域产品研发生产项目，这一领域在当时的中国市场上还是一片空白。朱晓兰正是瞄准了中国的广阔市场，毅然放弃了美国的工作。

　　据相关调查显示，大多数回国创业成功的海归都集中在高科技领域。其中在互联网、IT和通讯等领域的，占到了70%以上，还有20%的海归集中在咨询、法律服务和教育等领域，只有5%左右是在制造领域。在这些领域，海归有着本土企业家难以竞争的核心竞争力。

　　王辉耀对此表示， 在经历了西方发达国家各种成熟的商业模式，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各类成功的管理经验之后，当海归们自己掌握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且具有了一定的资金、技术、人脉资源后，利用国内与国外的落差，填补国内的各种空白，实际上构成了不少海归创业活动的主体内容。

　　新的机遇

　　老一辈的海归更多的是技术型人才，较多地将所掌握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弥补当时国内某个领域的不足。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中国海归主要是在科技教育领域做出了贡献。和老一辈海归相比，新一代的海归人才带来的不仅是技术，还有新的观点和理念，他们更熟悉国际化的发展方式，他们能更清楚地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国内的创业环境也日益成熟，这就给了新一代海归创业的巨大空间。

　　尽管如此，海归回国创业仍然面临很多的困难和挑战。毕竟国外的工作生活与国内差异很大，他们的心理也会产生一些落差和不适应。华桂潮曾表示，在回国创业之初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去适应国内相对复杂的人事关系。在国外，他不用过多地考虑这些问题，只要做好技术开发、产品研制和市场推广，企业就会发展得很好。但显然，在国内，仅仅是这样，则远远不够。很多海归提醒说，归国创业遇到的最多困难可能就是不适应，想解决好这个问题，只有先自己想明白，为自己的创业和企业的未来发展做好规划。

　　当然，机遇也是明显的。这次金融危机将逼迫我国经济结构作出重大的调整，需要借鉴西方社会的经验。无疑，创业型海归将面临国内各类产业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机遇，与此同时，国家和地方对海归人员自主创业也给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这也将令其拥有施展拳脚的广阔空间。

　　科研的舞台在中国

　　★采写/《小康》记者 于莉娟

　　“我说行，你就行，不行也行，我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如果是这样一种专横环境，你还愿意在其下生存吗？令人惊讶的是，接受我们采访的海归学者称，这是发达国家科研环境的普遍写照。

　　海外夹缝中的研究生涯

　　作为中科院特聘研究员博导，回国仅一年的陈黎明可谓意气风发，短短的一年时间，他的研究在以前的基础上又做出了一些新的突破，“那可是科研意义上面的新突破”！陈黎明很自豪。他正在申请一个跟日方合作的大项目，“这个项目的经费支持和规模算是我们这个领域顶尖的了”，陈黎明很高兴。因为回国之后，他的地位大不一样了。“可以与日本的老板(导师)站在一个层面上对话”，这在陈黎明的海外研究生涯中是不可想象的。

　　陈黎明的海外研究生涯可谓丰富。先后在韩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的研究室学习和工作。然而，“无论是哪里，老板(导师)的态度决定了你的一切。”这让陈黎明为此颇感烦恼，“在国外老板一句话可以决定博士生的命运。”这几乎是致命的。陈黎明说，在国外，许多博士生毕不了业就是因为跟老板的关系没搞明白，研究水平再高也没用。“这实际上就是为什么在西方国家所谓的宽进严出。在国内一个学生即使跟导师有点矛盾，导师也会想办法让你毕业，但国外不是这样，你只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存在，老板才不会觉得和你有什么关系，毕不了业是你自己的事。”不过，这并不是针对留学生的，对本国学生也是如此。“能不能毕业还要看运气，有的研究室老板相对比较开放一些就是学生的福气了。”

　　老板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当然会成为很多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学者追求的目标，但是作为一个外国人想要到达那个位置是很艰难的，不是不可能，但实在是凤毛麟角，机遇在里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也许，正是那种如影随形的不平等对待，让很多留学生无法忍耐。回国前陈黎明是在日本最好的研究所——日本原子能开发机构现代科学研究中心工作，而且是该中心的四个题目负责人之一。然而，即使如此，“我也时不时总能感觉到有些日本人在盯着自己”，那种芒刺在背的感觉令陈黎明至今想起都很不愉快。“你干活做贡献是没问题，但是你始终不是他们的人，永远是一个外国人。”尽管在原研呆了四年，但是一些重要的决策层面的东西陈黎明都无份参与，因为这些决策可能会有一些政治化的东西在里面。

　　这种永远被排斥在外的异类的感觉让陈黎明再也不想忍耐，于是2008年，陈黎明回到祖国。

　　国内的舞台更大

　　事实上，并不是只有在日本会受到上升空间的限制，在其他国家的研究所情况也相差无几。

　　在加拿大时，陈黎明也因为跟老板学术上的一些意见相佐，以及一些成果归属方面的争议离开的。“本来是自己做出的成果，但却变成老板的成果，这种被侵占的情况在发达国家比比皆是。”陈黎明感觉，自己的发展空间应当在国内。

　　在作出回国选择的时候，陈黎明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事业的发展，二是文化上的归属感。这也是大多数科研人员考虑的主要因素。

　　从做研究事业的角度来说，分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的条件考虑：在硬件方面，和我们通常的印象并不一样，“我们总认为国外的条件有多好，其实现在很多领域并不是这样的。”陈黎明告诉记者，国内的硬件条件已经不比国外差了。“至少在我们这个领域——激光等离子体领域是这样。”

　　至于软件环境，在多个国家实验室都呆过几年的陈黎明有很深的体会：在国外，中国这些科技工作者，往往去了以后都是从事非常具体的工作。“当然，并不是具体的工作不好，但会面临着一个职场天花板效应，再负责更重要的工作就很困难。”陈黎明解释说，美国的情况要好一些，日本和加拿大就很明显，老板还是愿意使用本地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国外上升的空间受到很大的限制。

　　国内的科研环境显然要宽松得多，“尤其在中科院这个系统，不但你的科研有保障，也容易出成果，经费的支持非常充足，舞台大很多”。陈黎明非常满意目前的环境，与国外的夹缝中求生存相比，中国对科研人才的重视无法不让他心动。

　　2008年末，吸引海外留学人才的“千人计划”出台，进一步坚定了海外高端科研人才对于回国的选择。科研工作者的大舞台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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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省市吸引海归政策

　　北京

　　确定每年设立1亿元人民币专项资金，作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到开发区创业、工作的奖励；

　　上海

　　上海市出台了优惠的人才政策，比如子女入学、配偶就业、创业基金等，解决了归国人员生活与工作方面的各种问题，收到了良好效果。

　　深圳

　　深圳推出六大举措吸引高层次“海归”来深创业，其中留学人员创业前期费用补贴将提高到最高30万元。

　　重庆

　　将引进100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外国专家，同时设立专项资金1000万元；

　　宁波

　　计划2009年底前实施“千名海外留学人才集聚工程”等等。

　　河南

　　实施海外留学人才“中原回归计划”。除力争引进硕士、博士以上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500名外，还力争使留学人员创业园由原来的3个增加到5个。

　　广州

　　广州对留学人员的服务产品比较齐全，在全国率先构建了留学人员“一站式”服务体系，为留学归国人员解决从资格认定、学历学位认证、入户到子女入学、安家甚至父母随迁入户等一系列问题；广州在高新技术成果参股方面政策较为灵活，广州市规定科技成果作价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不受限制。

　　富二代归国继位路难行

　　★采写/《小康》记者 于莉娟

　　虽然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据，但很多现实的案例证明，富二代回国继承家业，几乎是不二的选择。

　　继承不易

　　看着教学部主任递过来的教学改进计划，汤小姐的心里满是无助，尽管已经回国一年了，但是面对一份字面上看上去无懈可击的计划书，她依然给不出一点意见。对于一家私立学校来讲，所谓教学计划远不是讲课本身这么简单，必须随着各种环境变化而不断作出改变来留住生源，生存下去。“不能简单以教育本身的理念来判断一份计划书的好坏。”在这一点上，她早有领教。

　　于是以“明天我再给你意见”为托词，汤小姐将教学部主任打发走了。转身走进隔壁的办公室，将这份计划书交给自己的母亲，也就是这所私立学校的创始人、校长。

　　果然，又像一年前一样，母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将其中的关键分析给汤小姐听。

　　这份副校长的差使，将汤小姐刚回国时的自信打击得无影无踪。今年30岁的汤小姐曾有10年的海外留学经历，刚出国时，母亲的私立学校刚刚起步，只是租了两个教室，几十个学生。并没想到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当初，汤小姐出国的目的是希望能在国外开拓出另一番天地，甚至把父母也接出去享清福。汤小姐也很争气，无论是上大学还是读研，功课总是非常优异，研究生毕业后，学习金融的汤小姐开始在一家证券公司打工，然而，几年过去了，汤小姐的职业生涯还在原地踏步，而国内母亲的事业却越来越红火，已经成为上海有名的私立学校之一。拿着家里越来越多的汇款，汤小姐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英国的收入无足轻重，此时也并无男友牵拌，于是2008年5月，她回到了中国。

　　作为独生女，母亲当然很高兴看到她回来继承家业。然而，当初帮着母亲一道辛苦打拼的亲戚们也都已经身居高位，尤其是她的一位表哥，跟她一样，也任副校长，能力很强，在学校极有威信。如果汤小姐选择留在国外，继承家业的将是她的这位表哥。

　　她心里一直认为，获得表哥对她能力的认可非常重要。于是，在汤小姐任副校长之后的第一次中高层会议上，她就对一位招生部负责人送上来的看起来严谨的招生计划大加赞赏。之后，汤小姐看到了表哥不屑的眼神，作为校长的母亲也立即指出这份招生计划不合时宜。

　　从那次以后，汤小姐明白了，自己对中国国情太不了解，对教育这个市场的潜规则更是一无所知，她需要学习的还太多。不仅在教学工作方面，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汤小姐也有太多的不适应。怎么可以像这样不按规定办事呢？最初她常常发出这样的疑问和感叹。

　　她已经认识到，在英国的学历在这里一文不值。“本以为出国是镀金，现在才知道，没人重视你的金边，更没人为你镶上光环。只有脚踏实地重新深入了解这个行业的法则才有前途。”一年的时间过去后，她终于理顺一些了，甚至，谨小慎微渐渐成为习惯。

　　不继承也难

　　与那些啃老族不同，在美国留学五年后，丁丁不愿意继承父母家业，觉得那样没出息，于是借债20万开了一家蛋糕店，“可能是习惯了国外的思想，毕业后不愿意用父母的钱，凭自己的能力创造财富才是我人生当中的向往”。丁丁说起这些非常骄傲。然而，不得不提的是，丁丁的20万正是问父母借的。

　　严小民的手笔更大一些，回国后，他看着家里每天日进斗金的酒楼生意，于是决定实现世界连锁中式快餐大王的梦想。可惜，严小民并不熟知餐饮行业的市场、流程和管理，原以为只要想法新，没有不火的道理，因此，不顾父亲的劝告，坚持自立门户，自己创业。生意开张了，但没多久，严小民因不满大厨的态度与之发生争执，结果大厨一气之下离开，而严小民的生意也因为市场不买帐而快速被冷落，面对着亏损的现实，严小民第一次体会到自立门户的不易。

　　事实上，在我们所了解的很多回国接班的富二代中，并不乏积极进取的有识有辈。然而，他们父辈的成就始终像一座龙门，让他们无法逾越。继承家业，于是成了他们较优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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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国的富二代

　　碧桂园的杨惠妍

　　2007年碧桂园于香港上市，彼时，比上市更引人注意的是，碧桂园的财富与此同时顺利地从第一代创始人向第二代转移。

　　杨惠妍——杨国强的二女儿，有着国外留学背景的25岁年轻海归，得到了来自父亲59.5%的股权转让。上市后，作为大股东的杨惠妍一度成为中国首富。

　　“杨惠妍做事干练、机敏，有控制能力，她将使碧桂园完成从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碧桂园人如此期许。碧桂园的设计风格也开始突破土气的特性呈现出个性的风貌。

　　然而，自美国学成归来的杨惠研及她带来的来自美国的管理团队并没有经历过碧桂园的成长，很难对症下药。家庭式企业的运营模式无法摆脱；对房地产企业到头重要的现金流和净利润更难掌控。以至于在接下来的经济低迷期，碧桂园有些步伐零乱。在2009年1月，万科以销售金额21.9亿元超过碧桂园同期的3倍。而2007年以前，碧桂园的净利润及资产周转率都高于万科。杨惠妍前面的路平不太平坦。

　　娃哈哈的宗馥莉

　　作为80后的海归派代表，宗馥莉从2006年起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目标。那是宗庆后第一次试探性地透露欲将权杖移交给当时年仅24岁的独生女儿时。当外界反应并不乐观时，宗庆后不得不表示，还有待观察。种种迹象表明，宗庆后一直没有停止为女儿掌权做积极的造势和铺垫。”

　　从高中起就留学美国的宗馥莉2004年才从美国留学归来。2005年3月起，宗馥莉进入娃哈哈管理层开始“熟悉业务”，目前兼任杭州娃哈哈童装有限公司与杭州娃哈哈卡倩娜日化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让娃哈哈童装像娃哈哈饮料一样深入人心是宗馥莉眼下最下最切实的努力目标，也是宗馥莉的一份问卷，是否能得到高分，将决定她能否早日顺利接掌帅印。

　　翰纳森的许涛芳

　　80后的许涛芳是上海添香科技针织有限公司总裁，身为翰纳森公司创始人许如根的独生女，许涛芳的继位似乎显得顺理成章，然而，许涛芳是一个真正能干事的人，并不是父亲庇荫下讨生活的二世祖。

　　新加坡留学归来后，许涛芳进入了父亲的公司，从最底层的市场部科员开始做起，这份底层工作让自小在优越环境中长大的许涛芳知道了什么叫忍辱负重。后来，她发现公司还没有防辐射类产品，便决定专心发展这一系列，并独具慧眼地借助电子商务模式，开拓了防辐射服装市场，让添香成为业内龙头品牌。如果说父亲打下了一片江山，那么许涛芳已经亲手把这份产业又重新整理了一遍。

　　打理着几亿资产的许涛芳很感谢新加坡的留学生活。正是在新加坡的独立生活为日后打下了基础让许涛芳化茧成蝶。

　　出国只是一种经历

　　★采写/《小康》记者 于莉娟

　　21世纪出国的一代人，留学的目的早就不像上个世纪出国的人那么“急头白脸”了。“那只是为了丰富人生的经历，出去见见世面，并不急于以此来改变命运。因此，是否留在国外，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年轻一代的留学生们去留的选择已经相当从容。

　　去留皆为目标

　　应该说，林杰在同龄人中是幸运的。在国内毕业后不久，他进入了摩根大通。

　　在摩根大通期间，林杰感觉到了无形的压力：知识面、英语能力以及其他都让林杰觉得自己的能力还差很远，虽然并不影响工作。但是年轻的林杰还是决定离开大通出国深造，全面提升自己，以期在未来的工作中获得更大的发展。

　　2002年5月，林杰离开中国前往新西兰求学。先读半年的语言，再进大学读商学，三年半后，林杰就回来了。

　　回国对林杰来说，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林杰的目标从来都非常明确：在跨国银行打工，不断发展升迁，最终带给自己更好的一份收入和生活。

　　“我可以留在新西兰”，林杰说，而且当地生活很舒服，社会福利优厚，没有压力。但这样的生活违背了林杰的初衷：“我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生活，但不是这样混一辈子”，林杰觉得，对年轻人来说，新西兰懒散的生活太没意思。

　　另一方面，新西兰这个国家太小了，很多银行在新西兰几乎没有分支机构，因此，以跨国银行为目标的林杰也很难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林杰不想在国外耽误太多时间，2005年的11月，林杰考完全部课程申请毕业后，不等毕业证拿到手就直接回国了。

　　林杰一直感叹自己的运气很好，因为大通的的亚洲老板对他的印象一直很好，也很深，知道他回来后很欢迎他再回到大通工作，并且直接给升了一级，成为客户服务部的主管。

　　2007年底，林杰再一次离开大通，跳槽至汇丰银行。理由是“我学的是市场，当然希望做前台的业务，但是在大通没有这个机会给我，我才离开的”，林杰说，“我一直很喜欢前台的业务，我认为在任何一个地方工作最重要的都是产品，对一个产品熟悉了，无论你去哪里都OK”。他对自己的目标一直很明确，也正在努力朝着跨国银行高级打工仔这个目标一步步迈进。

　　回国是计算的结果

　　“当英镑与人民币的汇率是1:15时，我的收入还比较可观；现在只有1:9了，再留在英国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刚刚从绵阳采访归来的邹雨主张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一切，未来一定是在中国更有发展。

　　邹雨这个小海归资历不浅，先后在美英两个国家留学。“早在大四时我就作为学校的交换生去美国读书了”，毕业以后，邹雨觉得如果直接回来还太早，那时对国外的文化了解还不够多。于是，抱着看一看外面世界的心态，邹雨去了英国读研究生。

　　毕业后，在英国，邹雨先后做过翻译和小型咨询公司的客户推广工作。“我很幸运，一下子就找到很‘正式’的工作。”邹雨很会自我调侃。他的很多同学只找到类似麦当劳、肯德基的打工仔的工作。

　　2008年，邹雨的父母沉不住气了，劝告说，你今年都25周岁了。如果最终你是想在国内发展，就应该尽快回国来适应国内的情况。

　　邹雨开始认真计算起自己在英国的所得：当时月薪是税前2000英镑，扣掉税后大概是1400多英镑，租房子每个月就要600镑一个房间，水电、煤气宽带等各样费用每月差不多要花50英镑，再加上比较喜欢逛街买衣服，也并不觉得宽裕。

　　这时候，英镑对人民币的汇率已经由15降到了9。计算之后，如果在国内月收入达到一万元，就应该比在国外生活水平高了。邹雨喜欢干媒体这一行，她了解到，在国内，较出色的媒体人月收入在一万以上的并不少见。

　　如果把眼光再放长远一些，英国更不是久留之地。在邹雨回国的前一两个月，她的另一个朋友也从伦敦回国了。这个朋友在英国是一家酒店连锁企业的办公室经理，负责打理一些室内设计装璜方面的工作。他跟邹雨说，“我们这种资历的人，也就是外来人的身份，做到一个中产问题还不大，但若想在一个行业里居高位，在一个大企业里得到很快的提升机会太难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很有共鸣。

　　邹雨回国后在一家媒体任英文记者，收入也很令她满意。尽管目前只是实习期，但是她相信，用不了多久，她一定会拥有自己的一方小小的平台，哪怕只是一个固定的版面，可以让她自己来设计和发挥。当然在经济上也会得到更高的回报。她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三年的期限。

　　“其实，对我们八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人来说，根本不觉得国内的生活不如国外。出国就是想出去看看。”因此，邹雨的同学绝大多数都选择回国。“有些同学没有领毕业证没有参加毕业典礼就直接回来了。”于他们，出国也就是一种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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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30年海归人数

　　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超过120万人，共有30余万人学成回国创业，他们在不同岗位用所学知识、技能发挥聪明才智，涌现了一大批现代化建设的卓越人才，其中有些人还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目前，回国创业的留学人员数量每3年翻一番。

　　2002年，共有近1.8万名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比上一年度增长约47%，创历史最高。据统计，留学回国人员在教学科研等重要岗位占有很大比例，如中科院院士占81%，工程院院士占54%，45岁以上的博士生导师占58%，高校校级领导占51%，科研院所(室)级领导和课题组组长占94%。

　　2003年，当年海归回国人数首次突破两万人。目前，经常在国内工作和居住的海归人员已达20多万。

　　2006年，回国留学人员达到4.2万人，年增长率为21.3%。截至2008年，回国工作的留学生总人数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归总人数的六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