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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岁专家忆考古生涯:曾背着古尸朝服坐公车(图)

www.sinoca.com 2009-04-26  金羊网


  敲开麦英豪的家门,到处都是书,沙发上、桌子上、墙角箱子上……在这个考古之家,有一种场景是经常出现的:麦老站在书橱前,拿着放大镜,大声读出石碑拓本上的文字,而夫人黎金则端坐书桌前,对照简体文本一字字校阅。这是他们的基本生活方式之一。这对年届80岁高龄的考古界夫妇,一生相携相伴只做一件事情:希望与同仁一起,把广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鲜活历史一页页地掀开——— 

  左眼失明右眼模糊  

  用放大镜看完780万字

  羊城晚报:麦老,听说您眼睛看不见了,怎么回事呢? 

  麦英豪:过去一年中,我的视力越来越差,左眼失明了,右眼又有白内障,走路下台阶就要慢一点,视线一片模糊嘛。呵呵,难得糊涂呵。 

  羊城晚报:您这么大年纪还工作,太费神了。 

  麦英豪:我右眼在光线底下还看得见,还有放大镜嘛。这两年搞《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14大册,780万字,规模相当浩大,各个分册都有专人把关。出版社每校完一本,交给我,我大致看一次,不是所有环节都能看得那么细了。 

 
麦英豪(中)
  羊城晚报:您退休多少年了? 
  麦英豪:我写过四次退休报告,组织上都未同意,最后一次是六七年前的事情,后来我就不写了。反正我一辈子都是个“考古佬”,没有星期六、星期天的,退不退都是一样。 
  专家“兼职”家庭主男  
  我做家务“喇喇声”
  羊城晚报:黎金老师也80岁了吧,身体还好吧?我看到有不少考古报告你们的名字都是连在一起的。 
  麦英豪:黎金整整80岁,比我小1岁,她耳朵听不见了。我们是1953年北大第二期考古培训班的同学,完成学业回广州后,我们一辈子在一起搞考古工作。她年轻时得了一种皮肤病,不好经常碰水,从那时起我就不让她做家务事了。我这个家庭主男负责买菜、煮饭、洗碗、擦地板……所有家务都是我做。我们家有两个大冰箱,就是为了多储存食物,少跑点市场。我做家务“喇喇声(快)”,当锻炼身体,不耽误工作。 
  这两年我同黎金两个人把拓本挂在书柜上,我负责读拓本,黎金负责在书稿上核对。全部几百幅石碑拓本,我们都是这样一幅幅核对,看字有没有错,断句有没有错,一句句来。 
  清代探花墓穴被占  
  最痛心文化遗产被破坏
  羊城晚报:《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花了你们这么多精力,您觉得它的好处在哪里? 
  麦英豪:给后人留下历史。你看看这是1993年周志平拍摄的沙面照片,注意看这里,这是六二三路,整条都是骑楼街,以前这里有好多米铺的。现在没有这个景象了,骑楼街拆了。我们用这张历史照片同现在的照片作对比,后人可以了解以前这一带原来的模样。整个《汇编》都是这个特点,给后人有一个交代。 
  羊城晚报:作为考古之人,你们会不会觉得特别无奈,很多文化遗产都消失了。 
  麦英豪:同你讲一件事,广州市文化局的人去白云山象牙峰找一座清代探花李文田的墓。他们发现,墓碑上李文田的名字被凿掉,新刻上一对刘姓夫妇的名字,他们就在李文田墓穴原地下葬,不过这块墓碑上仍然看得到同李文田有关的内容。如果不搞文物普查,这些文物就受不到保护,同样的事情还会发生。 
  羊城晚报:这次新增加的文物,似乎碑刻相当多。 
  麦英豪:增城碑刻最多,一共录入66份拓本。 
  南越王墓还有四座? 
  其中有霍英东的家族先人霍韬墓,他是明朝的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这个墓有几块大碑,每块都刻有几千字,显示了墓主显赫的身份。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大碑,用的是完整的连州青石,最漂亮的花岗石,碑文是当年中大校长邹鲁亲笔撰写的《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记》,有些字迹看不清楚了,我们找到了民国二十八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碑文拓片,光是把它当字帖都够值了。另外白云山有清代大书法家伊秉授书写的一块篆隶体的墓碑,原碑在“文革”中被打烂了,后来经过修补,已经残缺不全。好在“文革”前我们把碑文拓了下来,现在也只有在《汇编》中才能看到原碑文的全貌。 
  南越王墓还有四座?  
  见到土丘就要挖上几铲
  羊城晚报:听说广州市考古队在上世纪50年代成立后,你们就留意寻找南越国遗址,只要见到丘陵,就要挖上几铲,看是不是陵墓? 
  麦英豪:广州城有个特点,珠江穿城而过,地理形势是北面高而有山,南面低而有“海”。秦汉以来,皇陵都葬在都城的远郊,要么依山而建,要么有个大封土堆。根据这两方面的考虑,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我们就在离城较远的东、北郊进行考古调查,凡是见到地面有冒起有小土丘,都要走过去挖几铲。 
  羊城晚报:你们跑去郊外找,可是1983年出土的南越王陵,却是在象岗这样近的地方。 
  麦英豪:象岗那个地方我们也去过两次,但是每次都被山腰“军事禁区”大牌子挡住了。事情就是这么巧,它偏偏就在我们去不到的地方。 
  羊城晚报:南越国经历过五主,理论上应该有五座陵墓,现在才找到一座,其它的找得到吗? 
  麦英豪:我们找到的这一座,是第二代南越王赵胡的陵墓。另有一座是第三王赵婴齐的陵,可能被孙权派来的吕瑜将军找到过,这件事记载在晋人王范《交广春秋》和5世纪刘宋时沈怀远的《南越志》上,说是“得玉璧、金印、铜剑之属”。另外还有三个王,一个是南越王赵佗,他的陵墓至今未有踪影,这是广州考古界最大的悬案。而第四王赵兴与第五王赵建德,两人合起来在位才三年,我们估计可能没有陵墓,原因是这两兄弟同室操戈,赵建德杀了赵兴,不会建陵墓;而汉武帝灭南越国时,又把赵建德抓了,押到京城砍头示众,更不可能建陵墓。 
  羊城晚报:寻找南越国的遗址,包括古墓和建筑等,这件事很重要吗? 
  麦英豪:很重要。因为记载南越国历史的文献是不多的,只有《史记》、《汉书》和少数文献有很少的记载,而且着重是政治方面,其它社会经济、文化等都是空白。上世纪 70年代的秦造船遗址、80年代的南越王墓、90年代的南越国宫署,被誉为广州秦汉考古的三大发现,加上50余年来两广的大批考古发现,突破了以往人们对岭南社会的认识。 
  古墓有机关有诅咒?  
  省市领导趴在地上看古墓
  羊城晚报:听说当年发现南越国古墓的消息传开,当时的省市领导都跑来看,叶选平、朱森林都趴在泥土地上,往地下张望,从老百姓到地方父母官都感到很惊奇。 
  麦英豪:当时条件很差,我们用什么办法让他们看呢,用一个电灯泡,吊下石缝去,把地下墓中的情形照亮。人趴在地上,用一支手电筒对着石头缝往下看。 
  羊城晚报:古墓真有暗道机关吗?有咒语吗?当地民间传说南越王墓中有毒箭、飞刀等,幸好生锈了发不出来,是这样吗?还有听说发现南越王墓后不久你就掉进沙井里,摔断了三条肋骨,是真的吗? 
  麦英豪:没有那么玄,但是这个古墓确实有防盗设施。比如它是从象岗山顶往下深挖20米,在山的深腹部建墓,上面的回填土夯得很结实,两千年间都没有人找得到。又比如墓门外的墓道中填满了红砂岩大石,小的几百斤,重的近一吨,这是防范一般的盗墓者的。我们还看到有个箭囊装有100支箭,箭头被小心包裹起来,这种情况是不是表示箭头在毒液中浸泡过呢?根据文献记载,古代是有这种做法的。当然两千余年过去了,有毒也早已分解了,而且我认为这些物品是为去阴间使用而准备的,不是用来对付进墓人的。我确实在发现南越王墓后不久,就在承德避暑山庄掉到沙井中,摔断了三条肋骨。我自己也猜想过,是不是因为我派黄淼章夜入古墓,扰了先人的好梦,所以有此一劫?不过先人也知道我们不是盗墓人,而是为了让南越国历史发扬光大,所以没怎么为难我,只是小伤了一下。呵呵,开个玩笑。 
  背古尸朝服坐公车  
  乘客抱怨“哪个买的咸鱼,那么臭的”
  羊城晚报:搞考古很辛苦吧,除了寂寞,都有哪些不为人所知道的艰辛? 
  麦英豪:我讲一些故事给你听。上世纪60年代,广州出土了一具明代古尸,那人是南京朝廷的工部尚书,他的后代现在还在佛山。那是内外两套楠木棺材,外面是石灰,里面包着松香,防腐措施做得很好。当时我抢着在棺木刚打开的瞬间拍照,那股味一冲出来,真难闻呵!我闭着眼猛拍一阵,拍完了,尸体送到中山医,解剖完了,泡在药水中,作为古人体标本。当时我还住在农讲所旁边,同黎显衡住对门,那次发掘回来,我把衣服统统脱了挂在房门口,第二天早上起来那衣服还是臭的,我们两家老婆意见都很大,黎金说回来干吗不把它先拿去泡?我说回来都夜晚12点了怎么泡?后来,马王堆那个老太婆出土,从来没听他们提过怎么臭,我就问那馆长,我们挖明墓臭得不得了,这个老太婆的墓臭不臭?他说,当然臭,臭得不得了,总之没有办法形容!我们都哈哈大笑。干我们这行,就是这一条真难顶!还有一次,在黄埔的一个山坡上发现古墓,墓主曾经是清末中国最后一个驻美国的领事。铜棺一打开,里面清朝官服保存得相当好,有棉织品和丝织品,还有鸡蛋那么大的翡翠朝珠,一串有十几颗。我们把那朝服剥下来后,放在塑料袋里面。当时也没有现在这种条件,出门都是乘坐长途班车或者公共汽车。我们把那塑料袋拿上公共汽车,放在最后一排,那些乘客边捂鼻边说:“哪个买的咸鱼,那么臭的。”拿回来后放在一个大水池里泡,用肥皂不行,碱粉也不行,因为脂肪渗透到丝绸的纤维中去了,处理起来很伤脑筋。现在这件朝服还保留在广州博物馆展览。 
  名人会  
  麦英豪妙言 
  谈退休
  反正我一辈子都是个“考古佬”,没有星期六、星期天的,退不退都是一样。 
  谈南越王墓 
  象岗那个地方我们也去过两次,但是每次都被山腰“军事禁区”大牌子挡住了。事情就是这么巧,它偏偏就在我们去不到的地方。 
  谈骨折 
  我自己也猜想过,是不是因为我派黄淼章夜入古墓,扰了先人的好梦,所以有此一劫?不过先人也知道我们不是盗墓人,而是为了让南越国历史发扬光大,所以没怎么为难我,只是小伤了一下。呵呵,开个玩笑。 
  人物档案  
  麦英豪
  1929年3月生,广东番禺人,资深考古专家。195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第二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自此长期从事广州地区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参加了广州700多座墓葬及多处遗址的发掘,其中多项成果被列为全国重大考古发现。研究馆员。任广州博物馆馆长、名誉馆长。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建设部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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