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加关系步入黄金时代 华人受益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新闻学教授刘易斯(Norm Lewis)对加西周末表示，无论特朗普(Donald Trump)和希拉里(Hilary Clinton)中的哪位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胜出，美国都将不可避免地走上相比现任政府更为封闭保守的政治路线，而这对于长久以来将美国视作头号贸易伙伴的加拿大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杜鲁多政府选择在国际贸易舞台上呈现更开放姿态的中国作为下一阶段的重点合作对象，无可厚非。

　　杜鲁多在G20峰会上罕见地向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和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趋势开炮，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他对于保守主义在美国社会抬头的担忧。他甚至不惜得罪未来潜在的合作伙伴、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公开批评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Isolationism)是拖慢全球经济发展速度的元凶。“建造高墙只会让一个国家变得封闭，而并不能创造任何的机会和经济增长。

　　如今，保全自身的政治态度变得很有吸引力，但我们必须要站出来，和这种态度相抗争，”杜鲁多在G20峰会系列活动中公开发声，更明示自己对美、英等国日渐明显的封闭姿态的不满。而这一态度，恰好也与中国政府在G20峰会上所释放的要求世界各国抵抗贸易壁垒压力的信号所接近。

　　刘易斯表示，促使加拿大将视野转投中国市场的另一个原因是加美两国的贸易合作长时间稳定在一个水平，难期突破。自加、美、墨三国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The 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生效以来已有二十载，在此期间加拿大再未同其他国家或地区达成具有类似重量的自贸协定。虽然近期原则上加入美国主导的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enership，TPP)，但不同于加入亚投行的坚决，加拿大政府在是否批准TPP协定一事上却始终犹豫不决。

　　美国和加拿大的自然条件与风土人情类似，两国的进出口贸易长年集中在能源、钢铁和文化创意产品等几个固定领域。由于两国关系和发展趋势相对稳定，因此两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也呈现出非常稳定的态势。

　　相比之下，快速发展的中国市场具有更多元化的需求，因此也有着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如上文所提到的，中国对加拿大的农副产品、优质海产、石油资源、矿产资源、木材、环保能源、纸张和其他植物制品等诸多资源都有进口需求，而加拿大则对中国的机电、小家电、玩具、汽车配件等出口领域充满兴趣。因此，中加两国间的经济关系相比加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更明显的互补性。

　　加拿大国家智库成员、加拿大咨询局(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首席经济学家霍奇森(GlenHodgson)也提到，相比起同中国的贸易关系，加美两国贸易关系可挖掘的潜力有限。他表示，中国尽管名以上是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与以印度、菲律宾为代表的其他亚洲国家相比，加拿大和中国的贸易增长速度并不快。因此，中加两国间需要更积极、更高水平的战略安排以进一步挖掘贸易发展的潜力，而中加自贸协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杜鲁多此行在商业领域之外的许多态度同样值得玩味。在涉及中、菲、美等多国利益的“南海争端”一事上，加拿大外交部长迪翁(Stephane Dion)证实，杜鲁多确实在访中期间曾同李克强交流。

　　然而，杜鲁多却并没有就此事发表任何公开意见。观察人士认为，这和中国希望各国在G20峰会期间不提及“南海争端”的立场相一致。而不同于他的前任哈珀，杜鲁多非但几乎未用“人权问题”责难中国，更在同习、李会谈时出人意料地承认，“加拿大也存在人权问题”。这几乎是授人话柄的做法，同样被认为是杜鲁多降低姿态，向中国示好的信号。

　　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的加拿大演员、文化人士“大山”(Mark Roswell)总结了杜鲁多的中国之行：“前任政府(在中加关系上)挖了个坑，让后自己跳了进去。幸好，我们现在不再挖坑了。

　　如今，(中加关系)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如他所说，杜鲁多所领导的加拿大政府正处在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而如何处理和中国的关系，更将影响加拿大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走向。就目前杜鲁多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来看，中加两国正在铺设一段全新的、密切的合作之旅。而在不远的将来，两国国民便很可能将切实地从中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