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足联的官方网站上,参加女足世界盃的运动员,都有一栏註明她们所效力的俱乐部或者大学队。也有一些人的这一栏空缺,这意味着,踢球现在并不是她们的「主业」。
加拿大队中就有六七名这样的队员,比如艾米丽和塞莱尼亚,如果不是为了踢世界盃,两人眼下应该正在温哥华的某个街头,开着自己的流动卡车贩卖甜品。
踢球、谋生、学习,在很多女足运动员的生活中,这是几项并行不悖的内容。2012年,加拿大女足夺得伦敦奥运会铜牌,声誉达到顶点。但一回国,前锋梅丽莎就赶回学校去完成学业,「总得要一项踢球之外的技能,今后也能有所依傍。」
美国女足联赛运作已经相当成功,在联盟中,一名球员的年薪从6000美元到4万美元——也就是说,一些球员的工资要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这是一个让人有些惊讶的事实,但也是眼下女足运动职业化的现状。
多年来,国内女足的清苦似乎已经为这项运动贴上了标籤。也有过女足队员「练摊」或者开网店的消息,都是为了佐证女足的不易。但是,对这项运动的热爱,其实无分国界,也不因收入的多少而有所改变。所不同的是,踢球的加拿大女孩始终明白「踢球不是生活的全部」,而踢球的中国女孩,要为之付出更多。
在加拿大,女足运动广泛流行于校园,再喜欢踢球的女孩也不会放弃学业。至于今后是踢球还是干别的,更多是一种个人选择。在国内,一个女孩子能踢到省队已经很难,更难的是如果接着踢下去,未来的选择会愈来愈窄。
不是说女足运动员就该甘于清苦,而是这项本该属于大众参与的运动变成了几千人从事的「小众运动」,在封闭的体系内循环,又何谈拓展的空间和应有的回报?世界盃赛场上,年轻的中国女足表现出了重回一流的强烈冲劲。而要从深层次改变女足运动的境地,还得从社会化的根基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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