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的人生秘事

　　同是国际主义抗日战士　他乡相遇成为患难知己

　　抗战时期，白求恩跟随八路军转战山西、河北一带。在这里，他遇到一位同样从国外来华支援中国抗日的进步女士，并得到她很多的帮助，从而建立了一种纯洁、真挚而高尚的友谊。

　　那是1938年，白求恩来到河北省曲阳县。有一天他从几位乡民那里听到了一个叫凱瑟琳·霍尔的名字。这是一位新西兰女人，1923年受新西兰圣公会委派来中国传教并行医多年，曾在河北省安国县圣公会医院任护士长。1937年为支持抗日，她在曲阳县宋家庄建起一家诊疗所，为当地老百姓和受伤的八路军战士治病疗伤，很受当地人尊敬。她有美国护照，出入北平时可以不受日军的检查。当时，白求恩所在的晋察冀军区医院和医疗队，非常缺少医药器械，便想通过认识凱瑟琳以得到她的帮助。没想到一见面，凱瑟琳便非常友好和痛快地答应了他。白求恩非常感激，寒喧之后，发现她是一位爽朗坚强、值得尊敬的女士。

　　从那以后，凱瑟琳以安国县教会医院的名义，多次往返于北平和曲阳之间，为八路军购运药品和医疗器械，最多的时候一年去北平采购达30余次。

　　白求恩去宋家庄看望凱瑟琳时，很羡慕她诊所里齐全的仪器和药品。凱瑟琳见状，马上让医生把诊所的手术器械和外科用药打到箱子里，让白求恩带走。凱瑟琳还先后动员和引导爱国知识分子和医务人员40多人到晋察冀军区。安国县圣公会医院的院长杜场曾在凱瑟琳的动员下，也带领本院10多名医务人员投奔八路军，参加了白求恩的医疗队。凱瑟琳如此慷慨，这让白求恩更加敬重。此后，教会医院做不了的手术，凱瑟琳一请，白求恩就急忙赶来替他们做;而白求恩有伤员需要去北平敌占区医院治疗时，凱瑟琳就负责接送。后来，他们还商量在晋察冀边区建立一所医疗卫生学校，为八路军培养更多的医护人员。

　　由于在抗战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生活上也互相关照。凱瑟琳为八路军治伤和运送药品的事后来引起日军的注意，白求恩很担心她的安全，就在自己的地图上标出宋家庄的位置，一遇到日军“扫荡”，就提前通知她隐蔽和转移。白求恩见凱瑟琳的住地比较潮湿，就送给她一张行军床，还时常送一些战利品如罐头之类过去。凱瑟琳知道白求恩在加拿大生活优裕，而在八路军部队里，物质匮乏，生活极其简单，就常请白求恩来她那里喝羊奶、咖啡，有时候还把羊奶送到白求恩的住地。得知白求恩爱抽英国烟，她就在去北平购药时顺便为他买一些回来。这些细致入微的关怀，让白求恩非常感动。

　　日军知道凱瑟琳为八路军做事后，准备除掉她，当时正巧她去北平购药才幸免于难。她回来一看，诊疗所已被日军烧了，知道不能呆下去了，来不及与白求恩告别，便离开了宋家庄。白求恩得知凱瑟琳走了，欣慰她躲过了一劫，又为再也见不着凱瑟琳而怅然若失。不久，白求恩又收到了凱瑟琳托人转送来的一批药品和器械，知道她仍在为八路军工作，心里既思念又感激。

　　凱瑟琳离开曲阳后去了香港，但她仍无法忘记曲阳的老百姓和战友白求恩，无法忘记与白求恩共同为抗日将士疗伤的那段光荣岁月，还有建立医疗卫生学校的计划。于是，她毅然离开香港，绕道西南至西安，又东进来到河北。但令她没有想到的是，白求恩已不幸染病去世了。她仰天长叹，失望与内心的伤痛交集，与老战友重逢再合作的期望，瞬间变成了痛苦而长久的思念。

　　后来，凱瑟琳因病以及中华圣公会的“驱逐”，带着极大的遗憾回到了新西兰。解放后，她再次要求来中国，但因港英当局的阻拦未能成行。后来她在新西兰从事新中友好工作，终于有机会访华。在那次访问中，凱瑟琳专程到石家庄烈士陵园为白求恩祭扫了陵墓。眼含热泪，站在白求恩墓前缅怀良久的她，像一尊雕塑，定格在那里，成为一段美好历史的见证。

　　《中国肥田里的秽草》：少有人知的深情之作

　　作为一个忙碌于战火纷飞之中的战地医生，白求恩在中国抗日前线一边救治伤员，一边抽空写下了大量战场救治的教材和见闻笔记，而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抽空写短篇小说，并寄回加拿大和美国发表，以唤起更多国际进步人士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和声援。

　　白求恩1939年11月在救治伤员中因感染丹毒殉职后不久，人们发现他生前援华期间曾在美国《进步周刊》上发表过一篇中国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名为《中国肥田里的秽草》。由于白求恩是中国抗战中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殉职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1940年5月出版的香港《大路》杂志便将这篇文章重新转载刊出，使人们对这位高尚的医生另一面的才华和内心深处的精神品质有所了解。

　　这篇小说通过讲述日本人占领华北，实行“三光”政策，激起中国贫苦农民无比憎恨和愤怒的故事，描写和塑造了河北平原一位朴实而爱国的乡村农夫的形象，从而逼真地反映了日本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以及自己身处中国抗战前线的所见所闻，表达了一个国际人士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对其爱国之心的敬重。小说笔触细腻，感情真挚，故事委婉感人，真不能想象这样的艺术作品出自于一位医生笔下。小说在《大路》杂志重新刊出后，当时香港文化界的一些进步人士和作家纷纷找杂志社索要杂志。大家普遍认为，这篇小说不仅充满了真挚高尚的情感，带有很强的战时即时性，而且文字功底也不错，“堪称中国抗战的纪实力作”。

　　小说的大致情节是这样的：日本人来了，一位农民老头儿的一半收成被抢走了，还追问他儿子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参加了八路军。老头儿一肚子的火和恨，他装着呆样子，一句话也没有说。日本人离开了村庄，老头儿拎着锄头去田里干活，他用锄头狠狠地锄去那些“大秽草”，然后又用锄头脑狠狠地砸碎它们，嘴里骂着：“日本鬼子，滚你的蛋!”一天，他突然在田里发现了一颗炮弹，确定是儿子的部队打日本鬼子时遗留下来的。于是，他赶着毛驴去送炮弹，历经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终于找到了儿子所在的部队。这时，他发现儿子已不是以前的毛头小伙子了，八路军把他训练成了一个成熟而刚毅的战士。老头认定，在这些穿着晋察冀部队褪色绿制服的小伙子面前，日本人一定会战败，会被赶出中国的土地。想到这里，老头笑了，也觉着自己为铲除日本鬼子这棵大秽草做了一件事情。

　　故事很简单，但主题思想非常明确而突出，充分体现了作者敏锐的观察能力和高超的文学造诣。有人评价，白求恩的这篇小说与当时一些不熟悉农村和敌后边区实况的作者的作品相比，更显真实、自然，更具代表性。小说把日本鬼子比做“秽草”，把中国的国土比做“肥田”，“秽草”侵占“肥田”，形象而生动，也非常符合主人公农民的身份。这是作者巧妙地运用文学象征手法的结果。小说在人物心理描写方面也很见长，比如在田里锄“秽草”时的心理描写等，既细腻又生动自然。

　　通过这篇小说，我们可以看出，白求恩作为一个国际援华人士，不仅在医术上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贡献，而且还不忘从其他领域，如从文化道义方面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战争。据加拿大格雷文赫斯特白求恩纪念馆的史料显示，白求恩少年时受到过家族良好的文化教育，喜欢写作，中学时期曾在校园和当地报刊上发表过诗歌和小说。在一战时期，他随皇家医疗队先后两次赴法、赴英进行战场救护，其间也写下大量文笔很好的战场见闻笔记。后与英国爱丁堡姑娘弗朗西斯相识相知后，在婚前一年多时间里，写了40多封激情洋溢的情书。事业中兴后，他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发表的许多论文文字表述都很出色，为当时学界所称道。白求恩是一位品行高尚、责任心和同情心特别强的人，因此来到中国后，在救治伤员之余，他通过写一些小说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呼吁社会正义，这是很自然的。据曾在白求恩身边工作过的人讲，白求恩写的小说不止这一篇，当时晋察冀边区的报纸和延安的报纸上也曾发表过他的文章，在美国还有别的小说发表。但这些因为战乱和年深时日久，已不为人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