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律师温哥华机场过关受辱 被指从事贩卖人口

其此次搭乘中国国航班机前往中国，係公务旅行。隨身携带的15本中国护照。据黄冬冬在接受本报记者採访时介绍，该15人申请加拿大短期工作签证被拒。“这些人委託我在联邦法院申请司法审查。”黄冬冬说，“此诉讼案中，我代表该15本护照的主人起诉联邦公民和移民部，联邦公民和移民部的代表律师是帕克（Helen Park）。”

黄冬冬讲，海关禁止携带出入境的物品，主要包括武器、肉类食品和超过数额的钱幣，等等，而且主要是限制携带入境，而他是出境；另外，据他所知，绝对没有关於不允许携带他人护照出境的规定。

机场被扣：被指贩卖人口

根据黄冬冬的敘述，今年3月17日，他像往常出差一样，於中午12点15分来到温哥华机场，准备搭乘国航CA992航班从温哥华飞往北京，登机时间下午1点50分。

中午12点55分左右，他办完行李托运手续，进入安检程式。因为其手提箱裡装著作為律师办理业务需用的公证钢印，故安检人员要求开箱检查。一位年轻女安检看到其行李箱裡装有15本中国护照时，立刻警觉起来，並问其为什么带有这么多別人的护照。

“我是律师，这些护照的持有人在中国，是我的客户，他们向加拿大联邦法院提起了司法审查的申请，是一个行政诉讼。”黄冬冬这样回答她。

该安检人员表示怀疑，立即喊她的督导过来。督导是一位印裔女安检，看了这么多护照后，马上问道：“这么多护照，你是否在贩卖人口（human trafficking）？

黄冬冬再次解释：“不对，我是律师，这些护照持有人是我的客户，他们在联邦法院起诉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

女督导立即又叫过她的上司，一位印裔男指导。这位男指导看了护照之后，就走到一边打电话。这时，大约有一位白人男督导、一位华人男督导，加上一位印裔女督导，和一位印裔男指导凑在一起商量。

痛苦经歷：戴手銬的律师

在此期间，黄冬冬曾要求尽快办理，以免误机，並且再次表明自己的身份和15本护照的来由，甚至告知对方可以找联邦移民部律师帕克查证，可是对方就是不予理会，印裔指导还说：“如果你再讲，我就把你赶出这裡”。

看他们仍不理会，黄冬冬便说道：“温哥华最近一直有帮派枪杀案发生，你们执法部门应將精力和资源多用在打击真正的犯罪上面，而不要在我这浪费时间了”。

话音刚落，两位海关法警来到。不由分说便用力將黄冬冬双手扭到背后，用手銬从背后銬上。並称：“你被拘留了，需要审讯。你讲的任何话都可以成为对你不利的证据。”另外一位法警与安检指导和督导在谈些什么，查看了15本中国护照，並自言自语地说：“一定是走私人口”（human smuggler）。

接著，黄冬冬被带往海关区。在那裡，他一直带著手銬，被海关法警审问。

最后，经过黄冬冬本人多次交涉，一名法警终于给15人遭拒签案中代表政府一方的律师打了电话，另一位法警將15本中国护照的资讯输入了电脑。之后，黄冬冬才被释放。从法警强行给他戴上手銬到此时，已有约1小时40分。

三大愤怒：事主力数海关

黄冬冬在接受记者长途电话採访时，力数整个事件中最令其感到愤怒的三大点：

其一，海关法警未经任何调查询问，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强行给他戴上手銬，而且还是从背后反扣著。“我做了这么多年律师，我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情”，黄冬冬对海关人员如此的执法不公感到愤慨。

其二，安检和海关相关工作人员无视人权，不顾及人的尊严，將黄冬冬带著手銬“像个犯人似地游街示眾”。黄冬冬指，自己被戴上手銬后，就被晾在那裡站著，对面就是机场最大的免税店，商店员工、过往旅客都驻足围观；之后，他们四、五个人將我押往海关区，没有採用特別通道，也没有採取比较文明、人性的处理（如其他很多国家採用的戴上面罩等方法），而是像押犯人一样，经过出发大厅、到达大厅、行李大厅、登机口等诸多公眾场合，引得很多人看热闹並指指点点。“我从小到大，从国內到国外，从未受过如此的羞辱”，黄冬冬义愤填膺。

其三，在黄冬冬戴著手銬被审问期间，对方多番使用侮辱性语言和行為。比如，黄冬冬几经折腾，饥渴难耐，提出要喝水。海关法警以愚弄、嘲笑的口吻说：“要说‘请’”（Say “Please”），黄冬冬认為自己有权利要水喝，没必要乞求他，便表示：“我不说”。结果就真是要不来水。又如，他们看了黄冬冬的名片，以一种非常怀疑的、看不起人的语调问道“你有博士学位？哪里得到的？”还有一个法警，完全不相信黄冬冬是律师，怪裡怪气地读著其中文名字问道：“Dongdong Huang, are you a lawyer?”（黄冬冬，你是个律师吗？）语气非常之不屑与不尊重。

事件关键：疑是涉及歧视

黄冬冬抨击道，事件中对方要不就是对其解释不予理会，要不就是对其要求无端拒绝，完全没有表现出瞭解情况、解决问题的诚意和正確態度，完全是在进行侮辱性的执法。

他说，比如自己多番告诉他们可以找15人拒签案子中代表政府的律师查证，他们先是不予理会，过后才问起该律师的电话，可是当黄冬冬表示自己记不得帕克的电话號码时，他们又是一副不相信、怀疑有人作假的语气问“你怎么会不记得这个电话號码？”（How come you don’t remember this phone No.?）黄冬冬指出，帕克又不是自己的家人亲戚，也非朋友，记不住其电话號码是很正常的事，法警凭什么不相信人？更恶劣的是，黄冬冬隨后要求要电话蓝页本，心想：“既然你们不肯查找，那就我帮你们找，可是他们也不给——这简直是没有道理。”最后，警察才允许他使用自己隨身携带的手提电脑查找帕克的电话资料。

黄冬冬指，只需一个电话號码就可搞清的事情，要费这么长时间折腾，分明就是他们在心底裡已有了错误的假想，在这个不公正的假想基础上就是不相信你，不把你当作平等的人来採取积极合作的態度。

三点要求：黄冬冬控告海关

黄冬冬对记者明確说道，肯定要控告他们，而且他已经聘请了西人律师打这个官司。

“我有三点要求”，黄冬冬说，第一，要求有关当局调查事件真实情况，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特別要解释為何海关法警一上来就强行给我戴上手銬。第二，因為整起事件对本人公眾形象和今后业务的开展造成了不良影响，所以有关当局必须公开道歉。第三，有关当局要赔偿我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失。

查询事件：当局含糊以对

记者曾就此事致电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简称CBSA），负责媒体联络的官员费思（Faith St.John）以不在电话中討论个別案例為由挡回了记者的多个提问。

记者之后第二天致电CBSA时，未提黄冬冬之事，只询问当局是否有关於携带他人护照出入境方面的规定，记者被告知需要查找相关资讯后才予答復。但截至发稿时，一直未有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