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加拿大才更爱祖国

　　今年是我移居加拿大后的第十个年头。十年前，小学刚毕业的我，被父母拉着去拍签证照的时候，我异常冲动地指责父亲为卖国贼，全然不理解他想要我接受加国轻松、自由、良好教育的苦心。五年后，当我站在士嘉堡政府的大楼里，手握加拿大公民证对着英国女王宣誓效忠时，我忍不住流下了泪水，心里想的是自己的祖宗，是炎黄尧舜、禹汤文武。又过五年的今天，我在绿树成荫、繁花似锦的多城里享受蓝天白云带来的愉悦，呼吸著自然的空气，手里翻阅的是我们祖先遗留下的典籍，心中所思所慕的是先圣先贤的遗训和智慧。走进校园，我对各国的人讲解中国的历史，交流彼此的看法。我才明白并庆幸，我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还如此热爱着我的祖国，迷恋着她的文化。

　　假使时间倒流到十年前，我并没有来到这个国家，而是留在大洋彼岸的那片故土，遵循着数十年来的规律和别人一样成长，我可能不会得到这份珍贵的爱国情怀的领悟。因为我们的国家居民太多，城市太嘈杂。世风日下，人们早没有为华夏之心了。有的是争权夺利的硝烟味，是能抹杀任何赤子之心的尔虞我诈和贪嗔物欲，以及那腐蚀人性的浮华景象。或许，也可能会被某种流行文化的趋势牵走，成为崇拜异国流行产业的一个偏执少年。我一定会和其他同龄人一样唱着爱国的口号，但心里却不明白爱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问题拿来问中国的年轻一代，“你爱国么?”或是“你爱国家什么?”我想，没有几个被提问者能够回答的清楚。因为我们今天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太笼统、太模糊。有人会说：“我爱国家大好河山。”可要是将他从温暖的江南送到北方的大漠，他一定承受不了这环境的巨变。也有人会说：“我爱自己的家乡，祖国就是我家乡所在的地方。”可是若是此人的家乡并非繁华的大都市，而是穷乡僻壤，又有多少人愿意回到那里倾心建设家园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的人口外流，流向了几个黑洞般的国际都市—如北京、上海。曾几何时，那些被称为家乡的地方真正得到游子的回眸呢?

　　如果我们把古人对家国的爱和我们空泛的爱国口号做一番比较，我想答案是这样的：古人对国家的热爱出自于公心;我们的爱国则是出于私心。古代的人可以把自身、家庭和邦国天下视为一个整体，像是心脏与四肢的关系。因此，当家国面临危难，忠臣孝子、仁人义士就能不顾一切地奉献给国家。当八国联军杀进北京城的时候，许多北京的高官携带家眷自杀殉国。有人嘲笑他们抗敌没有本事，自杀倒是能手。我却为这些先辈感到哀痛。至少他们有为国捐躯的慷慨，有奉献和承担的决心。

　　与此相较，今天的我们被安逸的氛围环绕的太久，不知不觉都以骄纵孺子的身份长大成人。先辈的慷慨、激愤和担当只怕再也没有了。而我们所谓的爱国情怀，实际上多为一种自私牟利的心理活动。基本上，说自己爱国的人没有来自贫穷家庭的人。对于这一类人，人生的追求大多是成为有钱人，变成下一代的土豪。因此，全世界各地哪里有机会，就可以到哪里去。这种心情和明清时代偷渡远洋，最后成为海盗、洋商的人如出一辙，也是明清政府不以华民待之的原因之一。至于家境良好的年轻人所谓的爱国，则多属于一种玩乐心态。例如现在在城市生活里异军突起的汉服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满足年轻消费者时尚心理的商业现象，文化涵义很浅，也得不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认可。

　　除此之外，“爱国”情怀沦为是年轻人贪图方便和关系，惧怕自我奋斗过程的一种托辞。有一类年轻的国人非常迷恋别人为他们提供方便，而在国外，或者离开她久居的故乡城市，这种方便就不复存在。最典型的例子是上海。上海人的排外心理是举世皆知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担心外来人口抢走他们的工作岗位，因此上海不是一座具有包容性的城市。上海的较高薪职位并不易聘用才能、学历足以胜任的青年闯荡者，而是把机会大量留给本地家庭的子女，任他们取得如何的学位和成绩，都可以混到待遇不错的工作。在上海，私营企业受国企和外企的打压，一直抬不起头。而国企内部则尽被有关系的上海本地父母们所把持，盘根错节，任人唯亲。对于本地子女来说，这样方便的条件和关系是他们热爱祖国的最重要的原因。（作者：郭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