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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了民就真的好了么?

www.sinoca.com 2014-04-26  网易


  异国移民婚姻几多苦

  【第六个故事从国际留学生到移民学者】

  讲述者:陶短房&青溪

  采访者陶短房(以下简称陶):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旅加中生代大陆移民的时间上限、下限,究竟该划在哪一年?下限时间,多数人大约都会同意划在2008年,这一年11月28日,加拿大联邦移民部颁发技术移民新规,将原有的300类技术移民准入类别大幅削减到38类;大幅提高移民申请者语言要求,要求申请者提供雅思等级证书,或类似的法语语言等级凭证;首次为技术移民规定上限指标。从这一刻起,母语不是英、法语的大陆移民申请加拿大技术移民项目变得十分困难,从此经济类移民取代技术移民,成为大陆来加移民的主体,此前和此后的大陆来加移民,面貌、构成、生活方式,差异都是很明显的。可上限呢?似乎很难有个确切的时间点吧?

  叙述者青溪(以下简称青):照我的理解,最早的中生代移民,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来加的国际留学生,在完成学业、适应当地生活后,“就地转化”的一批。这批人绝对人数不多,但影响却很大,因为在他们之前,中国移民给当地人的印象,大多数是吃苦耐劳、省吃俭用、文化程度不高的“苦力”或小店铺老板,中国人的形象、符号,总是跟餐馆、洗衣铺之类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就地转化为移民的国际学生,却让当地人看到了中国人善于学习、奋发向上的一面,对重塑中国人在加拿大的整体形象,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陶:我1979年就开始专业学外语了,当年出国留学的老师、熟人,十个有九个半留在国外,偶尔有回流的,报纸、电台反复宣传,硬是塑造成爱国典型,“物以稀为贵”,这也能从一个角度,看出当时国际留学生的在外定居比例。我曾跟一个后来回国当客座教授的老留学生移民聊过,他坦言当时做那样的选择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不论理论科学、应用科学,在当时的中国都很难满足高端研究的条件需要,研究成果转化更是困难重重,即便不考虑当时国门内外明显的生活水平落差,仅仅从事业角度出发,许多人也只能做出这样的取舍——言归正传,你还没回答最初的问题呢,中生代大陆移民的时间上限,应该划在哪一年?

  青:你要知道这些国际留学生是陆续来加的,而且他们学业完成后,转成移民的时间也各不相同。那个年代国际学生毕业后申请移民,还要回原籍递交申请表,有些人嫌麻烦就会耽搁一段时间。我认识的这一批“早中生代移民”里,最早的两位,是1986年来加的,转化成移民,大约是90年代早中期的样子。

  陶:两位?他们是夫妻档留学么?那年头很流行,或者夫妻档,或者一个留学,一个陪读。

  青:差不多吧,来的时候他们还没结婚呢。他们是北京人,两口子都出生在知识分子世家,他们来加前刚从大学毕业,那会儿中国还没扩招,本科生就差不多算高知了。

  他们俩是大学同学,男的叫陈伯翰,女的叫郑思燕,在大学就谈起了恋爱。你也知道,校园恋情是既美好、又脆弱的,那会儿大学是统招统分,毕业后倘分配得一个天南一个地北,棒打鸳鸯就是常见的事,因此很多学校恋人一过大三就忙着张罗工作,设法毕业后凑得近一些。可这二位却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因为他们早就下定决心,一毕业就去加拿大自费留学。而且两边家长也赞成。

  陶:自费留学……他们两家一定很有钱吧。那个年代中国人普遍不富裕,自费留学的费用,会是很沉重的负担吧?

  青:两家都不算穷,但也不富,靠家里把他们送出国门是可以的,但维持几年学业所需的学费、生活费,就要他们自己想办法了。对了,反映中国留学生加拿大留学生涯的文学作品,好像也有一些吧?我看过的几部,都把打工说成留学生主要的财源,这其实是把美国的情况,生搬硬套到加拿大了。

  陶:嗯,和美国不同,加拿大对学生打工的限制很多。我这里有一份今年2月11日联邦公民及移民部的调整公告,其中规定,持学习签证的全职学生就读6个月后,才能凭学签每周打工不超过20小时,这项规定今年6月才生效,在这之前,全职学生是不允许打工的,要打工就得另行申请工作签证。

  青:实际上当然没那么严格了,学生在校期间打“现金工”(直接支付现金而非支票的小时工,不易被政府规管,但也因此报酬比同类“支票工”低一些)是很普遍的,假期更是国际学生打工的密集期,但加拿大大学以上学校,对学分、考试把关很严,中国学生本来就有语言关、理解关要过,别说有那么多限制,就算没有,也不可能把太多时间用来打工,他们主要的资金来源,是政府提供的学生贷款,其次是学校或者非政府组织的奖学金、助学金,最喜欢打的工是当“助教”——别听着名字很好听,其实就是在学校里给老师打打杂,当当助手,收入不高,不过这个工作不耽误正常学业,因此很抢手。

  伯翰和思燕是本科毕业,到加拿大攻读统计学硕士学位的。他们上的是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在加拿大乃至北美都算名校了。但大温的物价水平、生活指数在加拿大都是最高的,UBC所在的地区就更高,他们两位虽然也贷到款、申请到奖学金,甚至很快就找到了人人羡慕的助教工作,但手头还是紧巴巴的。没办法,两人住到一起,合租了一个小单间。

  陶:那个年代国内风气还是比较保守,留学生恋人们也并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一出国就全盘西化”,而是生活使然,加拿大的大学和中国的不一样,没有关起门来自成一统的“小社会”,衣食住行都得自己打理,两个人合住既方便又省钱,而且在那个年代的北美租房市场,异性同室比同性还正常——当然,现在大温即便同性也见怪不怪了。

  青:他们俩感情一直很稳定,当然更没什么,同住一室,就仿佛有了一个自己的家,学业上各自努力、互相帮助,回到家便相濡以沫,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据说那时候UBC的大陆留学生不算多,他们被称作“捡漏王”,一时间小有名气——对了,你们两口子捡过漏么?

  陶:捡过啊,捡漏在北美很正常的么,我们2006年来这里,我“短登”(移民登陆后不到一个月就离境)后回非洲打理公司收尾业务,太太就捡了台旧电视,不过那台电视似乎有问题,很多台收不到,等我从非洲回来就处理了。

  青:加拿大和美国一样,人们习惯于定期把自己不需要或暂时用不上的东西帖上“FREE”的标签扔在家门口,让需要的人拿走,这是一种互通有无的文化习惯,也和北美的垃圾回收政策有关——这里没有“收废品的”,电子和大宗废品找人处理非但不能“卖钱”,还要倒贴处理费,还不如这样处理掉,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因此不能把这种习惯称之为“丢破烂”、“捡破烂”,可以说,这是加拿大特有的一种生活方式。

  不过伯翰跟思燕和别人不同,别人是偶尔捡个东西拾遗补缺,他们的家基本上是“捡来”的。照理说北美租房,是连家具带电器一起租的,甚至卖房也要包厨房电器,可他们图省钱,租了个啥也没有的“裸房”,家具、电器,一样样都得靠捡漏。东西是可以白捡,可没人包送货啊,捡个折叠椅什么的扛回去也罢了,大老远捡个床垫、书桌,就既惹眼又不方便,他们穷得连车也没有,走远路捡漏,当然就更滑稽了。其实他们算运气好,在加拿大气候最适宜的大温留学,要是在东部,冬天夜半,气温通常都是零下十几二十度,加上风冻效应,那滋味才叫不好受呢。

  陶:你们两口子刚来就去了多伦多,想必是感同身受吧?

  青:换个话题吧——还是说伯翰跟思燕两口子的事。同时代的自费留学生大多数生活都这样紧巴巴的,许多人因此把打工挣钱当成头等大事,甚至有人休学转工签去打工,等过些年日子好过了,再回头去读完学位。伯翰跟思燕两口子不是这样,他们宁可当“捡漏王”,省吃俭用这么凑合,也不肯影响正常学业。和别人不同,他们家对加拿大的情况了解在当时属于比较多的,对今后的学习、生活,早就有所规划。他们是学统计的,专业知识也帮了他们大忙,按照他们的计算,尽快完成学业后所获得的回报,从长远看要远胜于半工半读或先工后读,因此他们很快就咬牙冲过了学位线,还结了婚、转了移民。

  陶:后来呢?他们有了本地学历,去试着找专业工了么?

  青:也许是天道酬勤吧,他们很快得到一个机会,跟一个很有实力的导师攻读博士。统计学是个半理论、半应用的学科,导师的实力相当关键。实力强的导师能拉到充足的资金,可以资助学生的研究,还能推荐好的实习机会,甚至教职,这对于留学转移民的这一代中国学子而言,是最理想的一条“融入”之路。不过能走通这条路的人少之又少,这需要头脑、前瞻性、勤奋、吃苦精神,还要有一点点运气。

  他们的导师学术背景强,是公认的业务权威,资金背景也十分雄厚,这样一来,伯翰跟思燕不用再像读硕士那样,自己绞尽脑汁解决温饱问题,可以心无旁骛地钻研学业,这让他们在学术上的能力更上一层楼,也赢得导师的赏识。等博士学位顺利到手,不用他们开口,导师就开出推荐书,荐举他们留校任教,他们的能力和实力明摆着,学校当然也乐意接纳。那个年代,加拿大本地人还普遍热衷上大专,学门手艺,早些工作挣钱,走升学路线的年青人不算多,读完博士再留校任教的更是凤毛麟角,伯翰两口子此时年纪也不大,却是货真价实的“高知”了,有稳定收入和完善福利,从事对口专业,即便和本地同龄人相比,也算是佼佼者了。朋友们都羡慕他们运气好,但照他们自己的话,这一步步走来,又何止是“运气”二字所能涵盖的?

  陶:即使是今天,国人对加拿大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了解也仍停留在浮光掠影的表面,就更不用说他们那个时代了。伯翰和思燕在出国前,对陌生环境有更多的了解,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学习也有很周密、务实的规划,而且抵加后不管多困难,也都能踏踏实实一步步照着走下去,可以说,在“融入”这个关键问题上,他们赢在了起跑线上。

  青:一步赢,步步赢,接下来他们两口子又“领先一步”:5年内生了两个女儿。大家都羡慕加拿大是福利国家,却很少有人去想想,这个福利是从哪里来的,说到底,是从税款里来的,因此只有工作稳定的全职人员,才能享受最完全的福利。学校里的教职工资本就不低,又有远较一般全职工作更优裕的福利,因此他们索性入乡随俗,让伯翰一个人在学术上继续打拼,思燕退下来做全职妈妈,一心照顾家庭,这也是本地高知家庭的惯常生活方式,从这点上讲,他们同样“融入”得很好。

  陶:《孙子兵法》里说“多算胜,少算不胜”,照我看,他们两个“融入”得如此顺利,奥妙就在这“多算”二字上。

  青:不不,人都有算不准的时候,他们也失算过。

  陶:怎么回事?

  青:这还是思燕刚当全职太太不久时的事,那时候美元汇率很高,和加币的汇率是1美元兑1.5加币左右,两边大学同样的教职,账面上的薪水不看币种,是差不多的,这样一来,在美国任教等于薪水多一半,当时许多加拿大学院派学者纷纷南下美国任教,伯翰也动了心,就跟太太商量:“要不咱上美国去?收入可以多一半呢。”思燕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劝伯翰要知足,说:“能有钱挣就不错了,何必计较多点少点呢?”结果,他们这么一知足,就整整耽误了6年,收入上是笔不小的损失。

  陶:我认识一对来自台湾的学者夫妇,前面的经历和伯翰思燕二位很像,后来因为在“留加”、“去美”问题上始终谈不拢,离婚了,太太只身去了美国。

  青:移民家庭因为环境的变故,往往会显得比国内家庭脆弱得多,碰上风吹草动就容易出现危机。不过伯翰和思燕在这方面解决的很好,他们的灵丹妙药就是“包容”。

  伯翰虽然觉得应该南下发展,但太太不同意就不勉强,而是静静地等候合适机会;思燕呢,慢慢也觉得,自己当初的想法太过片面,等6年后伯翰再提出,她就同意了。伯翰南下美国华盛顿州,在华盛顿大学当了教授。

  陶:华盛顿州就在美加边境南侧,西雅图离大温就几小时车程,他们选择这里发展,是不是还眷念加拿大的安逸生活?

  青:是啊,很多定居加拿大的人,不论本地人还是移民,都喜欢加拿大安逸的生活节奏和朴实的社会风气,但学历高、能力强的人,又不甘心加拿大专业机会少、上升空间有限,许多人就选择在毗邻的美国企业、学校或研究单位工作,但仍然在相邻的加拿大城市保留一个家,甚至有人选择每天跨境上下班的。实话说,我们家也曾经是这样,我也是因为这,才在华盛顿州认识他们两口子的。

  伯翰和思燕是2000年定居华盛顿州的,但仍憧憬着在加拿大重筑一个小窝,为将来做准备,许多加拿大人退休后,喜欢回加拿大生活。伯翰不愧是搞数据分析的专家,在美国工作期间精心理财,利用汇率差价赚了不少钱,不久前我和他们重逢,得知他们用这笔收入在大温买了幢独立屋。思燕很高兴,说“伯翰的一个决定给我们家省出一幢加拿大的房子来”,其实这哪里是一个人的决定?

  陶:他们这一代移民最令人羡慕的,是家庭团聚政策宽松,我认识的这一代移民,很多都把父母,甚至其他亲属都办过来,相互有个照应,华人不管到了哪儿,都讲究个天伦之乐。我们这一代就不行了,父母、祖父母团聚移民越卡越紧,我岳父母的团聚申请都排了3年队,至今连个下文都没有。

  青:伯翰的爸爸妈妈早就来了,不过他们这么一来,还给小两口添了点不大不小的烦恼。我前面说过,他们两家都是知识分子家庭,思燕的婆婆思想尤其开通,他们在国内读本科时也不是没有在国内安逸下来的打算,这个婆婆差不多是硬把他们赶到加拿大的,理由是出国深造能提高自己,开阔眼界。等他们也来了加拿大,婆婆对儿媳学业有成却在家里当家庭妇女,就显得十分不理解,一开始还怪儿子“大男子主义”,后来知道是儿媳自己的选择,就更不能接受,再三劝说无效,老太太就在电话里、网上,跟国内的亲戚朋友不断表达遗憾。

  这下倒好,思燕每次回国探亲,总会被一群亲朋好友“围观”,问的无外乎“你为啥不愿意上班”、“不工作读那么高学历做什么”之类。问多问烦了,她索性真的重找了份教职,就在先生工作的大学同一个系,当了个辅导学生作业的助教。

  陶:北美是女权运动发源地之一,职业女性回归家庭,主要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的自主选择,在许多女性看来,家庭主妇也是一份很重要、很光荣的工作职位,而且加拿大幼儿园、中小学体制和国内差异很大,家里如果两位都做全职工作,的确会有很多不便。这一点,是国内的朋友不太容易一下理解的。

  青:不过思燕回归教职时,两个女儿都长大成人,这里许多本地家庭的女性,也会在儿女不需要全天候照顾后回归社会工作,思燕这样做,同样是“融入”好的表现。虽然经过这番反复,思燕的教职比伯翰有了落差,但相比较伯翰在学术上的严谨,思燕的亲和力让她在学生中更有人缘,连伯翰都夸思燕比自己更讨人喜欢。不久前又遇见他们,听说他们大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在美国一家知名大企业做金融分析和顾问,收入很可观,小女儿在大学里成绩也不错。在外人看来,他们全家,包括一双女儿,既有西方文化熏陶出来的大方自信、活泼有礼,又有东方文化独有的含蓄收敛,谦和温婉,是“融入”的典范。

  陶:故事听到这,其实我在想,他们两口子“融入”得如此顺利,和他们夫妻间始终能相濡以沫,保持美满恩爱有关。移民以来,我看到、听到的许多反例,追根溯源,和家庭变故多少有些关系。

  青:出国的家庭很多都遇到这样那样的考验,像伯翰和思燕这样一路恩恩爱爱走过来的并不太多。人生是复杂的,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外人不便说是言非,但你说得对,夫妻和家庭的和美,对移民在陌生环境中的“融入”,是很有帮助的,这也是朋友们最羡慕他们两口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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