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去超市购物，无论是华人还是洋人的，店里都摆放很多与春节相关的货品，就连洋收款员也会说上一句“Gung Hay Fat Choy”(广东话“恭喜发财”)。孩子们在学校，由老师带着用彩纸做桔子、龙、灯笼等小手工，学校的门厅里走廊两边的墙上都挂满了由红包袋制作的红灯笼，贴满了福字和各种吉祥话。总理哈珀也发布农历新年贺词，向全国华人拜年。
现在海外过春节的气氛和20年前我在海外过的第一个春节相比，真是天壤之别。1991年春节时，我在英国一所大学做旁听生，学校里我认识的大约三四十名中国留学生或者访问学者。春节那一天，每个人都很平静，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似乎根本就没这回事儿。要不是母亲提前给我寄来一张带有中国农历的小年历片，我都不知道春节是哪一天。
当我告诉他们今天是春节时，他们都很惊讶。晚上临时决定和几个中国学生一起包饺子。打开冰箱，只有牛肉馅，蔬菜也只能用西兰花将就，这是我平生吃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西兰花馅的饺子。经过测试，我被推选为包饺子的主力，幸亏以前在家还是包过饺子。几个男生找出一块猪肉，宣布过年了，咱也得做一锅红烧肉!这就算是我们春节的聚餐了。
牛肉西兰花馅的饺子是什么味道，我至今已经想不起来，男生们做的红烧肉倒是记忆犹新，亏他们想的出来，往肉里放了很多咖啡，说是为了在颜色上更像红烧肉，因为没有酱油了。
那时在英国，买华人吃的食品得去伦敦的唐人街，我们所在的城市到伦敦开车需要三个多小时，一般都是有车的学生在这一年里偶尔去一两次，记得当时会开车和有车的人并不多，开车去伦敦购物的学生在去之前挨个儿询问需要什么，然后就会拉回来满满一大车的大米、方便面、酱油，外加很多调料等华人食品再分别给各家送去。
学生会可以到伦敦的使馆教育处借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像带，回来和大家轮流着看。不过，这得是春节过去好几个月以后的事儿了。
第二个春节是在伦敦郊外的一家中国外卖店打工。除夕那天，我在马路边上的公用电话亭给在国内的父母打了个电话，那是我第一次用打工的钱打国际长途。母亲在电话里还特意向我报告当时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正在演出的节目，并且把电视音量调到最大，问我是否能听到。那天晚上收工时，待我如同家人的老板给了我一个红包，周日还从伦敦唐人街买回来很多华人喜欢的小吃给我。
第三个春节正在英国中部一所大学读书，和在一起的6位中国学生一起聚餐。他们6人都已经成家，其中两位女生厨艺显然比我棒多了，饭菜做了一大桌子。
第四个春节，也是我们在英国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在英国老房东家，一共有20多位中国学生和访问学者来参加我们组织的聚会，老房东说他在这个房子里生活了70多年，从来没来过这么多客人。
第五个春节就是移民来到多伦多了。发现这里的华人超市不局限于市中心的唐人街，和英国比，购物方便多了。而且11月底12月初在华人超市购物时就开始赠送带中国农历的月历了，当我在电话里告诉母亲不必再给我们寄年历片时，母亲惊讶地说：你们比我们拿到的还早啊!
第六个春节是父母来多伦多探亲，这是出国后第一次父母来探亲，也是第一次和父母一起过春节。因多伦多华人超市里的中国食品可说应有尽有，所以，我们包饺子，蒸年糕，过了个地道的春节。
如果说前六个春节多是和朋友家人聚餐为主，那么从第七个春节开始，我们春节的过法就逐渐改变了，因为我们成了父母，开始了和孩子在一起过春节的里程碑。
从此，向孩子们传授这个节日的传统成了不可推卸的责任。后来孩子上学前班，到正式上小学，从学校里有关的春节活动可以看出春节的气氛越来越浓，春节不再局限于小区域，也不再局限于吃一些中国食品上。周末的中文学校专门有联欢会，这一天孩子们都穿唐装上学，各个班级载歌载舞，还有踢毽子剪纸等等游戏活动。
自打七、八年前孩子们加入合唱团以后，我们春节的过法彻底改变了。因为她们春节前后的几个周末，在社区的演出排得满满的，有时一天要赶去两个地方，和朋友们的聚会是不可能了。虽然忙但很高兴，孩子们能为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带去节日的欢乐和传播中华文化!每一次陪同孩子们去演出，我们也能一起欣赏了多伦多其他文艺团体的精彩表演。
随着网络通讯的发展，我们可以和国内亲人通视频，隔着玻璃墙尽情地聊。还能同步看到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生长在加拿大的两个女儿也和我们一样，喜欢相声小品这样的语言类节目。和国内朋友说起来，他们一致感叹：比我们在国内还热闹啊!（作者：玮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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