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我的一位加拿大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他准备去中国工作一年,而且已经学了一些中文。有一天他跑到多伦多的中餐馆去实地练习,还被人夸奖发音准确。女侍者好奇地询问起了他的职业,他说是医生,那人便立刻激动地叫起来:“白求恩!”
朋友十分迷惑地问我:白求恩只在中国住了18个月,怎么在他去世后的60多年,人们对他还是如此记忆犹新,崇敬无比?我向他解释:中国有几代人在小学时就被要求背诵老三篇,而其中的一篇就是《纪念白求恩》。毛泽东在文章中说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
可在我朋友的眼里,白求恩虽然了不起,但并不纯粹。他实在不愿中国人把他这个加拿大普通医生和白求恩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白求恩在加拿大并不是名人,十有八九的加拿大人不知他是何许人,知道他的人一半以上对他也不认同。我的丈夫便是其中的一个。
于是连续几年,我和丈夫路过白求恩诞生的小镇时,他和我每每只对看一眼,没有人建议停一停。直到我的父母从中国来加,在两位老人的要求下,我们才决定为他们开上这条以白求恩命名的公路出口,去拜访这位在中国妇孺皆知的第一号加拿大人名人。
清晰显示的路标把我们带到一处平静的街区。我们看到一幢墙上画有白求恩头像的白色房子。难道这就是他的出生地?疑问刚出口,一辆旅游巴士便停在了我们的车后,下来了满车的中国人。我和父母马上混入其中,只为能够仔细聆听中国导游的中文讲解。
丈夫听不懂汉语,便抱着小儿子东走西看。整个纪念馆里,只有他与另外一位工作人员是加拿大人。翻开厚厚的留言簿,密密麻麻的全是中文。放映的录像是中文解说,发放的资料是中文印刷,小卖部的纪念品是中国制造……他得到的最重要的信息是——连这个纪念馆都是应中国人的要求而创建的。
原来,随着在加拿大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来寻找白求恩故居的人也在增加。这个名叫格雷文赫斯特(GRAVENHURST)、距多伦多以北200公里、只有两万人口的小镇,原本默默无闻,但逐渐地出现了许多在街头上找寻英雄足迹的中国人。于是,在中加建交的1976年,加拿大政府购下了白求恩出生的米黄色牧师住宅,将其复制到1890年白求恩诞生时的原貌,又把相邻的白色房子布置成了白求恩纪念馆。2002年8月,中国血统的加拿大总督伍冰枝又亲自到此,为白求恩的铜像揭了幕。
我让6岁的儿子站在白求恩出生的床前,为他照了一张像。脑子里缠绕的还是:这位出生在地球这一面的人,何以在另一边创造了如此的丰功伟绩?此时丈夫终于在故居的二层楼上,找到了加拿大人制作的英文白求恩生平展览,忙拉着我过去一起仔细观看。
白求恩的祖先来自苏格兰,祖父是有名的外科医生,父亲是虔诚的基督牧师。白求恩在8岁的时候,强烈要求家人将他的本名亨利改为祖父的名字诺尔曼,因为他已经立下大志做外科医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做担架员负伤后,他便回国开始了漫长而完好的医科训练。在加拿大、英国、美国的学习把他的医术培养得炉火纯青,使他最终成为蒙特利尔收入最高的胸外科主治医生。由于他本人曾经从肺结核的魔掌中逃出,他十分不愿接受治疗基于财富这个事实。以肺结核为例,富人可以保命,穷人则要面对死亡。
这是他思想转变的里程碑。为此他不辞劳苦跑到苏联去取经,因为那是第一个建立全民保健医疗的国家。在那里他找到了组织,加入了共产党,也把眼光望到了全世界。1936年,他满腔热忱地去西班牙支援那里的反法西斯战争,发明了流动血库和输血技术。可惜他太感慨于战争的残酷,酗酒毁坏了他应有的荣誉。
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白求恩再一次感受到了强烈的呼唤:我要到中国去,因为那里的需要最迫切!他在枪林弹雨中穿着草鞋不取分文地救命;他把自己的衣服、干粮、药品、鲜血分送给中国伤员;他创下了在69个小时内为115名伤员动手术的纪录;他是全世界医生的医生……
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白求恩故居,因为我们还要去北方赶路。父母了却了瞻仰白求恩故居的夙愿,在车上陪着我的小儿子进入了梦乡。我也试图闭上双眼,却听到了前面大儿子对丈夫的问话:
“爸爸,这个白求恩为什么要去中国?”
“因为他愿意帮助中国人。”
“那他怎么死了?”
“打仗的地方很容易死人。”
“难道他不怕死?”
“我想他不怕。”
“那你怕不怕死,爸爸?”
“怕死,非常怕死。”然后,丈夫安慰地拍了拍儿子的肩膀:有危险的地方,爸爸都不会去的。你不要担心,爸爸会像爷爷一样活得非常长。
望着儿子放心地点了点头,我不由得感慨万分:我们都是惧怕死亡,贪图享乐的常人。但我们身边也时常会冒出一些不同寻常的人,常人往往不理解他们,就像燕雀不知鸿鹄之志。可他们做了常人不能做到的事情,并为他们所追求的目标牺牲了个人的幸福和安宁。
此时在我眼里,那白发秃顶的白求恩已经被还原为年轻英俊的诺尔曼。我终于明白了这是一个生来就具有使命感的不同寻常的伟人:他的生命和技术,他对弱者的同情心,他的救人壮举,他的献身精神,超越了个人的瑕疵,超越了他的信仰出身,是人类博爱的表现,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永恒!
上个月末,我们去多伦多为我们的医生朋友前往中国饯行,没想到却被他大大地幽了一默:在中餐馆等菜的时候,他突然摇头晃脑地用中文背诵起了《纪念白求恩》。他的异国口音太重,惹得我大笑起来,笑出了眼泪。
透过泪眼,望着朋友一本正经地继续朗诵,我在想:我的朋友也50多岁了,他有家有子,却参加了国际医生志愿组织,去为素不相识的中国人义务治病。这是什么精神?当然是国际主义精神!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了全球化的今天更是人类大团圆的到来。再没有任何人能够摆脱全世界范围内人际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联系。
丈夫的掌声打断了我的思路,我听到自称为中国通的他对朋友说:“老兄,我真服了你了!我去中国前,突击了一堆中文俚语笑话,可一点不成功,咱们掌握不好四声,中国人听不大懂。还是你当医生的聪明,以后遇到困难,马上背诵《纪念白求恩》,你的中国之行一定会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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