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华裔新移民幸福感亮起红灯 梦想的幸福哪去了?

加拿大民意调查机构发布的“多元文化调查”结果显示，在加华裔新移民幸福感亮起“红灯”。那么，是什么削弱了他们的幸福感？记者采访了三位上世纪90年代以后赴加的新移民。

我被父母“绑架”到加拿大

橘子，18岁，2005年随父母移民加拿大，现居多伦多

2005年，橘子随父母坐上飞机时，去往一个全新国度的兴奋掩盖了隐约的惆怅。“那时我十四岁，稀里糊涂的，有点像被‘绑架’到加拿大的。”

加拿大的学业压力不大，加上极力鼓吹自由的北美教育，两年之后橘子开始变得“本地化”：上课迟到，周末呼朋唤友去聚会，学习成绩直线下降。父母大为惊奇，以前的那个乖女儿哪儿去了？“父母三天两头就对我进行思想教育——你看看你，中国的孩子拼命学，你这么轻松还学不好。以前的那个‘谁谁谁’中考，考市里第一，明年那个‘谁谁谁’要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你走之前他们学习都没有你好。我们出国是为了让你轻松些，为什么你变得那么不求上进？我们为了你放弃了中国那么好的工作，你说说，来加拿大值不值？”

值不值？橘子知道。两年来，母亲的皱纹和老茧都是拜超市的小时工所赐。爸爸放弃了令人羡慕的教授工作，努力学习英文，3年里从连ABC都不会说，一直考到ESL英文四级。“为了避免我压力太大，爸爸对任何人，包括我都是说，他来加拿大，不是为了孩子，是因为他自己喜欢挑战。其实我明白，都不惑之年的人了，哪有激情去挑战？一切都是为了我。我不忍心用学校里学到的西方的那一套反驳他们。”

橘子的孤独，父母并不知道。每天打开门走出去，橘子尽量让自己像一个加拿大人那样，谈论最红的歌星、最新的电子游戏。“有些人会开一些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玩笑，我装作无所谓也和他们一起哈哈大笑。我很怕自己因为表露出真实的态度而失去朋友。有时候我甚至会主动说一些类似的玩笑，以避免尴尬，但这里的同学接下来往往会说一些更恶劣的玩笑。”青春期的孤独，让橘子格外想念国内的同学和朋友。

“你问我幸福不幸福，想一想父母为我付出的，我家有这样的大房子、汽车，相比国内同学为了上重点大学而刻苦学习，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出国不是我自己的选择，我的英语比父母的中国式英语地道多了，但在同学眼里我和他们永远不一样。”橘子越来越困惑：我到底是哪里人？

我也曾瞧不起那些回国的人

James，48岁，上世纪90年代初赴加拿大，2002年入加拿大籍，现居温哥华

“我也曾瞧不起那些回国的人，当时觉得只有在国外混不下去的loser才回国。”James对记者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充满了自嘲的表情。

在讲述过程中，他甚至没有说过“幸福”这个词。

上世纪80年代，James从上海大学英语系毕业以后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开放之初的外企职员是让人羡慕的金领。“但那时候外语系的学生出国才是最体面的出路。”90年代初，随着汹涌的出国大潮，James来到加拿大。“本来也申请读书的，但出国时家里借了一大笔钱，总要把这笔债还上，于是就拼命打工。渐渐地学业就荒废了，后来干脆不读了，一心想着打工多赚钱。”

Jamens英文好，曾经在当地的一些小公司做过，但老板普遍对亚洲人不信任。“我在一个测图公司，老板招聘技术人员就要英语不好的中国人，活干得好，但不会说英语，这就不能泄露公司的技术秘密。我会英语但不懂技术，他就专门让我传达指令。拿我们当什么啊？”一气之下，James宁愿靠打零工过日子，做餐馆服务员、房屋中介、搬运工，偶尔为国内小地方来的考察团做导游。

如今的James有了一家自己的小杂货店。2008年，欧美经济受到巨大打击，地方政府不断削减福利，人们购物时手头更紧了。曾笑话回国的人是loser的James也开始考虑回国了。但“面子”，这个中文里特有的词汇挡住了James回家的路。“现在这个样子回国，我也拉不下脸。”他金发碧眼的太太不理解James喜欢的那些大陆电视剧，乡愁袭来时，James就对着女儿说说她听不懂的中文。

很多人都说James英文好，家庭中西结合，是融入当地的典范。但他却感叹“人生中最好的十年就这么过去了”。当年的大学同学，毕业后进入大众汽车，如今已是副市级的领导。当初出来时他带的实习生，现在已是欧洲著名品牌的中国首代。曾经和他一起刷盘子送外卖的留学生，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回国，后来投身房地产业，现在早已拥有上亿元的资产。连当时最被大家忽视的留校任教的同学，现在也已经是教授、学科带头人了。James现在觉得在自己的文化氛围里更容易成功，至少国内的机会是最多的。

我在“爱城”想过离婚

Mary，38岁，2003年移民加拿大，现居埃德蒙顿

Mary喜欢按照加拿大华人的习惯，把埃德蒙顿叫做“爱城”，因为她是和爱人一起到这里奋斗的。她对记者所说的一切，是无数移民都曾经历过的零零碎碎，但却彻底改变了人生，改造了一个人。

“到这里不久，我就怀孕了。反应非常厉害，整个人都瘫软成一团，躺也不是坐也不是，只能在家安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目标只是恢复在国内的生活水平。”出国前在成都一所高校任教的Mary，生活水平处于中上。

三口之家只靠丈夫一个人在工厂工作的薪水，还要带年幼的孩子，Mary开始怀疑移民的决定。“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计划完全被打乱了，脾气变得很差，两个人不停地吵架。”

老公耐着性子劝她重回校园拾起自信，但加拿大的大学学习却让Mary累得想一睡不起。在国内应付考试的那一套，在这儿是行不通的。患得患失也让Mary崩溃，一会儿担心学出来都三十四五岁了，好找工作吗？一会儿想干脆找个短平快的培训，好赶快出来工作。一会儿又想还是好好考个考托福申请正规大学。或者干脆马上就开始打工，赶紧赚钱。看到别人上完学之后找到好工作，又抱怨自己开始得太晚，浪费了很多时间。做不完的功课，毫无征兆大哭的孩子……Mary的身体与神经都绷到了极限，只想一觉睡过去不要醒，只想一夜之间万事俱备。

生活变成了散花的线团，千头万绪，乱七八糟。当从未想过的事情——离婚从自己嘴里说出的时候，Mary自己都惊呆了。此时，懂事的女儿成了夫妻间脆弱的维系，“她一岁多的时候就知道给我递小毛巾擦眼泪。”

Mary拿到第一个工作offer时，夫妻俩大哭大笑，终于熬到头了。但此后，Mary过得更累。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加上花在路上的时间，回到家里累得什么也做不了，胡乱吃几口饭就想睡觉。还是很想一觉不醒，可是很早就要起来赶车，哪怕能多睡五分钟也弥足珍贵。

有房子住，每天都能吃新鲜的蔬菜，送孩子去好点的学校……这些在国内再平常不过的愿望在加拿大变得要让她拿命去换，但Mary无暇感叹，车轮般高速旋转的生活还要继续，她相信孩子上小学时，“我们肯定能好多了”，但刚刚过去的八年永远改变了她。(文中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