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毕业于北京某艺术院校，随男友远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阿拉木图市。后由于丈夫与当地一个姑娘合作经商，而导致离婚。在异国他乡的她，历尽磨难曲折走过生活中的一片沼泽，独力将女儿抚养成人，致力艺术创作，并小有成就。
陈淑仪，一个与名字同样温婉柔情的女人。17年前，她大学毕业后放弃留校任教的机会，随心爱的恋人远赴哈萨克斯坦当时的首都阿拉木图(现已迁往阿斯塔纳)。今年元旦，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我见到了依然清新亮丽、气质高雅而且聪慧灵秀的她。当我探询有关她的故事时，她那充满幽怨的眼睛却注满了泪水，随后给我讲述了她那孤寂的、哀婉凄美且历尽磨难曲折的异域故事……
我曾经为有这样英俊的男朋友而骄傲
我于1966年出生在新会一个本分、严谨的知识分子家庭，爸爸妈妈对我百般宠爱。侨乡的山清水秀和民风的纯朴，赋予了我如花似玉的美貌和温柔如水、沉静迷人的乖乖女性情。
我从小就很勤奋，经过10多年的寒窗苦读，于1985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的一所艺术院校，主修舞台美术。
从大一到毕业，我一直都不乏男生追求。在众多的追求者中，我选择了赵伟。他是南京市人，长得很帅气，谈吐优雅、才华横溢，还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有点像日本著名影星三浦友和。我曾经为有这样英俊的男朋友而骄傲。
恋爱的季节是美丽的。我们一起钻研知识，一块切磋艺术。学习之余，我们咏诗填词、吟风弄月，自由自在、相依相偎，恍如《红楼梦》中贾宝玉所唱的：春日早起摘花戴，寒夜挑灯把谜猜；添香并立观书画，步月随影踏苍苔。
有一年我过生日，他出其不意地为我安排了一个充满浪漫气氛的生日晚会，期间还宣读了他为我而写的《万言情书》，直言不讳地说：“我爱你。”为此，我感到心里有一根弦被赵伟轻轻地拨动着，发出优美而动听的颤音。那天晚上，我激动得无法入睡。
随着时间的流逝，爱情的果实也一天天地成熟了。也许是性格的互补，我们的爱是十分快乐的，也几乎没有什么瑕疵。他的呵护，使我仿佛置身于好莱坞经典爱情电影的氛围之中，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女人。
大四那年春节，爸爸、妈妈见到了赵伟，他俩十分满意。之后，我跟赵伟回到南京市，我的形象和举止给他的家人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我俩的关系也得到了他全家人的赞许。
我和家人挥挥手，像一只茫然而又勇敢的小鸟，拍打着翅膀，向着陌生的阿拉木图飞去。
1989年，我们大学毕业。当时，出国风盛行，作为刚刚步出校门的热血青年，赵伟也按捺不住，要我随他一起去阿拉木图。对此，有人劝我，在国内过得好好的，何必要自讨苦吃呢？想起到举目无亲、人生地疏的阿拉木图要比留在熟悉的北京城生活会艰难得多，我也犹豫过，但是，想到是和赵伟一起奋斗，我又增添了勇气。不久，我和家人挥挥手，像一只茫然而又勇敢的小鸟，拍打着翅膀，向着陌生的阿拉木图飞去。
在阿拉木图，优美的芭蕾和缤纷的油画透出自信和优雅；美丽的巴尔喀什湖洋溢着青春和活力；敦厚淳朴、像洋葱头那样既圆又尖的俄罗斯式建筑散发着凝重和忧郁。置身于这样一个梦幻般的城市，我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美丽、那么新奇，我一下子就喜欢上这座寒冷却处处充满祥和的城市。
可能是由于专业对口的缘故，我和赵伟很快就找到了工作，但由于没有房子，我们的婚礼一拖再拖。直到1993年，我们才凑足钱买了一套面积只有80多平方米的旧民居。因为手头拮据，我们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按照当地风俗在阿拉木图市的“二八”烈士公园留个合影，就悄悄地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
一年以后，我怀孕了。我将喜讯告诉了赵伟，但他的脸上却露出了不自然的笑容。有一天，我忍不住小声问他：“近来，你老是心事重重，是因为什么？”他摇了摇头，好一会儿才说：“我想去阿特劳州办一家贸易公司。”
“我们有那么多钱吗？”我问。“我正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以我们中国人的身份办理执照，需要10万坦戈，但以当地人的名义办理，则只需1000坦戈。”“你的意思是……”我不解地问。
“我想与对门那个日耳曼族姑娘丹尼耶尔・索菲娅合作，并以她的名义办理注册登记。”“你决定了吗？”我酸溜溜地说。“嗯。”“没有其他的途径吗？”我不无担心地问。
“暂时没有。”他紧紧地抱着我，说：“请放心，我不会辜负你的。”看着他那副样子，我只好含着泪水对他说：“既然如此，就按你的意思去办吧。”
我彻底失望了，决然地在上面写下了“同意离婚”的字样
从那天开始，我就开始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去医院做产前体检。每每看到别的女人有丈夫小心地搀扶着做产前检查，我的心便百般滋味。在孩子出生的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是自己一手提着药瓶、一手扶着墙壁走向洗手间的。那时的我特别敏感，满脑子都是故乡的事和故乡的情。其实，我更加害怕的是，我和赵伟的婚姻会出现问题，因为人生总是充满着变数。
初时，我们几乎每晚都通电话，但后来他的电话越来越少，内容也由情意绵绵变得冷冷淡淡。孩子出生之后，为了照顾孩子，我不得不辞去工作，经济因此而变得拮据。由于经常睡眠不足、吃喝不正常，我的身体也变得比较差，可当赵伟从阿特劳州打电话询问家里的情况时，我却说：“一切正常。”
为了能够给孩子买营养品，我咬牙挺着，去街上乞讨似的拉主顾，给人画像，到华人餐厅做服务员，后来还辗转七八家工厂，装过玩具、卖过电器、缝过服装，但所得微薄，生活依然十分困难。
1998年，赵伟委托律师来信要求离婚，理由是为了扩大经营，必须与那位日耳曼族姑娘结婚，最后还说给我一定的经济补偿。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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